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晴佳||為什麼情感史研究是當代史學的一個新方向？

原標題：王晴佳||為什麼情感史研究是當代史學的一個新方向？

王晴佳，現為美國新澤西州羅文大學（Rowan University）歷史系教授，北京大學歷史系長江講座教授。主要研究興趣為中外比較史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和中國思想文化史。中文著作有《西方的歷史觀念：從古希臘到現代》（華師大出版社，2002），《全球史學史：從18世紀到當代》（北大出版社，2011），《外國史學史》（北大出版色，2017年）等。

要回答本文標題所提的問題，筆者覺得可以從2017年諾貝爾獎經濟學的頒獎講起。該獎公布之後，學界和媒體都稍感意外，因為得獎者理查德·塞勒（亦譯泰勒，Richard Thaler），雖然在著名的芝加哥大學商學院任教多年，但並非「正宗」的經濟學家。如果讀者有便讀一下塞勒與人合作的《助推》這一本著作，一定也會產生這樣的印象：這本書實在不太像常見的經濟學著作，因為它不但語言生動，而且處理的問題如同書的副題所示，是《事關健康、財富和快樂的最佳選擇》，更像一個社會學家、心理學家應該處理的課題。當然，如果塞勒因其研究不夠正宗而成為「黑馬」，那麼埃莉諾·奧斯特羅姆在2009年成為史上唯一的女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似乎更讓人跌破眼鏡，因為奧斯特羅姆主要是一位政治學家。

奧斯特羅姆和塞勒的得獎，其實正好反映了當代經濟學、乃至當代學術發展的一個重要傾向，那就是跨學科研究已經成為各個學科發展的主要趨勢，而且成果喜人。塞勒的研究領域，稱為行為經濟學，需要採用心理學等學科的方法。而要想理解為什麼塞勒的研究會受到諾貝爾獎委員會的青睞，我們還得從近代學術的淵源談起。眾所周知，近代西方之所以在18世紀之後稱霸全球，其原因之一就是啟蒙思想家提倡的理性主義思維，為近代科學、技術的發展提供了一個理論前提。而亞當·斯密（1723——1790）的《國富論》則不但是近代經濟學的經典之作，其闡述的觀點也為近代國家和社會所普遍接受。簡而言之，亞當·斯密的理論出發點是，承認自私自利為人的本性。但與大多數傳統文明的教誨相反，他不主張要求人犧牲自我、「克己復禮」，抑制利己的慾望。斯密認為人的自私，是一種理性的行為，而這種理性的行為，是市場經濟良性競爭的基石。換言之，人的利己性行為，將促進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

亞當·斯密的理論，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仍有深遠的影響。但自20世紀50年代開始，經濟學家已經對斯密所謂的「理性的人」及其理性的經濟行為，做了一系列的修正。比如許多經濟學家指出，斯密所稱的「理性」，仍然有所限制，因此提出「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概念。塞勒寫作《助推》，體現了一個最新的努力。用一些簡單的比方來解釋亞當·斯密「理性的人」的經濟行為就是：買東西的人都希望買盡量便宜和好的東西，甚至是不花錢得到；賣東西的人則都希望東西賣得價錢高一些。不過，不但經濟學家而且普通人也會發現，有時候，人的經濟行為並不完全受制於理性。比如雖然一般人購物都會注意性價比，但也有人追求品牌，願意出錢買性價比低的商品。這一追求品牌、炫富顯耀的慾望，就是一種心理和情感的行為。相反，有的人雖然收入頗豐，但卻自奉甚儉，其做法常常反映了道德追求、家庭教育和個人偏好，與理性考量沒有太多聯繫。事實上，現代社會的稅制，至少以西方國家而言，是希望人們按酬、合理消費——掙的多也花的多——由此來促進經濟發展。同理，一個人如果掙得少，那麼也應該節制消費，以免破產之後增加社會的負擔。這一稅制的建立，大致是理性考量的結果，但在實際操作的層面，顯然並不如其所願，因為許多人的消費習慣，常常感情用事（西方國家中每年申請破產的人不計其數），不完全受到理性思維的控制。

塞勒在其《助推》的書中，舉了不少的例子，說明人的情感、心理等非理性的層面，往往對一個人的經濟行為，有著深刻的影響。比如塞勒說了一個他自己做過多次的實驗：把一個印著校徽的咖啡杯，送給這個大學一個班級學生中的一半人，然後讓他們寫上在什麼價格上他們願意賣掉這個咖啡杯，而又讓另一半沒有咖啡杯的人寫上他們願意出什麼價格買他們同學的咖啡杯。實驗的結果總是：賣咖啡杯的讓價往往兩倍於買咖啡杯的出價。塞勒指出，這個實驗證明，人一旦有了什麼東西，就不願再失去；由此類推，許多股票投資者買了股票之後，即使股票價值下跌，回升無望，他們也不願出售。另外，他還舉例說道，人還有從眾的行為，別人買了什麼，即使自己並不需要，也還是會跟風去買。這些例子說明，人的行為並不完全受控於理性。比如人怕失去的行為，既表現為一種心理（佔有慾），也反映出一種情感（戀物、懷舊等等），兩者之間很難做絕對的區分。

塞勒等經濟學家研究的是當代人的行為，那麼在過往的時代，人的行為是否有類似的地方呢？這就是當今情感史研究想要處理的主題。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承認歷史由人來創造，那麼這一創造是否也受到情感等非理性層面因素的影響？情感史研究的學者認為，答案是肯定的，而且他們還認為，近代史學對這方面的關注，實在是太欠缺了。芭芭拉·羅森宛恩（Barbara Rosenwein）是美國情感史研究的一位先驅者。她在一篇文章的開始寫道：「作為一個學術分支，歷史學最早研究政治的變遷。儘管社會史和文化史已經開展了有一代之久，但歷史研究仍然專註硬邦邦的、理性的東西。對於歷史研究而言，情感是無關重要的、甚至是格格不入的。」

另外兩位美國學者蘇珊·麥特（Susan Matt）和彼得·斯特恩斯（Peter Steams）則指出：對情感的研究「改變了歷史書寫的話語一不再專註於理性角色的構造」，而情感研究已有的成果已經讓史家看到，「不但情感塑造了歷史，而且情感本身也有歷史」。

羅森宛恩等人的觀察，頗為犀利，不過也有偏頗的地方。他們所指的歷史研究，主要是近代史學。作為一個中世紀史的專家，羅森宛恩應該清楚，在近代之前，史書的寫作常常記錄人的情感行為，如喜、怒、哀、樂、恐懼、妒忌、愛慕、敬畏等的表現。在古代，一些史家還讓天上的神也具有這些情感、情緒。比如西方的史學之父希羅多德，就有所謂的「神嫉說」，認為世上的一個人如果很成功，或許會由於神的嫉妒而遭到懲罰。中國傳統史家相信天人感應，所以也在史書中常舉「天譴」的事例來告誡世人。西方中世紀的史家，則更加突出人對上帝及其在世上的代表——教會——的敬畏和服從。同時，教皇、國王或皇帝的情感波動（愛恨情仇等），如何影響了歷史的過程，也受到了極大的關注，常常成為解釋歷史變動的重要原因。

但近代史學在歐洲文藝復興時期興起，逐漸將這些非理性的因素從歷史書寫中剔除了，其重要原因就是理性主義的伸揚。這一取徑，有助史家在書寫中去除神跡和迷信，從科學的角度來審視歷史的演化。18世紀啟蒙思想家在這方面有開創之功，影響深遠。他們受到17世紀科學革命的激勵，力求在人類歷史中發現、闡釋其中的規律，而他們所發現和堅信的歷史規律，就是歷史將不斷進步，而其進步的原因就是理性主義、科學主義的不斷擴展。啟蒙思想家號召解放思想，其宗旨就是希望人們充分運用理性思維，對一切事物進行科學的探索和解釋。如此做法，便能擺脫上帝或其他超自然神靈主導歷史進程的傳統觀念。18世紀以降，歐洲出現了不少著名的歷史哲學家，如黑格爾、孔德、馬克思等。他們的理論構建自然有許多不同，但他們著述的宗旨，都在指出和闡釋歷史演化的因果規律。如黑格爾認為歷史的動因，在於精神（理性）的延伸和壯大，儘管在這一過程中，精神需要與熱情交相互動，但精神始終佔據著主導的地位，由此而推動歷史向前、向上發展。

黑格爾對人類歷史演進的勾勒，有點天馬行空，主要在抽象、理論的層面，由此而受到他的同胞、德國和近代歐洲科學史學之父利奧波德·蘭克的批評。其實黑格爾與蘭克也有相似的地方——哲學家的黑格爾也想舉例說明精神如何通過歷史上出現的機制，來展現它的擴展和壯大。黑格爾寫道：「我們在前面提出了兩個因素：第一，自由的觀念是絕對的、最後的目的；第二，實現『自由』的手段，就是知識和意志的主觀方面，以及『自由』的生動、運動和活動。我們於是認為『國家』是道德的『全體』和『自由』的『現實』，同時也就是這兩個因素客觀的統一。」而在另一處，黑格爾又說道：「主觀的意志——熱情——是推動人們行動的東西，促成實現的東西。『觀念』是內在的東西，國家是存在的、現實的道德的生活。」簡言之，黑格爾認為理性讓人們獲得自由，但需要通過熱情，而國家是理性和熱情、客觀和主觀的有機統一。

對近代國家的重視，讓黑格爾與蘭克的歷史觀獲得了一致（由此兩人都被視為是德國歷史主義思潮的代表人物）。蘭克治史的主要特點和成就，就是從民族國家的角度來考察歷史的變動。與黑格爾（乃至與亞當·斯密也有點相似）類似，蘭克認為近代國家的興起和相互之間的競爭，是勾勒近現代歷史的主線。而在另一個方面，蘭克史學也與黑格爾歷史哲學有相近的地方——黑格爾認為「熱情」這一感性的因素，推動了人們的行動，但理性才是歷史演進的最終動因。換句話說，黑格爾認為理性有其「狡計」，那就是利用了「熱情」來加以施展自己的作用。同樣，蘭克的史學以標榜客觀治史、使用嚴肅的檔案史料著稱，也就是注重羅森宛恩所謂的「硬邦邦的、理性的東西」。蘭克史學不但強調史家在寫作史書的時候，剔除個人的情感因素，保持一種「超然的」立場，而且在處理、解釋歷史人物和事件中，也同樣去除其情感等非理性的作用。

說到這裡，筆者想說明一下，歷史書寫注重從理性的層面分析歷史的因果關係，本身體現了近代歷史編纂學的一種進步，並無疑問。譬如清代官方史家編寫、遲至18世紀完稿的《明史》中，我們還可以見到那些現在看來荒唐無稽的描寫。《明史·太祖本紀》這樣來描述朱元璋（1328——1398）的出生：「太祖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高皇帝，諱元璋，字國瑞，姓朱氏。先世家沛，徙句容，再徙泗州。父世珍，始徙濠州之鐘離。生四子，太祖其季也。母陳氏。方娠，夢神授葯一丸，置掌中有光，吞之寤，口余香氣。及產，紅光滿室。自是，夜數有光起。鄰里望見，驚以為火，輒奔救，至則無有。比長，姿貌雄傑，奇骨貫頂。志意廓然，人莫能測。」

相似的例子，在歐洲中世紀史書中，也比比皆是。蘭克史學之所以自19世紀以來，對世界各地的歷史書寫有著如此重大的影響，也主要因為它強調史料的嚴格考訂和寫作中以可信的事實為據。受到那時科學研究的影響，所謂「可信的事實」也就是能被證實、檢驗而又符合常理的歷史記錄。比如以蘭克史學為模式的現代民族史學，也常常以那些開國的民族英雄為寫作重點，其中也會講述一些他們略有些「異常」的故事（比如美國第一任總統華盛頓幼時誤砍櫻桃樹，然後向家人坦誠交代的故事），以突出他們之出眾超群，但不會有出生時「紅光滿室」的描寫，因為太有悖於常理，更無法證實。

那麼，情感史的研究，是否要重新恢復前近代史學寫作的路徑呢？顯然不是。以朱元璋為例，情感史的研究者不會相信朱出生時的奇異現象，但他們會研究如果這些即使不能證實的奇異現象，為朱元璋後來的造反事業發生了某種影響，譬如當時有一些人相信了他「命里為天子」而跟隨他起義等的行為。換言之，情感史的研究者不會僅僅從理性的層面研究朱元璋的起義，比如他自小生活艱辛，看到反抗元朝的起義能讓他獲得生機等因素。而是會注重探討另外兩個方面。一個可以是朱元璋從小被父母送去佛寺，在那裡形成了自己童年所具有的或許異於常人的心理、性格特徵，然後這些特徵又如何影響了他的反元鬥爭及其建立明朝之後的作為。另一個更大的可能是研究朱元璋的起義活動中，其領導者和參加者的反元情緒和漢人情結，如何發揮了某種程度的作用。

在對朱元璋的研究中，為什麼情感史的研究有可能會探究以上兩個方面，我們需要簡單回顧一下情感史的興起及其與近現代史學發展的關係。蘭克認為民族國家的興起引導了世界歷史的發展，由此倡導民族國家史學，也就是國別史。也就在幾乎同時，歐洲興起的民族國家也陸續建立了國家檔案館。法國的國家檔案館在近代世界中最早，於1790年建立，而蘭克出生於1795年。民族史學的寫作以使用政府檔案為主，兩者所以有相輔相成的聯繫。現在已經有大量的歷史研究指出，民族國家史學的寫作和出版，是推動近代民族主義發展的重要力量之一，至今仍然如此。從這一方面考慮，民族國家史學就是民族主義史學，有著濃厚的意識形態因素。所以蘭克史學標榜客觀治史，顯然站不住腳，因為政府檔案必然含有注重政治人物的偏見，而且以民族國家為單位考察歷史，本身也代表了一種片面的立場。

民族國家與民族史學之間互融、互補的關係，使得後者成為了近代史學的主流。舉例而言，至今美國圖書館的編目，仍然以國別史為單位，比如D和E為歷史書籍，而所有的美國歷史的書，其書號都以E開頭，而其他國家的歷史書，則歸在D類，譬如英國史的書號以DA開頭，法國史以DB開頭等，以此類推。其他國家的圖書編目，大致也依照類似的模式。的確，追隨蘭克的榜樣，近代史家（包括非西方地區的史家）寫作了大量以民族國家為視角考察歷史變動的史書。但與蘭克本人的著作有所不同的是，由於政府檔案資料日益豐富，蘭克的追隨者所寫的史書，均以史料為據，「有一分史料說一分話」，主題幾乎無一例外都有關政治、外交和軍事的事件和人物。這種單一的寫作模式、詳盡的史料鋪陳，讓歷史書寫變得乾燥無味，局外人更是望而卻步。所以蘭克史學模式的流行，一方面有助歷史研究的職業化，提高了它的科學研究水準，另一方面則導致歷史研究和書寫與大眾、社會嚴重脫節，削弱乃至喪失了其原有的社會功用和影響力。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炮火硝煙中，近代史學那種高高在上、埋首於「象牙塔」中沾沾自喜的行為，受到了許多思想界人士的批評。19、20世紀之交，心理學、人類學、經濟學、地理學、社會學等社會科學的興起或更新，也使得不少史家覺得有走出蘭克史學模式的必要。1929年法國史學界《年鑒》雜誌的創辦和「年鑒學派」的崛起，就是一個顯例。目睹了希特勒上台、納粹主義在德國和歐洲其他地方的興盛，年鑒學派的第一代史家呂西安·費弗爾提倡研究「心態史」，其中也包括研究大眾情感，因為希特勒的成功上台，與他操弄大眾情感、調動大眾情緒，顯然有不小的關係。與蘭克學派的後人注重鋪陳史料、描述歷史上的個別事件相反，年鑒學派的史家，特別是第二代的費爾南·布羅代爾和第三代的埃馬紐埃爾·勒華拉杜里，均提倡擴大歷史研究的視野，從各個方面探究歷史的動因、抑或不動因，希圖展現一種「全體史」（histoire totale）。

既然要揭集歷史的各個方面，「全體史」從道理上來說也會包括人的情感，因為歷史經驗已經表明，歷史的變動、甚或不變，必然摻雜了情感的因素。而這種對歷史整體變動分析、考察的興趣，是20世紀史學發展的主要趨向。在20世紀上半葉，史家比較傾向認為思想史的研究能揭示歷史的動因，而在二次大戰之後，更多的人認為社會史是最佳的選擇。研究、分析社會的整體演進，史家的視角觸及了婦女、家庭和兒童及其他原來名不見經傳（更確切地說是「名不見史傳」）的群體。所以婦女史、性別史、家庭史和兒童史等新興史學流派的興起，均與情感史的研究相關。至少從美國史學界的情況而言，情感史的研究與社會史的興盛，關係頗大。社會史家注意考察人的行為模式在各個歷史時期的變化，他們也發現人的情感的表現，也同樣受到社會結構的制約，由此而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表現不一。於是，情感表現的「歷史性」，也即「情感有沒有歷史」的問題，首先為他們所提出並做了正面的回答。另外，情感史研究關注和致力於強調的，則是情感等感性層面的因素，如何影響了人們的行為和歷史的進程。這樣，筆者也會回到本文一開始所提出的現象和問題。

考慮讀者可能的興趣，下面我以兩位美國華裔史家的著作為例，對情感史研究的以上兩個方面，略作解釋和說明。這兩部著作不但由華裔學者所寫、都在2007年出版，而且也都以中國近代史為主題。第一部書由現在任教於斯坦福大學東亞系的李海燕所寫，題目為《心靈的革命：中國的愛情系譜，1900——1950》。如同標題所示，此書的主題是愛情（love），而這個標題還顯示，作者不把愛情看作是一種普遍的、超歷史的情感，而是希望勾勒愛情在現代中國的變化。的確，雖然喜怒哀樂、愛恨情仇在人類歷史中一直存在，但其實每個歷史時期的表現，常常是相當不同的。李海燕將書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處理明清小說中講到的「情」，她稱之為「儒家結構中的感情」。第二部分討論五四運動時期的愛情，名為「啟蒙運動結構中的感情」。第三部分「革命結構中的感情」，自然是有關共產主義革命中的愛情。選擇這段時期討論中國文化、歷史中的愛情，應該說匠心獨具，毫無疑問，正是在這段時期，愛情開始進入並改變了中國人的生活。當然，愛情並不完全是近代化的產物，因為在明清小說中，有關「情」的描寫十分豐富；李海燕甚至提出，那個時期有一種「情的狂熱」（cult of qing）。不過這個「情」主要在倫理和思想的層面，而在第二時期，「情」則變成了浪漫和心理的概念。當中國進入反清革命和五四運動的時期，中國人也進入了一個情感解放的時期——革命者不但思想激烈，行為同樣激進。到了第三時期，情感和愛情被要求服從於「大我」，也即革命事業的需要。由於篇幅所限，我們在這裡無法細細講述該書的許多內容，但以上的簡述，已經可以看出《心靈的革命》一書，用中國近代史的例子（雖然作者主要用的是文學作品），充分論證了情感如何在歷史的長河中經歷的種種變化。

第二部書題目為《公眾激情：施劍翹案和同情在民國時期的興起》，作者為現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的林郁沁。此書圍繞1935年施劍翹（原名施谷蘭，1905——1979）刺殺軍閥孫傳芳（1885——1935）、為父報仇，引起全國轟動的事件展開。有關這個事件，已有一些研究，比較重視施的所作所為是純粹個人行為，還是與國民黨政府、甚至軍統有著某種關係。施劍翹刺殺成功之後，立即向警察自首，審判的時候也對其行為供認不諱，直言就是為了替父報仇。她的理由是，其父施從雲在與孫傳芳交戰時被俘，孫將其斬首示眾，有違公理。林郁沁則從情感史的取徑，討論「公眾同情」（public sympathy）如何由此案激起，不但影響了此案最後的審判結果（施本應判重刑但只判入獄十年，之後又為國民黨政府大赦，恢復了自由），而且還在近代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生活中，扮演了一個頗為重要的角色。換言之，情感、特別是公眾層面情感的激發和波動，影響了歷史的進程。

林郁沁的書不但揭示情感——同情——如何影響了歷史事件的進程，而且也討論情感的歷史性：施劍翹為父報仇，被人視為展現了中國傳統孝道的美德，公眾為此案激起的同情而影響案情的進展和結果，又顯示了中國社會的近代性。同樣，李海燕的書不但討論了愛情在現代中國的變遷，而且也展示愛情這一情感表現和行為，如何嵌入和改變了現代中國人的生活。這兩本書都清晰地揭示，在中國走向近現代的過程中，情感不但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如著名的五四運動就是中國人民族主義情感的爆發所致），而且情感本身也經歷了重要的變化，值得我們探究。

作為本文的結論，我想從以下四個方面簡單講述一下情感史研究與當代史學發展的緊密關係。第一，在很大程度上，情感史研究的開展是戰後世界範圍學術發展總體趨向的一個表現——本文以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開始，便想說明這一點。第二，情感史的研究又是戰後國際史學界變化的產物，與社會史、文化史、婦女史、家庭史、兒童史乃至最新的培養動物（人類如何培養動物、與之共存又對之付出情感）研究，均有水乳交融的關係。第三，情感史並不否定理性主義分析，而是想擴大歷史研究的領域，在理性和感性的雙重層面對歷史事件和人物加以深入的分析。第四，情感史的研究需要而且採用了跨學科的方法（心理學、神經醫學、社會學等），展現了當今史學不但與社會科學結盟，也與相關自然科學聯手的嶄新趨勢。

來源：《史學月刊》公眾號，原文載《史學月刊》2018年第4期，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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