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洋票」，外國傳教士如何反過來影響了中國土匪？

徐有威，現任上海大學文學院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歷史系副主任。上海近代工業經濟發展研究中心執行副主任。2013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小三線』建設資料的整理與研究」首席專家，季我努學社顧問。

隨著庚子事變的終結,1900一1920被中國教會史的研究者譽為中國教會的「黃金時代」。惜乎好景不長,從20年代初起到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在華各教會受到了嚴重的挑戰，尤其是土匪與傳教士的關係。

土匪對傳教士的特殊態度

當時傳教士被土匪綁為「洋票」的情況非常普遍。風高放火、夜黑殺人」的行為模式是土匪的「擅長」所在,恐怖、殘暴的魔鬼形象也是傳教士們記載最多的內容之一。

因為那時百姓懼怕官府,官府懼怕洋人,洋人懼怕百性。晚清以降的國人對此神妙的三角關係無不心領神會,土匪更是深諳此道。但被綁架的傳教士們依然注意到了土匪人性未泯的另一面。首先,如同普通善良百姓一般無二,無論是祖先、佛教的菩薩,還是基督教的上帝,都是他們敬畏篤信的對象,是他們神聖不可侵犯的精神生活的主要內容。出於對美好人生的渴望,宗教在這裡顯然使他們得到了慰藉。這份敬畏還折射到了被綁架的傳教士和教徒身上,這些身份特殊者被綁架後往往會得到意料不到的照顧。

傳教士改變土匪的思想

《聖經》宣揚的棄惡從善、博愛平等的教義,宗教歌曲優美旋律所體現的寧靜祥和,充滿神聖莊嚴氣氛的祈禱儀式,傳教士與鄉民友善相處的深情厚意,這些往往令土匪對自己的行為有所感悟和覺醒。土匪中也有不少教徒,對基督教懷有濃厚興趣的也不乏其人。「牧師老先生」,這成為一些土匪對被他們綁架的傳教士的尊稱;有著教徒背景的本票往往會被土匪區別對待,有所善視。出於宗教習俗,傳教士不像本票那樣向土匪跪下乞求,則被視為有骨氣之舉,給土匪留下了深刻印象。

當傳教士成為土匪手中的「肥羊」而使土匪欣喜若狂時,另一種或可稱之為精神上的「反綁架」過程便也不可遏止地開始了。作為西方文明縮影的傳教士所體現出來的西方文明給身居窮鄉僻壤、與

世隔絕的土匪帶來精神上的震動和衝擊,其強烈的程度遠甚於開埠之初中國沿海地區的情形。對土匪而言,這種震動和衝擊所激發起的不但包括他們對外部未知世界的憧憬,而且包括他們對西方社會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生活的嚮往。透過傳教士的眼睛,我們看到了二三十年代民國社會中最野蠻最殘忍的土匪身上表露出的這種憧憬和嚮往,這其中隱含的內容無疑是極為豐富和令人深思的。

編輯：季我努學社青年會會員張珍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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