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身殉道者——王莽
後人提起王莽往往是嗤之以鼻，對他的認識停留在篡位者和虛偽之徒上面。「滔天虐民，窮凶極惡，流毒諸夏」、「大盜謂王莽篡位也」諸如此類的評價不絕於史書，然而仔細了解他的生平就會發現，後人眼中的王莽更像是故意被人詆毀的形象。
《漢書·王莽傳》記載：「莽獨孤貧，因折節為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世父大將軍鳳病，莽侍疾，親嘗葯，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其中子獲殺奴，莽切責獲，令自殺。」從上面這幾件小事來看，王莽儼然是一位恭儉禮讓、大義滅親的儒家君子形象。即便是後來王莽代漢自立，也一直生活簡樸。也曾逼其孫女自殺為一名家奴償命，踐行了「天地之性人為貴」的古訓。呂思勉就認為凡是作偽之人，必然是有所圖的，而王莽篡漢稱帝所圖達到之後卻並無改變，一生作為如一，又如何能稱其為偽？所以說王莽是虛偽姦猾之徒，怕是後人對他的一種污衊。
而篡位者的說法，更是無稽之談。所謂篡位是逆而奪取，是用強力取得皇位。而王莽代漢，從不曾動用一兵一卒。熟悉西漢思想史的人應該知道，西漢董仲舒以陰陽五行詮釋儒學，推演出了一套災異遣告理論。就是所謂的「天地之物，有不常之變者，謂之異，小者謂之災，災常先至，而異乃隨之，災者，天之譴也。」董仲舒試圖以此來建立超越君權之上的神權體系，甚至想要獲得仲裁權。但不幸漢武帝只是把他的理論當作可利用的工具，只接受對統治有利的部分，而拒斥不利的部分。皇帝敬畏天命的傳統建立了，但仲裁權卻並沒有賦予儒家。董仲舒因此觸怒漢武帝差點被誅殺，以後也不敢再談這套災異理論，但這套理論還是被儒家繼承了下來。隨著西漢後期社會矛盾的加劇更受命論、五德終始論、禪讓論逐漸流行起來。實際上這整套意識形態是環環相扣的，漢朝的合法性建立在五德終始論的基礎上，漢朝取代秦朝，是因為秦朝德衰，這也意味著終有一天你的德要被其他人所替代，所以漢家皇帝要更受命，要禪讓給有德之人。這套理論的核心在於，天命不長存，其並非萬世一系的，一德衰而一德興。漢昭帝時期，眭弘謂：「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禪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宣帝時期，蓋寬饒上奏：「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這些都表明，當時很多人對漢家天下的合法性產生了質疑，漢哀帝要禪讓帝位給董賢，表明當時禪讓論不僅流傳於民間也為統治者所深知。哀帝迫於形勢的更受命不僅沒有挽救漢朝而且嚴重打擊了西漢王朝的統治合法性。王莽以禪讓得天下，簡直是上古時代堯舜禪讓的再現，多年的夢想一日達成，儒生們當然有理由開心的哭出來。從四十八萬人上書之事，不難看出王莽是得到了當時大多數人的擁戴的。這也是王夫之所謂的：故莽之篡漢如是其速者，合天下奉之以篡。錢穆所說：（西漢社會）深信陰陽五德轉移之說，本非效後世抱萬世帝王一姓之見。莽之篡漢，碩學通儒頌功德勸進者多矣。錢先生所言指明了王莽代漢，實在是上應天時，下順民心的自然結果，絕非亂臣賊子和篡位者，大儒揚雄和劉歆都曾為王莽的禪讓繼位背書。然而王莽之後，禪讓論在中國歷史上就很少再被人提起，有其自身的原因。禪讓的本質就是有德者居之，賢者居之，然而如何認定賢佞卻是沒有統一標準的，很難避免被野心家所利用。劉秀和公孫述的正統之爭，讖緯之學的流行都和禪讓論有重要關係，統治的不穩定性是顯而易見的。
王莽即位之後面對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以及隨之而來的大量民眾賣身為奴的問題，實行了均王田、解放奴婢的政策。而在商業上推行「五均」、「六筦」、「賒貸」之制，體現的都是一種均平的思想。這些國家社會主義的政策並非王莽一時的心血來潮而想出來的，而是和中國的傳統有著深刻的聯繫。在面對土地兼并的問題上，儒生當然的認為先古之時的井田制是解決土地問題的靈丹妙藥。韓嬰說：「古者八家而井田……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親而相好。」師丹謂：「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治乃可平。」何休更是指出了行井田制的好處：一曰無泄地氣，二曰無貴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王莽的經濟改革的原則事實上就是儒家的民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其他措施諸如王莽頻繁變更地名，官名，這些更名行為也完全是孔子思想的體現。《論語·子路》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而王興、王盛以其名有興盛之意而被封為公，更是更名的極端體現了。新朝改單于為服於，高句麗為下句麗這種行為就是顯而易見地貶低夷狄，稱讚華夏，是儒家華夷之分的表現。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所有這些看似難以解釋的紛繁雜亂的政策，其背後都有一個統一的指導思想，廢秦政、行周政，復古三代的美好，實現儒家的理想政治。王莽所行政策的背後完全是儒家思想的指導，其堪稱是貫徹儒家學說的楷模。然而王莽的這些政策因為不切實際，在現實中卻遭受了巨大的挫折，改革完全以失敗告終。
王莽的失敗與其說是他一個人的失敗，而不如說是儒家理想政治的失敗。從《漢書·儒林傳》的記載大概可以理清漢代到新朝儒家的一個發展趨勢。高祖和文景之時，西漢初定天下，據守關中以制關東，其統治並非穩固的，「非假王無以震之」的說法應該說是符合王朝初年的實際情況的。西漢初年所謂漢承秦制非常有可能只是一種文宣的說法。真實的情況很可能是劉邦集團大多是底層人，而秦帝國是之前從來沒有存在過的新事物，且僅二世而亡，劉邦集團的人能不能完全理解秦帝國的意義是很值得懷疑的。不然劉邦也不會在叔孫通制定禮儀之後說出：「吾乃今日知為天子之貴也」這樣的話來。而如果不理解它的意義，最好的辦法當然是完全按照之前的方式來治理這個帝國。儒家在西漢初年成為不了統治的主流思想，也就可以理解了。隨著七國之亂的平定，漢朝的統治穩定下來，儒學逐漸昌盛，儒家的地位開始上升，才會有公孫弘拜相，劉歆封國師之事。班固說儒學的繁榮「蓋利祿之路然也。」然而能給予眾多儒生利祿的顯然只有朝廷能夠做到，這也間接說明了儒學的上升趨勢。
隨著西漢末年政治和社會矛盾的暴露，人民的生活愈發糟糕。儒家對現實也逐漸變得不滿起來。認為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朝廷行周政不徹底導致的。於是一代大儒王莽登上了歷史舞台。孔子一生急急如喪家之犬一般的奔走，就是為了復興周禮之治，而這個追求，王莽不僅將其當做一種信仰，而且也付諸了實踐。然而孔子追求的三代之治，是早已消失不見的封建之治，如果說孔子的那些措施，在封建時代還有可能實現，那麼在王莽所處的世界帝國的時代，是不可能成功的了。時代已經變了，士亡常君，國亡定臣的美好時光已經一去不復還了。王莽的失敗給以後的儒生提供了異常深刻的教訓，有些事情是可以說卻不可以做的，有些事情是可以做卻不可以說的，以後陽儒陰法成為了歷代王朝的治國之術。然而平心而論，王莽卻是一個真正的儒家理想主義者，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而王莽在臨死時卻說：「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表明王莽至死都認為自己所做的是正確的，是符合儒家教導的。按照儒家聖王與素王的劃分，王莽實際上是儒家歷史上最後一位以身殉道的聖王。然而儒生們從沒有想過，秦始皇開創的世界帝國與小邦林立的周代是完全不同性質的存在，不打破始皇建立的國家主義機器，儒家的理想主義政治就是鏡中花水中月。他們致力於減輕百姓的負擔，得到的卻是秩序的失控下百姓的痛罵。儒生並不能取代封建貴族的作用，也不能僅僅依靠接管帝國就幻想實現周孔之道。
班固對王莽的評價尚可理解，畢竟他屬於只知有漢，不知有天下的人。而後世儒生對王莽的刻薄看法，倒是完全適用於他們自身。他們從王莽身上看到了儒家理論的不現實性，這套理論實行的越徹底，對社會的災難就越大。然而他們為了避免把王莽的失敗歸於儒家的失敗，而不得不詆毀王莽。其實這話的意思就是說，儒家的理想不能實現，不是這套理論有問題，而是王莽個人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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