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強盛的漢人王朝漢唐明，晚期無一例外都深陷宦官專權的泥淖
原標題：三大強盛的漢人王朝漢唐明，晚期無一例外都深陷宦官專權的泥淖
男子去勢，在宮中服侍皇帝與后妃，俗稱為宦官。宦官不是中國獨有的現象，古代的埃及、波斯王宮中也使用宦官。歷史研究發現，中國最早的閹割術出現在商代，從那時起就有閹人，中國的宦官早在夏商時期就已經出現，他們大多是奴隸、罪犯，在宮廷中做一些基本的「家務」。
北京宦官博物館
西漢《史記》的作者司馬遷即以宦官的身份擔任中書令。東漢在皇宮外培養了一個龐大的士大夫群體，在皇宮內則豢養了一個同樣可觀的宦官群體。到東漢後期，宦官人數已經達到兩千多人。
「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諸葛亮在《出師表》中痛斥的「小人」，主要是外戚與宦官，而尤以宦官為最。
東漢宦官深度干預政事，大約始自順帝劉保時期；到桓帝劉志、靈帝劉宏統治期間，宦官的權勢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成為東漢後期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延熹二年（159年），桓帝藉助宦官的力量，剷除了權傾一時的外戚梁冀，單超、曹騰、具瑗等宦官因功封侯，東漢進入了宦官專權的年代。
漢靈帝最寵幸的宦官是張讓與趙忠。他曾公開宣稱「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這些宦官倚仗著皇帝的寵幸，手握王爵，口含天憲，上下其手，左右朝政。他們深居宮廷，但是他們的親朋故舊與附勢之徒在京師內外遍布要津，飛揚跋扈，為非作歹，形成了一個強大的勢力網。「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史書以此形容宦官集團的權勢。
曹騰,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獲得「皇帝」名號的宦官
曹騰是東漢後期地位最為顯赫的宦官之一。他侍候過四任皇帝，在宮廷中供職三十年之久，被封為費亭侯，官至大長秋，成為最受皇帝信任的政治顧問。曹騰死後，養子曹嵩承襲了爵位，得到了太尉這樣的高官。曹嵩之子曹操少時放蕩不羈、品行不修，二十齣頭就進入了官場。
如果沒有宦官祖父曹騰提供的蔭澤，這個亂世梟雄未必能夠成為漢朝江山的顛覆者。後來，曹魏政權追尊曹騰為「高皇帝」，曹騰也就成了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獲得「皇帝」名號的宦官。在史家的筆下，曹騰還算是一個比較正派的宦官。一個正派的宦官尚且具有如此能量，其他宦官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
「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聽之不似人聲，察之不近人情」，這是明末清初的唐甄在《潛書》中描繪的宦官形象。在正統觀念中，這些失去了男人根本的「異類」，乃是天刑之人、刀鋸之餘，只適合做些仆庸雜役的瑣事，根本不具備登上廟堂的資格。在東漢士大夫看來，宦官乃萬惡之源，國家的種種不幸，都與宦官當權有關係。不剷除這些害群之馬，漢家就命運堪憂。
宦官的權勢其實是皇權的延伸。東漢皇帝多數壽命不長。皇帝幼弱，不諳政事，需要外戚扶持，於是乎形成外戚專權的局面。皇帝長大之後，不滿皇權旁落，就利用宦官剷除外戚，權力自然落到宦官手中。因此，宦官的存在其實是與東漢專制皇權相伴生的痼疾，無法根除。清流派士大夫把政治黑暗的原因歸結於宦官專權，未免有失客觀。
名家嚴國基 徐志文 陸一飛繪《蔡倫》
另外，宦官群體中並非都是惡人，勇於進諫的呂強、改進造紙術的蔡倫，都是《後漢書·宦者傳》中的正面人物。清流派士大夫要求對宦官進行集體清算，實際上是仇恨情緒的極端發泄。這種株連式的鬥爭方法，也給他們的反宦官運動帶來了消極影響。
天下，是漢家的天下，天下的主人姓劉。如果主人像泥鰍一樣離不開污泥而陳蕃們仍然執意要掃除這污泥，那麼被掃除的只能是陳蕃們自己。在東漢後期的專制政治體系中，皇權的行使離不開宦官。深度打擊宦官，勢必會傷及皇帝。傷及皇帝，就是犯上作亂、大逆不道。所謂「投鼠忌器」，就是這個道理。陳蕃、竇武和清流派士大夫的悲劇，也正是由此而來。
兩次黨錮之禍，宦官集團似乎取得了最後的勝利，然而，他們並沒有料到，清流被全部打入另冊之後，宦官集團也隨著失去平衡的東漢朝廷迅速走向滅亡。在光熹元年（189 年）的宮廷政變中，兩千多名宦官被集體屠殺。只是宦官群體的消失並沒有挽回東漢的亡國命運，這或許是黨人們所沒有預料到的結果。
陳蕃（？－168年），少年時便有大志。靈帝即位，為太傅、錄尚書事，與大將軍竇武共同謀劃翦除宦官，事敗而死。
與藩鎮割據相比，唐後期的宦官專權更是腹心之患。在宦官內部，也有不同派系之間的鬥爭，這些鬥爭與外朝官僚的黨爭糾纏在一起，給中晚唐的政治帶來巨大的危害。
宦官對於朝政的真正干預，是從安史之亂後逐漸掌握禁軍兵權開始的。如李輔國在肅宗時從幸靈武，程元振保護代宗即位，均立下大功，但仍未直接掌握禁軍的兵權。
到了朱泚叛亂時，德宗倉皇逃到山南，宦官竇文場、霍仙鳴一路隨從護衛，於是，當亂平之後，德宗不再信任朝官，而特設神策軍護軍中尉兩員，由竇、霍二人充任，統率神策軍。從此，由宦官統領神策軍成為固定制度，直至唐亡。
神策軍地位在其他禁軍之上，裝備精良，有十五萬人之多。控制了神策軍等於控制了中央的軍事力量。朝廷又以宦官為監軍使，駐紮各個藩鎮，直接與中央聯繫，既是中央耳目，又是控制地方的手段。
到了唐代,宦官娶妻現象已經蔚然成風
憲宗時期，宦官的權力得到進一步提升。首先，設立了左右樞密使，由宦官劉光琦、梁守謙擔任，他們成為皇帝與宰相之間的樞紐，使宦官干預中樞決策成為可能。樞密使的出現，最終確立了中晚唐中樞體制的新格局。其次，憲宗時，宦官還掌握了除神策軍之外其他禁軍的控制權，中央禁軍盡在掌握中。從此，兩樞密使、兩中尉號稱「四貴」，掌握軍政大權，成為政府實際統治者。
宦官不僅掌握了禁軍，也一度掌握了地方節度使的任命。許多禁軍將領為了求得節度使之職，不惜以極高的利息向富戶借債，來賄賂左右神策中尉，當上節度使之後，就大力搜刮民脂民膏來還債，當時民間戲稱之為「債帥」。
宦官權力的擴大，直接破壞了君臣同心同德共謀中興大業的政治氛圍，而憲宗本人最終也死在宦官之手。當然，憲宗不是唯一一位被宦官殺死的唐朝皇帝，他的孫子敬宗同樣是被宦官所殺，年僅十八歲。事實上，自順宗直至唐亡，除敬宗外，八個皇帝都是宦官擁立的。
唐憲宗李純與郭子儀的孫女郭念雲
唐憲宗李純（778―820年），805—820年在位，唐德宗李適之孫、唐順宗李誦長子。他即位後，勵精圖治，重用賢良，改革弊政，勤勉政事，力圖中興，從而取得元和削藩的巨大成果，重振中央政府的威望，史稱「元和中興」。
跋扈的宦官脅迫皇帝，蔑視宰相，欺凌士人，橫行朝野，必然與朝官發生衝突。由於宦官的機構在北面宮城，朝官的衙門在南面皇城，因此朝官和宦官的鬥爭被稱為「南衙北司之爭」。這種鬥爭在接替敬宗即位的文宗時期達到高潮。
與父親穆宗、長兄敬宗皇帝不同，新即位的文宗立即顯示出與驕奢淫逸的父兄不同的品質來。他喜歡讀書作詩，尤其喜讀《貞觀政要》，在與大臣們討論政事時，也經常注意總結天寶之後的政治得失，頗有太宗遺風。對於輕易廢立皇帝的宦官集團，年輕的文宗極其憤怒，希望能設法剪除。然而，這種舉動帶來的後果卻是災難性的。
唐文宗李昂（809―840年），826―840年在位
文宗雖然有遠大的政治抱負，但卻沒有任何政治經驗可言。為消除宦官的警覺，文宗起用了與宦官關係密切的李訓、鄭注，共同策划了一個剪除宦官的計劃。
大和九年（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早朝時，金吾大將軍韓約奏報左金吾仗院內石榴樹上夜降甘露。李訓建議：天降祥瑞，又近在宮禁，皇帝宜親往一看。於是，文宗命宰相和中書、門下省官先往觀看。官員們回來，奏稱疑非真甘露。文宗乃再命宦官神策軍左右護軍中尉仇士良、魚弘志等帶領宦官去察看。
此時，韓約等人已將金吾兵埋伏起來，只待宦官一到就一網打盡。然而，當仇士良等至左金吾仗院時，見韓約驚慌失措，又發現幕後埋伏了武裝士兵，頓時大驚失色，狂奔而出。他們逃到大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挾持了文宗，將乘輿擁入宣政門內，李訓等人試圖將文宗搶回，卻失敗了。
隨著大門的關閉，雙方的勝負已經判定。仇士良隨即派神策兵出動，捕殺了李訓、鄭注及眾宰相，血洗長安城。經過這次宦官的大屠殺，朝列幾乎為之一空。這一事件被稱為「甘露之變」。
晚唐奇葩政治:誰當皇帝,宦官說了算
從此以後，宦官更加專橫，凌逼皇帝，蔑視朝官，文宗認為自己受制於家奴，連東漢末年的漢獻帝也不如，最終鬱鬱而終。後人評論文宗「有帝王之道，而無帝王之才」。
直到唐末，再無皇帝主動對宦官採取大規模剪除行動，南北司也更勢同水火。從此，「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直到唐朝滅亡。
明崇禎皇帝朱由檢出生於萬曆三十八年（1610 年）。十八歲那年，他正式繼承他哥哥朱由校的皇位。這一年八月十一日，年僅二十三歲卻重病纏身的朱由校憑榻而坐，對應召入宮的弟弟朱由檢說：「來，吾弟當為堯舜。」
崇禎皇帝登基的時候，正是宦官專權最猖獗的時候。天啟皇帝是一個完全不管朝政，只知玩鬧的皇帝。在明朝的歷史上，這種玩鬧皇帝並不少，但是這些皇帝在玩的時候，是有內閣幫助他管理朝政的。內閣的首輔大臣，以及其他成員，都是社會精英，是士大夫文官考試製度下湧現出來一群幹吏。天啟年間內閣也變成宦官專權的工具了。
魏忠賢（1568—1627年），明熹宗時期出任司禮秉筆太監，極受寵信，被稱作「九千歲」，全國各地的無恥官員都在為魏忠賢修建生祠。
朱由檢接手的是一個因權閹擅政而破敗不堪的局面。為了防止魏忠賢的加害，朱由檢在入宮之初，甚至都不敢吃宮中的食物。
不過，他很快地進入了皇帝的角色，不動聲色地謀劃剷除權傾朝野的魏忠賢。兩個月後，海鹽縣貢生錢嘉征上疏攻擊魏忠賢有十大罪狀，朱由檢立即開始行動，召見了魏忠賢，命太監當眾宣讀魏忠賢的罪狀，並將魏忠賢貶往中都鳳陽祖陵司香。孤零零的魏忠賢最終在旅舍里投繯自盡。
從此，樹倒猢猻散，清算魏忠賢餘黨的行動很快也著手進行。這一過程，正如後來御史吳玉在給崇禎帝解釋自己奏疏中「時局」兩字的含義時說：「當初是魏忠賢的局面，而今是皇上的局面！」
明思宗朱由檢（1611—1644年），1628—1644年在位
清除魏忠賢，證明朱由檢有足夠的政治智慧。但是，事實證明，他即將面臨的時局遠比單純地除掉一個宦官魏忠賢更複雜。年輕的皇帝不僅要面對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還有各地持續的饑荒、以流民和叛卒為主體的「盜匪」，以及滿洲在東北對明朝的壓力。
在局面岌岌可危的形勢下，崇禎皇帝多疑而躁刻，又果於屠戮大臣。晚明大儒劉宗周曾在奏疏中批評崇禎帝說：「陛下求治之心操之過急，不免釀為功利；功利之不已，轉為刑名；刑名之不已，流為猜忌；猜忌之不已，積為壅蔽。」
崇禎帝不信任文臣，反而一改即位初對宦官的防範態度，開始信用宦官。崇禎四年（1644年），朱由檢在文華殿召見廷臣，談及宦官的問題，他理直氣壯地說：「諸臣若實心任事，朕亦何需此輩！」換言之，重用宦官，只是為防止廷臣怠惰。
歷史上獨一無二的凈軍
宦官又能給朱由檢帶來什麼呢？清初學者宋起鳳《稗說》記載，朱由檢曾從太監中選出三千名身長力壯者，組成禁旅，名為凈軍，為他們配備最精銳的武器和良馬，給很高的餉銀。每月初五，凈軍在內教場比箭，箭無虛發。崇禎皇帝則登上煤山，坐萬壽亭中觀覽。
然而，到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的關鍵時候，這些派往北京城九門分守的凈軍卻「悉逃逸，無一存者」。
李自成兵臨城下時，一位名叫張殷的宦官對崇禎帝說：「皇爺不須憂愁，奴輩有策在此。」朱由檢問有何策。張殷回答說：「賊若果然入城，直須投降，便無事矣。」在宣府鎮監軍的宦官杜勛，出城三十里向李自成投降；在北京城，帶頭投降的則是太監曹化淳。故宋起鳳感嘆地說：「教養十有餘年，卒不得收一人之用，殊可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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