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智力剝削」的學術勞工們

最近國內高校導師壓迫和性騷擾學生的新聞頻繁曝光，無獨有偶，當代西方哲學界最重要哲學家中的三位，約翰塞爾（美國著名語言哲學家），克里普克（美國最重要的語言哲學家，邏輯學家），以及法蘭克福（分析哲學家，在自由意志研究方面頗有建樹）最近也被實錘或捲入涉嫌性騷擾學生的傳聞當中。不論中西，不論學科，學術界中這種現象之普遍讓人不得不思考背後的本質問題。今天我們聊下這個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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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利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者曾經把資本家對工人剩餘價值剝削體系中，工人-工廠體系經驗和知識積累（在工作中學習並獲得的知識經驗積累）得來的技術資本比喻成「一般智力」，這個概念用以區別工人的個體智力，算是相對於固定物質資本而言的技術資本。相對於物質生產，「一般智力」體現了生產關係中的制度再生產和知識再生產。一般智力包括兩部分：僱主的技術資本再生產，和生產者通過勞動學習掌握並創造的知識和經驗。

於是資本家通過智力剝削與生產者產生了矛盾，第一個矛盾，是資本家利用生產者的個體智力進行技術再生產，變成「一般智力」後完成技術資本積累並獲利。第二個矛盾，是生產者們在創造了「一般智力」之後，卻被置於資本主義工具理性管理之下，不能直接擁有創造成果，而是繼續被剝削。

這兩個矛盾其實預示了工具理性時代的知識生產不是古典時期文人-學人共同體那種浪漫化的科學人文研究方式，而是形成了一套「研究體系」，而研究者從個體知識生產者走向了研究體系本身的螺絲釘之中，研究體系本身成為一種「固定資本」。產學研結合的發展讓學術界和產業界有區隔分工但也有相通的地方，於是知識生產體系的考評依靠上下兩個尺度：對上是學術共同體對於學術產品的共識；對下是產研結合體系中的經濟產出。這兩個看似相互矛盾的東西是由於一般智力的被佔有而結合到一起（對於學術權威評價是象徵資本，對於學者是社會資本和象徵資本，對於企業來說是經濟資本）。

於是學術培養體系在完全介入知識生產體系後，學術資源的佔有者和普通研究生/博士更類似於一種非正式僱傭關係，類似於學徒。不過從保障來說，可能還更糟，資本僱傭體系冷血但由於勞動者的鬥爭歷史好歹還有權責界定;而行會-商鋪時代的學徒工被剝削到家，但是行業底層還有一些互助，起碼也有還可以接受的退出成本。

然而，很多時候學術學徒就沒這麼好運了，即使存在學位委員會制度，實際上課題組內的權力還是大老闆的一言堂，大老闆主要工作是積累社會資本，項目，審批，資金來供給課題組運轉，釐定學術方向，是「學術資本-課題組一般知識積累-再生產」的構成。具體幹活的就是學術僱工，所以課題組本身已經形成了一個很全面的知識生產體系，而學生是僱傭而來的操作者（當然分有個體意識的操作者和沒什麼個體意識的操作者），這個情況如果是在企業做科研會得到更明顯的感受，甚至大型企業本身（小企業另說）的保密技術積累才是真正企業的知識生產投入，招聘來的研究人員很多隻負責產品涉及的學科中的一個方向中的一個小方向的一個細節課題的一環。

把這些學徒工生產的一般智力進行打包，並作為知識再生產的投入資本，這個佔用過程不僅是資本再生產的一環，同時也是產業制度再生產的一環，比起單純的資本增殖的經濟效益來說，這種再生產過程還促進了產業制度的迭代。從這個角度來說，知識分子是共同體，人類的知識積累是社會的總福利這類自我想像，可能是一個過於理想化的模型。

而知識生產和其他生產模式又有一點不同。他雖然也是資本主義工具理性組織方式的產物，但是他又不直接參与再生產。於是他內部的組織方式和晚期資本主義主義的企業組織又不太一樣：

1.它存在技術資本佔有者（或者非物質生產資料的佔有者）和學術僱工的矛盾。這類似於早期資本主義缺乏產權界定和勞動保障的境況。

2.絕對裁決權擁有者和無權學徒的矛盾，這類似於加洛林王朝封建時代領主-家臣的人身依附關係，大老闆某種程度也是學徒的庇護人，沒有大老闆的社會資本你甚至不具備學術界的基本身份。理工科的話，你甚至拿不到起碼的經濟資源。庇護人也意味他對依附者存在支配權。

從這個角度來說，本身是接受學術培養的學生實際上處於雙重弱勢之中。知識生產用極為低廉的價格和完全靠恩情的勞動保障水準僱傭了高質量的工人。而工人本身被逐個分化到生產體系中，甚至行成不了基本的互助，個體命運也依靠人身依附來進行安排。

所以這兩種權力模式的滲透，使得學術生產進入了一種不言自明的日常權力空間，運行著常態化的權力機制。

出於「僱主-學徒」關係，你必須要服從課題組技術資本再生產的需求，沒有保障的以課題收益為導向，進行高強度工作。

出於「領主-家臣」的人身依附關係，你需要在日常生活中操演著權力關係，這種不對稱也導致了導師的性騷擾或者其他施暴方式有了棲息的隱蔽空間，並不受公共監管。

導師與學生之間的這種關係符合德勒茲曾經提到過的單方面的施虐行為。不同於主奴遊戲這種經典的施虐關係，在單方面的施虐行為中，施虐方與受虐方之間並沒有言明施-受虐關係與施-受虐範圍，沒有相應的契約關係。他就是施虐者單純的權力感滿足。這種滿足滲透到各個細小的行為，小到讓你在特定時刻用特定杯子給施虐者泡特定的茶；小到天天作為價值觀強勢方給你灌注極端的個體價值觀並要求你認同；小到干涉你的個人生活讓你無條件奉獻；小到讓不會喝酒的你必須服從酒桌規則；小到論資排輩的逐級壓制；小到無道理地以「必須尊重我」這種道德解釋權來滿足自己不合理的要求。這種完全不對稱的權力關係延續這種施虐的合理性，使得施虐者在完滿的權力滿足中無法自拔，其中無自律者自然滑坡到新一輪的施虐--對受虐者私人權利的踐踏。

常態化的施虐使得公共道德監管力度被陰影遮蓋。讓施虐者從資本關係上的剝削走向權力關係上的剝奪。這也使得無處不在的反動學閥做派和壓迫邏輯在被打倒幾十年後被重新撿了起來。

這使得公共輿論一旦介入其中填補權力不對稱的缺位，就開始集中暴露出一系列此類案件，實際上也更多的暴露出某些被忽視的權力運作方式。過度失衡的不對稱以及低流動性的學閥壟斷，既無利於高效利用國家科研投入，也無利於增加知識生產的效率。對學術勞動者保障的忽視既造成人才流失，也讓被打倒多年的東西如蛆蟲反噬般反攻倒算。

雖然，我個人並不喜歡奈格里等義大利自治主義者（關於奈格 里與諸眾等概念在之前的文章《頭號玩家：死宅的革命骨氣與詭異的未來》中有介紹），但不得不說，用諸眾（奈格里的概念，在之前的文章《頭號玩家：死宅的革命骨氣與詭異的未來》中有提及）的公共行動和有效聯合介入社會再生產之中（比如「評師網」等對於資本壟斷者對抗的外部話語策略，勸退和避免後來者跳坑成了一種政治性基本互助），使得學術僱工對於一般智力資產進行重新領有，這至少使得不對稱的權力結構被外部聯合擊穿，有利於知識生產體系的進一步連續發展。

獻身科學與人文，是為了這個國家的繁榮昌盛，為了人民幸福生活，為了個人理想。而不是為了某些沐猴而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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