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蔽人士：那些從社會蒸發了的人
利維坦按：「由於各種因素，參與社會活動的機會減少，長期未就學或工作接觸到自家以外的生活空間之狀態」，這是日本國立精神-神經醫療研究中心對於hikikomori
（ひきこもり，隱蔽人士，俗稱家裡蹲、蟄居族、繭居族）
給出的定義。
和所謂「御宅族」、「尼特族」不同的是，隱蔽人士是長期處於更為封閉的狀態，從內心深處抗拒人群。
得益於互聯網和智能手機，只要樂意，隱蔽人士完全可以實現在家一呆幾個月幾年，甚至幾十年，不上學，不工作，不社交：實際上，他們仍舊以另外一種方式在和這個世界連接著。
只不過，那個世界裡少有甚至沒有活生生的人。這個群體中，有些人可能並不覺得孤獨，甚至有些自得其樂，可如果將其視為某種心理疾病，有些人主動選擇隱居的背後，則是一些消極受挫的心理因素造成的。文/Laurence Butet-Roch
攝影/
Maika Elan
譯/Anthony
校對/沁月
原文/www.nationalgeographic.com/photography/proof/2018/february/japan-hikikomori-isolation-society/
本文基於創作共同協議（BY-NC），由Anthony在利維坦發布
29歲的史紀赤尾（Fuminori Akoa）已經在他的房間里待了整整一年。「他自視甚高，認為自己本可以做出令人矚目的成就，卻又不願付出全部的努力。」攝影師麥卡·艾蘭解釋道，她曾和一名社工一起拜訪過他。「他常常會改變愛好以及志向，逐漸迷失了自己。」
在日本，攝影師麥卡·艾蘭（
Maika Elan）
發現：「社會中常會顯示出一種互相矛盾的兩面性，它即現代又傳統，熙熙攘攘卻又異常孤獨。餐館和酒吧人滿為患，但是當你走近就會發現，裡面的大部分食客都在獨自用餐。大街上也是這樣，不論什麼時候，總能在街上發現顯得精疲力盡的白領。」
與那些孤獨的生活在大眾中的人們相對應的，就是一群自主選擇「隱居」在家的人們。他們被稱為「蟄居族」（hikikomori），主要是男性，他們不參與社會事務，也沒有這麼做的意願。
至少一年以來，他們主要依靠父母的照顧。
2016年日本政府人口普查的結果表明，15-39歲的人口約為54萬。但是實際數字很可能是這個數字的兩倍。有很多人過著完全隱居的生活，所以他們並沒有被統計進去。
（www.nippon.com/en/currents/d00332/）
瑞奇·庫克（Riki Cook），30歲，他的父親是美國人，母親是日本人，他的家人住在夏威夷而他獨居在日本。「瑞奇嘗試讓性格變得外向，」艾蘭寫道，但是他又總害怕犯錯。
羽衣堀小古 （Shoku Uibori），43歲，他蟄居在家已有7年之久。「他曾是一個有自己公司的商人，但是他的公司破產了。他把自己鎖在家中，整日閱讀。有時晚上才會走出家門，去便利店買一些食物或是生活必需品。」艾蘭寫道。
艾蘭為34歲的中村郁男（Ikuo Nakamura）拍的照片，他已經在房間中待了7年。
艾蘭是一個越南人，作為訪問藝術家在東京旅居的半年裡，她第一次聽說蟄居族的概念，她與在「新起點」（New Start）工作的女員工小栗綾子（Oguri Ayako）取得了聯繫，新起點是一個非盈利性組織，致力於讓蟄居族們回歸社會，過上正常的生活。
在蟄居者父母的要求下，像
小栗綾子
這樣的社工會定期與蟄居者取得聯繫，每年用於聯繫的開銷約為8000美元。這種聯繫常常以信件開始。這一過程常會持續數月，直到蟄居者做好了打開這些信件的準備，然後他們會回信，在電話中進行交談，隔著門對談，最後讓社工進入家中。
在這之前，許多蟄居者會要求社工與他一起外出。社工的目的是讓他們住進新起點的公寓，並參與進新起點的工作訓練項目中來。作為一名社工，
小栗綾子
常常扮演著「租賃姐妹」的角色，她聲稱在她長達10年的職業生涯中，曾幫助過40到50位蟄居者擺脫隱居的生活。艾蘭跟隨
小栗綾子
拜訪了11位蟄居者，通常直到五到六次會面後，這些蟄居者才會允許他們拍照。「起初，我認為他們懶惰又自私，」她承認道，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了解漸漸深入，蟄居者們所表現出的心思細膩和體貼入微打動了她。「在日本，有那麼多朝九晚五兢兢業業的上班族；而這些蟄居者，在某種程度上，也讓日本社會達成一種平衡。」
「租賃姐妹」
小栗綾子
給40歲的蟄居者小林治人（Kobayashi Haruto）寫信，他已經待在他的房間中10年之久了。這是
小栗綾子
的第三次拜訪。因為他拒絕交流，她將寫好的信件放在他的房前，以這種方式進行對話。
每周六，非營利性組織「新起點」都會舉辦一次宴會，在這期間，蟄居者們可以和這裡員工、他們的孩子或者彼此進行交談。許多曾經的蟄居者也會來到這裡幫助一些「新人」。
「租賃姐妹」
小栗綾子
與34歲的中村郁男交談，照片拍攝於2016年8月。那時，中村郁男已經在他的房間中待了7年，而
小栗綾子
的拜訪已長達數月。最近，艾蘭意外地發現他們倆相愛了。現在，中村郁男想成為一名「租賃兄弟」，幫助其他的蟄居者重返社會。
48歲的岡田和夫（Kazuo Okada）在自己的房間里蟄居了7年。他之前曾擔任職員，但現在留在自己的房間里，閱讀書籍和彈奏爵士音樂。
攝影師
麥卡·艾蘭與
岡田和夫
合影。對於日本而言，這一情形並不獨特，儘管問題在這裡顯得尤為尖銳。艾蘭列舉了造成這一結果的很多可能的原因：
越來越多的家庭選擇只生育一個兒子，父母會將所有的希望及夢想寄託這個兒子身上，但是由於他們的父親日夜工作，他們在成長過程中十分缺乏男性的榜樣。
這種性別角色持續產生影響，即使不是全部，整個家庭的經濟重擔也是落在少數的幾個男性角色身上。另一個可能的解釋是：
日本正在經歷著從集體主義社會向個人主義社會的文化轉變，這一點在年輕人中尤為突出，他們會抓住一切機會來體現自己的獨特性。
「在日本，統一性仍然受到重視，集體的聲譽和形象至關重要，但是一種叛逆默默存在著，例如那些蟄居者們。」她說。「
蟄居者們遠離社會越久，他們越會意識到自己是這個社會中的失敗者
，」艾蘭解釋道。「他們會逐漸失去所有的自尊和自信，離開家之後的生活讓他們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懼。因此他們選擇把自己鎖在家中，因為這樣比較『安全』。」
中木（Chujo），24歲，成為一名蟄居者已有兩年。他夢想成為一名歌劇演唱家，但因為他是家中的長子，他的家人希望他能夠接管家族企業。他曾工作過一年，但他覺得壓力過大，以致一度胃痛。他常常將自己的境遇與隨心所欲的弟弟的處境相比。心灰意冷的他選擇遠離家庭的指責，而這種逃避更加加劇了他的羞恥感。
3年來，43歲的橫山澄人（Sumito Yokoyama）一直是蟄居者。他於1996年大學畢業，但沒有找到他期望的工作。當艾蘭拍下這些照片時（2016年），
橫山澄人
說他的健康狀況不是很好 ——沒有嚴重的疾病，但他總是感到疲倦，只想留在家中。橫山澄人於2017年9月在他的公寓中去世。直到兩個月後他的家人發現他的遺體。艾蘭計劃著繼續這個項目，她會持續關注那些為蟄居者服務的社工們。雖然對於蟄居者們而言她們是陌生人，但是她們卻能安撫蟄居者們內心的焦慮和不安。舉一個恰當的例子：艾蘭剛剛得知一個她曾經拍攝過的蟄居者中村郁男，與幫助他的社工
小栗綾子
相愛了，並且正在籌備他們的婚禮。中村郁男也想成為一名社工，幫助更多像曾經的他一樣的人。往期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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