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桂芝：男性研究為史學研究開闢廣闊天地

男性研究又稱男性與男性特質（masculinity，中文通常翻譯為男性氣質、男性氣概）研究，是20世紀70年代末率先在美國社會學領域興起的一門新興學科。最初，男性特質理論與社會性別理論一樣，並未受到史學界的重視。1986年，美國學者瓊·斯科特發表《社會性別：一個有用的歷史分析範疇》，將社會性別理論隆重推介給歷史學界。此後，社會性別理論被女權主義婦女史家接受，並應用於具體的史學研究。20世紀末21世紀初，男性研究開始深度介入史學研究，並取得諸多成果。然而，如果從男性特質理論的內部視角或其學術發展理路來考量其史學實踐取得的累累碩果，就會發現這種實踐仍有進一步改進的空間。

女權運動刺激男性意識

雖然作為學科領域的男性研究產生於20世紀70年代末，但在此之前，「男性研究」「男性特質」等辭彙已經出現。20世紀初，受第一次女權主義運動衝擊，男性群體產生了嚴重的危機意識，於是學術界圍繞維護男性特權展開學術研究。當時的男性研究尚未成為一門獨立學科，相關理論和學術活動主要集中在心理學領域，例如弗洛伊德等心理學家利用精神分析法論證男性優於女性，生理性別在研究中佔據主導地位。在學術史中，這種研究被稱為舊男性研究，以反女權主義為主要目的和特徵。

20世紀70年代末，一種特徵迥異的新男性研究悄然興起。所謂「新」，主要體現在兩方面。其一，研究內容不再局限於心理學領域，而是將男性納入社會性別和社會構建視角下，對男性群體的思想、行為、性別特質、男性與社會的互動等問題展開全面考察。這意味著男性研究開始成為獨立的學科分支。其二，研究者大多是女權運動的支持者或參與者，其目的是通過考察父權制社會背景下的男性特質，從內部瓦解父權制，重新塑造出更加接受兩性平等的男性和男性特質，最終實現男女平等。這既是新男性研究的存在基礎，也是其發展的動力與目標。隨著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對男性特質的理解亦不斷深化，他們發現男性在分享父權制紅利的同時，為迎合社會期望而不斷進行自我構建，常使其處於焦慮狀態。換言之，男性也是受害者，需要實現自我解放。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人們發現，即便代表男性特權的社會機制和社會組織發生改變，婦女的受壓迫狀態依然未發生根本變化，而且作為社會和機制的男性與作為個體的男性，在權力感受上差異極大。學者們最終意識到：男性及男性特質並非均質的，各男性群體因文化、階層、宗教、族裔、性傾向、時代等因素差異而具有不同的男性特質；男性特質也並非僵化的，而是動態的、不斷發展的，需要人們從長時段角度去考察。澳大利亞社會學家康瑞文《男性特質》是這一時期最重要的著作，該書將男性特質總結為霸權性、共謀性、從屬性和邊緣性。霸權男性特質概念的提出使社會性別內蘊含的權力關係更為清晰。所謂霸權男性特質，即統治階層的主流男性特質，是在歷史上不斷變化的使男權制合法化的「社會性別實踐的形式」，這種權力關係不僅造就了男性對女性的支配地位，即便是男性之間——主流男性群體與邊緣男性群體之間的地位差異，也是霸權男性特質作用的結果。

以兩種路徑開展史學實踐

男性研究在史學領域的實踐主要以兩種路徑展開。一是對男性特質史的研究，這類研究是目前史學界男性研究的主體。男性理論導入史學領域之初，史學家主要關注19世紀和20世紀初英美社會男性特質史的研究。史家們將研究重心放在同性社交環境，如學校、工廠和軍隊中的男性以及家庭中的父子關係，因為對男性特質史學者來說，男性特質的準則與價值很大程度上是由男性之間的關係塑造的，與女性無關。其研究的顯著特點就是將男性特質作為單一的線性發展來考察，將性別化的男性重新納入歷史撰述中。這類著作在塑造被壓迫階層方面成果豐碩，但將不同群體的亞文化做整體化處理，忽視了被壓迫群體內部的權力運作。

20世紀90年代以後，因為單一男性特質理論被多元和霸權男性特質理論所取代，男性特質史的研究也發生了相應變化。隨著研究的深入和成果的增多，男性特質史已經成為一門史學分支學科，標誌性著作是英國歷史學家約翰·托什的《男性地位：男性特質與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的中產家庭》。

約翰·托什首次將家庭生活置於男性特質的中心位置。他指出，在維多利亞時代（19世紀30年代至20世紀初）早期，因為福音主義的復興，男性成為上帝在家庭中的代表，擔負引領家庭宗教生活的責任。這時，一個成功男人的標誌就是已婚，既能夠保護和養育家庭成員，又對他們擁有絕對的父權制權力。在家庭內部，男性是和諧的丈夫和慈愛的父親，他在享受家庭和社交樂趣的同時，也展示其男性家長身份和男性特質。但是，在維多利亞時代後期，由於宗教衰落、女權主義和公共學校興起等原因，中產階級男性的父權制權力在衰落，婚姻家庭生活對男性的吸引力越來越小，於是他們不斷遠離家庭生活。在當時大英帝國新的經濟、政治和性別分化背景下，原本以「優雅」為價值取向的男性特質被「冒險」和「粗獷」的新男性特質取代。男性開始拒絕和推遲婚姻，生活重心逐漸轉向同性社交領域，如大學生活、體育運動和英帝國的海外探險活動等。約翰·托什的研究既展示了維多利亞時代中產階級男性特質流變的過程，強調女性在男性特質構建中的作用，同時又讓讀者了解了當時更寬廣和複雜的社會和文化背景。後來研究男性特質的史家基本遵循這一路徑，一方面梳理不同群體的男性特質發展歷史，一方面將之融入更廣闊的社會歷史背景中進行觀察。

第二條路徑是反對進行單純的男性特質史研究，而是將之作為研究視角和方法運用到史學研究中，重點探索男性特質或男性特質史對歷史的影響。約翰·托什等人主編的《政治與戰爭中的男性特質：性別化現代歷史》注重對政治史和軍事史的研究。該書以男性特質為核心，分析1750年至20世紀第一個十年的歷史。史學家們既分析了歐美各戰爭期間普遍的軍事服役及公民身份對構建男性特質的不同影響，更強調男性特質史對這一時期政治和軍事史的闡釋，指出男性特質對構建戰後公共生活和斡旋政治鬥爭的重要性，以及霸權男性特質在建立想像的國家共同體方面的重要性。《佔領海地：1915—1940年間的軍事佔領和美國的帝國主義文化》一書分析了男性特質、女性特質與帝國主義的關係，認為美國軍人及其他美國人中存在的具有保護者責任的家長制觀念和男性特質鞏固了美國對海地（具有女性特質的被保護者）的佔領、引導和規訓。

男性史學應關注女性側面

雖然男性研究的史學實踐取得了較大進展，但上述兩種路徑都將研究視線局限在男性群體內部，忽略與之密切相關的女性群體，從而遭到部分女權主義者的批判，認為這樣的男性研究會再次將學術變成男性的霸權領域。因此，越來越多的女性學者加入男性研究，試圖修正男性研究中忽視婦女、忽視兩性間權力關係的傾向。女性學者更加關注歷史中男性特質對女性的影響，她們認為，雖然男性對女性的占有權（特別是女性的性存在所有權）在男性群體中分布並不均衡，但在父權制社會中，這種紅利讓男性緊密團結在一起。在這種前提下，男性特質史與性存在、社會性別研究相結合，成為目前研究的一個熱點。但從總體來說，主流的男性研究仍不太關注婦女，與良性互動的社會性別史距離尚遠。此外，對男性特質進行長時段歷史考察的研究偏少，多數成果是集中觀察某一特定歷史時代男性特質的特點和形成過程。

儘管在具體的研究中仍有不盡如人意之處，但男性研究的史學實踐給傳統史學研究賦予了新的內容與視角，對男性理論的深化起到了積極作用。首先，幫助人們從男性視角重新認識男性特質的演變歷程，深入了解男性特質是如何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等各層面運行的。重要的是，男性研究的導入，逐漸改變了過去以男性為中心的史學傳統，男性已經成為一個與性別、階級、種族等範疇相結合的歷史分析範疇。其次，細緻具體的史學實踐，進一步深化了男性特質研究。相關史學研究結論表明，霸權男性特質並非一成不變的，其涵蓋的典範行為準則雖然在某些時刻只體現上層階級的行為典範，但隨著時間和環境的改變，下層或邊緣男性群體的某些行為或者說某些曾經被排斥的行為特徵會被吸收到霸權男性特質中。而且，霸權男性特質雖然代表的是一種權力關係，但它並非歷史上等級制形成的唯一因素，等級秩序是霸權男性特質和其他因素結合在一起共同形成的。從這個角度來說，史學研究揭示了霸權男性特質準則的高度複雜性、流動性與矛盾性，這對康瑞文的男性特質理論是一種修正。再次，社會學領域中的男性研究，在分析權力關係時注重權勢、金錢等因素；而史學家更注重通過話語、身體表現等研究男性特質的歷史細節，研究思想和語言的權力運作方式。

由此可見，男性研究的史學實踐，不僅豐富了社會性別研究，而且為史學研究提供了新問題或新視角。換言之，男性研究不僅是傳統歷史撰述的添加者，而且參與和改變了傳統的知識生產體系的構建。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

原標題：男性研究的史學實踐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劉淼 排版編輯：張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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