為什麼明代藩王們都投身於文化事業？

明蜀王陵，是明太祖朱元璋之皇家家族陵墓群，位於成都龍泉驛區十陵街街，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自古有「北有十三陵，南有蜀王陵」的美譽。上世紀七十年代，十陵街道考古發現了十多座明蜀王家族的墓葬勝跡，以僖王陵為代表的蜀王陵墓葬群擁有富麗堂皇的地宮建築和巧奪天工的精美雕刻，被專家譽為「中國古代陵墓中最精美的地下宮殿」。

在大眾視野中，明代文化版圖上佔據絕對優勢地位的是士大夫，如果不是漢學家柯律格，大概很少人會想到史書上著墨不多的藩王宗室。

藩王們是擁有皇室血脈的次子。次子、女性，總是處於毫無話語權的邊緣，在正史上多半隱而不彰，是被遮蔽的群體，而往往是這些邊緣化的沉默人群更容易投身於治學的洪流，在文學和藝術中獲得更多的慰藉。

藩王們看似遠離京城，但和皇室血親共同構成儀式性的宮廷空間、共享文化資源，作為帝國血脈的複製品，他們通過文本和圖像來接收和傳遞皇家的權力。有明一代，知識和文化可是稀缺資源，珍貴的拓本、畫譜、古琴都只有作為皇室血親的藩王們才有緣得見。（作為一個知識雜食者，不得不慶幸一下自己生活在各門知識唾手可得的現代。）

明代藩王出遊圖

曾在豆瓣上看到過一篇文章，大意是說文化對於世家子弟來說是多麼輕而易舉，隨手拈來，就跟富家子若無其事晃一晃自己的寶馬車鑰匙一樣。——立論的觀念明顯還停留在文化資源被少數階層把持的時代。文化和藝術再是「末技」，也從來不是輕而易舉到只需要生下來坐等「熏陶」，就以書法藝術為例，世家子弟能從小看到珍貴拓本、法帖固然重要，最終也要拿上毛筆從臨帖開始摹寫個三年五載才有望形成自己的風格。

作為西方學者，柯律格在肯定藩王府出品的《東書堂法帖》價值所在之後，對其序言里體現的中國文人式避重就輕不無奇怪：朱奇源之序是以鑒賞家的口吻寫就，行文輕鬆隨意，不著痕迹，對傳統的掌握絲毫不費力氣，勤奮刻苦的實踐過程被描述為「把玩」和「癖」。

漢學家柯律格

東方式的文人傳統愛標榜「不著痕迹」的倜儻。對「不著痕迹」的追求催生了文人山水的盛極一時，彰」神似「而鄙」象形「，把工筆細描所展現出的精湛技巧視為工匠所為，類似的鄙視鏈有：「畫匠才畫什麼像什麼」、「寒士才苦讀」，瞧不起他人對知識的追求，這種否定是士大夫們出於對精英立場的維護心理而產生的文化霸權思想，企圖把對知識的特權圈定在一個小範圍內。

頗為諷刺的是，生來便坐擁大量文化資源的藩王們自己倒是很少受到這種立場的禁錮，能夠隨心所欲，柯律格例舉的史料上記載有藩王畫蜀葵逼真到讓蜂蝶莫辨的地步。可惜我們今天能看到留存下來的藩王們的作品少得可憐，次子和女性，在正史上總是邊緣。（另外宗親們的名字也太生僻晦澀了，看完全書也沒記住幾個。）

柯律格《藩屏》

我們也應該看到，諸藩宗室對於文藝的追求一方面是因為其邊緣地位，對權力和猜忌進行迴避，另一方面，他們是試圖以皇室血脈的地位以文藝「法天下」，即用文化為治理社會提供範式。

拿起《藩屏》原是因為看過蜀王陵之後對明代諸藩產生興趣，讀完發現柯律格例舉的藩王集中在山西、甘肅、湖北，僅在最後插了一張世子朱悅燫墓的黑白照片、一張蜀僖王墓俑線描，對朱悅燫墓出土隨葬品里日式風格的劍和第一代蜀王朱椿與方孝孺的交遊有寥寥幾句描述。全書從建築、書法、繪畫、墓葬、著書、仿古青銅器製作等文藝實踐和利用王府威望牽頭做的文化項目幾個方面，對明代宗室群體進行整體觀照，在柯律格之前，這似乎還是學術上的真空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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