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生小孩：「孤獨是個獎章」

天下 04-24

陳光 / 文

宋一楠 / 編輯

COVER STORY

封/面/故/事

孤獨一代

1978年，憲法規定，國家提倡和推行計劃生育。四年後，計劃生育正式成為國策，「少生孩子多種樹」、「一人超生，全村結紮」的標語並非玩笑。

2018年，《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通過，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不再保留，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成為新的國務院組成部門——這是自1981年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組建以來，國務院組成部門中第一次沒有使用「計劃生育」名稱；而兩年前，二孩政策全面放開。

四十年，走過代代人。四十年，留下了這麼一些人——

磚牆紅瓦上，在「只生一個好」的標語投射下成長起的孤獨一代，他們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他們失落，他們孤獨，他們飽受爭議。他們是「失敗的一代」，還是純屬誤解？

不在名冊之上的「黑戶」子女，有些憤怒，又有迷茫，這幾年終於有了身份後，又開始了另一種奔忙。

孤獨一代的父母按月領取獨生子女費，偶爾單位還有臉盆、糖盒做獎勵，上面寫著大字「獨生子女光榮」。

但父母也陷入隱憂，有的人不怕扣錢降職，生下老二——「超生游擊隊」里，有腆著肚皮四處奔忙的孕媽，還有被開除的父親，二胎開放後，他們陷入更深的不解。

也有父母陷入絕望，唯一的孩子離開後，「失獨家庭」眼淚流干，又努力調試，面對再生養後的種種艱辛，隔代人、經濟難，可是那個眨著眼睛喊媽媽的小孩，真是讓人「怎麼也看不夠啊」。

計生幹部曾經是超生游擊隊的對立面，當他們轉型之後，又怎樣回顧過往？

這些問題，我們一一關注。

「孤獨是個獎章」

下雪的冬日清晨，父母像往常一樣上班，留女孩一人在家。小女孩短髮有些亂，衣服下擺一側掖在褲子里，一側留在外面，她面對著上鎖的大門，似乎只是站著，也似正在望著……

這是一張黑白鉛筆畫，是《獨生小孩》繪本故事書中的一頁，畫中女孩就是作者郭婧的真實寫照。

她是獨生子女，83年出生，在太原長大。

從小，郭婧就經常一個人在家，自己和自己玩，她有時偷穿媽媽的高跟鞋，在家裡跑來跑去，有時給自己化妝，做各種造型。

而且，她總會開著電視，即使是聽不懂的英語節目也放得很大聲，有時還學電視里的京劇演員唱一段，因為會讓家裡多些「人氣」……

這也是一代獨生子女們的真實寫照。

「只生一個好」的口號盤旋在中國上方將近四十年。這一代人，他們成長的過程沒有親生兄弟姐妹陪伴，既得以享受父母的全部關愛，也承擔著全家的期望；他們的存在往往被貼上標籤，他們的行為往往被拿來分析，在社會和學界引發爭論；他們自己雖認為獨生與孤獨並不必然相關，但回看成長經歷，不少獨生子女認為，「孤獨」已成了他們尋找自由和自我的必經之路。

「當然不一樣」

1978年年底開始，計劃生育成為各地政府的頭等大事，國家從鼓勵「晚稀少」——晚生、少生、生育間隔時間長，到「一胎化」，再到「獨女戶」——在重農耕的中國大陸，女孩子的地位罕見地得到拔高。

福建女孩張玲就是在當年出生的。

她從小在筒子樓里長大。那時候，一聲招呼，樓里各層的孩子嘩一下湧出，迅速玩到一起，倒也並不覺得寂寞。

直到有一次，她和一個女孩約架，沒想到女孩把自己的弟弟叫來助陣，果然是「打架親兄弟」，對方以一敵二，張玲當然打不過，心裡鬱悶，羨慕起有兄弟姐妹的人。後來，她甚至求媽媽路過醫院時「順便」生個弟弟妹妹回來。

82年出生的廣東人鍾發白沒有打群架的經歷，他也是獨生子女，但善於自娛自樂，逗自己開心。

小時候，他會用左手和右手自己打乒乓球，還琢磨出自己跟自己打羽毛球的方法，在家裡會一人分飾多個角色，自說自話。但有時想到個笑話，他也只能憋著到學校見到同學時再分享。

可在放假時，鍾發白住在親戚家和表兄弟瘋玩時體會到的快樂，和離別時的失落還是有著鮮明對比。

92年出生的浙江女孩翁佳妍在小時候則經常給一位幻想的哥哥寫信，用日記的形式。小虎隊的三位成員都曾是她的「哥哥」。即使家人在時，她也會和幻想出來的哥哥說話，這種自言自語讓父母覺得她「有神經病」。

上了高中，83年出生的重慶人麗麗終於首次接觸到來自大家庭的朋友，「逮到」一位有親兄妹的同學。她正兒八經地詢問親兄妹和表兄妹有何區別，對方回答，「當然不一樣！感覺特別親。你跟表兄妹不會說的話，跟親兄妹就可以說。」

當時，麗麗覺得這番話很高深，觸及到自己體驗不到，又無法想像的領域，干著急。

「獨是我們一代的天生屬性，孤是一種我可以用無數種方法去消除的感覺。」鍾發白說。

蔡華（音）

出生於1979年

蔡華想要一個姐妹，而非兄弟。他許多朋友都有兄弟，經常打架，他覺得這可能很有意思，但是他還是選擇要一個姐妹。（@視覺中國）

1997年出版的《獨生子女宣言》一書中，100多位獨生子女講述自己的脆弱、孤獨、敏感和困苦。

2005年，新浪文化開展了一項「80年代獨生子女的孤獨與親情」大型調查。6007人參與的調查顯示，61.3%的人認為，與父母兄弟姐妹共同生活的傳統家庭模式相比，自己更孤獨寂寞，幸福與哀傷難與人分享；66.9%的人希望或曾希望有兄弟姐妹作伴；58.4%的人認為，自己在性格上與非獨子女相比更任性自私。

「獨」是「原罪」？

「被自私所蝕，為孤獨所襲」似乎是對於這一代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政策下的獨生子女較多的印象。

而國內社會對獨生子女的大規模集中擔憂，則始於一次中日「較量」。

1993年，《夏令營中的較量》一文引爆了一場全國範圍內的「大反思」和「大討論」，文章提出疑問，我們的孩子是日本人的對手嗎？

當時，那篇報道中記述了一次內蒙古草原上的中日夏令營，中國孩子普遍怕苦、脆弱，和日本同齡人形成鮮明對比，以致「日本人已公開說，你們這代孩子不是我們的對手」。

雖然文章在列舉細節的客觀真實性上受到質疑，但其作為導火索還引發了更大規模的討論。《敕勒川下：21世紀的較量》等同主題文章紛紛湧現，獨生子女成為輿論靶子。

那時候，「小皇帝」、「小太陽」、「被寵壞了的一代」等標籤成了獨生小孩的代號，「獨」成了「原罪」。

周瑜（音）

出生於1981年

她希望有一個哥哥。她是家裡的獨生女，有很多表兄弟姐妹，她是最大的，所以希望有個哥哥能夠照顧自己。（@視覺中國）

「獨生子女沒有兄弟姐妹，意味著他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種心理上的情感沒有了，少了這種體驗，獨生子女成了心理上和人格上有缺陷的一代人，孤獨、自私等問題一一出現。」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教授周孝正曾如此分析。

似乎獨生子女就是我行我素者，格格不入者，而且相當自私自利。

美國萊斯大學的裘斯洛·埃格更尖銳，他長期研究中國獨生子女問題，曾公開表示，「很多孩子接受到的不是一種人的自然成長，而是一種類似工具的積累進化。」他認為，不少中國獨生小孩經常被一個人關在家裡，反覆練琴或做功課，為應對未來市場經濟競爭做準備。長期如此，孤獨和冷漠便成了一種屬性。

出生於1992年的北京人小艾，過的正是埃格描述的這種生活。在父母的要求下，她從小學開始學鋼琴，走上考級之路，其後六年，在區重點和市重點中學學習。出國讀研後，她才覺得終於開始了屬於自己的生活。但一回國，在父母的過度關注下，一堆問題又排著隊來了。有時小艾真想有個替身。

「因為這些活生生的孩子無法反抗這種工具特性，只能習慣性地把自己隱藏起來，久而久之就會在內心產生出一個自我封閉的世界。而且，當他們接觸到社會時，越來越多的事實也讓他們發現，成為工具還是有很多好處的。」埃格說。

80後，怎麼辦？

郭婧記得，大學畢業時，經常聽到一些人感嘆她們這代人可憐，那是曾經紅遍一時的網路吐槽帖，似乎是當代「喪」的雛形——

「神一樣的80後，什麼都趕上了……讀書趕上擴招了，大學畢業不包分配了，好不容易找個工作，取消福利分房了，談個對象準備結婚買房了，趕上市場經濟高潮，房價已經站上『珠峰』了。」

陸達（音）

出生於1986年

他希望有兄弟姐妹，那樣很多事情就有人商量，而且父母上年紀了也有人一起照顧。（@視覺中國）

2015年出版的《80後，怎麼辦？》一書中，作者楊慶祥把80後定義為「失敗的一代」——他本人生於1980年。

書中，楊慶祥認為80後一進入社會，就全面潰敗。這種失敗並非世俗意義上的不成功，而指思想文化上沒有提供新的異質性內容。

「這一代人對中國的社會轉型沒有做好充分準備。50、60後也沒有做好準備，但他們在社會轉型前已佔有了部分資源，所以過得相對輕鬆些。80後恰在這個過程中完全處於一個不利的位置，也未找到有效應對方法。80後的典型在於，和改革開放、全球資本化、計劃生育如此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他說。

還好，郭婧倒是喜歡這種自己有權做主，選擇職業和想要的生活的感覺。「改革開放對於我的個人選擇和意志來說起著比較大的作用，它是鼓勵我尋找自己的一個過程。」

但這個過程比想像的難。

2006年，從天津美院畢業的她進入塘沽一家建築公司工作，這份工作薪水穩定，父母滿意。

但對郭婧而言，除了發工資那天是開心的，其他時候都很鬱悶，工作內容她並不喜歡，不開心時就靠不停逛街、消費彌補空虛。

思來想去，她決定辭職當「北漂」，去北京一家遊戲公司設計人物和裝備。這和父親的意願背道而馳，父女關係一度很僵。在父親眼中，之前的工作更安穩，去北京是冒險之舉。

鍾發白也經歷過類似的掙扎。18歲時不知道自己要學什麼專業，因為父親當時跑飲食線，自己化學成績也不錯，鍾發白沒多想就選了食品工程系，畢業後又轉做攝影設計方面的工作，和父親搭檔。雖家庭關係和睦，但鍾發白一直覺得父母其實不太了解他，他也不願跟父母溝通。「不是每一對父母都可以跟孩子做成朋友的，不是嗎？」

在北京的三年，郭婧經常焦慮。為了吸引玩家買遊戲中的裝備，設計要越炫越好，起初的新鮮感逐漸消退。有時半夜醒來，她會覺得自己被恐懼包圍，失業怎麼辦？到底能不能畫自己想畫的東西了？此後，她又去新加坡做動畫設計，但近十年的打拚好像讓她離自由創作的夢想越來越遠。

30歲，郭婧辭掉工作，回到太原老家，正式創作一本屬於自己的作品。

為避免心理壓力，創作期間，她不參加同學會之類的活動，每天在家就是畫畫，吃飯，睡覺。在畫《獨生小孩》時，她經常陷入自己和自己的對話。「這時候沒人幫我做選擇，我要自己問自己，然後自己給一個答案。」郭婧說。

回想之前的幾份工作，她覺得，如果違背自己的心去走別人的路，內心就會有個像黑洞一樣的東西，一直吸收孤獨並讓人更加孤獨。

「孤獨是個獎章」

「獨生子女並不一定意味著孤獨。」

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風笑天說。風笑天認為，對獨生子女的研究初期，國內學術界較多的研究結論延續了西方「問題兒童」的觀點，認為獨生子女是具有某些性格缺陷和行為問題的孩子，但90年代後的研究成果並不支持這種負面評價。

在風笑天看來，中國第一代獨生子女青少年的社會化發展是正常的，不存在與普通兒童大不相同的人格缺陷,他們並非「問題兒童」。

而社會上流傳的一些用來描繪獨生子女特徵的現象和問題，實際上是改革開放以來與中國社會巨大變革一起成長的新一代城市青少年的整體特徵和共同問題。通俗地講，就是獨生子女為同齡人背鍋了。

蔣晨成（音）

出生於1993年

她不希望有兄弟姐妹，因為如果有的話，還需要和他們分享家裡的經濟資源，對於父母來說，把他們都送到好大學是十分困難的。（@視覺中國）

根據跟蹤的案例看出，隨著年齡增長，孩子接觸社會化環境漸趨複雜，開始向同齡群體靠攏，學校、同齡人、媒體等影響變大，家庭的影響相對變小，二者差異越來越小。到了初中和高中階段，二者差異幾乎完全消失。

孤獨感的存在也不一定是因為獨生，而是經濟基礎決定的。

華東師範大學心理學教授陳默認為，1993年是獨生子女孤獨感的重要節點。

1993年中國取締了糧票，這意味著人們吃飯不愁了。「恰在物質不缺的時代，中國迎來大批獨生子女。獨生和孤獨有一定的相關性，但不是絕對的。這些孩子從很小的時候就開始思考形而上的問題，這才是促成孤獨感的決定性因素。」陳默說。

過去20年，陳默接觸了八千多個家庭的案例。很多案例中，家長難以走進城市獨生子女的內心世界。陳默發現，很多兒童在考慮一些終極問題，比如我是誰，從哪兒來，我死了以後去哪兒，人有靈魂嗎，宇宙是怎麼產生的……

「獨生子女的認知水平普遍高，他們想的這些問題一定會讓人感到孤獨，因為這種問題是沒有答案的。」一方面是對抽象深刻問題思考的低齡化，另一方面，來自家長的過度關注和期許讓孩子不得不以「報恩」的心態去償還，升學等壓力隨著年齡增長倍增，這些都加劇了不被人理解的孤獨感。

「孤獨是個獎章，要掛在胸前，這是一個成熟人類的標誌，一種自給自足的精神狀態。」翁佳妍說，她覺得孤獨無法消解，也不需消解。

不想養個「獨二代」

「我不怕孤獨，但我開始怕無助。」鍾發白說。小時候他會換著花樣排解孤獨，現在，鍾發白上有老，下有小，承擔著各種責任，「現實足以壓倒人，無暇去傷春悲秋地怕孤獨。」

今年初，他本人、父母、妻子、女兒，和不到一歲的兒子都先後得了流感，輪著發燒。幸虧妻子休產假，自己的時間也靈活，二人才得以扛著病照看家人。一場流感讓一家人三個禮拜才調整過來。這讓鍾發白意識到，看上去幸福美滿的三代同堂其實很脆弱。

想到養老和兩個孩子將來的教育，鍾發白感嘆：「壓力都在我未來的十幾年上了，這段時間如果能不脫層皮地走過來，真的是祖墳冒青煙了。」

在北京外企工作的麗麗也越來越感到養老的壓力。未來她留在北京或出國發展，回重慶生活的幾率很低。每次回老家她都發現父母又添了某種老年玻麗麗覺得，留在重慶本地發展的同學的父母看上去更年輕。陪在父母身邊，兒女隨時教他們微信、網購、電子支付等時尚玩法，父母的生活質量會更高。而這些是麗麗做不到的。「現在這就是我的死結，不知道該怎麼辦。」麗麗也經常和同齡的獨生子女朋友聊這個事。「這個時候特別遺憾沒有兄弟姐妹，我現在真是焦頭爛額。」

以孤獨為傲的翁佳妍最近也在思考友情和親情的差異。高中時母親重病，朋友的陪伴幫翁佳妍度過了最黑暗的時期，她覺得朋友是可以兩肋插刀的人。

大二時，母親舊疾複發。翁佳妍看著大姨無微不至地照顧母親，心裡會想，「我媽跟她姐姐到底有多少共同語言呢？會不會聊人生？聊思想？估計整天聊的都是雞毛蒜皮的事情，但是在最關鍵的時候她們確實能這樣（扶持照顧彼此）。血緣是無條件的。朋友之間能做到嗎？朋友能奉獻到哪種程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