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地方性歷史的全球史，將毫無意義！

訪談

前不久，全球史研究專家夏德明教授在華中師範大學講學期間，接受我報特約採訪，就全球史發展趨勢、海外漢學與中國發展等問題進行了討論。

原文：《「必須從地方性視角理解全球史」——專訪哥廷根大學夏德明教授》

左為夏德明教授，右為方幸福

受訪者

夏德明（Dominic Sachsenmaier）：德國哥廷根大學東亞系講席教授（Chair Professor）、美國湯因比獎基金會（Toynbee Prize Foundation）主席、歐洲科學與藝術院院士、首都師範大學全球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出版著作《全球視野中的全球史》（Global Perspective on Global History）、《朱宗元與西學東漸》（Die Aufnahme europaischer Inhalte in die chinesische Kultur durch Zhu Zongyuan）、《多元現代性反思》（Reflections on Multiple Modernities）等。

採訪者

方幸福：華中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系系主任、博士生導師。近年來發表學術論文二十餘篇，主持或參與國家級、省部級科研項目六項，學術專著有《幻想彼岸的救贖——弗洛姆人學思想與文學》等，主編英語教材多部。

超越地方性歷史的全球史毫無意義

方幸福

夏德明教授您在中國、德國和美國等不少地方都有過學習和工作的經歷，經常在世界各地組織和出席各種學術性活動。這種國際化的背景對您的學術思考有怎樣的影響？

夏德明

就全球化時代的學習和工作而言，國際化已成為不可避免的趨勢。

就我個人而言，我會不時地在國外長時間逗留，當然不僅僅是作為遊客，更多的是向當地人學習，同他們互動。這些經歷對我思想的發展無疑至關重要。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對司馬遷所說的「行萬里路，讀萬卷書」這一古訓的實踐。由於研究需要，之前我去過的地方主要集中在西歐、北美和東亞，但世界如此之大，如此複雜，因此我覺得自己對世界的了解還遠遠不夠。過去的經歷讓我更深刻地意識到全球政治的複雜性。世界各地之間的聯繫錯綜複雜，而各種複雜的互動又同眾多的內部機制相關聯。對這種複雜性的意識，使得我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在中國，在對不同社會進行思考時會盡量跳脫各種既有偏見，專註於觀看，並且從全球的視角出發來思考各種地方性發展。事實上，全球性聯繫都可以被理解為許許多多地方性因素的組合。在某種意義上，這就是我在中國、德國和美國等地的經歷之中的收穫。在我看來，為政治等領域注入全球性的和跨國性的視角，同樣應該成為知識分子非常重要的職責。

方幸福

作為全球史專家，中國問題是您研究的重點之一。據了解，您即將出版的專著就是以一位中國基督徒為視角，去探討中國人如何看待外部世界。您能否介紹一下，您對中國問題產生興趣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夏德明

是的，中國問題是我研究中重要且十分有趣的方面。

在學術研究初期，我計劃先去研究歐洲歷史和哲學，然後再研究東亞，然後在此基礎上進行比較研究。因此，我先後在英國的聖安德魯斯大學和德國的弗萊堡大學研究歐洲古代史、拉丁和中世紀歷史。之後，在1993年，我獲得獎學金去台灣學習一年，專門研究中國問題，這段經歷對我影響很大。經過一年學習，我可以用中文進行簡單交流。之後在繼續學習歐洲歷史和哲學的同時，我開始輔修中文。在之後的學術研究中，我開始對全球史及比較史有了濃厚興趣，我一直試圖去理解中國史、歐洲史以及全球史之間的關聯。在我看來，全球史是和政治相關的。和全球政治一樣，並不存在單一的全球化世界或全球史，必須從地方性視角去理解全球史。寫一本超越地方性歷史的全球史毫無意義。全球史不是說你不需要去了解地方性歷史，不需要去知道關於中國、歐洲各個國家或中國某個省之中極具地方特色的事物。相反，全球史意味著你必須從全新的視角去研究非常具有地方性特徵的歷史。最近，我完成了一本名為《一個從未旅行之人的全球糾葛》的著作，採取的就是這一思路。書中的主人公生活在17世紀的寧波，一輩子在浙江，從來不曾離開。但是我仍然試圖說明：通過這個從未旅行之人去研究全球史不僅是可能的，甚至還是必須的，這是因為地方史和全球史之間有非常多的連接點。這就是我正嘗試實踐的東西，我正和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合作，準備出版一套全球史叢書，這也是此套書背後的指導性原則。這些工作和傳統史學家們做的事情很相似，都是地方性的，檔案類的，但其中會涉及一些全球性問題和視野，這就是我理解的全球史。在我看來，全球政治之中存在著同樣的發展趨勢。

方幸福

這一點很有意思。在唐代，中國國力強盛，並與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有交往。如果從全球史的視角來研究這一段歷史，應該非常有意義。

夏德明

是的。全球史並不局限於現代史，可以研究更早時期的歷史。

對我個人而言，全球史之所以是全球的，並不是說你得把全球各個地方的歷史都包含進去。唐朝當時和世界各國間的聯繫的確體現了全球史的複雜性，當時唐朝和南亞、歐洲和阿拉伯世界都有著頻繁的商業往來。現在已經有人開始從事這方面的研究。我相信，如果圍繞長安寫一本關於全球史的書籍，研究當時各國在長安做生意的群體，長途跋涉來到長安的各國商人和運送至長安的貨物，這樣的研究應該非常有趣。

歐洲大學越來越重視中國研究

方幸福

海外漢學研究歷史悠久，而且近些年從事漢學研究的學者在數量上越來越多，他們不少的研究成果已經被譯介到中國。在您看來，隨著世界格局的改變，西方世界的中國研究有沒有出現一些比較重要的變化？

夏德明

西方的漢學研究歷史的確十分悠久。

從一開始，跨學科就是西方漢學研究的最重要特徵。作為區域性研究，中國研究並沒有被細分為中國政治、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學等方面，因此這一研究包羅萬象，它的劃分依據是地區，而不是學科。長期以來，中國研究在許多大學都不是主流，只有為數不多的幾位教授指導學生從事相關研究。但如今，隨著中國在經濟和政治領域的發展，大量學生開始想學習中文。這可能是出於就業方面的考慮，也可能是他們意識到，世界已經離不開中國。中國研究因此在歐洲不少大學變得越來越重要。例如，在我任教的哥廷根大學，七年前在中國研究領域只有一位教授、一位博士後講師，或許再加一位中文語言老師和一二十名學生。然而，如今東亞系的教員已經超過二十位，有四百多名學生。這七年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與此同時，在世界其他地區，中國研究同樣開始興起。而且，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像政治學、社會學和歷史學等大學科之中並沒有專門從事中國研究的教授職位，或者數量不多，但現在這些學科中從事中國研究的教授職位不斷增加。也就是說，中國研究現在不僅變得更為重要，而且還深入到各個學科之中。這是歐洲正在出現的趨勢，尤其是在過去十年或十五年之中。美國的情況同樣大致如此。在美國，中國研究的規模本身就已經很大，而且本質上還是跨學科研究。作為一股總體性潮流，這首先發端於美國，然後席捲歐洲，我們正朝著這一方向發展。

方幸福

作為中國研究專家，您對其內部各個不同研究領域的研究有什麼看法？

夏德明

總的來講，與三十年前或五十年前相比，在歐美正在萎縮的研究領域是中國文學，中國文學研究領域的教授職位較少。

這很不幸，但事實就是如此。而關於中國經濟的研究增長最為迅速，中國經濟研究領域有相當多的教授職位。關於中國政治的研究同樣遠不及關於中國經濟的研究。關於中國史和中國社會學的研究同樣增長十分迅速，這是中國研究中增長最快的幾個領域。如果統計一下所有大學和商學院中從事中國研究的教授和研究人員的數量，將不難發現，研究中國經濟的教授數量應該是最多的。但他們通常並不是在漢學系，而是在商學院或經濟學系。

越來越國際化的中國

方幸福

您經常被邀請來中國講學和參加會議，並在中國不少學術機構擔任各種職位，結合您對中國的多次訪問，您眼中中國最大的變化是什麼？最讓您印象深刻的是什麼？

夏德明

自90年代中期我就開始定期來中國，那時我還是一名學生，從那以後我就成了中國的常客。

中國的變化十分巨大。首先，其經濟發展迅猛；其次，快速的城市化進程。儘管我腦海里沒有確切的數字，但是我想在1980年，中國的城市化率大概是18%，而在2018年則達到57%左右。基本上是在一代人以內，中國的城市化取得了巨大增長。當然，與此息息相關的是大部分人口生活水平的提高。還有就是中國變得越來越國際化，這一點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與90年代中期相比，如今你可以在中國看到越來越多的國際友人；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始走出國門。中國的城市化和經濟增長，應該是世界歷史上涉及範圍最廣的一次變革。據估計，中國近三十年來的增長速度比英國工業革命期間的增長速度還要快。這是我們在世界歷史上見過的最快增長速度。你可以看到中國社會每年都在變化，如果看看1996年的上海，或者我第一次來到中國時看到的上海，然後再看看現在的上海，你會覺得這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城市。當然武漢、北京和南京等同樣如此，每個城市都在發生巨大的變化。

到目前為止，中國至少花了120年大規模地向西方學習。在某種意義上，幾乎全部中國知識分子以及有高等教育背景的人，對西方都相當熟悉。這不僅僅是通過教育系統，電影、文學和個人旅行等同樣起到了作用。歷史上，由於19世紀的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起義等運動造成的巨大衝擊，為了更好地發展，使得中國很有必要去了解西方。但西方的情況有些不一樣。在18世紀的西方，一些歐洲最優秀的思想家，如伏爾泰、在其之前的萊布尼茨或克里斯蒂安·鮑威夫，還有其他一些偉大的啟蒙時期的思想家，都會花費大量時間專門研究中國。而到了19世紀，情況開始有了很大的變化。雖然黑格爾和馬克思等同樣談到中國，但他們對中國的興趣已經明顯降低。當然，隨著世界格局的再次轉型，必然會出現新的變化。

方幸福

您長期研究中國社會、傳統和文化，您覺得這些研究有沒有對您的生活方式產生影響？

夏德明

我對中國古代非常感興趣，讀過不少這方面的書，還學過很長時間的文言文和中國傳統文化，比如讀過不少關於明代儒學和宋代儒學的書。

總的來講，我對中國文化的不同方面都很有興趣。至於說我的生活方式有沒有被中國文化改變，答案自然是肯定的。我的日常生活、社交方式和飲食方式等很多方面都受到中國的影響。此外，在我博士和博士後學習期間，受杜維明先生的影響，我讀了很多有關儒學的書。也許是因為我沒有寫很多關於儒家思想的文章，所以沒有人將我稱作一名儒學學者，但儒學確實已成為我身份認同之中的一部分。儒家思想強調在致力於學術的同時，還要關心政治和社會問題。這種三角關係強調政治、社會和學術思考之間的聯繫，並在這三種活動之間保持一種和諧。這是儒學給我印象極為深刻的地方，也是我從儒學中學到的精髓之一。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04期第5版，轉載請註明出處，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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