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心伯：美國對華政策進入新階段

面對中國崛起，美國對華政策目標大體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美國的目標是通過雙邊和多邊手段，在理念、制度和行為上影響中國，促使中國的內外政策朝著美國期待的方向發展，確保中國崛起的進程在美國的掌控之中。第二階段，隨著美國塑造中國幻想的破滅和中國力量的迅速提升，美國的政策重點轉向保持對華力量優勢，以維持其在對華關係中的主導地位。第三階段，隨著美國對華力量優勢的縮小甚至在某些領域力量或影響力優勢的喪失，美國對華政策轉向務實，將主要關注如何維護和爭取美國的實際利益。

後冷戰時代，從柯林頓政府的對華全面接觸政策，到小布希政府要求中國成為「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再到奧巴馬政府強調中國應遵守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美國對華政策的目標都是要塑造中國。美國在對華交往中對政治、經濟、安全等具體問題的處理(如人權問題、知識產權問題、不擴散問題、網路安全問題等等)，既是要維護美國的實際利益，也是要影響中國的政策行為。

這一階段隨著特朗普執政基本結束。對美國影響中國發展軌跡的能力和可行性，特朗普政府有了更加清醒的認識。其《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坦言，面對全球範圍內日益增長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競爭，美國需要重新思考過去的政策，「這個政策基於這樣的假設，即與競爭對手的接觸並將其納入國際機構和全球貿易，將使他們成為良性的參與者和可信賴的合作夥伴。在很大程度上，這個前提被證明是錯誤的。」雖然這裡沒有點中國的名，但其所指顯而易見。特朗普「以實力求和平」的基本理念，決定了他的對華政策重點是與中國開展力量的競爭，而不是試圖塑造中國。在這個意義上，美國對華政策進入了新階段。鑒於中國力量快速發展、與美國差距不斷縮小的大趨勢，維持對華力量優勢將是未來20年到30年美國對華政策的重點。

特朗普政府正是為了維持對華力量優勢而加大對華競爭力度。雖然其《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聲稱「競爭並不總意味著敵對，也不一定會導致衝突」，但特朗普執政團隊的保守偏激思維和強勢的行事風格有可能導致中美惡性競爭。

經濟上，近期美方在處理貿易不平衡問題上陸續推出一系列極端措施，如果特朗普一意孤行，中方肯定會以牙還牙，兩國間的貿易戰就會升級到前所未有的規模。雖然理性的分析認為特朗普此舉更多是討價還價的伎倆，中美經濟上的高度相互依存決定了雙方不至於走到大打出手的地步，但給這輪較量找到一個合理的解決方案，有賴雙方付出艱苦的共同努力。更重要的是，特朗普政府對數百億美元中國高科技產品加征關稅和限制中國對美投資的決定，並不完全是為了解決對華貿易逆差問題，更是要遲滯中國在高技術領域的進步，放慢中國實力增長的步伐，以達到維持美國對華力量優勢的目的。這種基於相對收益思維的政策行為，不僅會使中美經貿關係的發展嚴重受阻，更會加劇中美戰略競爭態勢。

安全上，鷹派主導的外交與安全團隊會默許甚至縱容美國軍方在南海加大對華施壓力度，這勢將升高中美兩軍在南海的對峙;而「印太戰略」框架下美、日、澳、印四國針對中國的實質性安全合作的增強，必然增大地區地緣政治分裂與對抗的風險。更危險的是，「台灣旅行法」由美國國會批准和特朗普政府簽署，表明美方正在積極地打台灣牌，這不可避免會嚴重衝擊兩岸關係和中美關係。

隨著美國對華政策進入新階段，為了維持對華力量優勢，華盛頓除了加強硬實力(經濟、軍事、科技)的競爭外，也會注重軟實力的競爭，包括其政治制度和發展模式的影響力以及對國際事務的主導權。這一動向在奧巴馬時期已見端倪，其「亞太再平衡」戰略的主旨就是與中國爭奪亞太地區的影響力。雖然特朗普政府聚焦中美硬實力之爭，但未來的美國政府有可能同時關注硬實力與軟實力，特別是在中美硬實力差距進一步縮小的情況下，華盛頓將會更加重視維持軟實力優勢。由此一來，中美在政治制度和發展模式、國際機制、規則、話語權方面的競爭將會加劇。

在美國對華政策的新階段，美國將更加註重與盟友和夥伴的協調。為了應對所謂中國「不公正的貿易行為」，限制來自中國的投資，防止先進技術流入中國，美國正積極地與歐洲盟友(也許還包括日本)協調。在抵制所謂中國的「政治滲透」方面，2017年底和2018年初，美國與澳大利亞、紐西蘭、加拿大等國掀起一輪大合唱。在所謂「維護南海航行自由」和實施「印太戰略」方面，美國積極拉攏日本、澳大利亞、法國、英國和印度等國參與。如果說在美國對華政策的第一階段，與盟友的協調主要是規制和影響中國的話，到了對華政策的第二階段，與盟友的協調則旨在牽制、防範甚至壓制、遏制中國。

中美進入力與勢的競爭階段，對中國無疑是新的考驗。首先，中國在與美國的總體力量對比中將長期處於弱勢，在競爭加劇的態勢下，中國力量和影響力上的結構性短板，如高新技術的自主開發能力和運籌亞太地區事務的能力等，將會更加突出，而補齊這些結構性短板的緊迫性和嚴峻性增強。

其次，中國要防止重演冷戰時期美蘇競爭模式，避免捲入與美國的軍備競賽或熱衷於出口自己的意識形態和發展模式。

第三，如果說美國在對華政策的第一階段，一定程度上是通過「讓利」來誘導和影響中國的話，在對華政策的第二階段，美國對中美力量對比的變化越來越敏感、對其利益得失越來越計較，「逐利」傾向突出。在此情況下，中國應從長計議，通過短期的利益關係調整(鬥爭與妥協兩手並用)來確保長期的力量發展。(作者是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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