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的生物基礎與社會意義

《普魯斯特和魷魚》這一書名表明作者研究閱讀使用的是神經生物學方法。

瑪麗安·伍爾芙在她研究閱讀生理學的《普魯斯特和魷魚》一書中說，閱讀行為不是自然而然的，人類到比較晚近的時候才開始閱讀，所以尚未進化出專門適於閱讀的基因。大腦要將原本為完成辨認出扁豆秧上的束帶蛇等任務而進化出來的神經迴路重新定位之後，我們才能閱讀。

《紐約客》的文章解釋說：「《普魯斯特和魷魚》這一書名表明作者研究閱讀使用的是神經生物學方法。細胞越大科學家拿來做實驗時越容易，有些魷魚的視覺神經細胞比哺乳動物的神經元厚100倍，能有10厘米長，是生物學家們最喜歡用的。關於閱讀人文的一面，伍爾芙選擇了論述過閱讀的普魯斯特。」

伍爾芙考察了閱讀的歷史。從公元前8000年到公元前5000年，美索不達米亞人在黏土上刻記號來記錄牲畜等物品的數量。她說，一旦黏土上簡單的記號不是被理解為亂畫的痕迹而是代表10頭羊之類的意義時，人就得讓大腦更多的區域活動起來。公元前4000年埃及等地出現了圖形文字，那時的讀者必須記住數百個符號代表什麼。到公元前750年，發生了一場重大突破，古希臘人發明了只有24個字母的書寫系統，古希臘字母表是第一個每一個字母都對應口語里一個主要音素的字母表，知道一個詞的讀音就能將它拼寫出來，看到每一個詞都能讀出來。兒童在3年左右的時間內就能夠學會讀、寫希臘語，比現在的孩子學英語要快一些。文字易於學習，文學就民主化了，普通人也能掌握讀寫能力。誦讀困難也就是這時候開始出現的，因為有人無法把字母和聲音匹配起來。很多文字學家認為，這種字母的發明大大提高了人腦的抽象思維能力。

掃描顯示，兒童在開始閱讀時，要比成人使用更多的大腦區域，左右腦的廣大區域都要動員起來。當兒童的神經細胞對識別字母更專門、更高效時，動員起來的區域就會變小，將只限於左腦。也就是說，效率高的閱讀者能省下更多時間和腦力，因此能夠更多地將自己的思考和情感整合到他的閱讀體驗中去。

閱讀時大腦要創造新的神經迴路，把用於觀看的部分和用於聆聽的部分連接起來，這樣大腦的主人才能意識到紙上的符號代表著聲音。有些大腦幹不成這件事，或幹得不夠好，他們的主人以前被認為是傻子，但現在我們知道他們中的一些人是天才。患有誦讀困難症的名人包括達·芬奇、愛因斯坦、畢加索、愛迪生和貝爾。

研究發現，默讀電視新聞、廣告和科學節目的文稿的人比觀看電視節目本身的人能記住和回想起更多信息。觀眾要感到舒適自在才會觀看節目，不然就會換台。這導致不同意見之間很難談判。「你鄙視某本雜誌的價值原則，仍可以津津有味地讀它，但如果電視節目出現這種情況你就看不下去。在這種條件下，我們不願意把時間花在我們不同意的觀點上。自我懷疑就變得不太可能了，實際上對一切東西的質疑都將更為稀少。把兩個書面記錄擺在一起看，很容易就能發現不一致之處。對文本來說，甚至能很容易地辨別每一份信息的權威程度的差別，比如讀者對《紐約時報》的信任程度可能會因每一個句子而異。比較兩個視頻報道就比較麻煩了，在被要求從電視上兩個互相衝突的報道中加以選擇時，觀眾要麼依靠直覺，要麼依靠他在觀看之前相信的東西。經常看書的人比不太看書的人更有可能去投票，參加體育和戲劇、音樂、攝影等文化活動。愛讀書的人如此樂於走出去，也許是因為他們孤單一人時看的書給了他們信心。閱讀某種程度上能賦予我們行動的勇氣，對民主社會來說失去這一習慣將非常危險。」

伍爾芙認為，小孩在5歲前父母是否經常讀故事給他們聽將決定他以後的閱讀技巧。讀故事的方式也有講究，坐在父母的雙膝上聽故事意味著孩子會把閱讀和受寵愛聯繫在一起。她擔心年輕人經常上網就不會深入思考詞語、思想、現實和美德。牛津大學教授約翰·凱里說：「確實，電腦沒有可供小孩坐的雙膝，但是網上知識和經典作品的數量是前所未有的，讓青年人觸手可及。如果孩子們不推崇讀書，那可能是因為我們教他們珍重名利，這不是電腦有某種內在缺陷。」

（圖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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