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情感》：感性的力量如何解救理性的軟弱
情感，或者說情緒，在我們的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今天給大家推薦的書討論的正是積極情感對政治制度與生活的重要性——正如其副標題所顯示的，「愛對於正義而言很重要」。雖然這是一本政治哲學專著，但其中對愛與同情的呼籲，對我們當下的生活也同樣適用，並可以引發對相關社會現象的敏銳思考。
今天的推書將從三個方面，為你呈現為什麼對於一個當代人、中國人以及當代中國人而言，這本書是值得閱讀的。
Martha C. Nussbaum,
Political emotions: why love matters for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瑪莎·C.納斯鮑姆2013年出版的《政治情感：為何愛對於正義而言很重要》是一本討論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的書，專註於愛在追求社會公正與維繫政治規則方面能夠發揮的作用。不過，這本書也可在當代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給各樣的讀者以啟發。
作者納斯鮑姆現執教於芝加哥大學哲學系和法學院，也與古典系、神學院、政治學系以及南亞研究委員會有工作關係。她在古希臘羅馬哲學、女性主義哲學、政治哲學等方面的工作享譽國際：著述、獎譽等身，簡歷頁數恐怕也等身——這裡只能暫時說「恐怕」，因為有趣的是，她的官方主頁總是寫著完整簡歷請聯繫她本人，點擊「按需索取」就會鏈接到她自己的郵箱地址。
她常常強調，對情感的本質及其在倫理生活中的重要性的關注貫穿了她的全部研究。而至少由於三方面的原因，本書值得我們每個關心社會聯結和個體尊嚴、愛他人也愛自己的人一讀。
▎釋放感情，加持理性
其一，作為當代人，我們的生活處境和我們對待彼此的方式都已經被技術化和理性化的傾向裹挾和重塑。多角色、碎片化的生活既催生了各樣的情緒，又要求我們面對各式的情感；但同時，技術和工具理性所主宰的知識資源和人際互動模式無法為我們提供應對上述要求所必需的方法。
所以，為了過上一種平衡融貫的生活，我們需要重新重視「情感」甚至「情緒」在經歷生活事件和處理社會問題時的作用和意義，而不僅僅將它們視作只是應當受到理性的抑制、反思和掌控的不穩定因素。
本書在這一方面的啟示主要關乎政治與公共領域：作者強調，對於一種尚好的社會來說，如果倚賴於原則的種種情感（例如正義感和對原則的敬重）不被注入一種強烈的愛和依戀，那麼一切就會太過平靜，太過浮於表面，從而不足以支撐我們達成對正義的維護和對共識的堅守。同樣，在那些非政治的、但畢竟關乎社會合作和自我實現的領域，我們也總能看到激情的缺乏導致理性謀劃半途而廢的例子。
此處的訓誡可能在於：只有強烈的愛憎能夠戰勝另一些強烈的愛憎。例如，就近年的時事來說，只有對平等和包容（inclusiveness）的強烈信奉、對良好政治原則的強烈依戀、對同儕聯合體的強烈認同、或者對處於更不利地位者的強烈同情，才足以戰勝那種以排他為主調的、被籠統稱作「民粹主義」的情緒。
近年西方社會「民粹主義」傾向的實質，是一種排他性公民身份（exclusive citizenship）。漫畫由Angelo Lopez所繪，展示了對待猶太人、非白人族裔、性少數群體、異質宗教群體以及移民的排斥態度。
換句話說，「白左」自由平等主義實踐的自我挫敗之處，恰恰在於它未能使那些價值理想落實為情緒召喚，未能使理性的說服力落實為情緒感染力，未能在技術性的政策變革和法律修訂的同時完成社會氛圍的轉型。
在人的行為理由、行為動機、以及真實行為之間，至少存在著三類需要相互協調的問題：應當做什麼（關於義務），能夠做什麼（關於能力），以及實際上去做了什麼（關於事實）。
極簡言之，浸染著啟蒙運動精神的康德哲學和功利主義倫理學都信奉一種可被概括為「應當意味著能夠」的口號：我應當做什麼，這類判斷已經內在蘊含了我能夠做什麼。
當代美德倫理學對現代道德哲學的反思，即認為上述口號曲解了倫理生活的實質。納斯鮑姆本人在近二十年前即反對繼續使用「美德倫理學」這個令人誤解的概念，主張轉而以新亞里士多德主義及其他類似名稱來描述那些在古代資源中尋求理論根基的當代著述者的真實意圖。
在上述思潮背景下，本書仍可以視作一次對「應當」「能夠」「去做」三者關係的處理：在「應當」並不天然意味著「能夠」的地方，或者在「應當意味著能夠」無法為「去做」提供充分驅動力的時刻，無論這樣的生活處境發生在何種行動的半途，情感因素總可以是值得採納的選項——以積極的情感作為能力的要素，強化行為的動機，從而支撐往往顯得有限和軟弱的實踐理性，這是作者始終關注的根本問題。
如果說在時事的提醒下，本書的根本觀點越發重要起來，那麼我們日常的種種境遇與事態也不斷將我們引回與作者相同的出發點：健康的社會生活需要健康的情緒表達。
例如對不公與惡行有悲憤，對缺憾與損傷有同情，對公義與賢良有驕傲，對美善與自由有傾慕，還要對缺乏合理來由的負面情緒有節制，對根基較弱的正面情緒有養育……在理當表達情感的地方，若要執拗於「理性」籲求，就難免顯得有悖情理，從而也就有違人性。
▎比較視野和多元文化中的同情、仁愛與惻隱之心
其二，作為中國人，往往容易認為乾坤並立、剛柔相濟、陰陽調和、情理平衡的修養工夫是我們的文化傳統的獨有特色，從而可能輕易陷入一葉障目式的文化自負，本書恰好有望幫助我們敏銳於其他傳統對情感向度的重視，提醒我們注意到，即使是在高揚理性旗幟的啟蒙現代性和西方自由主義制度設計中，也有情緒與情感的重要位置。
作者開篇即批評道：有時人們錯誤且危險地認定只有法西斯式的或侵略性的社會才充滿激情，或注重情感的養育；但，為了讓政治文化保持穩定，為了讓受珍視的價值獲得保障，為了讓自由價值不致顯得總是不溫不火、無趣無聊，為了讓每個人及其尊嚴受到平等尊重，為了讓儘管不完美但畢竟熱望於正義的社會保持活力，（即使）自由民主社會也有賴於政治情感。
畢竟所有上述事業都需要辛勞甚至犧牲，有情有感有愛的公民方能樂於奉獻。
一種納粹式的政治情感
和一種自由平等主義式的政治情感
自然，單論這類功能性的政治情感，就顯得只不過像是在談論極權主義澎湃激情的自由主義對應物，還不足以與中國的道德情感傳統抗衡。此處有必要再次稍稍還原作者在美德倫理學當代重述中的位置。
在面對他人時，作者主張一種慈悲（mercy）的態度，認為仁慈的評判者（法官）應當把即將對之做出論斷（審判）的每一個案例（案件）都視作一種複雜的生活敘事，關乎人在充滿障礙的世界中的努力奮鬥（a complex narrative of human effort in a world full of obstacles）。不僅如此，她還格外欣賞自己的朋友同事（例如Iris Marion Young）身上能夠體現出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據信這一特質足以附帶地促進平等型友誼。
在為好友Iris Marion Young的遺作撰寫的序言中，納斯鮑姆強調了曝露弱點的重要性，並認為這體現了一種出色的智識同理心（intellectual empathy）
這樣一來，經由關於對他人的評判方式的考慮，倫理學和法哲學對待個人的態度，與我們對待原則、共同體以及彼此時所援用和表達的公共情感，兩者就可相繫於一個頗具儒學色彩的「仁愛」概念。
至少就概念的互釋來說，「仁」通常對譯為humane/humanity，有人也恰好在對《孟子·告子》的討論中將作為「仁之端」的「惻隱」對譯為「mercy」；而《政治情感》一書又恰恰非常倚重對「人文宗教（religions of humanity）」的闡發。
於是，本書對「同情」（compassion/sympathy）的倚重，對種種消極的和積極的政治情感的處理和說明，就不僅是對「西方」啟蒙理性的一次有力反省，也是對關於道德心理和倫理生活的中國特殊論的一種客觀回擊。
不過，從文本和傳統脈絡的意義上，作者對中國保持了基本的無視，僅僅只是在討論情緒之不穩定特性時兩次引用亞當·斯密《道德情操論》中關於「中國地震」的譬喻。
作者的現實參照點是美國和印度，兩個在她看來儘管極端不同但又經由各自的方式達成了自由民主制度的民族：在分析和評述那類「人文宗教」時，她認為泰戈爾在通向寬容與多元主義的意義上比孔德和穆勒做得好。
泰戈爾的成就遠不止於文學和藝術：他有著完整的倫理理論和宗教社會理論，且投身國民教育實踐，藉助創辦學校和流行音樂兩大重要手段推行自己的「人文宗教」。
於是，在回擊和無視兩方面的意義上，本書也都敦促了中國學者參與實質的對話、交鋒和補充。而普通讀者可能原本就不會輕易執著於「人無我有」的想像。對日常生活而言，這裡的教益則是，除了理性普遍性，我們也有望藉助情感化甚至情緒化的仁愛、共感和同情，以跨越自我和他者之間的壁壘。這種壁壘遠至異民族和異文化，近至最熟悉的陌生人。
▎情感建立與情感轉型：以人為本的平等之愛
其三，作為當代中國人，我們對政治情感和政治情緒的警惕是有著相當晚近的堅實理由的。不過，堵不如疏，推倒重建不如轉型。逆流痛擊某些集體無意識狂熱，不如為之替換更經得起推敲和反思的價值基礎。
當作者討論一類基於自由民主制度和平等尊重原則的公共情感時，她急迫要做的是在冷漠平靜的廢墟上重建一些關鍵的積極情感（例如同情），並為了（for）和藉由（by）這類積極情感，超越和克服另外一些消極情感（例如自戀，嫌惡，恐懼，嫉妒，羞恥）。
不過，到了我們的政治文化中，更迫切需要則是把一些仍有餘熱的積極激情轉移到更值得（更配當或更有優先資格）承當它們的對象那裡。
例如，在討論如何教導愛國主義時，作者的緊要問題是如何調解這種情操的內在約誓中固有的包容（inclusion）和排他（exclusion）；而我們的更緊要問題則可能在於，如何將這種可貴情緒的指向從政治權威及其合法性歷史敘事那裡，稍稍偏移到可以共享給共同生活著的具體同胞的角度。
不專註個人命運的命運共同體要麼虛幻，要麼虛偽。不以共在者為首要對象和根本基礎的家國意識亦然。在我們的愛國情感中，排他是不顯要的，要麼隱沒於愛好和平的教化下，要麼隱沒於進步主義的焦慮中；容納性也是不顯要的，從根由上說，正是因為它缺乏最基本的構成性對象。
在這裡，倒不需要訴諸某種總是引人警惕的整全式個人主義；在我們的語境里，只談論平等，或者只強調「以人為本」，就足夠支撐上述論斷了。作者討論公共情感與公共生活的起點，也恰恰只是那種德沃金式的平等尊重：政治共同體應當將每位成員視作平等者（equals）予以平等（equally）對待。
羅納德·德沃金為當代哲學關於「平等」概念的理解提供了最通行的版本：對每個人的平等尊重（equal respect）。在《政治情感》一書中，納斯鮑姆不斷回到「平等尊重」和「平等尊嚴」的基點。
作者在設想政治情感與共同生活時所參照的，是一種「追求正義的不完美社會」（imperfect societies aspiring to justice）。如果說前一部分關於中西對比的討論涉及整個美德倫理學思路的背景，那麼這裡對平等待人的理想的強調則涉及整個當代政治哲學脈絡——回到我們的政治文化中，前者可對照於儒學傳統，後者可對照於社會主義歷史遺贈和切近的價值觀。
今天，我們同樣生活在一個不完美的社會中，我們的制度和日常生活也都既充滿對正義的熱切追尋，又充滿各種情感的碰撞和扭結，於是，本書從起點處（儘管作者也自稱其起點是羅爾斯式的政治自由主義）即具備值得我們瀏覽、反觀、比較、對話的基線。
▎一個人的思想史
反觀作者的個人思想史，由於其既滴水不漏又喋喋不休的著述風格，她對當代倫理學與政治哲學的主流有著完備的承襲、回應和修補。所以，本書可能既不是閱讀同作者作品的首選，也不是閱讀她的同主題討論的首選：
對於前一需求來說，《正義的前沿》和《尋求有尊嚴的生活：正義的能力理論》（Creating Capabilities: The Human Development Approach）是更合適的開始。對於後一需求來說，《思想的隆峰：情感的智性》（Upheavals of Thought: The Intelligence of Emotions）一書奠立了基礎性的說明：正如愛是一種技藝，需要基本能力（可參見往期推書《愛的藝術》），情感也需要智性，並涉及認知評鑒（cognitive appraisals）。
而納斯鮑姆所要強調的出發點是，情感製造了思想的地理隆起，型塑了我們的精神生活和社會生活的景觀，正如大地上的地理隆起型塑了地質景觀。這個援引自普魯斯特的比喻實質上型塑了納斯鮑姆對情感的闡釋。
而無論如何，五年前初版的《政治情感》一書在今天的額外吸引力在於，它依繫於政治，又立足於社會，體察於制度，又切膚於日常生活。在時事政治的喧囂和社會新聞的痛點處，以及在尋常人際關係的應對和反躬自身的省察中，我們都可以聯想到它所討論的某些根本問題。
參考文獻：
[1]譚安奎. 古今之間的哲學與政治——Martha C. Nussbaum 訪談錄. [J] 開放時代. 2010(11)
[2] Martha C. Nussbaum, Political emotions: why love matters for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3]Nussbaum, Martha C.. Virtue Ethics: A Misleading Category?. The Journal of Ethics. Vol. 3, No. 3 (1999), pp. 163-201
[4] Nussbaum, Martha C.. Equity and Mercy.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Vol. 22, No. 2 (1993), pp. 83-125
[5]Martha Nussbaum| T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UChicago| Division of the Humanities. http://philosophy.uchicago.edu/faculty/nussbaum.html
[6]Martha Nussbaum|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School. https://www.law.uchicago.edu/faculty/nussbaum
[7] Iris Marion Young.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ps-political-science-and-politics/article/iris-marion-young/925BE36413FA89FB62CA6B51D7BEBDD9/core-r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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