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明：譾說拓展《文選》研究的三種視角

最新 04-25

譾說拓展《文選》研究的三種視角

劉明

劉明，清華大學中文系2014級在職博士研究生、國家圖書館古籍館善本組副研究館員，主要從事古籍版本目錄校勘學和漢魏六朝集部文獻研究。

摘要：《文選》的研究呈現出全方位和多層次性的特點，也需要拓展以深化研究，構建新視野維度中的「選學」。《文選》的版本研究應借鑒實物版本學的範疇，與傳統的文本版本學相結合，將實物與文獻（文本）結合起來。《文選》與六朝別集的關係也是值得開拓的方向，藉以揭示出別集成書層次及編撰的細節性問題。而就《文選》自身而言存在「互文本」和「衍生性文本」兩種層面，有助於考察選文的路徑、選文依據文本的面貌，以及作為原始文本的《文選》與衍生性文本的關係等諸多問題。

關鍵詞：《文選》；研究；視角；實物版本學；衍生性文本

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迄今，國內《文選》研究成果豐碩，呈現出多層次、全方位和研究隊伍年輕化的面貌，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引領中古文學研究趨向的作用，且與海外學人的《文選》研究遙相呼應，漸次具備「文選學」作為顯學學科的性質。

筆者涉足《文選》領域始自敦煌本《文選》殘卷的校勘整理，近些年因業務工作關係又較多地關注版本方面的考定。在職讀博以漢魏六朝別集的編撰、流傳和版本譜系的梳理為重點，又對六朝別集編撰與《文選》之關係有所思考。十餘年來圍繞《文選》關注的側重點有所趨異，但研究方法還是以版本目錄校勘為基礎展開。同時也存在困惑，最突出的便是深感當下《文選》研究「出新」、「立新」似乎比較困難。文史學術積累至一定程度都會存在此類問題，即便如此，新世紀《文選》的研究仍需繼續推進。恰如劉躍進老師所稱：「總結舊『選學』，創建新『選學』，這是歷史賦予當代學者的新使命。」[1]（p27）作為新生代的年輕學人，拓展、深化《文選》研究的新維度和新方向責無旁貸。筆者不揣冒昧，略加申說拓展《文選》研究的三種視角，也是在具體研究中「隨機性」產生的不成熟思考，權當拋磚引玉，不妥疏誤之處敬請指教！

一、實物版本與文本版本相結合的研究理念

《文選》版本的研究，應該說是近些年來《文選》研究中最為活躍，也是成果最為突出的領域，傅剛老師的《文選版本研究》起到了直接的推動和導引作用。也正是基於此事實，有關《文選》版本研究的後續成果並沒有太多實質性的突破，儘管在一些個別問題上有所補充或修訂，但總體框架基本還是《文選版本研究》奠定的。但這也並不意味著《文選》版本的研究接近「終點」，趨於「飽和」。以版本為核心的《文選》研究，如果轉換視角或適當調整研究的理念，似可呈現出新的研究「圖景」。

復旦大學古籍研究學者陳正宏先生將版本研究，釐分為實物版本學和文本版本學兩種範疇的研究[2]，兩者既有聯繫也有區別。按照筆者的理解，實物版本學注重作為文獻載體的古籍實物的鑒別，及在此基礎上展開的分析和研究。其主要內容包括古籍實物形態的研究，版本鑒定的依據，版本的刻年和刻書地區的判斷，以及同一種文獻的不同版本和同一種版本的不同印本之間的關係，古籍版本的敘錄等。考慮到查檢古籍的便利關係，傳統上從事實物版本學研究的學者主要集中在有善本古籍藏量的單位（圖博及文物系統）。近些年來，隨著古籍數字化和影印技術的推進，帶動了「學院派」研究者開展古籍實物的研究。而文本版本學並不注重版本的鑒別，直接依據圖書館的編目鑒定成果，開展以文獻內容為主要指向的研究。如目錄學層面的版本著錄、流傳情況，版本反映的編輯體例和古書原貌問題，基於文本的校勘以梳理版本的系統，及判斷版本的優劣以確定整理的底本等。按照此種研究理念的劃分，近些年來的《文選》版本研究系列著述，屬於文本版本學的範疇而非實物版本學。如果將實物版本學的理念引入到《文選》版本研究中，便會發現看似已經不值得再去研究的問題，還是「隱藏著」一些需要解決的「點」，甚至誘發或催生出新的「點」，從而形成版本研究的「新界面」。

（北宋本《文選》）

舉例來說，現存《文選》最早的版本是北宋刻遞修本（現藏國家圖書館、台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自民國時起勞健、周叔弢、張宗祥、傅增湘、王文進和趙萬里，乃至日人橋川時雄（據稱《舊京書影》提要出自其手）、阿部隆一等均鑒定為「北宋本」，或接受「北宋本」的鑒定結論。主要依據即書中「通」字闕筆，但也隱然存在不同的意見，五十年代趙萬里編《中國版刻圖錄》將此本屬「鳳毛麟角」的北宋本遺漏（推測趙氏又不認可此鑒定結果）。八十年代編《古逸叢書三編》選目時，周叔弢又認為「北宋本」的定法值得懷疑。那麼這部《文選》到底是不是北宋本呢？僅憑「通」字闕筆就能鐵定「北宋本」嗎？是否還需要其它的證據呢？總之，「是」還是「不是」顯然對研究者造成的心理影響是不同的，得出的結論也會迥然有別，這是實物版本學對文獻研究產生影響的具體表現。結合近年來古籍普查中出現的相關文獻（遼刻蝴蝶裝佛經的書口版式與《文選》相同），以及其行款與敦煌P.2528李善注《西京賦》殘卷的繼承關係，確定它屬北宋本殆無疑義[3]（p10-15）。假設某日又得到堅實的實物證據，考定不是北宋本，那麼建立在「北宋本」基礎上的研究結論都會面臨重新「洗牌」。此外，此部北宋本的刻地和刊刻者也還沒有定論，傅剛老師認為是北宋國子監刻本[4](p157)。特別是考察《文選》的刻地，無疑有助於探討《文選》文本的傳播和流布情況，以及與宏觀的學術文化背景的關係。可見文獻版本研究呈現出鮮明的客觀性，即版本的判斷直接關係著研究結論的嚴謹性和可靠性。如果依據的版本出現問題，則直接導致業已展開的文獻研究存在問題，實物版本學在文獻研究中確實不容忽視。

（淳熙尤刻本《文選》）

再如南宋淳熙八年（1181）池陽郡齋刻本《文選》（世稱尤袤本或淳熙本），納入實物版本學的理念會發現也存在需要搞清楚的問題。學界普遍認為國家圖書館藏本，即陳清華舊藏之部是最佳之本（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華書局的影印本和《中華再造善本》都是以此部印本為底本）。趙萬里稱該本，「初印精湛，字字如新硎，無一補版」[5](p29)。實際這種說法並不準確，如果逐葉鑒別，會發現版心鐫「戊申重刊」、「壬子重刊」、「乙卯重刊」、「壬戌重刊」諸字樣，最晚一次修版是嘉泰二年（1202），距離淳熙八年已有二十餘年，談不上是「初印本」，而是稍經修版的早期印本[6](p21)。但陳清華所藏此部也只是存世尤袤刻淳熙本的一種印本，除此部印本外，尚存有遞修本五部，即國家圖書館藏兩部，上海圖書館藏一部，台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一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紹熙三年（1192）計衡修補本，構成了尤袤刻本的六種印本。眾所周知，清人胡克家據一部淳熙本，經顧廣圻校訂後重刻，即胡克家刻本，是李善注《文選》的通行本。胡氏所依據者即遞修後的印本，以之與陳清華藏本相校，存在一些錯訛（參見中華書局1977年影印胡克家刻本《文選》出版說明）。這說明同一種版本的不同印本之間存在差異，後印本會修版改易文字。同理，上述六種印本之間的版本關係如何？遞修或修補究竟改易了哪些文字？為何要做這些改動？改動的依據是什麼？哪些異文是接近《文選》原貌的文字？對校勘《文選》選擇校本有何意義？可能這些問題會覺得沒有意義，但這是文獻工作者無法迴避的，因為文獻整理的使命是儘可能還原出文本的原貌。在還原的過程中，面對流傳至今的每種版本的各種印本都是不宜忽略的，只選擇校勘一種印本（認為是代表該版本的最佳印本而捨棄其它）似可視為只是「權宜之計」。

（陳八郎本《文選》）

又如台灣「國家圖書館」所藏現存最完整的一部五臣注本《文選》，著錄為「宋紹興辛巳(31年，1161)建陽崇化書坊陳八郎宅刊本」，這個鑒定結論也普遍為《文選》研究者所接受。實際上似也同樣有問題。書中《進集注文選表》後鐫刻兩個牌記，其一為「凡物久則弊，弊則新。《文選》之行尚矣，轉相摹刻，不知幾家。字經三寫，誤謬滋多，所謂久則弊也。琪謹將監本與古本參校考正，的無舛錯，其亦弊則新與？收書君子，請將見行板本比對，便可概見。紹興辛巳（1161）龜山江琪咨聞」；其二為「建陽崇化書坊陳八郎宅善本」。該本鑒定為紹興三十一年與江琪的牌記有關係，而與陳八郎宅的牌記無關。再者，陳八郎宅的牌記並不反映是該書「確鑿」的刻者，似乎只是反映售賣該版本，或者藏有該書的版子而據以重印，反倒是刻者與江琪有關。因此，將版本定為南宋紹興三十一年江琪刻建陽崇化書坊陳八郎宅印本，較為符合實際。背後的情況推斷應該是，陳八郎宅得到江琪刻的書板子，再行重印，同時增刻自己的牌記表明板子已經為陳八郎宅書籍鋪所有。

當然，實物版本學理念的使用也是有「限度」的，它也不能解決任何涉及版本實物的問題。比如現存最早的五臣注本即鍾家刻本（屬殘本），有「杭州貓兒橋河東岸開箋紙馬鋪鍾家印行」刻書題記一行。這在界定其刻年上存在困難，因為南宋建炎三年（1129）杭州方改稱臨安，那麼此處的「杭州」是南宋建炎元年至三年未改稱之前的杭州呢？還是北宋時期的杭州呢？如果是前者，那麼定為南宋初刻本沒有問題。如果是後者，那麼就應該是北宋刻本。遺憾的是，不太容易確定①。

傳世《文選》版本眾多，即便是同一版本也有數部印本存世，從實物的角度撰寫一部《文選版本敘錄》似乎是很有必要的，如果每部都配上書影不啻是構建了《文選》的版本庫。而這都離不開實物版本學，同時結合文本層面的版本研究成果，將實物與文獻結合起來，可能效果會比較好。

二、《文選》與六朝別集的編撰研究

討論《文選》與六朝別集編撰的關係，首先需要考察六朝別集成書的層次。因為存世六朝人集很多屬明人重編，不是原書的面貌。六朝人集的成書大致可以分為三個層次，即六朝舊集（或承自六朝舊集的殘本）、宋人重編六朝人集和明人重編六朝人集。經研究，可據信為六朝舊集的大概只有陸雲集、陶淵明集、鮑照集、謝朓集和江淹集等數種，而且陸雲集還只是殘本，宋人又補輯部分詩文入集[7](p84)。宋人所編的集子，如蔡邕集、曹植集、嵇康集、陸機集和蕭統集等。而明人所編者則居多數，如阮籍集、支遁集、謝靈運集、沈約集、庾信集等。而嚴可均稱：「唐已前舊集，見存今世者，僅阮籍、嵇康、陸雲、陶潛、鮑照、江淹六家。」[8](p2)又逯欽立稱：「能確定流傳到今天的舊集，至多只有嵇、陸、陶、鮑、謝、江六家而已，較之梁代文集，只剩下千分之一二了。」[9](p2788)似均不盡準確，「舊集」的確定需依據存世版本進行版本系統的梳理和考察。

舊集自不必說，唐宋人重編之集也成了明人再編刻集子依據的底本，某種程度上具有了「原始文本」的屬性。故將舊集和唐宋人重編之集兩者統稱以「原本」，再細分為「古本」即六朝舊集和「舊本」即唐宋人重編之集，而今存明本集子則稱之為「今本」[10](p83)。由於成書層次的不同，與《文選》的關係也相應有所不同。整體而言，六朝舊集一般與《文選》的明州本（或五臣本）較為接近，反映了大致同一文本時段的相近性。也存在與《文選》各本均不相同者如鮑照集，透露《文選》鮑照詩文的編選可能並非來自本集，而是來自其它的文本（比如總集等，當然也不排除蕭統編選過程中可能進行了校訂）。而唐宋人所編之集又可區別為下述三種情況：其一，與《文選》的某種版本基本相同，如嵇康集中的《與山居源絕交書》與尤袤本「幾無二致」，斷定直接來自李善本《文選》；其二，與明州本（或五臣本）較為接近，但也存在異文，印證主要編選自該系統《文選》，可能又作了校訂工作，比如陸雲集。其三，與明州本（或五臣本）較為接近，也存在部分異文，但從重編時間而言在唐代而非宋代，仍基本可視為獨立的文本，如曹植集。因為唐人集還大致保留有六朝舊集之貌，只能說這反映了本集與蕭《選》文本時段的相近性。上述只是根據校勘工作歸納出的初步性結論，六朝集部文獻的文本情況是相當複雜的，或庶幾近之。茲按成書層次試述如下：

（一）六朝舊集

明確稱作品編以「集」之名的文集編撰始自東漢末年建安時期，此後魏晉時期文人集作為一種著述手段得到形成和基本確立（《晉書》文人傳著錄稱「集」者達十餘處）。南朝宋繼續發展，而且「集」開始作為文人集此類文獻典籍的統稱。南朝齊梁時期則進入編集子的繁榮階段，按蕭繹《金樓子·立言篇》云：「諸子興於戰國，文集盛於兩漢，至家家有制，人人有集。」反映的正是當時整理編撰兩漢人集的現實情況。實際漢代人以下的魏晉南朝文人也都基本編有集子，阮孝緒的《七錄》便是該事實在目錄學中的反映。所謂「六朝舊集」，指的就是主要成書於齊梁時期的集子。

以鮑照集為例，除本集外，《文選》也載有鮑照的詩文。從時段而言，《文選》據某個文本選出鮑照詩文是在蕭梁時期，而鮑照集由南齊文惠太子蕭長懋的文臣虞炎所編，按理說兩者的文本面貌應該是相當接近的。茲將《文選》所收詩文與影宋抄本鮑照集（自內容而言可徑直視為宋本，校勘中稱宋本）相比勘，校以《文選》的尤袤本和陳八郎本。呈現出三種情況：其一，集本與淳熙本和五臣本均有異，屬此例者較多；其二，集本與五臣本相同而與淳熙本相異，屬此例者有一部分；其三，集本與淳熙本相同而與五臣本相異，屬此例者不多。斷定「宋本」鮑照集是獨立的文本，不是從《文選》中輯出詩文的重編本，屬六朝舊集沒有疑義。同時也可推斷《文選》所載鮑照詩文並非從當時所見到的鮑照集中選出，而是來自其它的文本。這似乎透露《文選》的編選，途徑之一可能是當時的文學總集，以此為據可提高編選的效率。

（二）宋人重編之集

唐前典籍，經隋唐乃至北宋時期的社會動蕩和兵燹戰亂，損毀相當嚴重，沈括《夢溪筆談》五筆卷七「國初文籍」條、洪邁《容齋隨筆》續筆卷十五「書籍之厄」條和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總敘》均有所敘。而其中六朝人集損佚似尤為突出，如：

宋人章樵《古文苑序》云：「隋唐《藝文》目錄所載諸家文集亦淪落十九，莫可尋訪。」

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敘》云：「然李唐以上，放軼多矣。周惟屈原、宋玉，漢惟枚乘、董仲舒、劉向、揚雄、蔡邕，魏惟曹植、陳琳、王粲、阮籍、嵇康，晉惟張華、陸機、陸雲、劉琨、陶潛，宋惟鮑照、謝惠連，齊惟謝朓、孔珪，梁惟沈約、吳均、江淹、何遜，周惟庾信，陳惟陰鏗。千餘年間，文士輩出，彬彬極盛，而卷帙所存，不滿三十餘家。」

又《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八《別集類》小序云：「隋、唐《志》所著錄，宋《志》十不存一。宋《志》所著錄，今又十不存一。新刻日增，舊編日減。」

以致於乾嘉間的藏書大家黃丕烈跋舊抄本《嵇康集》，慨嘆稱：「六朝人集，存者寥寥，苟非善本雖有如無。」今人閱讀或研究六朝時期的重要作家集子，都是經校注整理過的文本（如戴明揚《嵇康集校注》、陳伯君《阮籍集校注》和曹融南《謝朓集校注》等），想必不會深切理解黃氏所慨之故。但若面對的皆是未經整理的集子，而且除了常見的張溥輯編的叢編本（即《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此外還有汪士賢的《漢魏六朝二十一名家集》、張燮的《七十二家集》，以及梅鼎祚的《文紀》等）外，很難再經見其它版本類型的文本，便會茫然不知所措。因為叢編本屬明人輯編的事實，嚴重降低了對其文本可靠性的依賴和信任。把這種「無措」置換到唐宋人的歷史語境中，顯然境況更為「困窘」，他們面對六朝人集大量缺失，或者只是叢殘之本，連個「現成」的叢編本尚且不得，遑論更具古本之貌的文本。故宋人開始根據類書、文學總集等輯出詩文重編六朝人集，補救文獻傳承缺失的「一環」。毫無疑問，《文選》是宋人重編集子取材的主要「資源庫」。如果把這些集子里的詩文與《文選》比對，會發現基本相同，甚至完全相同。

茲以嵇康集為例，現主要存在明黃省曾刻本和明吳寬家叢書堂抄本兩種版本，黃本據宋本傳刻，篇目和內容基本保留了宋本之貌。叢書堂本一般認為也是抄自宋本。雖然均出自宋本，但集中某些篇目的文本面貌卻迥然有別。如叢書堂抄本中的《與山巨源絕交書》，校以尤袤本和明州本，會發現文字與明州本基本相同，而與尤本卻存在差異。黃省曾本則恰與尤袤本基本相同。說明黃本所依據的宋本，有些篇目是從宋李善本《文選》中輯出重編的。而叢書堂本與明州本相一致，而與李善本歧異較多，實際間接與五臣本接近，而五臣本更多地保留了蕭《選》的原貌。印證該本的文本面貌不僅早於李善本（至少是與李善本不存在輯出重編的關係），還可推知與蕭《選》舊貌相近，屬於六朝的文本時段。佐證叢書堂抄本所源出的宋本繼承自六朝舊集，而黃本所據之宋本則是宋人重編本。

（宋本《曹植集》）

再如現存宋本曹植集，書中有兩處「愍」字闕筆，印證所依據的底本源出唐本。恰巧舊題唐柳宗元撰《龍城集》（據陶敏先生考證，此屬偽書，成書於北宋初）中載有一部十卷本曹植集，宋本與該十卷本卷第相合，當正源出此本。而此北宋十卷本實際又據唐殘本（即《舊唐志》著錄的二十卷本曹植集）而重編，「愍」字闕筆以內證的方式證成了其文本的傳承關係。再以《洛神賦》為例，與尤袤本、贛州本、明州本和陳八郎本相校，會發現宋本與明州本和陳八郎本總體上比較接近，但也存在少數異文。而與贛州本有部分的接近，與尤袤本異文較多。故宋本曹植集相較而言屬獨立的文本，基本不存在自《文選》輯錄的問題。也就是曹植集不存在宋人重編的問題，而其卷第恰由唐本的二十卷易為十卷，正是唐人重編的結果，其時大致在唐末或五代初。由於唐人重編尚能見到源自六朝舊集的古本（哪怕是殘本），故《文選》尚不在必須參據之列。

文獻的細微辨析總是會悄悄地透露一些難得的文本細節，以六朝舊集和唐宋人重編之集與《文選》宋刻諸本（如李善本和五臣本及明州本等）相校，會發現與五臣本系統較為接近，而與李善本「距離」較遠。不僅說明李善本更多地已非蕭《選》舊貌，也恰與舊集和蕭《選》文本時段較為接近（即便是唐人所編之集，由於依據者屬源出六朝或更接近六朝的資料，也與蕭《選》較為接近）的事實相契合。

（三）明人重編之集

現存的六朝人集主要出自明人重編，逯欽立稱：「六朝時期流傳的一些別集、總集，到了明朝就有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都散失了。」[9](p2787)又說：「能確定流傳到今天的舊集，至多只有嵇、陸、陶、鮑、謝、江六家而已（筆者註：實際嵇康和江淹不是六朝舊集），較之梁代文集，只剩下千分之一二了。」[9](p2788)明人編集子肯定據《文選》輯出自不必說，這裡指出一種現象，即明人據宋本六朝人集再刻時，往往以《文選》作為校本，從而存在不同於作為底本的宋本的異文。以陸機集為例，南宋慶元六年（1200）徐民瞻在華亭縣學刻《晉二俊文集》，現僅存宋本陸雲集，而陸機集的宋本大概亡佚於清初康熙間。但明人陸元大刻《晉二俊文集》時，宋本二陸集都還存世，即據以重刻。以陸刻本與清影宋抄本的陸機集（自內容而言可徑直視為宋本）及尤袤本《文選》對校，會發現陸本與據以重刻「宋本」陸機集之間已經存在的異文，那麼這些「異文」據自何本呢？也就是說，陸元大校勘援據何處？與尤袤本對校恰基本相合，印證陸元大重刻時以尤本作為校本。這也間接佐證李善本系統《文選》在明代的文獻地位得以提升，逾於五臣本或六臣本。

流傳至今的六朝集部文獻（特別是別集）的文本情況是相當複雜的，上述事例難免掛一漏萬，愈加周詳地總結《文選》與六朝別集成書的密切關係尚需更多的校勘實踐，從而揭示諸多隱藏在文本表面下的有關六朝集部文獻編撰與流傳的內在問題。

三、《文選》之「選」的溯源與比勘

蕭統主持編選的《文選》，「選」文的來源應該是當時已經成書的各種文學總集或文學別集（根據《隋志》的小注和阮孝緒《七錄》的目錄學體例，南朝的別集和總集大量存在），或其它的文獻典籍。換言之，不管依據了哪種文本，原始文本與收入到《文選》中的「選文」而形成的文本，兩者可能並不具備完全一致的關係。原因既有來源文本的不同，也在於蕭統等在編選的過程中，可能還會進行一番改造、移植和變異的過程，使得兩種文本存在差異，形成「互文本」的關係。至於屬哪種情況，恐怕「真相」很難得以揭櫫，我們所做的是盡量揭露文本背後存在的諸多「可能性」。即此種「互文本」性，啟發研究《文選》要注重考察選文的路徑以及選文依據的文本面貌。

還有一種情況是，由於六朝別集的亡佚，《文選》反而成了還原這些別集的原始文本，具備了「母本」的功能。還原出來的文獻（主要指典籍形態的）相較於「母本」可稱之為衍生性文本，兩者之間也近似於「互文本」。儘管這些衍生性文本據自《文選》再輯編，但兩者互勘卻存在差異，印證編者在「輯編」的過程中又羼入了手腳，作了改造。這就需要考察如下諸問題：衍生出來的文本具體根據何種《文選》版本？為何會選擇這種而非其它的版本？做了哪些改造？改造的依據是什麼？透露出的學術文化背景如何等等？無疑會給《文選》的研究帶來新的「突破點」，同時也將版本目錄校勘之學不再僅停留了文獻層面，而是上升到了文學文本的研究層面。茲就以上兩種思路略述如下：

（一）《文選》選文路徑的考察

以西漢人韋孟的《諷諫詩》為例，該詩載《文選》卷十九（李善注本），此外《漢書》的《韋賢傳》也載有此詩（是最早收錄該詩的載體）。按《隋志》小注稱梁有「丞相《韋玄成集》二卷，亡」，說明南朝梁時還流傳有韋孟的後人韋玄成的集子，韋孟作為韋玄成的先祖，是否此詩以附錄的形式同樣收入該集中不得而知，但也不宜否定這種可能性的存在。同樣根據《隋志》總集類的著錄，南朝時期還存在較多的文學總集，這些總集中也可能收有此詩。如此說來，《諷諫詩》存在數種載體，文本面貌恐怕也不盡相同，形成了「互文本」性。

僅以宋本《漢書》與《文選》的尤袤本和建陽本中的《諷諫詩》相校，會發現尤袤本與《漢書》較多的接近，而與六臣注本系統的建陽本差異較多。一般認為李善注本較多的改變了蕭《選》的舊貌，造成此改變的直接原因是三十卷調整為六十卷，在卷第改易的過程中難免帶來舊本的竄亂。而建陽刻六臣注本《文選》的底本是贛州本，而贛州本則援據明州刻六家注本，而六家注本是以五臣注本為基礎的本子，與蕭《選》舊貌較為接近。因此校勘的結果至少透露出兩方面的判斷：其一，《文選》中的《諷諫詩》應該不是據《漢書》編選的，而是來自其它的文本；其二，李善在注釋處理《諷諫詩》文本時較多地依據了《漢書》，推斷李善認為最早記錄《諷諫詩》的《漢書》，其文本地位最為重要。循此例，我們可以對《文選》中的其它篇章作類似的考察。

（二）《文選》選文所據文本面貌的考察

以阮籍《詠懷詩》（五言詩）為例，它的文本情況是相當複雜的，複雜的原因是由文獻載體的多重性造成的。

首先，現存《詠懷詩》最早的文本是《文選》卷二十三所載的《詠懷詩十七首》（李善注本），但蕭統之前或同時還存在各種文本的《詠懷詩》，而非僅此蕭《選》本。根據是李善注《詠懷詩》保留有顏延年、沈約等人的注，又《詩品》也稱「詠懷之作」，鍾嶸對阮籍詩特別是《詠懷詩》的評價是依據他所見的某個文本（筆者認為即梁本阮籍集）而作出的。此外，《隋志》小注還稱梁有《阮籍集》十三卷、錄一卷，毫無疑問梁本阮籍集中也收有《詠懷詩》，還有當時的各種文學總集中也存在收入《詠懷詩》的可能性，兩者均屬於「集」本的形態。可以說《詠懷詩》附著的文獻載體，主要有注本和「集」本兩種形態（根據筆者的初步研究，《詠懷詩》的母本是阮籍集，各種注本的《詠懷詩》作品是從集子中選出的）。那麼，蕭統所選之《詠懷詩》依據的文本是注本還是「集」本便很值得探索。儘管由於文獻的缺失可能不容易解決此問題，但它至少啟發我們蕭統選文依據的文本存在多種可能性的面貌。更為重要的是，這樣便以《文選》為坐標打通了與其它相關文獻之間的關係，使碎片狀的六朝文獻獲得重新編織起來的機會。當然，這基本屬於共時性層面的橫向比較，即大致同一時期（或相接近的歷史時期）存在的不同文本的考察。

《詠懷詩》文本的複雜性還表現在需要歷時性層面的縱向考察。隋唐至兩宋的阮籍集（包括阮籍詩集）雖沒能流傳下來，但也有些記載，如宋阮閱《詩話總龜》提到的唐寫本《阮步兵詩》。又《直齋書錄解題》著錄一部《阮步兵集》，雖稱之以集，實際是僅收阮籍詩作的集子，即五言詩八十篇和四言詩十三篇。其文獻價值是表明宋代存在阮籍詩的單行本，還交待了詩篇的情況。至明代，《詠懷詩》也存在一種單行本即李夢陽本，收詩八十二篇。同樣現存的幾種明刻阮籍集，如范欽刻本、及朴本和潘璁本也載有《詠懷詩》，形成「集」本形態的《詠懷詩》。這三種「集」本與單行的李夢陽本之間收詩的篇數不同，排列次序不同，正文文字也存在差異。如范欽本八十一首，而李夢陽本等各本及馮惟訥的《詩紀》均為八十二首。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除了要考慮編刻者對於《詠懷詩》文本的「改造」外，恐怕更重要的是與所據《詠懷詩》的底本存在差異有關。而以上述《詠懷詩》的各種文本與《文選》所載者相校，會發現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蕭統所選的十七首詩是否只是選編？（因為後世存在的《詠懷詩》文本是八十餘首，而非只有十七首）如果是選編，為何只選編這些詩？選編的這些詩與明代的文本存在哪些差異？通過這些差異的比勘是否還原出（或部分地）《詠懷詩》的原始文本面貌？通過這些問題的提出和解決，對於蕭統選文依據的文本情況會有更多層次的認識。

（三）據《文選》衍生出的文本面貌的考察

以北宋人唐庚所編的《三謝詩》為例，此書有宋嘉泰本存世，原藏日據時期大連圖書館，系楊氏海源閣舊藏，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日人橋川時雄影印行世。因為是宋本，難免存在拔高其文獻價值的看法。但是將此本中的謝朓詩與尤袤本和明州本相校，會發現不僅詩篇次序與《文選》所載朓詩相同，詩題亦基本相同，印證謝朓詩不是來自宋代流傳的謝朓集，而是輯自《文選》。依據何種版本的《文選》呢？校勘的結果表明謝朓詩與尤本差異較大，而相當接近明州本《文選》，說明並非輯自李善注本系統《文選》。當然，也存在與明州本和尤刻本均不一致之處，推斷輯編者又經過了校訂。總之，以謝朓詩與《文選》通校的結果，能夠破除對於宋嘉泰本《三謝詩》過高的評價。它只是據《文選》輯出三謝詩文的重編本，本身並不反映三謝集的版本傳承問題。循此例，我們可以對衍生自《文選》的其它文本作考察，從而準確地評價其文獻價值。

四、結語

回顧二十世紀的《文選》研究史，存在多層次性和多領域性（如註疏、文體和版本等方面的研究），也出現了多種手段的研究方法（如考證、輯佚、文本解讀等）。瞻望新世紀《文選》的研究，還是要以文本的細讀為主要途徑，同時注重研究理念的調整，做到守正出新。而傳統的版本目錄校勘似乎是進行文本細讀的重要手段，本文即以此為基本手段切入《文選》的研究，提出了一些不成熟的想法。簡而言之，《文選》研究在版本方面要注重實物鑒別（近些年來古籍的數字化技術使得這並不困難），結合實物版本學的理念深化《文選》的版本研究，建議將「《文選》版本敘錄」作為新的《文選》學研究課題。校勘層面以《文選》文本的逐字比對為基礎，在為學界提供《文選》校定本同時，也注重藉此考查多文本之間的「互動」關係。作為《文選》校勘工作的「副產品」，提出《文選》與六朝別集以及與衍生自《文選》的各種文獻典籍之關係的研究，是新的學術生長點。而不管是版本還是校勘，都需要目錄學的介入和參與。總之，三者相互結合以奠定《文選》研究的堅實基礎，又能不囿於此而升華至《文選》文本的多視角研究，或許能夠結出厚重篤實的《文選》研究「碩果」。

注釋：

①趙萬里依據書中的寫工「鮑洵」，又見於紹興三十年（1160）刻本釋延壽《心賦注》中，認為：「如以鮑洵一生可有三十年左右工作時間計算，則此書當是南宋初年杭州刻本。」也僅是推證性的一說。參見《中國版刻圖錄》，第8頁。

參考文獻：

[1]劉躍進.中古文學文獻學[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

[2]陳正宏.實物版本、文本版本與古籍稿本整理[A]2015年12月復旦大學中文系「文本形態與文學闡釋」工作坊論文集[C].尚未正式發表.

[3]劉明.談北宋雕李善注〈文選〉的版本（金文京先生譯）[J].日本古典研究會編汲古,2016:(總第70號).

[4]傅剛.文選版本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5]趙萬里.中國版刻圖錄[M].北京：文物出版社，1961.

[6]劉明.宋尤袤池陽郡齋刻本文選考略[J].澳門文獻信息學刊,2013(8).

[7]劉明.晉二俊文集宋本系統考議[A]古典文獻研究第十九輯[C].南京:鳳凰出版社，2016.

[8]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凡例[M].北京：中華書局，1958.

[9]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後記[M].北京：中華書局，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