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民國的他們竟如此理財
從1912年中華民國開國，至1949年中華民國在大陸結束。中華民國的歷史一共38年。
民國時期，大師泰斗雲集，風流名士迭出，殊不知那個黃金年代有著十足的物質基礎，才為後代留下了豐富的精神財富。
物 價
1914年，袁世凱在北京以大總統的名義公布了《國幣條例》及《國幣條例施行細則》，由天津造幣廠開始鑄造鐫有袁世凱頭像的銀元，也就是我們俗稱的「大洋」。
那麼，民國初期一銀元相當於現在多少錢呢？
隨著中國對外賠款的增加，銀的產量不能滿足貨幣製造的需要，貨幣流通量嚴重不足，造成幣值狂升，原本1大洋兌換100銅錢升至1大洋兌換3000銅錢。
1912年到1919年：
米價恆定為每舊石（178斤）6銀元，也就是每斤米3.4分錢，1銀元可以買到將近30斤大米；
豬肉每斤平均1角2分至1角3分錢，1銀元可以買8斤豬肉；
棉布每市尺1角錢，1銀元可以買10尺棉布；
白糖每斤6分錢；食鹽每斤1-2分錢。
按物價來折算，當時一銀元，相當於現在90-100元。
從20年代開始，物價就開始不斷上升。
1924年（民國十三年），北京普通五口之家每月生活費平均是14元2角5分，每年平均171銀元。當時一個人力車夫平均自己每月花費5元7角3分，計每年68元7角6分。而他養家的生活費每月11元6角2分，每年平均135元8角4分。
1918年（民國七年）清華學校的外國教員狄登麥（C.G.Dittmer）在北京西郊第一區調查居民195家，其中100家為漢族人、95家為滿族人。調查結果顯示，當時北京市郊的五口之家，平均每年開銷100銀元，才能維持最基本的生活。如果要達到小康水平，每年需花費180銀元左右。
理財方式
一·南京國民政府發行的公債
一張100元面值債券，買進價70-80元，到期兌現120元，凈利潤達到50%-70%，投資收益簡直高到沒朋友。但收益與風險並存，這些公債並非穩定的建設債券，而是戰爭債券。政局的極度不穩定可能導致債券到期無法兌現。
二·白銀套現
羅斯福新政出台了《白銀法案》，開始在全世界喪心病狂地收購白銀，導致國際銀價瘋漲，許多在華外資銀行開始大肆收購銀元套利。
因此把存在花旗銀行的2000銀元賣出去正好可以大賺一筆。
三·房產投資
比現在的房地產投資容易。
一棟租金幾十元，隔斷後可以轉租給八九個人。每個房間平均可以收取10-15元房租，一個月收租就可以收一百多塊。到解放前夕，二房東的超收房租達到430%—1400%。
四·放小額貸款
民國商行，除日常存款匯兌之類的業務外，外資銀行主營業務是政治性貸款；而國內銀行發放的貸款也多為農工商用貸款，並沒有開辦針對個人的小額貸款業務。民間借貸，主要還停留在熟人借款或借高利貸上。
大師理財之道
魯迅
「說什麼都是假的，積蓄點錢要緊」
魯迅主要的收入來源就是寫書的稿費，還有就是在大學任教的工資，以及在擔任教育部官職的工資，據記載魯迅當時在教育部任職的時候，一個月的工資約為350塊大洋，而稿費因人而異，平均水平應該是千字10~20大洋。只看工資和稿費的收入來說，魯迅就已經屬於高收入人群了。
魯迅的理財頭腦體現在房產投資上。
魯迅曾花了4100塊大洋在北京買了27間瓦房，後來魯迅又在北京別的地方買了一套四合院，花了大概約800大洋。
魯迅為什麼要買這麼多房產呢？
民國初期，北京房價相對低迷。一是房屋供給量大，特別是定都南京後，各機關南遷，空房更多，二是城市人口少，需求有限。當時北京城區各類建築物，每間價格從300元到25元不等，郊區為260元到20元不等。
魯迅先生1919年在八道灣買了「三進的大院子」，只花了3675元，相當於他11月的收入，1925年，魯迅又在阜成門內購買了一套小四合院，不過800元左右。
1941年起，在通貨膨脹的壓力下，北京房價飛漲。根據1946年1月抽查，當年瓦房最高交易價每間2.4萬元，最低7千元。可到6月，瓦房每間最高交易價已達17萬元，最低3萬元。到1947年，瓦房最高價每間308萬元，最低56萬元
京城居，大不易，自古皆然。
梁啟超
「項城坐鎮於上，理財治兵，此其所長也。」
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有為和梁啟超遭到通緝，流亡海外。當時在海外華僑中，保皇黨依舊有很大的實力，兩人便以「保皇會」的名義，用股份制方式，向港澳地區、北美和大洋洲華僑出售股票募集資本，創辦「廣智書局」（位於上海外灘租界）和「新民叢報社」。梁啟超沒錢，但能寫東西，他以提供文稿作為「技術股」，佔了1/3的股份。
《新民叢報》初創，主要文章幾乎都出自梁啟超之手。《新民叢報》在清末年輕人心中的地位是十分高尚的，因此銷量不俗。毛澤東曾回憶：「16歲時，讀到了《新民從報》，讀了又讀，直到可以背出來。」報紙暢銷，報社的回報自然豐厚，在1902年到1903年間，梁啟超分得「新民叢報社」紅利上萬銀元，當時1大洋的購買力，約合今人民幣100元多一點。
也就是說，梁啟超干一年，就成了百萬富翁。
民國建立後，梁啟超在天津創辦半月刊《庸言》，當月他在家信中說，《庸言》第一號印了一萬份，沒多久就賣完了，還有續定數千，形勢喜人。明年二三月間，銷售額估計能達到二萬份，要是真這樣的話，「則家計粗足自給矣」。如果每期的實銷都能達到二萬份的話，「年餘五六萬金耳」。
北洋時代，梁啟超也曾兩次擔任政府總長，一是1913年熊希齡內閣的司法總長，二是1917年段祺瑞內閣的財政總長，時間都不長，以梁任公之人格和賺錢能力，實在沒必要貪墨。1922年，梁啟超在清華學校兼課，後應聘出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月薪大約四五百銀元。無論是當政府總長還是清華導師，梁任公的工資收入肯定是小意思，他的版稅就不得了。民國初年，版稅給的最高的地方，當然是成立於1897年的商務印書館。商務印書館當時有多火呢？據學者陳明遠考證，「民國初年，全國書籍營業額約為1000萬元，而商務印書館約為400萬銀元，佔五分之二。」
尚在清朝末年，許多文化名人，如林紓、蔡元培、梁啟超都與商務印書館建立了長期合作關係。梁啟超在商務印書館拿的版稅雖然比不上林紓和蔡元培，但為數也不少。
僅僅舉一個例子：1922年10月，梁啟超給商務印書館的總經理張元濟寫了封信，提到自己所著的《中國歷史研究法》等書，版稅照舊為40%；他在《東方雜誌》上發表文章的稿酬為千字20元。張元濟則回信說：「千字20元的事情，請別跟其他人說，要是大家都知道了，每個像您這樣的高手都這麼要，咱支付不起……」
梁啟超頗有經濟眼光，將不少錢拿來投資，譬如他是天津中原公司的股東，也曾往北洋其他實業里投資。1928年他給女兒的信中透露：「有二萬內外資本去營業。」也就是說，無論在政界、文化界，還是金融界，梁啟超都遊刃有餘。不過梁啟超平時作風儉樸，除了喜歡發表政論，干點「通電全國」的事兒，個人倒是沒多大開支。順便提一句，清末民初發電報可是相當燒錢。對政府的行為有所不滿，給全國有影響的幾百家報紙都發一通電報的話，一次就得花掉上千銀元—梁啟超每年都要以個人名義干幾次，足見其豪奢。
但若說梁啟超是文人中「理財大師」，另外一個人肯定會冷笑幾聲—沒錯，此人就是梁啟超的老師，康有為！
康有為
「愛才養士，廣廈萬間，絕食分甘，略無愛惜。」
民國年間，康有為在文壇上的地位顯然不比在晚清那會兒，即便後起之秀們對這位頑固的保皇派精神領袖多有批判，卻絲毫影響不了其張揚著發大財。
學者徐世存對其的評價是「謀國不成，謀家有成」
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有為流亡海外，組織「保皇黨」，需要繳納入會費2元，海外華僑對維新志士多有同情，故而康有為籌措經費，收益頗豐。
再比如1906年春節期間，他訪問墨西哥，受到當地隆重接待。當時墨西哥城正在籌款修築有軌電車，他敏銳地意識到電車軌道經過的地方，必將成為人氣旺盛的商業圈，地價必定隨之飆升，這是一個十分難得的賺錢的機會，便大量購置電車軌道經過之處的地產。沒過多少日子，地價果然上揚了好幾倍，他輕輕鬆鬆獲得了10多萬銀元的贏利。
1921年，64歲的康有為在英租界內的愚園路購地10畝，建了一座中西合璧的花園住宅，取名「游存廬」，後世稱為「康公館」。
晚年的康有為有兩大愛好：一是投資房地產，二是四處遊玩結交朋友，有時候兩者結合起來，在遊玩中投資賺錢。除了投資房產，康有為一年賣字也能賺不少錢。另外，康夫子頗有任俠之風，家中常駐的門生弟子、新朋故友，少則十餘人，多則三十餘人，全都能享受到貴客般的款待。遇到囊中羞澀的青年才俊上門求助，康有為基本上是慷慨饋贈。康有為喜歡大宴賓客，書畫大師吳昌碩、詩人陳三立、教育家蔡元培等都是他常請之人。他也好收門徒，如畫家徐悲鴻、劉海粟均是拜門弟子，得其相助不少。
君子愛財 取之有道
「我現在還要都導你一個生財之道，凡是策劃一件事情，先要像看病一樣，看清了病情之後，需要訂下一個治療方案，有些只是短期內可以痊癒，有些不是一時可以獲愈的，就要逐步地預定治療方針，初步該怎樣？有了進步又該怎樣？最後應該怎樣？辦事也是如此，先要有一個方案，準備的情況要有百分之二百的程度，預備這件事情隨時發生變化。要是能夠有對摺收穫，就是百分之一百的成功；要是只得三折的成就，也還有六十分的希望，如果你方案定得好，可能達到一百二十分的成績，那就更好了，這是一切生財之道的基本方略。」
--《銀元時代生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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