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寧元年正月，距今已有2051個年頭。這年，王昭君下嫁匈奴，在之後的50多年裡，胡漢之間沒有發生過戰爭。據《漢書·匈奴傳》記載：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無干戈之役。
「昭君文化即和文化，她不僅屬於湖北興山、內蒙古，還屬於中華民族和全世界。昭君文化符合人類社會和睦相處、共同發展的時代主題。」近日，研究昭君文化近20年的內蒙古籍學者李世馨對「草原獵鷹」說。
其實，我們從《後漢書·南匈奴傳》的一段記載中，就可以領略王昭君的落雁風華：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靚飾，光明漢宮，顧景裴回，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遂與匈奴。
有研究表明，儘管昭君出塞的動機是「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但昭君未抱消極態度和庸俗想法，而是以積極的態度，利用出塞機會，掙脫這個「黃金牢籠」，從這點推斷，她應是一位頗有勇氣的女子。
也有線索表明，昭君出塞的動機不僅限於狹隘的個人打算，還可能另有比較脫俗的見識：
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冬，漢西域都護騎都尉甘延壽、副校尉陳湯擊滅郅支單于於康居。
建昭五年，呼韓邪單于上書說: 「今郅支已伏誅，願入朝見。 」
所有這些轟動朝廷、喧赫全國的大事，「草原獵鷹」認為，昭君不可能不知道。
內蒙古大學蒙古史研究所教授林干在其1962年的一篇名為《論昭君出塞》的論文中談道，由於昭君的動機純正，對漢匈關係有一定認識，因此她對自己的使命履行的很認真，而且貫徹始終。
據《漢書·元帝紀》記載：呼韓邪死後，昭君從胡俗，再嫁給呼韓邪大閼氏的長子復株累若鞮單于欒提雕陶莫皋。
在漢代女子看來，出塞的確是一件不尋常的大事，這在《史記·劉敬列傳》中就有記載，漢高祖為爭取和平的漢匈關係，曾依劉敬的建議，打算把他的長公主劉樂嫁給冒頓單于以和親。呂后日夜哭泣說：「妾唯太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可見呂后的見識和魄力遠遠落在昭君之後。
昭君出塞那年本為建昭六年（公元前33年），因昭君出塞在漢匈關係史上具有重大意義，漢元帝下令改元，將建昭六年改為竟寧元年。元帝的詔書說：「呼韓邪單于不忘恩德，向慕禮義，復修朝賀之禮，願保塞傳之無窮，邊陲長無兵革之事。其改元為竟寧,賜單于待詔掖庭王嬙為閼氏。」同時，應詔對「竟寧」的含義做了解釋：「呼韓邪單于願保塞，邊竟（境）得以安寧，故以冠元也。」
之後，呼韓邪單于隨即上書漢朝，表示「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又號王昭君為「寧胡閼氏」。後來，唐朝史學家顏師古對「寧胡」作了「言胡得之，國以安寧也。」的注釋。
「草原獵鷹」認為，從這兩個舉動來看，呼韓邪單于是非常具有政治頭腦的，他很了解大漢的國情。從1954年在包頭市召灣的漢墓中發掘出土了西漢後期的「單于和親」、「千秋萬歲」、「長樂未央」等陶片及瓦當殘片就可以看出，昭君出塞無論對西漢王朝還是匈奴政權，都是一件意義非凡的大事，受到了雙方的高度重視。
再讓我們把目光轉到近代，著名戲劇家曹禺於1978年創作了歷史話劇《王昭君》，該劇以浪漫主義手法，運用古代詩歌素材，並構思了「合歡被」等情節去讚揚昭君。
「草原獵鷹」通過查閱諸多史書著作和地方志了解到，在廣大民眾的觀念中，王昭君的傳統形象由兩部分組成——首先，她是美女，她是中國古典女性美的象徵，前述進行了說明；其次是神，從王昭君的故鄉湖北到內蒙古，民眾賦予她眾多的神性，並伴有崇拜祭祀活動。
由東漢蔡邕撰寫的《琴操》中記載：昭君死塞外，鄉人思之，為之立廟。
南宋中期《輿地紀勝》卷74中也提及：漢在此立有昭君廟。當地人也盛傳此廟規模很大，大殿內塑有昭君彩色塑像。廟為祭神之所，可以推測，西漢時期，家鄉民眾已經把昭君奉為神靈。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區桃花鄉一帶，每年臘月三十，一家老少都要先到昭君墳燒香磕頭，把昭君娘娘請到家裡，才開始吃團圓飯，當地人稱為「合心飯」。
在鄂爾多斯達拉特旗境內，當地人認為昭君是一位保佑窮人的善神，住在周圍的老百姓每逢吃好東西，都要歡歡喜喜地來給昭君上供。
顯然，在老百姓的眼裡，王昭君一位代表著幸福的女神，也是他們的福星。她不僅外貌美，內心更美。她之所以被神話，實質上反映了千百年來的人心所向。所以，歷史上每個時代都有新的昭君故事誕生。昭君被神化，反映著昭君文化無窮的生命力。
「草原獵鷹」認為，和平、和睦、和諧的需求，讓不同時代的人有了共同的選擇。昭君和平文化是我國文化資源領域的瑰寶，其容納了中華幾千年的文化精髓，代表著心靈祥和、民族共和、宇宙和合等一切人類美好的願望，是中華民族泱泱大國和平思想的匯聚與體現。
那麼，這樣的一位女神，她壽終正寢後又歸宿於何地呢？「草原獵鷹」查遍《漢書》和《後漢書》，均隻字未提。七百年後，卻為大詩人情有獨鍾：
從詩的意境來推斷，大李杜更加看好其人其事，青冢之名從此蜚聲人間。青冢之名有了，世人在李杜的詩中得知，青冢中安息的是王昭君。
然而比李白小34歲，比杜甫小23歲的史學家杜佑在其曲章制度《通典》卷179條中寫道：「金河,有長城。有金河,上承紫河及象水。又南流入河。李陵台、王昭君墓。」
金河，即金河縣，屬單于大都護府，戰國時屬趙，秦漢時屬雲中郡，治所在雲中郡古城。唐高宗麟德元年始改為單于大都護府。其轄境範圍為現在呼和浩特市南部一帶，包括托克托、和林格爾二縣。這表明，位於呼和浩特南部大黑河南岸的昭君墓就是詩中的「青冢」。
據內蒙古師範大學可永雪和余國欽兩位教授的研究，唐代還有兩篇文學作品可以佐證青冢的具體位置：在《唐振武節度衙前虞侯游擊將軍仇志誠墓志銘》中，有著「陰嶺一帶，青冢嵯峨！」的詞句，《王昭君變文》中也有「只今葬在黃河北，西南望見受降城。」的記載。
清乾隆年間學者張曾在其《歸綏識略》中描述道：青冢在歸化城南二十里。高十餘丈，土色黝然，望之如山。舊說以塞上草白墓獨青，故名。今無草，墓前有石馬一，石幢一，殘缺不全石碑三俱，近代立。
今天，位於呼和浩特市玉泉區的王昭君墓成為了第六批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國家5A級旅遊景區，中國最大的漢墓之一。
在浩瀚的歷史長河之中，王昭君是一根紐帶，使漢匈雙方在「和」的旗幟下走到了一起。她「請掖庭令求行」，奉詔和親，將和親前後漢匈近百年的歷史貫穿起來。和親的成功，與昭君個人克服種種困難，自覺維護和平有重大關係。
歷史證明，「和」精神的實踐，順應了當時民族間求和、求穩的歷史大趨勢，代表了進步的先進文化，推動了漢匈間的友好往來，擴大了漢匈經濟、文化的交流與融合，使中原文化進一步向漠北地區傳播，促進了社會的進步與發展。
更重要的是，「和」精神極大地增強了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凝聚力、向心力，維護和鞏固了祖國的統一以及邊疆的穩定，完全符合各民族的共同利益和長遠利益，為後世樹立了各族和平相處、共同繁榮與進步的楷模。
而「草原獵鷹」今天與大家共同探討中華「和」精神與昭君文化的最新意義也許就在於：為中華民族的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有容乃大、中美友好提供一種為千古公認、四海共識的歷史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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