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日｜蔣介石與毛澤東：讀書不同 功業各異

原標題：讀書日｜蔣介石與毛澤東：讀書不同 功業各異

讀何種書，可透視出一個人的處世態度和價值取向。王奇生的這篇文章，對蔣介石的讀書生活有詳盡介紹。既可知我所不知，更可啟我所智。推薦各位一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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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奇生

來源：《天下得失》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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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在不同時期的自我角色定位，大致有三：聖賢、豪傑、革命領袖。蔣介石的閱讀取向，基本上是圍繞這三個自我定位的角色進行的：要做聖賢，故重視進德修身；要做豪傑，故關注兵略政術；要做革命領袖，故對各國革命史有持久的興趣。與三大角色關係不大的知識性、消遣性、趣味性的書籍，甚少旁騖。

西安事變期間，張學良與蔣介石之間有過這樣一段對話：

張：委員長人格實太偉大。但有一點不無令人遺憾，余覺委員長之思想太古太舊！

蔣：何謂古？何謂舊？又何謂太古？

張：委員長所看之書，多是韓非子、墨子一類，豈非太舊？

蔣：余不知爾所看之新書幾何，且爾之所謂新書者系何種書籍？爾是否以馬克斯資本論與共產主義之書籍為新乎？爾可將爾所看之新書擇要問余，余可為爾詳解也。須知精神之新舊，不在所看之書新舊；爾豈知爾等之所視為新書者，余在十五年前，已不知批閱幾次矣。

張：舉一例以言，委員長滿腦筋都是岳武穆、文天祥、史可法，總覺趕不上時代。

因為看了蔣介石的日記，張學良知道蔣介石正在看什麼書。相隔七十年之後，蔣介石日記向學界開放，筆者有幸先睹為快。蔣介石讀過哪些書，愛讀哪些書，自是筆者查閱蔣日記的一個興趣點。查1936年的蔣介石日記，蔣是年所閱讀的書，主要有四種：《中庸》、《韓非子》、《墨子》、《孫子》，確如張學良所言。

作為近代中國一位舉足輕重的政治人物，蔣介石的閱讀習慣、閱讀方式、閱讀取向、閱讀偏好以及閱讀反應等，均值得我們饒有興味去探討。蔣不僅數十年持之以恆地讀書，也數十年持之以恆地寫日記，其閱讀書目和讀書感懷常記載於日記中。這為我們研究其閱讀史提供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

以聖賢自待：進德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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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是一個軍人政治家，瞧不起坐而論道的文人書生。但他本人卻酷愛讀書。蔣一生總共讀過多少書，自然難以查考。1920-1940年代的蔣日記顯示，一般每年約讀書10種左右。1920年代看書較多，一般在10種以上，多至20餘種；1930、1940年代看書漸減，一般在10種以內，少則三五種。蔣的讀書習慣不是快速的泛讀，而是緩慢的精讀。讀每一本書他都要從頭至尾讀完，少有中輟。其中有少部分書是常年反覆讀，讀三五遍甚至更多遍（《聖經》等宗教經典的日常誦讀，不在本文考察之列）。

筆者粗略統計，1919-1945年間，蔣日記所記的閱讀(含請專家講讀)書目近200種，其中中國古籍(經、史、子、集)80多種，新書(清末民國時期所著譯)100多種。考慮到蔣未必將所有閱讀過的書都記於日記中，其實際閱讀數量可能要更多一些。

蔣所閱讀的書籍，新書的總量看似超過古籍，其實蔣讀古籍的時間居多，因很多古籍是反覆閱讀。蔣好看古書，讀古文，1932年9月15日的日記中規定自己「每日早晨必看古書一篇」。蔣不僅自己讀，還要求他的兩個兒子讀。蔣經國1937年從蘇聯回國後，蔣介石給他布置的首要任務即是讀古文。蔣介石少年入私塾讀四書五經，受中國傳統教育；16歲始入學校，受新式教育。那時所謂新式教育，其實是半舊半新，甚至新少舊多。

1905年科舉廢除後，蔣先入保定軍官學堂，繼入東京振武學校學習軍事。民國初年，又一度遁跡東京。據蔣的年譜記載，在日本留學和流亡期間，除與軍事相關的教材外，主要閱讀王陽明（1472－1529）、曾國藩（1811－1872）、胡林翼（1812－1861）三人的文集。清末民初留學日本的中國青年，如梁啟超那樣「肄日本之文，讀日本之書」，狂飲大嚼、目不暇給者，只是一部分，可能還是小部分；多數人其實仍保存中國傳統讀書人的觀念、心態和閱讀偏好。這批人在童蒙時期完全接受舊式教育，幾乎剛邁出私塾之門，便登上了出洋之舟，出國之際，隨身攜帶著大批的中國古籍，如胡適初入美國康乃爾大學時，課餘讀的是《詩經》、《爾雅》、《老子》、《墨子》等書。只是胡適的閱讀偏好在留美不久以後就很快「西化」。蔣介石雖然留學日本，卻依然保守著傳統讀書人的閱讀偏好，而且終身不渝。

蔣閱讀中國古籍，經書是其首選。經書基本上在儒家經典之四書五經的範圍內。蔣讀經書，多是反覆讀。尤其是《大學》、《中庸》，少年、青年、中年時期均有閱讀。1934年9月，蔣在廬山給受訓的軍官將領專門講解《大學之道》。他憶述其青少年時期讀《大學》的經歷說：「我回想以前幼年時候，先生教我讀《大學》《中庸》，不知道背誦過多少遍。我到十八歲的時候，……先生重新要我再讀這一本《大學》……到了二十八歲的時候，總理（孫中山）為我們講明《大學》一書的價值，我重新又來看。」他最終得出的結論是：「《大學》之道，乃是我們中國最基本的政治哲學」；「《大學》這部書，將一切做人做事的道理，都包羅無遺，發揮盡致。可說其是由內在的德性之修養，到外發的事業之完成，為一貫不斷進取開展的過程……我們知道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大學》一書，把個人的內在修省以及向外發揚的道理，發揮到了極致，可以說政治上基本的原理全在於此。」

同樣，蔣對《中庸》也推崇備至。蔣日記中，多處記錄讀《中庸》的感想。1936年3月，蔣在南京陸軍大學專門講解《中庸要旨》，認為「《大學》以格致誠正為本，而《中庸》一書，亦以慎獨存誠的『誠』字為體，……《中庸》是『本體論』，而《大學》則是『方法論』，乃是我們中華民族四千年來古聖昔賢遞相傳習的『道統』」；並稱「我們如果能細心研究《中庸》一書而得其要旨，則立身處世，便可以受用不盡，也可以說是已得我國古代哲學之精義而無待於外求了。」

蔣對《大學》、《中庸》的解讀，均是以立身處世和修身養性為基點。雖然認為《大學》之道，蘊涵著政治的基本原理，是中國古代最基本的政治哲學，其實也是從「修己治人」立論，先加強個人的內在德性修養，然後對外發揚而及「治人」「治國」。蔣反覆強調，《大學》《中庸》所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一段話，由修身做起，最終以「平天下」為目標，是中國固有政治哲學之精微博大、高明切實之處，為外國的政治哲學家所不及（蔣介石日記，1932年12月27日）。

除了《大學》《中庸》，蔣所選讀的其他古籍，亦多是中國古代聖賢「內省修德」之作。蔣介石邊讀邊反省自勉，甚至直接用作戒懼自己「暴戾」個性的藥方：

1929年7月18日：今日看《朱子全書》，始恍然自覺，久不見聖賢書，難怪性心日下也。

1932年12月6日：看《孟子》，甚思將中華中心思想研究一番，以指導民族之出路。

1932年12月13日：今日看《白沙學案》完，頗有所得，自恨修養不早，以致矜燥無常也。

1941年9月30日：日日看《明儒學案》，積聖賢之書，仍不能戒懼自勉，可恥可痛。

蔣介石十分推崇清代政治人物曾國藩，一生受曾國藩的影響非常大。1904年，17歲的蔣介石首次讀曾國藩的文集，1913年和1915年兩次復讀。此後，又多次閱讀曾國藩的日記、家書、書牘、雜著以及治兵語錄等。他讀曾國藩的書，著眼處亦在立志養氣、立品修行方面，處處以曾國藩為道德楷模：

1925年3月23日：看曾公日記，急思立志，重新發奮為雄。

1930年8月20日：觀曾公日記，乃嘆其修養之深，為學之切，後生可不自勉乎。

1930年8月25日：閱曾公日記，為之興感，此公於修己治人之道，講求甚精，吾擬學之。

以豪傑自居：兵略政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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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修身進德，蔣閱讀中國古籍的另一個重要的實用目的，是要從中探尋軍事謀略與政治治術。蔣閱讀軍政謀略與治術方面的書籍，主要集中在1930年代前半期。這個時期，蔣面臨地方實力派和中共的嚴重挑戰，國民黨內派系鬥爭十分激烈，自身權位尚未穩固，急需從古代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典籍中尋找治國平天下的秘方。

《孫子》一書是蔣閱讀次數最多的古籍之一。1930-1937年間，蔣日記中幾乎年年都有讀《孫子》的記載，且每有嘆為觀止之慨。蔣讀《孫子》強調學以致用，從中汲取軍事謀略與治兵之術：

1925年3月27日：下午看《孫子》十三篇完。《孫子》一部書，惟在專一迅捷，審機察勢而已。

1931年7月2日：船中看《孫子》完，甚覺有益。再以反間之法告各將領慎用之。

在中國古代諸子百家中，蔣對《管子》和《韓非子》也十分推崇，認為《管子》一書「乃窮古今政治學之精理」，「此書之於政治學，猶孫子之于軍事學也」，並認為「學政者，不讀管子，而惟新書是求，未有其能也」（蔣介石日記，1934年2月17日、3月6日）。1939年，蔣介石指定「幹部應讀書籍」時，將《管子》列為首選（共11本）（蔣介石日記，1939年1月7日）。

蔣閱讀《韓非子》的時間是1936年西安事變前夕，對該書的讀後感是：「此書實政治哲學之精者，為首領者更應詳究，而余之心理無一不合也。」（蔣介石日記，1936年11月21日）韓非提出「以法為主」，法、術、勢相結合。蔣十分推崇這位集法家思想之大成者，並認為自己的很多想法與韓非暗相契合。

與《韓非子》同時閱讀的還有《墨子》。1936年西安事變被軟禁期間，蔣自稱「閱《墨子》自遣」（蔣介石日記，1936年11月22日、12月18日），但日記中沒有留下閱讀《墨子》一書的感想。當時張學良看到蔣介石在讀《韓非子》和《墨子》，直言蔣的思想太古太舊。

除此之外，蔣也會從儒家典籍中汲取治術權謀。如1934年6月12日日記中有這樣的文字：「恨不早習《禮記》，所謂元老……何能依賴!」這個時期，蔣對黨內元老多表失望甚至厭惡。可能是《禮記》中的相關論述，使他有感而發。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初期，地方實力派各據一方，與蔣介石為首的中央政府分庭抗禮。蔣試圖從清朝控制地方藩鎮的歷史中吸取經驗教訓。如他看《聖武記》後發表了如下感想：

1928年11月16日：今日看《聖武記》第二冊完，前清對於藩鎮與封建制，似勝於歷朝也。觀此而嘆立國之難與駕馭之艱，可不戒哉!

在中國古代政治家中，蔣對王安石和張居正情有獨鍾。王安石和張居正均是中國古代著名的改革家。蔣介石讀王安石的文集，敬佩其變法的勇氣，認為中國要轉弱為強，也必須推出新制度（蔣介石日記，1935年5月25日）。對於張居正，蔣十分推崇其「治術」，並認為自己的氣節、才情與機遇，與張居正十分相似（蔣介石日記，1935年4月27日、5月2日）。1936年2月，蔣介石要求政府各部長都要讀《張居正評傳》。3年之後，又將王安石和張居正的傳記和文集指定為國民黨幹部的「應讀書籍」（蔣介石日記，1939年1月7日）。

革命領袖自視：讀革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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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愛讀古籍，並不意味著他不讀新書。蔣讀古籍，大多是常年反覆閱讀，沒有明顯的階段性，而看新書則不同，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興趣，而且很少重複閱讀。1919年新文化運動隨五四愛國運動而聲勢日張，已是33歲的蔣介石也多少有所濡染。當時中國知識界以辦雜誌、看雜誌為時髦，蔣介石也一邊「閱《新潮》、《新青年》、《東方雜誌》，揣摩風氣」，一邊讀《新村記》、《易卜生記》、《俄國革命記》等書，跟蹤新思潮。五四時期看過這些書刊，至少不算落伍。

1920年1月1日，蔣在日記中預定全年的學課，除習俄語、英語外，「研究新思潮」亦列入其計劃。查1920-1923年間蔣所閱讀的書目，內有《杜威講演集》、《馬克斯經濟學說》、《馬克斯學說概要》、《共產黨宣言》、《馬克思傳》、《德國社會民主黨史》等書。

五四時期，各種各樣的社會主義學說風行中國。在這樣一種時代大潮中，蔣介石對馬克思的學說也產生了閱讀興趣。1923年孫中山派蔣介石赴蘇俄考察。正是赴蘇俄考察期間，蔣比較集中地閱讀了數本介紹馬克思學說及其生平的書籍。日記中生動地記載了蔣介石在旅俄期間閱讀馬克思書籍的情形：開始覺得深奧難懂，多次閱讀後，興趣漸濃，以至於「樂不掩卷」（蔣介石日記，1923年9月24日、10月10日、10月18日）。這大概是蔣介石一生接觸馬克思學說並對之產生濃厚興趣的唯一一次。此後日記中再也沒有相關閱讀記錄。

在蔣介石閱讀史上，另一引人注目之處，是對各國革命史及與革命有關的書籍，懷有濃厚的閱讀興趣。時間大約從1925年一直持續到1935年前後。蔣先後看過《俄國革命史》、《法國革命史》、《土耳其革命史》、《俄國共產黨史》、《俄國共產黨之建設》、《列寧叢書》、《革命心理》、《變亂與革命技術》等書。尤其是《俄國革命史》和《法國革命史》兩書，1926、1929、1931年多次閱讀。

蔣介石為什麼會對各國革命史及與革命有關的書籍懷有濃厚的閱讀興趣？在中國革命史上，1920年代是一個重要的轉折時期。與清末由單一黨派（同盟會）主導革命不同的是，1920年代的革命成為多個黨派的共同訴求。中國國民黨的「國民革命」、中國共產黨的「階級革命」與中國青年黨的「全民革命」幾乎同時並起。雖然三黨在革命目標和革命對象的設定上不盡相同，但都競相高舉「革命」大旗，且均以「革命黨」自居。革命高於一切，甚至以革命為社會行為的唯一規範和價值評判的最高標準。

1927年國共分家後，共產黨認為蔣介石「叛變」了革命，而國民黨仍自視為革命黨，蔣介石亦自視為革命領袖。蔣介石將統一和穩固政權的一切舉措都視為是革命的繼續。他反覆閱讀各國革命史，並非認同各國革命的意識形態，而是力圖汲取各國革命成敗的經驗教訓，借鑒各國革命的方法與技術。1927年9月，蔣介石第一次下野後，計划出洋考察一年。他擬定的計劃中，其中一項是要去土耳其「學革命」（蔣介石日記，1927年9月16日）。當然，他的這一計劃最終沒有實現。

南京政府成立後，蔣介石多次表示迫切希望閱讀和研究俄法兩國的革命史。如1928年9月22日日記寫道：「亟欲研究法國革命史與俾斯麥歷史一番，使有以法則也。」1932年4月3日日記又稱：「近日急思求學，而終未得暇，俄法革命史與國際情報學，非速看不可也。」1938年1月16日的日記中，還有這樣的記載：「看《土耳其革命史》，自覺智能學識之欠缺，忍心耐力之不足，所以遭此困厄也。」

內憂外患：學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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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有時也會為了某一具體目標和計劃而閱讀。1932年蔣介石的閱讀經歷，即鮮明地表現出這一特徵。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給蔣介石以沉重打擊。1932年2月19日，蔣介石閱讀《日本侵略中國計劃》後寫道：「開卷有益，乃知吾人前日對外交之忽略而致有今日之失敗，悔無及矣，以後應每日抽暇看書一小時，而且對外交尤應注意也。」兩天之後，他又看到《日本侵略滿蒙計劃》，「益覺本身知識之淺，誤國自誤之罪也。」是年初夏，他請地質學家翁文灝講中國煤鐵礦業的分布，其中談到東三省的煤鐵礦業佔全國總量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尤其是中國鐵礦百分之八十以上為日本佔有。蔣介石聽後「驚駭莫名」，在日記中寫道：「東北煤鐵如此豐富，倭寇安得不欲強佔。中正夢之今日始醒，甚恨研究之晚，而對內對外之政策錯誤也。」（蔣介石日記，1932年6月17日）作為一個國家最高領導人，對敵國侵略計劃及國家基本資源的分布情況，竟如此茫然無知，確令人驚駭。這顯然與其長期的閱讀取向與知識結構的偏頗大有關係。

1932年2月29日，蔣介石建立特務組織「力行社」。該組織是蔣推崇俾士麥的鐵血主義的產物，意在以法西斯手段鎮懾國內的反對派。3月3日，蔣介石開始看《俾斯麥傳》。4月20日日記載：「看《俾斯麥傳》，深有慨也，故批曰：病弱之國，惟『鐵與血，危與死』四字，乃能解決一切也，尤以利用危機以求成功為政治家惟一特能也。」

作為特務組織，收集情報十分重要。為此，他專門找來一本《各國情報活動之內幕》閱讀，「閱之手難釋卷，甚恨看之不早也。」4月22日日記稱：「今日窮一日之力，將《各國情報之內幕》看完，為近今最愛最要之書，……從政者非知此不可也，得益非淺。」從蔣介石的閱讀中，我們能清楚地知道他建立「力行社」的思想基礎及其特務情報組織的技術來源。

也是在這一年，蔣介石請各方面的專家給他講課，內容涉及西方各國的政治制度、國際經濟形勢、蘇聯計劃經濟、各國統計制度、統計學、土地學、教育學以及中國礦產資源分布、幣制等專題，範圍相當廣泛（蔣介石日記，1932年5月11日、5月14日、5月17日、5月19日、5月25日、6月18日、8月5日、8月9日、10月12日、10月21日、12月2日、12月8日）。他在聽完西方各大國政治制度的介紹後，得出結論說：「余於政府則仿美國總統制，於立法則仿德國之三院制，於選舉則地區與職業制並重，於中央與地方許可權關係則仿法國制。」（蔣介石日記，1932年8月4日）這雖然只是蔣的理想，但從中仍可窺見他的政治取向。

聽講也是一種閱讀。因此筆者有意將蔣介石的聽講納入其閱讀史的主題下討論。請什麼人講，講什麼，自然由蔣介石自己決定。由於閱讀必須依賴現成的書刊材料，當某一問題急需了解，卻缺乏適當的參考書籍時，請專家講解，自是一個不錯的選擇，此後，蔣介石仍不定期請專家講授，但沒有1932年那樣頻繁。

由於蔣介石不能直接閱讀西文原著，其閱讀範圍勢必受到限制。比如有關西方哲學思想、政治學說等方面的書籍，蔣的閱讀就十分有限，除五四時期接觸過馬克思和杜威的學說外，抗戰時期閱讀黑格爾，就要算是其閱讀史上值得一記的事了。

1938年12月5日，蔣介石開始看《黑格爾辯證法》，隨後還將該書指定為「幹部應讀書籍」之一。為什麼突然對黑格爾的辯證法感興趣？在12月7日的日記中，蔣介石給出了答案：「革命鬥爭而不知辯證法方法論，如何能不失敗呢。」原來還是為了「革命鬥爭」的實際需要。蔣介石對黑格爾辯證法的閱讀興趣，前後持續了將近三年的時間。這對政治人物蔣介石而言，自是非同尋常。更令人稱奇的，是下面這則日記：

1940年12月18日，昨夜因晚餐後研究黑格爾哲學太遲，故又失眠不寧，今晨八時後方起床。

蔣介石竟然因「研究黑格爾哲學」太晚而失眠，簡直令人難以置信。而且不是普通的「閱讀」，而是「研究」。蔣介石並不濫用「研究」一詞。而對黑格爾哲學，蔣介石日記中卻不止一次地寫著「研究」二字。蔣介石甚至直接摘引黑格爾的話作為格言記在日記中（蔣介石日記，1940年12月17日）。

持續三年的閱讀興趣，幾乎可以認定蔣介石在相當程度上認同甚至信仰黑格爾的學說。然而，1941年以後，情況又有所變化。1941年7月3日日記稱：「黑格爾矛盾學說，與中國陰陽消漲學說對比，乃知中國哲學為可貴也。」本以為他信仰了黑格爾學說，沒想到轉了一圈，最終仍回歸到中國傳統哲學。

比較中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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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1937年間，蔣介石多次在日記中這樣寫道：「從前只知以豪傑自居，而不願以聖賢自待，今日乃以聖賢自待而不願以豪傑自居矣。」（蔣介石日記，1938年底「雜錄」）應該說，蔣介石在不同時期的自我角色定位，大致有三：聖賢、豪傑、革命領袖。蔣介石的閱讀取向，基本上是圍繞這三個自我定位的角色進行的：要做聖賢，故重視進德修身；要做豪傑，故關注兵略政術；要做革命領袖，故對各國革命史有持久的興趣。與三大角色關係不大的知識性、消遣性、趣味性的書籍，甚少旁騖。

一個人的閱讀取向，既與其政治地位和社會角色密不可分，也與其時代環境、教育背景密切相關。1905年清政府下令廢科舉時，蔣介石已18歲。這意味著蔣介石的教育背景是在科舉時代奠定的。甚至可以說，蔣介石是中國最後一代舊式讀書人中的一員，亦因為此，他的知識結構、他的思維方式、他的志趣愛好、他的行為規範、更多地與傳統讀書人相近。他對中國古籍的閱讀興趣明顯超過對新書的興趣。他對修身進德的刻意追求，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強烈認同，與革命先輩孫中山迥然有異。

據姜義華研究，孫中山生前購置和收藏的西文書籍在1800種以上。當然，藏書未必皆讀，讀書未必皆藏。就閱讀量而言，蔣遠不如孫，應是無疑的。蔣、孫閱讀的不同，數量尚在其次，更主要的差異表現在閱讀類別上。孫中山50多年的生命歷程中，有長達30多年的海外生活經歷，其語言運用、知識結構、思維方法，都深受西方的影響。孫中山所讀的，主要是西文書籍，範圍涉及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哲學、歷史學和自然科學等眾多領域的代表性、前沿性著作。蔣介石雖然也曾留學日本，但時間不長。

外國語言方面，蔣先後學過日文、英文、德文、俄文，但都未能精通到可以熟練閱讀外文原著的程度。蔣日記中所記的閱讀書目均是中文書，未見有直接閱讀外文書籍的記載。這自然極大地限制了蔣介石的閱讀視野和知識結構。

由於蔣不能直接閱讀西書，他所閱讀的新書，或為翻譯過來的西書，或為國人自撰的書籍。清末民初以來，雖有大批西書被譯成漢文，但實際的印刷流通不能估計過高。如五四新文化運動在歷史學家的描繪中是如何的風雲激蕩，如何的氣勢如虹。但細察當時人的記載，情形並不盡然。鄭振鐸在1920年年初出版的《新社會》雜誌上撰文說，1919年的中國出版界，確實非常「熱鬧」，但這種「熱鬧」主要表現在傳播新思想的定期雜誌的繁榮，而圖書業則仍停留在「談鬼神」、論「先知術」以及黑幕小說之類書籍的熱銷，有關西方哲學和現代科學方面的書籍出版得極少。五四時期，中國「新書業」還剛剛起步，新書的出版機構也沒有幾家。直到1920年代末中國的新書業才逐漸繁榮起來。

當文化處於中西新舊交接轉型之際，無論是譯書還是國人自撰，基本上還處於粗淺的販賣階段。在新書出版相對落後的情況下，閱讀古籍是一種自然的選擇。1925年，《京報副刊》曾就「青年愛讀書」作過一次問卷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在列舉的63種「青年愛讀書」中，古籍有39種(62%)，新書刊24種(38%)。

在最愛讀的前10種書中，古籍8種，新書只有2種。這個時期的青年人，正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成長起來的一代。他們愛讀舊籍居然超過愛讀新書。

青年人尚且如此，已邁入中年門檻的蔣介石愛讀舊籍似乎更在情理之中。蔣愛讀古書，認為「中國古書之精切於人生」，讀來味道醇正，相比如下，「現代之書，不足論矣」（蔣介石日記，1932年12月12日）。蔣介石讀古籍的結果，不僅認為古籍勝過現代之書，更感嘆中國傳統哲學思想和政治思想博大精深，遠為西方所不及（蔣介石日記，1932年12月11日），認為中國「仁義道德之王道」，遠勝於西方「功利強權之霸道」（蔣介石日記，1931年2月1日），批評「國人近講哲學，專尚歐西之書，而將我國固有優美之哲學，置之不講，此今世文人之所以為民族千古罪人也，痛哉。」（蔣介石日記，1932年12月27日）

毛蔣之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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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蔣介石與毛澤東的閱讀興趣，酷愛讀書，尤其愛讀古書是兩人相似之處。同樣愛讀古書，兩人又不無差異。毛澤東從經史子集到稗官小說，幾乎無所不讀，尤其愛讀史書，四千萬字的《二十四史》、《資治通鑒》和各朝紀事本末等史書均通讀過，其次是古典文學（包括詩、詞、曲、賦、小說等）和各類知識性、趣味性的雜書，也廣泛涉獵。相對而言，毛對儒家經典興趣不大。蔣介石則偏愛儒家經典，文史書讀得不多。日記顯示，蔣只讀過《史記》、《通鑒輯覽》和《清史輯覽》等少數幾種史書。1924年預定要讀的書目中有《漢書》和《資治通鑒》，但是否讀了，不見記載。蔣對中國古典文學興趣也不大。古典詩、詞、曲、賦甚少涉覽。古典小說看過《西遊記》、《水滸傳》、《儒林外史》，是否看過《紅樓夢》，未見記載。當然，日記中沒有記載的，不等同於沒有看過。日記並非什麼都記，尤其是消遣性的書籍，很可能看過而不記。蔣日記中有時只記看小說，而未記具體書名。蔣對現代小說沒興趣，所看小說應是古典小說。

毛澤東讀古書，有兩個顯著特點：一是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解讀古書的內容；二是「古為今用」，汲取古書精華，賦予新的含義，為現實鬥爭服務。蔣介石則有所不同。他以為要挽救國家，只有恢復民族性，恢復中國固有的「仁義道德之王道」（蔣介石日記，1932年9月7日）。蔣介石要以中國固有的「仁義道德之王道」來挽救國家和民族，必須解決一個問題，即必須從國民黨的意識形態上協調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與中國固有文化傳統之間的關係。作為國民黨的第二代黨魁，蔣必須繼承孫中山開創的黨統才具有政治合法性，也就是說，蔣介石不可能拋開孫中山三民主義。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學說，主要源自其西學背景。蔣介石要想以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作為全黨的意識形態，唯一的辦法，就是將三民主義儒家化。蔣介石日記中，有這樣一條記載，十分引人注目：

1937年7月6日，看《三民主義哲學基礎》完，此書已看完十遍，實不忍掩卷也。

《三民主義哲學基礎》是國民黨理論家戴季陶於1925年寫的一本小冊子。蔣介石大概自1931年開始看這本書，到1937年已看過十遍。這可能是蔣介石除《聖經》外閱讀次數最多的一本書。蔣介石自然也讀孫中山的著作，但讀的次數並不多。這似乎讓人匪夷所思：為什麼不直接讀孫中山原著，而反覆讀戴季陶的這本小冊子？原因其實很簡單，戴季陶在這本小書中提出了一個核心觀點，即認為「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國的正統思想，就是繼承堯舜以至孔孟而中絕的仁義道德的思想」。這正好為蔣介石解決了上述意識形態難題，完成了三民主義儒家化的理論建構。

換言之，毛澤東是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批判性地解讀和汲取中國傳統文化，或賦予中國傳統文化以新的含義，為現實政治服務；而蔣介石則是以中國傳統文化來闡釋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將源於西學背景的三民主義異化為以儒家文化為內涵的三民主義，同樣為其現實政治服務。毛澤東讀史書，得出結論：「中國的歷史，就是一部階級鬥爭史」。蔣介石讀儒家經典，得出結論：三民主義是根據中國儒家文化的系統而發揚光大。

對於近代歷史人物，蔣介石一生最推崇曾國藩、胡林翼，反覆閱讀兩人的文集，將兩人作為自己修身立志的道德楷模。對曾、胡之後的歷史人物，則很少關注和肯定。毛澤東在青年時期對曾國藩也一度十分推崇，但投身革命以後，轉而對魏源、龔自珍、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章太炎、鄒容、陳天華等一批具有反叛性格和革命精神的人物予以特別關注和肯定，大量閱讀他們的文集與傳記。

蔣、毛兩人的讀書習慣有所不同。蔣的習慣是慢讀、精讀、復讀，閱讀量不可能很大。毛擅長快讀，記憶力超強，讀書效率高，故閱讀量大，閱讀面較廣。毛對自然科學技術有相當興趣，也閱讀過一些基本的科技書籍；而蔣對自然科學技術方面的書籍幾乎不讀。毛對現代文學和外國文學作品讀得很少，但酷愛中國古典文學；蔣對文學書籍，無論古典，還是現代，中國還是外國，興趣都不大。毛、蔣都不能直接閱讀外文原著，對西方現代政治與經濟管理等方面的書籍都讀得很少。有所不同的是，毛長期而大量地閱讀馬列著作，而蔣只在1923年前後略有涉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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