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與榮耀與憐憫與驕傲與同情與犧牲
作者：黎南（Nam Le）
翻譯：小水
選自：《船》，三輝圖書 /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5年
一個飄雨的早晨，我父親來了。當時我正夢到一首詩。夢裡打字機的鍵敲出一串字母，發出枯燥單調的「咔啦、咔啦」聲。這是一首好詩——也許是我寫過最好的一首。醒來時，他就站在我卧室門口，似笑非笑，身穿黑色褲子和一件濕答答、皺巴巴的防風外套，外套簡直像剛從洗衣機里掏出來似的。襯著門框，他看上去比我記憶中的更瘦小、更憔悴了。仍舊睡眼惺松的我，抬起臉望向鬧鐘。
「幾點了? "
「嗨，兒子，」他用越南話說道，「我敲了半天門。不知怎的門就開了。」
「田野玻璃叢生」，我想起夢裡的詩。接著是一些不知所云的詞，長短格，一行完畢，下一行里有「借口」和「合金」兩個詞。再加把勁兒，我對自己說。
「外頭在下暴雨。」他說。
我皺了皺眉頭。時鐘顯示 11 : 44 。
「我以為你下午才會到。」時隔那麼久又說起越南話，感覺怪怪的。
「航班在洛杉磯改期了。」
「你怎麼不打電話告訴我一聲？ "
「我打過，」他淡淡地道，「沒人接。」
我掙扎著從床邊探出半個身子，猛地推開窗。瀝瀝雨聲填滿了房間——雨落在街上、屋頂上，落在停車場的鐵皮棚上，那聲音彷彿遙遠處有鞭炮在嚼啪作響。到處都瀰漫著潮濕的樹葉的氣息。
「我睡覺時把鈴聲關了，」我說，「抱歉。」
他仍舊對著我笑，意味深長的樣子，像是在等什麼消息宣布似的。
「我剛才在做夢。」
小時候他來叫我起床，總是俯下身輕輕拍打我的臉蛋。我討厭——討厭他手上的手汗和酸味。
「起來吧，」他邊說邊拿起阿迪達斯行李袋和一捆貌似睡袋的東西，「在世一日久，所學如海闊。」他很愛說越南諺語，而我早就學會不去理睬了。
我套上T恤，從唯一的窗口探出頭去。透過雨簾，天空像石墨一樣灰暗、凌厲。「田野玻璃叢生」……彷彿是用煙霧寫下的，詩變得模糊不清，繼而消散在這嶄新、寒冷、怪異的現實中：疾風驟雨中的停車場；只夠放我一張床的昏暗房間；父親瘦小的身軀正在滴水，一滴一滴落在硬木地板上。
我走向他，睡褲下我的兩條腿泛起了雞皮疙瘩。他快活地看著我伸手去握他的手，晃動兩下，隨後接過他另一隻手上的包，就像是在看別人的事情。「你一定累壞了吧。」我說。
他從澳大利亞的悉尼飛過來。 33 個小時都在天上——依次在奧克蘭、洛杉磯、丹佛轉機——最終降落在艾奧瓦。我有三年沒見到他了。
「你就睡我房間。」
「太好了。」他邊說邊帶我參觀起我自己的公寓。「你連鋼琴都有，」他幾乎是遺憾地對著我笑了笑，「我就知道你不會真的放棄的。」他神色背後有些微妙的變化，我恍然又回到了加高過的琴凳上，手指追趕著節拍器，時急時緩，一心想遠離老師無休止的嘆息和他沉甸甸的銅尺。我發現自己正在磨蹭自個兒的指關節。父親拍了拍我客廳里的沙發床：「我就睡這兒。」
「你睡我房裡，阿爸。」我警惕地看著他巡視周圍環境，書、紙張、臟盤子、茶杯、衣服，全都一團亂－－我本打算在去機場前整理乾淨的。「總之這裡是我工作的地方，而且我晚上工作。」趁他進廚房時，我抓起書架第二層上那瓶四分之三滿的尊尼獲加藏到書桌底下。我環顧四周。寫字檯上零零落落沾滿了煙灰。我扔出幾本雜誌蓋住最亂的一處，接著把其中一本底朝上翻過來，因為那本封面上印著毛主席的相片。我火速收起那些香煙盒、安眠藥和香爐，一股腦兒堆在一個較高的書架上，藏在卡夫卡典藏集後面。
走到廚房迴轉門門口，我想起琳達的照片還放在印表機邊上，我把那張稱作她的驚艷之照：秀髮散亂在風中，雙眼微睨，對著鏡頭外的什麼微笑著。這是她某個前男友在麥克布萊德湖畔為她照的。她看上去很快樂。我抓過相片面朝下放倒，用廢紙蓋住了它。
走進廚房的一瞬間，我還以為我忘關逃生梯的門了。我能聽見雨水順著排水溝湧出，流下水管。接著我看見父親站在水糟前，袖子挽了起來，手裡拿著海綿，在洗那堆積了一個月、沾滿陳垢的碟子。那味道難聞極了。「阿爸，」我皺起眉頭，「您用不著做這個。」
他那皮革一樣堅韌的雙手，在水槽里靈巧地活動著。
「阿爸。」我半心半意地喊道。
「我很快就弄完了，"他抬起頭笑著說，「你吃過了嗎？要我做午飯嗎？ "
「嗬咿（此處原文為越南文：「Hoi」），」我說，心頭突然竄起一股無名火，「你累壞了。我出去買點東西回來一起吃。」
我穿過客廳回到卧室，拿起外套和垃圾出門了。
「不用管我，」他喊道，「你隨意。」
真實情況是，他來得太不是時候了。這是我在艾奧瓦作家工作室的最後一年，眼前正值 11 月下旬，這學期的期末小說還剩三天就要交了。我積壓了一堆作業要改，還有一大疊獎學金和職位的申請要起草和提交，會喝那麼多酒也就不足為奇了。
他來的前一天晚上我才告訴琳達。我們在她家裡。她的身體汗津津的，滑得我樓不住。她身上的味道和衣服上的一樣。她讓我翻過身，臉朝下趴在床單上，接著她用手刀敲打起我的背。上面點兒，再邊上點兒，我心想。她很難保持節奏穩定。「輕點。」我對她說。片刻之後，我放聲大笑起來。
「怎麼了？ "
被我臉壓著的床單一片濡濕。
「怎麼了？ "
「輕一點兒，」我說，「不是慢一點兒。」她用掌心拍打著我的背，力道很大——一次，兩次。我笑得停不下來，扭過身用手腕鉗住她。她向前蜷起身子，紅著臉美極了。她的頭髮垂下來蓋住了臉；透過她淺金色的發梢，我能看見她微啟的朱唇。她壓在我身上，彷彿要陷進來一樣，後頸到兩個腰窩之間那長而光滑的曲線，由於肩膀的擺動而扭曲了起來。「住手！」她的雙唇吐出兩個字。她將雙手掙脫出來，手指滑進我的褲腰下面，狂野地動起來，指甲一路抓過我的大腿、膝蓋，直到腳踝。我的腳掌像芭蕾舞者一樣綳直了。
過後，我告訴她我父親並不知道她。她一言不發。「我們只是不大談論那方面的事。」我解釋道。她看上去像一個女演員，只是長了一張我女友的臉。盯著那張臉讓我覺得很累。最近面對她時，這種感覺越來越常見。「他只來這兒待個三天。」從我看不到的某處，傳來一群大學男生歡呼尖叫的聲音。
「還以為你和他都不聯繫的呢。」
「他可是我親爸爸。」
「他來是想幹嗎？ "
我側過身手托腮看著她，試圖回憶起我和她說過多少關於父親的事。我們躺在床上，風在房間里呼嘯－－我記得－－彼此都有些醉了。我們的聲音彷彿是黑暗中任意的兩個聲音。「就三天。」我說。
她臉上露出冷淡、嫌棄的神情。她打量了我許久，接著起身套上衣服。「別忘了搞定你的小說就行。」她說。
在來這兒之前，我已經是個酒鬼了。大學讀書時我酗酒，當上律師後也照喝不誤－－就像人們說的，誰沒年輕過嘛。靠近我上班地方的一家酒店裡有家地下酒吧，每晚我都會溜達過去，癱坐在高腳凳上，裝出一副沒心情和酒保閑聊的樣子。酒保只年長我一點，我專程來嫉妒他的自得、自信，好像他不論身處任何境況都只是暫時的。我留下豐厚的小費。過了一會兒，免費賺送的炸蝦和薯泥肉餅端上來了。那時候我父母已經各奔東西，父親搬去了悉尼，母親則住進了政府分的公屋。
而我所做的不過是靠筆頭營生。有時我仍然覺得，我看字數就像普通人看傷亡人數一樣。我在艾奧瓦已經住了有一年多－－日子一周周過去，接著是成月地飛走，而不是一天天匯成一年那樣－－結果我只寫了四篇半小說。一萬七千字左右。在律師事務所工作時，這點字數我幾周就寫掉了。況且那時我寫的東西對別人還有點兒用處。
截稿期臨近，雖然精疲力竭，我還是強迫自己打起精神正視現實。於是，在浪費了無數時間後，我又回過頭去面對空白的電腦屏幕和自己那遲鈍的糨糊腦袋。我什麼都試過了－－中規中矩地寫、靠在床上寫、躺在浴缸里寫。隨著最後的截稿期迫近，我想起一個朋友曾說過，他改用打字機後終於突破了寫作瓶頸。他告訴我，一旦意識到自己無法刪除掉已寫下的東西，你會寫得很自由。我在一家古董商店買下了一台史密斯和歌羅娜牌電動打字機。插上電後，它像恆溫水缸一樣發出嗡嗡的電流聲。打字機很襯我的書桌。為了激發靈感，我讀正經得可笑的維多利亞時代詩歌，喝不加水的蘇格蘭威士忌。寫個東西就這麼難嗎？這個世界上每時每刻都有事情發生，我只消記錄下來就行了。天空中，兩群燕子聚攏、分離，又再次交織，彷彿飄搖在交叉水流中的兩股面紗。在超市的隊伍里，一名黑人婦女俯下身親吻她購物車的扶手，她的皮膚黝黑髮亮，如同擦拭過的鋼琴琴身。
父親來之前的那周，一個朋友訓了我一頓，說我不該老是自暴自棄。
「寫作瓶頸？」路燈下，他的嘴裡噴出波本酒的霧氣，「你怎麼可能有寫作瓶頸呢？寫一個關於越南的故事不就好了。」
我們剛從一場朗讀會後的派對里出來，朗讀會的主講人是工作室最近走紅的一位作家－－一個想移民美國的中國女人，她寫了一部短篇集，描述在不同階段的移民路上的中國人。故事寫得細膩出色。傳聞說，有人出價六位數和她簽兩本書的合約。按這行的規則來說，這些事情是該保密的。當然，人們只愛談論要保密的事。
「這可是熱門啊，」一個寫作指導員在酒吧里告訴我，「族裔文學很熱門，也很重要。」
好些來訪的作家經紀人也持相似觀點。「周圍有那麼多精益求精的作品，」其中一位說，「你得問問自己，你憑什麼脫穎而出？ " 她把話頭拋向她的同事，對方像吟誦咒語一樣徐徐答道：「你的背景和生活經歷。」
其他朋友更加直截了當。「我受夠了族裔文學，」一人說道，「全是些對於異域食物的描寫。」或者："你不知道那些貧乏的語言是作家有意為之，還是因為他辭彙量不夠。」
我聽說有個朋友的朋友，哈佛畢業，家住華盛頓，卻穿一身奈及利亞傳統服飾拍照，用在書封套上。我想像了一下自己站在水稻田裡，頭戴圓錐形草帽。隨後我想像父親站在同一片田裡，身穿破破爛爛的工作服，精神抖擻，眼神銳利。
「哪怕寫得再無聊，只要打上族裔文學的旗號，就像有了一道免死金牌。」朋友說。我們都醉了，推著自行車走著——雖然我倆是分別去的派對，但都在路上被扎破了車胎。
「角色總是毫無深度、標籤化。只要一個中國作家寫中國人，或秘魯作家寫秘魯人，或者俄國作家寫俄國人……」他說道，彷彿在背誦小孩的打油詩，接著他大腦卡殼了，便不再繼續。他咧開嘴似笑非笑。我看得出他在為某些事情惱火。
「瞧，」我邊說邊指向面前一處被泛光燈照亮的門廊，「那伙人有槍。」
「只要在這麼點兒長的段落里有一處有趣的意象或隱喻，」－－他伸出拇指和食指比了半頁的長度，推著自行車在人行道上一路搖晃著。我對他點點頭，隨後又對著門廊那兒的其中一個小夥子點了點頭，對方也點頭回應。另一個傢伙揮動他那把仿木氣槍向我們示意。一輛打著前燈的轎車在路上空轉著，車裡傳來幾個女孩子的尖叫聲：「別開槍！別開槍！"
「福克納，你知道，」朋友用聲音壓過那些尖叫說道，「他說我們應該去寫那些古老的真理。愛與榮耀與憐憫與驕傲與同情與犧牲。」我們身後突然傳來一個尖銳刺耳的聲音，像是一台巨大的打字機敞下擊錘的聲音，跟著是幾聲捂住嘴的尖叫。「我知道這話不大中聽，」朋友說，「但這就是為什麼我不擔心你寫不出東西，南。因為你永遠有那些越南船民可寫。就像你的第三篇小說。」
他也許以為我是出於謙虛才低下頭，但實際上，我在思忖自己的大腿背後是不是被擊中了。我感到一記鮮明的刺痛。子彈也許從哪裡反彈到我身上了。
「你明明可以盡情探索越南題材。可你倒好，反而去寫那些女同性戀吸血鬼、哥倫比亞殺手、廣島遺孤－－還有患痔瘡的紐約畫家。」
朦朧中我吃了一驚。在他波本酒的酒氣氤氳之下，我的小說被那樣貼上標籤，倒真叫人覺得輕鬆痛快。我的腿還在隱隱作痛。我想像自己伸手去摸牛仔褲背後，借著路燈的光把手湊在眼前，結果發現手上沾滿血污、鮮血四濺。我想像自己轉過身，無言地邁上門廊台階，趁兩個小子還沒反應過來就將他們一腳踹飛。我會躺在醫院的病床上，對著麥克風口述我的小說。我會在郡監獄裡創作我的小說。我會殺死他們中的一個，也許是失手殺的，然後絕不對任何人提起，永遠。我的牛仔褲完好無損。
「我知道這話不中聽。」朋友說。他在我前面幾步遠處，推著自行車踉踉蹌蹌地走著。
如果你問我為什麼來艾奧瓦，我會說因為艾奧瓦很美，就像任何美麗的地方一樣美：但對於一個每天都在問自己這個問題的人來說，其實並沒有什麼特別的理由。
那天下午，正當我打算出門去琳達家時，屋裡傳來父親喊我名字的聲音。
我在緊閉的卧室門口停下腳步。他這時候應該在午睡的。
「你去哪兒？＂他的聲音傳來。
「去散步。」我說。
「我和你一起去。」
我總是驚訝於議會街上的一切都像是大了一號似的：兩層樓的房屋，其平滑的草坪順著斜坡延伸向人行道，活像高爾夫果嶺；愉樹的枝幹又高又粗－－這種枝幹讓我聯想起爸爸們會在上面繫上繩子很長的鞦韆，讓身穿白色連衣裙的女兒盪著玩。曾經夾金夾紅的樹葉，如今變成了深橙的棕色。雨已經停了。不知為何我們走在大路正中，黏在一起的光滑葉片下，黑色的瀝青像鯨背一樣微微發亮。
我問他：「你待在這兒的這段日子有什麼想做的嗎？ "
他面色蒼白，笑容僵在臉上。「別擔心我，」他說，「我可以想想心事，要麼看看書。」
「市中心有一家咖啡館，」我說，「還有家日本料理。」這聽起來很無力。我發現我根本不知道父親一天里都在做些什麼。
他仍然笑著，兩眼望著雙腳前方的地面。
「我得寫東西。」我說。
「你寫你的。」
而我已經讀不懂他的笑容了。在我們分開的日子裡，他把笑容修鍊得滴水不漏。那笑只是娜動了一下嘴唇的位置，狡黯、幾乎難以察覺，如果不是他銳利的目光，我會以為那是衰老所致。
「河對面有一座美術館。」我說。
「啊，帶我去。」
「美術館？ "
「不，」他側過臉看著我說，「去河邊。」
我們折回伯靈頓街，步行下山往河邊去。走到橋中央時他停下了。橋下的河水看上去冰冷黑暗，屈服於低溫緩緩地涌動著。身後，六車道的車流在潮濕的沙礫路面上頻頻打滑，急剎車的聲音有如風的唳嘯。
「你有你媽的消息嗎？」他直挺挺地站在鐵道前，與我借給他的臃腫的羽絨服相比，他的腦袋顯得出奇的小。
「偶爾有吧。」
他轉而用文縐縐的越南話問道：「南的母親可安好？ "
「她很好。」我扯著嗓子說－－一輛卡車駛過，發出吱吱嘎嘎、當嘟當哪的聲音，我試圖用嗓門蓋過它。
他點點頭。在他身後，河的東岸在午後的陽光中閃爍著微光。「走吧。」我說。我們穿過橋，走向附近一家 DQ 冰雪皇后。離開店時，我手裡捧著兩杯咖啡，而父親已經下到了河沿。他身邊，一個裹得嚴嚴實實的大鬍子俯身就著燃燒的汽油桶在取暖。我在艾奧瓦從未見過這般光景。
「這是我兒子，」我爬下潮濕的河岸後，父親介紹道，「他是作家。」我飛快地瞟了他一眼，但他臉上看不出什麼端倪。他打我手中拿起一個溫熱的紙杯。「你要來點咖啡嗎？ "
「謝謝，不用。」男人站著沒動，雙眼盯住自己骨節分明的雙手，湊近桶沿的手掌透出橘紅色的光。他有一副溫柔的嗓音，從厚重的衣服可以看出他生活一定很艱難。我在他身上嗅出了動物的氣息，還有汽油和雨。
「我讀過他的小說，」父親繼續用抑揚頓挫的英語說道，「寫的是越南的船民。」他定神看著那個男人，直視他那雙茫然、陰冷的眼睛，接著，像說俏皮話一樣說道：「我們就是越南船民。」
我們在那兒站了很久，我們三個，望著火焰。等我抬眼時，天已經黑了。
「你帶錢了嗎？」父親用越南話問我。
「歡迎來美國。」男人的聲音隔著鬍子傳來。當我把受潮的紙幣塞進他手中時，他沒有抬頭。
父親其實多愁善感，但卻對我極其嚴苛。他提過一次，說他以前當過兵，好像這就足夠解釋一切了。和我在一起時，他總是滿口古話成規。不許有私人電話，不許有女性朋友，不許有課外閱讀。上小學時，他讓我制定了暑期學習計劃，一天要學十小時，一旦我不遵守日程，他就會懲罰我。他有辦法抽我二十下，卻只留下一條紅黑色的鞭痕，像商標一樣划過我的臀部。過後，他會用虎標萬金油給我擦傷口，而我則邊恨自己忍不住眼淚，邊在這憤恨中哭泣。一次，母親不小必說漏嘴，讓他知道了我吃榴槤會想吐，他便逼我在客人面前吃榴槤。 Doi an muoi cung ngon，飢者不擇食也。我學會了臉上不露聲色，把恨藏在心裡。
十四歲時，我發現他曾經歷過一場大屠殺。再後來，我還會偶然見到一些照片、手稿和書籍；但那晚，在墨爾本郊區我們家某個朋友開的派對上發生的事，不過是在一圈醉漢間發生的另一個故事罷了。他們盤腿坐在報紙上，圍著一塊巨大的藍色防水布坐成一圈，廉價啤酒喝到爛醉。夜深到一定地步，事物和事物會開始反目成仇，當時正是如此。漲紅的臉，提高的嗓門，打翻的酒。我們到晚了，大家開始慢吞吞地挪位子，給父親騰出地方。
「阿青！操你媽的！你怎麼到那麼晚－－犯慫了吧？沒這回事？坐，坐－－"
「給他五瓶，」說話的人可怕地搖晃著，「我們讓讓你，大傢伙兒個個都已經喝了八九瓶了。」
父親第一次允許我留下。我坐在一圈人裡面，不可思議地看著。這是越南語的密林，各種聲音咒罵著，叫著「乾杯」，粗聲吼自己的小孩，取笑某個一直結巴的男人，「它有五五五百匹馬的力量！」在這語流中，父親溫厚地大笑著，他的臉在酒精的作用下，紅得像被烈日炙烤過。他手裡捧著碗筷，夾在兩個正在交流各自戰場事迹的男人當中，有點像個小孩子。我看著他從圓圈中央海一樣的盤子里夾東西吃，每次只夾很少一點。這些吃的被稱為 do an nho（下酒菜）。成堆的肥牡礪浸在椒鹽檸檬醬里；撞球大小的水煮海螺；南方風味的雞絲沙拉在醋里泡過，用帶斑點的棕色米餅夾著吃。有人叫了我父親的名字，父親放下筷子，用低沉的聲音說道：
「天哪，先是武裝直升機，然後是火箭彈和 M60 機槍。你還記得那聲音嗎，不記得了？那你當時肯定聾了。我們躲在寺院底下的掩體里，我媽和我四個姐妹，還有陳太太，那個麵包師，還有一些別的人。你什麼也聽不見。接著炮火停了，陳太太告訴我媽，我們必須到街上去。如果我們還躲在這兒，美軍會當我們是越共的。『我哪兒也不去。『我媽說。『他們有手榴彈。『陳太太說。我又害怕又興奮。我這輩子還從沒見過一個美國人呢。"
我花了好一會兒才把父親和他說的故事聯繫起來。他的眼神對上我，停留了片刻，好像在和我分享一個秘密。他喝醉了。
「所以我們就出去了。外頭全是塵土和煙霧，耳朵里聽到的只有直升機和M16步槍的聲音。房子全都著火了。跟著在煙霧中，我看到了一個美國佬。我差點笑出來。他一身制服穿得要多邋遢有多邋遢－－衣服太大了－－還戴著一條珠串項鏈和一頂棒球帽。他肩上扛著 M16，像扛著把鐵鍬。老天爺，他看上去和越共完全不一樣，越共那些人會把襯衫扣到最上面一顆紐扣－－再把下擺束進褲子里——哪怕是在爛泥地道里爬了一整天。」
他拿起筷子，伸手去夾生血湯－－一種特色菜，把肉餡浸在新鮮的鴨血塊里。有其他幾個男的也開始聽了，會心地微笑著。我看見他的牙齒沾著血紅色，他一邊咀嚼著，一邊思考接下來要說的話：
「我們被他們趕著往村子的東面去。他們有十個人左右，我們大概有五十來個。陳太太一直在說：『不是越共，不是越共。』他們聽不見她在說什麼，機關槍和M79榴彈發射器的聲音太響了。還記得這些嗎？只有我聽見她的話。我看見稻田上到處是動物的殘塊，一頭水牛半邊身子被炸掉了－－就像是被湯匙挖掉了一塊。然後，透過煙霧，我看見龍外公在用傳統的問候方式對一個美國大兵鞠躬。我想喊住他。他的老婆、女兒和兩個孫女阿美和阿金，怯怯地站在他後面。那個美國大兵上前一步，用槍托拍了拍他的頭頂，接著調轉槍頭，把刺刀插進他的喉嚨。沒人說一句話。我媽想捂住我的眼睛，但我看見他在射殺龍外婆前，把槍上的開火模式從自動檔撥到了單髮狀態。隨後大兵和他一個朋友把那女兒拖進了棚屋裡，兩個小女孩兒抱住她的腿，也被一路拖了過去。
「到了橋附近的排水溝那裡，他們讓我們停下來。路上躺著很多屍體，有個嬰兒，頭只剩下下面半個，還有個和尚，他的袍子在慢慢染紅。我看見兩具屍體，胸口插著黑桃A。我不懂這是什麼意思。我的姐妹們甚至都沒有哭。人們開始叫喊，『不是越共不是越共』，然而美國人只是皺皺眉頭，啐上一口，然後大笑。其中一個說了些什麼，接著有幾個人開始把我們往水溝里推。水溝里是半滿的泥水。我媽先跳了進去，再把我的姐妹們一個接一個抱下去。我記得我抬起頭，看到滿世界都是直升機，一些大，一些飛得高。他們讓我們跪在水裡。他們用三腳架支起槍。他們又讓我們站起來。其中一個美國人，臉胖胖的男孩子，他在哭，重新裝彈藥的時候，他小聲嗚咽著。『不是越共不是越共。『他們沒看我們，讓我們轉過身去，再次跪在水裡。當他們開始射擊時，我感到母親的身體倒下來壓在我身上跳動著；她的身體跳動了很長時間，接著到處是直升機的聲音，越來越響，好像全要降落到地上，一切都又黑又濕又暖又甜。」
一圈人都靜了下來。我母親從廚房裡出來，在父親身後蹲下，用雙臂環抱住他的脖子。規矩出現了一條細小的裂縫。「老天，"她說，「你們男人就沒別的可聊的嗎？"
片刻的沉寂之後，有人哼了哼鼻子，大聲說道：「你贏了，阿青。你確實夠慘的！」然後所有人，包括我父親，都開始放聲大笑。我陪笑著，不知道這麼做是否正確。他們互相碰杯，說著我聽不懂的祝酒詞。
也許父親說的和我複述的並不完全一致。也許我添油加醋了一番。但是你寫悼詞的時候也不會句句屬實的，而我寫的已經足夠貼近原話了。父親在廣義省長大，住在山美村落一個叫資弓（Tu Cung）的小村裡，之後那裡被美國人稱作美萊（1968年3月16日，美軍因懷疑村民掩護越共逃亡．在美萊村進行了大屠殺，這次慘案後，反戰情緒不斷攀升，可視為越戰的分水嶺）。那年他十四歲。
那天深夜，我插上史密斯和歌羅娜牌打字機。它的嗡嗡聲給我帶來了些許希望。我從書桌下面抓起一瓶蘇格蘭威士忌，給自己倒了雙份的。干它的，我想。我還剩兩天半。我要寫一篇關於我越南老爸的族裔小說。這會是一個好故事。這會是一個他媽的棒呆了的故事。
我往打字機里插進一張白紙。在這頁開頭，我用大寫字母下了「族裔小說」。我扳回滑動架，滾動到下一行。直升機的聲音響徹黑暗的天空。鍵敲打著紙頁。
第二天我睡到很晚。坐在咖啡館裡，面前放著我寫的東西，看人來人往。他們大笑，坐下，抿著飲料，聊天。聽著他們說話，我又一次意識到，我正身處一個異國的小鎮上。
我想起待在我昏暗卧室里的父一親。到我出門時他都關著房門。我回想起睡前去看他時他的模樣：毯子吞沒了他的身體，而他的頭躺在我的枕頭上顯得那麼小。這三年里他老了很多。他的皮膚在藍色的晨輝中呈半透明。他在這兒，此刻，和我住在一起，我已經被他搞得不知道下半輩子該怎麼過了。
我通讀一遍打出的稿子：想著那個年紀的他，還是個小男孩的他，試圖把那個他和現在的他聯繫起來。旁邊一桌，有個小夥子分出 iPod 的一個耳機，招呼他女朋友過來坐在他身邊。店門開了，一陣冷風吹人。我努力集中精神。
「嗨。」進來的是琳達，她身穿一件橘黃色衝鋒衣，伴隨著一股令人心曠神怡的清新香氣，這股香氣她走到哪兒就帶到哪兒。她綳著臉。「你在這兒做什麼？"
「寫我的小說。」
「你爸爸也在這兒嗎？"
「不在。」她的朋友在櫃檯那邊等著。她朝他們點點頭，舉起一根手指，跟著繞到我身後，雙手放在我的肩上。「是這個嗎？」她前傾身子，頭髮拂過我的臉，冰涼、像絲綢一樣地打在我臉頰上。她拿起一部分稿子默讀起來。「我不明白，」她邊說邊把稿子放回桌上，「你是怎麼回事？"
「什麼意思？"
「這些事你從來沒跟我說過。」
我聳聳肩。
「是他告訴你的？他終於和你說話了？"
「不算是。」我說。
「不算是？"
我轉過頭面對她。她的雙眼黯淡無光。
「你知道我在想什麼嗎？」她又低頭望向稿子，「我覺得你在為他找借口。」
「借口？"
」你把他的過去浪漫化了，」她靜靜地說，「好為那些他對你做的事情開脫。」
「這只是個小說，」我說，「我說過他對我做了什麼？"
「你說他虐待你。」
這太過了，這種字眼，還有這字眼激起的聯想。我看著她嚴肅的、線條優美的臉蛋，她那俘獲一切光線的雙眸，我已然感覺到那對眸子在譴責我了。「我可沒說過這種話。」
她往後退了半步。「回答我一個問題就好，」她說，聲音毫無起伏，「你從來沒把他介紹給你任何一個前女友過，是不是？」她臉上顯出這個問題的不容分說。
我一言不發，過了一會兒，她咬著上嘴唇的一角點點頭。我懂這個姿勢的憊思。我懂，我甚至知道自己應該站起來，攬過她穿著橘黃夾克的身體，在她的耳邊細語；但我滿腦子都是父親和他的借口。那些壓在他身上衣衫檻樓的屍體。那十個小時，他肺里吸滿了污泥，一直等到黃昏。我覺得自己又要故態復萌了。
她上前一步，吻了吻我的頭頂。這是她的原則之一：不表示一下愛意，不會撂下爭執走人。我沒看她。母親常愛回憶我們一家剛到澳大利亞時，如何住在遠郊街道上的旅社裡。街上的當地人－－不論是遇到還是告別－－都要互相熱情地擁抱、親吻。父親又是如何－－迷惑又嚮往地－－管那條街叫作「情人街」。
我轉頭看向窗外：外面已經黑了，面對面坐在高桌前。女人身子前傾，夜色厚重而深沉。一男一女微笑著，一對乳房擱在桌面上，手肘撐在前方，雙手離男人的襯衫前胸只有幾英寸遠。在整個對話過程中，她的牙齒都閃閃發光。他們身後坐著一對母子。「我在干正事。」她一面翻閱著手上的雜誌，一面喃喃說道。
"L。」男孩說。
「我說了我在干正事。」
我相信這句話：我們能原諒父母做出的任何犧牲，只要這犧牲不是為我們做的。對我父親來說，他所做的一切沒有其他－－都是為了我，他還用故鄉的名字給我命名，那個他拋下了的故鄉。他犧牲得太徹底了，且只要出了事，他總強迫自己來做出犧牲。對於所有這些犧牲來說，我做什麼都是不夠的。
十六歲那年我離家出走了。因為一個女孩，因為冰毒，也因為害怕自己造成的損失可能比想像中更巨大。她向我展示了所有我父親禁止我做的事情，並讓我覺得非常值得一試。當然，父親對她的看法是對的：她教會了我傷害－－和承諾。我們在黑暗中就像兩隻動物一樣相互撕打，我後來再也沒有體驗過那種感覺－－獻祭的感覺。事情敗露後母親站在了我這邊，父親向母親下了最後通碟。於是母親搬進我們家一個朋友的紡織廠里，學會了用鎖邊機，然後繼續給我寄錢。
「我當然想和你爸住在一起，」幾個月後我去看她的時候她告訴我，「但我也想你回家裡來。」
「阿爸不想我回來。」
「你是他兒子，」她簡單說道，「他想你待在身邊的。」
我洗乾淨校服，又讓朋友幫我剪了頭髮，等到放學之後再搭火車問家。父親找了個借口沒有馬上見我。當他回到客廳時，他已經換了襯衫，頭髮濕答答的。我感到很不舒服，整個人都清醒了－－就好像過去的幾個月只是黃粱一夢，而現在我一頭冷汗，凍得刺骨。房間里瀰漫著薄荷的味道。他問我還好嗎，我說我很好，接著他問我女朋友好不好，那一刻我意識到，他不是作為一個父親在同我說話－－他是不會對自己的獨生兒子這樣說話的－－而是對一個朋友、對任何一個人說話的樣子，這讓我有些動搖。這種情況我以前也碰到過，可這次完全不一樣。我逼自己看著他，要求他把阿媽接回家裡來。
「娃子呢？"
「娃子不會花阿媽一分錢。」
「回來吧。」終於，他壓著嗓子說道，聲音有些哽咽。
即便如此，我心裡仍像是有一個用槓桿和滑輪驅動的系統在工作著一樣；只要看到他，系統就無可救藥地運轉起來。「不。」我說。這個字脫口而出。
「回家吧，阿媽也會回家的，阿爸保證再也不會和娃子提這件事。」他移開眼神用力笑著，然後取出一塊手絹。他的額頭被汗水打濕了。他曾經被家人溫暖、潮濕的屍堆活埋，他們的生命碾壓著他。我想知道他是怎樣爬出那個坑的。我想知道我們兩個之間怎麼可能達成一致。我想知道這一切，然而一股內在衝動推操著我，隨著時間的流逝，把我從他身邊越推越遠。
「世事艱難。」他說。有那麼片刻，我不確定他是不是又在說諺語了。他看著我，臉像一張閃閃發光的面具。「說『好』就行了，然後我們就當什麼都沒發生過。只要這樣就行了。說吧，說『好『。「
但我沒說，那天沒說，第二天也沒說，幾乎一整年。當我終於說出後，即便我重申了他的承諾，又列出了一堆新的隱私條款，他仍然信守承諾，再也沒提過那件事。事實上，我回家後，他基本上就不再說話了，並且．正是在這種默認的沉默下，我們三個－－父親、母親和我－－重又居住在同一屋楷下，卻無可挽回地漸行漸遠。
回到家時，公寓里充滿了油爆蒜和芝麻油的味道。父親坐在客廳地板上，下面墊著一條他自己帶來的特製床墊，是用白色泡沫塑料做的。他說這對他的背有好處。「廚房裡有點炒菜。」
「謝謝。」
「我今天早上讀了你的小說，」他說，「趁你睡著的時候。」我胃裡有什麼東西翻騰了一下。我沒想過把稿子藏起來。「裡面有些和事實不符。」
「你讀了？ "
「你上一篇小說里也有些錯誤。」
我上一篇小說。我記起那時候母親曾打電話過來說：沒有工作、一個人住在悉尼的父親，開始寫長長的郵件給過去的朋友－－三四十年前的朋友。我應該多和他聊聊，她說。我把我的難民小說寄給了他。他沒有回信。現在，我捧著滿滿一盤炒菜從廚房出來，試圖回想那些我沒用心考證的段落。也許是在迪石的那幕－－在他們上船之前。我用勺子舀起一大勺，裡面有滷汁豆腐、腰果和鷹嘴豆。父親負責購物。「不過是些小說罷了，」我說，嘴裡漫不經心地嚼著，「虛構的。」
他愣了下，接著說：「好吧，兒子。」
長久以來，我吃的都是炸薯條、麵條和披薩，我幾乎都忘了自己有多麼懷念家常菜。我吃飯的時候，他在他白色的墊子上舒展身體。
「你的背還好嗎？"
「我做了個 CAT 掃描，」他說，「我的脊椎節間，有神經內液滲漏出來了。」他露出飽受苦難的笑容，右腿扭過去壓在左屁股下。「我把掃描圖帶來了，你可以看看。」
「疼嗎，阿爸？"
「挺疼的，」他短促地笑了笑，彷彿整件事情只是個笑話，「可我又能怎麼辦呢？只能接受它。」
「能做手術嗎？"
我發現自己並不真的關心。我是個不孝子。我開始念法學院的時候，他和我媽分開了，打那以後他就經常背痛－－每每本著佛教徒受苦受難的信條躺著－－我心中冷血、堅硬的那部分懷疑他在裝腔作勢，想吸引我注意，好淡淡地譴責我對他不夠上心。他不是沒這麼做過。十六歲前，他都一直逼我去上空手道班。然後，在我們最後一次爭吵時，他走向我，我發現自己已經擺出開打的架勢了。他看我一臉害怕的樣子．笑了笑。「不錯。」他說。我們被囚禁在錯綜複雜的罪惡感中。要花上一生的時間，我們才能意識到，我們面對的任何事情，我們也同樣在為對方面對。
「我想和你談談。」我說。
「上了年紀，身體自然會垮掉。」他說。
「不，我是說小說。」
「談談？"
「嗯。」
「談什麼？」他看上去饒有興趣。
「談我犯的錯。」我說。
如果你問我為什麼來艾奧瓦，我會說因為我是個律師而且我不想當律師了。每隔二十四小時，我在早晨霧程最重的時候醒來去上班－－巴士、電車、電梯，一言不發，身穿硌人的衣服，手裡捧著白色杯子，裡面裝著白咖啡－－走向我沒有窗子的辦公室。辦公室位於墨爾本最高的、玻璃幕牆覆蓋度最大的那幢樓里。時間被分割成以六分鐘為單位的碎片，同事們按規定有八分鐘的午餐休息。我恨自己在做的工作，我還恨自己擅長做這個。最主要的是，我恨自己知道，正是這份工作讓我父親覺得面上有光。當我告訴他我要辭職去艾奧瓦當作家時，他說，Trau buoc ghet trau an（被囚禁的水牛憎恨自由的水牛）。但那時候他已經無力掌控我的生活了。我已經二十五歲了。
「重要的不是去寫別人寫不出的東西，而是去寫只有你才能寫出的東西。」最近我在自己的一本舊筆記里發現了這段話。寫下這句話的人不會知道將要發生什麼：時間將如何背叛你，一個聲音將如何變得空洞，你曾愛過的那些話將如何在紙頁上枯萎。
「你為什麼想寫這個故事？」父親問我。
「這是個好故事。」
「但是你有很多可以寫的東西啊。」
「這件事很重要，阿爸。有必要讓人們知道這件事。」
「你在博同情。」
我不知道這算是疑問句還是判斷句。我被激怒了。「我想要他們記住。」我說。
他沉默良久。隨後他說：「只有你會記得，我會記得。他們讀完拍拍手就忘了。」只有這次，他沒有笑。「有時候忘記更好，不是嗎？"
「反正我就是要寫這個故事。」我說。那種感覺又向我襲來－－昨天晚上我坐在打字機前的那種感覺。一個念頭跳進了我的思緒。「如果我寫一個真實的故事，」我告訴父親，「我會更有機會大賣。」
他盯著我看了一會兒，目光中帶著探求，好像在我臉上發現了什麼從未見過的東西。最後，他用一種經過深思熟慮的聲音說道：「我講給你聽。」他沉吟片刻，「但是相信我，你寫不了這個。」
「反正我就是要寫這個故事。」我答道。
接著，他的行動讓我大跌眼鏡。他仰起臉大笑起來，笑聲中沒有自憐亦無狡黯，用盡全部的肺活量笑著。我驚呆了。在我所有的記憶中，從沒見他這樣笑過。雖然摸不著頭腦，但我也笑了起來。他用越南語哼哼著，「是的……是的……是的，」他目光炯炯，面帶笑容，「好吧。好吧。不過明天再說。」
「但是－－」
「我得想想，」他說。他搖搖頭，壓低嗓子，「我兒子是個作家。Co thuc moi vuc duoc dao，巧言令色鮮矣仁。」 " Mot nguoi lam quan，ca ho duoc nto，一人治學，全家光榮。」
我回嘴道。他驚訝地看著我，接著又大笑起來，用力點點頭。這句話我深藏好多年了。
下午。我們面對面坐在餐桌前：我負責提問，再把筆記記在一本黃色的標準拍紙簿上；他負責說。他談起他的童年，他的家人。他談起美萊村。說到這當口，他停了下來。
「你怎麼不給你父親來點兒？"
「啥？"
「老天，你以為那樣的好酒能逃得過我的眼睛嗎？"
午後的陽光從窗外射進來，把他的身體置於一個銀色的方塊中，在他說話的時候，方塊緩慢地向他的腳底下沉，逐漸變得暗淡。我給彼此的酒杯重新滿上。他的喉嚨蓋過了街上高峰時段的車流聲，直到雜訊消退；他一直講到暮色漸濃。當電話鈴第二次響起時，我拔掉了電話插頭。他告訴我他如何被徵召入了南越軍隊。
「美國人對你做了那樣的事不是嗎？你怎麼還能和他們站在一邊打仗？ "
「我心中只有恨，」他說，「但我恨的是所有人。」他在「恨」這個字上頓了頓，彷彿一個父親第一次在他年幼的小孩面前提起這個字眼，他在試探這個孩子掌握了多少知識，在考孩子這個詞和他學過的東西間有什麼內在聯繫。
他告訴我戰爭中發生的事。他告訴我他是如何遇到我母親的。然後是西貢的淪陷。1975年。他告訴我他在勞改營中服刑的經歷，人們強迫他坦白、改造、忍飢受餓。那讓他的背部受到嚴重損害的每日苦役。隨意的殺戮。他告訴我有關虎籠監獄（越戰時美軍用來關押戰俘的監獄，在獄中發生過許多暴行）和集裝箱的事，還有各種酷刑的名字：本田、飛機、汽車。「他們把你的大拇指綁在一起，一條手臂架在肩上，另一條被抓著從身體前方繞過。或者他們將你的腳神直，再把你的兩根中指系在大腳趾上－－」
他演示給我看。一個皮包骨頭的老人擺著密宗式的姿勢，看上去有點滑稽。示範「汽車」時他退縮了，接著，一抹笑在他的臉上綻開，他讓我扶他到他的泡沫墊子上去。我不耐煩地等他擺出姿勢。他又讓我幫他。「這邊，放在這兒，用力點。」隨後他話匣子又打開了，時而低語，時而咧嘴笑著。另一些時候他會擠擠眼睛－－或是憤怒，或是為難。我不去聽他佛教徒式的聲討，想像他心中滿是無處發泄的怒火，只好轉而逼迫自己每一天都要重新曆數這些過去經受的暴行，卻做不了什麼實際行動。但這只是我的想像。我沒有證據可以證明他至今還耿耿於懷。
他告訴我，在被監禁了三年出獄後，他是如何策劃我們全家逃離越南的。那是1979年。當時他二十五歲，已經有了我。
等他終於人睡後，我站在卧室門口看著他，他的臉上還因為蘇格蘭威士忌在發燙。我也醉了。有那麼會兒，我看著他，覺得自己也遁人了夢鄉。在片刻中，我變成了父親，看著他熟睡的兒子，想起那些－－都怪他兒子－－他不斷努力想要忘記的東西。這段過去比抱怨更豐富，比回憶更兇猛。我甩了甩頭讓自己恢復清醒，然後走向書桌。我仔仔細細地通讀了一遍筆記，一共四十五頁。我重讀了兩天前晚上寫下的小說草稿。接著我把兩樣都放到一邊開始打字，再也沒看它們。
黎明來得如此緩慢，以至於我－－直到一輛垃圾車開始叫喚－－才察覺到外面的天空呈現出金屬般的藍色，而大地一片雪白。鐵皮棚的頂上也是白的。初雪降下了。
我醒來時他不在公寓里。咖啡桌上放著一張便條：「我出去散會兒步。我把你的小說帶去讀了。」我來到外頭，站在消防梯上，手捧一杯蘇格蘭威士忌等他回來。為了抵禦寒冷，我把威士忌喝了，讓它像一線暖流一樣穿過我的身體。我只睡了三小時，累得除了平靜什麼也感受不到。對面房子樓梯平台上的紅色天竺葵結了一層霜，我朝鄰居家窗戶偷看了一眼，可什麼也沒看到。
他會讀的，用他從書上學來的英語去讀，並且他會重新打量自己。他也會對我刮目相看。他會看見他的經歷是多麼充滿力量，他的苦難是多麼有價值－－而我又是如何讓這苦難說出了比它自身更多的東西。他會對我滿意的。
我喝完了威士忌。已經是十一點半了，天色陰沉，灰跡斑斑。到中午我的小說就要截稿了。我戴上手套，小心翼翼地步下消防梯，把自行車從架子上解開。他會對我滿意的。我騎車繞著大樓轉了一圈，在議會街上來迴轉悠，搜尋我那件羽絨服的蹤跡。街道空無一人。雪基本都化了，然而一層薄冰覆蓋了路面，於是我騎得很慢。我的雙眼刺痛，嘴裡噴出的氣變成了白霧，我一路往市中心去，穿過格林學院，草被凍得硬邦邦，以至於在我的車輪下折斷了。房屋緊閉的窗帘後微微有光線透出。在華盛頓街上，一陣大風突然襲來，肆虐著榆樹的枝幹，將樹葉吹落，又把片片樹葉緩慢、無聲地送到地上。
橋騎過一半的時候我看到了他。我停下車。他在河岸上。我看不清臉，但那就是他，身材矮小，我膨大的羽絨服襯著他小小的腦袋。他和那個流浪漢站在一起，兩人都盯著那熊熊燃燒著的汽油罐。煙很大，帶著顆粒。一瞬間我屏住了呼吸。我帶著令人反胃的確信，意識到他做了什麼。那灰燼，在風中顯出形狀，遠遠地飄離了我落在河上。他拍了拍男人的肩膀，伸手去摸自己屁股兜，把一些錢交到這雙新戴了手套的大手中。他起身從河岸往回爬，接著看到了我。我一心想討個說法，這情緒簡直要淹沒我的內心。他兩手空空。
如果我早知道的話，當時就不會說出那些話了。我不會對他說他不懂－－顯然，他懂。我不會對他說他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不會說我但願他從沒來過，或者最好他不是我父親。但我那時並不知道。我一邊等著，一邊感受風向的變化，我看到的僅僅是一個男人向我走來，身穿一件大得荒唐的外套，搓著煤黑的雙手，走過滿是顆粒、邊緣映著火光的煙霧。他又一次打著為我好的名義，毀掉了他自己。他的身後是河。風中滿是酸味。在緩慢漂浮的光線中，我移開視線低頭看向河。河就快要結冰了，巨大的、鼓起的氣泡讓河面閃閃發光。河水尚在流淌的部分看上去是黑的，有編織的紋理。我突然開始考慮，要花多少小時，還是多少天，才能讓一條河的河面完全凍結－－把那個完美的、水晶般的世界凝固在它的表面－－而這個世界又能如何輕易地被一塊小石子打碎，那墜落的石子如同一個單音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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