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親點的「紅隊」隊長，特工天才傳奇上海灘
原標題：周恩來親點的「紅隊」隊長，特工天才傳奇上海灘
作者：孫喦
1927年國共分裂，中共轉入地下，中共中央機關從武漢轉移到上海。
在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下，中共黨員自首或脫黨現象嚴重，黨員人數從5萬銳減到1萬。
許多中共被捕人員叛變，據統計1933年秋到1934年秋被捕4505人，其中4213人叛變，出賣同志和組織，對中共黨組織構成嚴重威脅。
1927年11月，周恩來在上海創建了中央特科。特科下設4個科，一科總務，科長洪楊生；二科情報，科長陳賡；四科通訊，科長李強；三科為行動科，名為「紅色恐怖隊」（紅隊），內部自稱「打狗隊」，由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兼任紅隊隊長，主要任務是制裁叛徒，為中共中央主要機關進行秘密警戒，並和特科總務科配合，擔負中共中央重要會議的保衛工作。
中共地下工作的幾個重點城市如武漢、廣州、香港等，也陸續設立了職能相似的紅隊。
1931年4月，顧順章在武漢叛變。
打入中統高層的特科情報員錢壯飛截獲了顧順章叛變的電報，向中共中央報警，周恩來指揮上海的中共中央、江蘇省委、共產國際機關緊急轉移，但仍有中共中央軍委保衛處、紅旗報社等機關被破壞，蔡和森、惲代英、向忠發等800多人被捕，包括一些中央特科及紅隊成員。
因為顧順章極為熟悉特科及紅隊情況，周恩來將顧順章熟悉的特科人員全部轉移，從外地抽調陳雲、康生等幹部接管特科，並重建紅隊。
可能是出於聶榮臻的推薦（聶榮臻曾擔任中共廣東省委軍委負責人，參加領導廣州起義，與鄺惠安共過事；當時在上海，任中央軍委參謀長，協助周恩來改組特科），1931年9月，周恩來調來香港紅隊的隊長鄺惠安，擔任中央特科紅隊的隊長。
圖、青年周恩來和鄧穎超
一、臨危受命
鄺惠安出身廣東新會一個貧窮傭工家庭，小時候被賣給了旅美華僑龔福利做養子，改名龔昌榮，成年後脫離龔家，到廣州做工。
鄺惠安1925年參加省港大罷工，擔任廣州工人糾察隊的中隊指導員，並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參加張太雷、葉挺、葉劍英等領導的廣州起義，起義失敗後跟隨澎湃在海陸豐地區堅持武裝鬥爭，擔任紅四連連長；1930年7月到香港（當時中共廣東省委所在地）任紅隊隊長。
擔任特科紅隊隊長時鄺惠安28歲，少年就在粵港艱苦謀生、多年武裝鬥爭和地下工作磨練，讓他練就了一身功夫：會武功擅長近身格鬥（有可能和葉問同門，詠春拳擅近身格鬥又流行粵港），尤其善使匕首，雙手打槍百發百中，中共內部人稱「老廣東」。
鄺惠安調到中央特科時，顧順章叛變給中共地下組織造成的大破壞仍在持續：向忠發、蔡和森、陳獨秀、廖承志、以及共產國際駐華負責人努倫斯（牛蘭）夫婦等相繼被捕。
國民黨首要目標是抓捕周恩來，並懸賞十萬大洋。蔣介石說：「如果我們抓住了周恩來，整個共產黨就會垮台。」
由於國民黨對周恩來的嚴密緝捕，在鄺惠安到中央特科一個多月後，共產國際指示周恩來撤離上海，轉移到江西中央蘇區。
一年後中共中央機關也被迫撤離上海，轉移江西瑞金。第一批出發的李維漢、陳雲脫險，計劃幾天後第二批出發的盧福坦等就遭到逮捕，連能「易容百變」的陳賡也在撤離上海時被捕。
陳雲和康生撤離後，由鄺惠安接管特科（1933.1－1934.11，是顧順章、陳雲、康生之後的第四任特科科長），兼紅隊隊長。成立領導白區工作的「中共上海中央執行局」後，鄺惠安兼任中央局保衛部部長。
周恩來對特科工作制訂了嚴格的紀律，要求情報人員單線聯繫。但紅隊前任隊長顧順章早年曾加入青幫，領導紅隊時期帶入一些幫會做風，不遵守組織紀律，和隊員們聚在一起吃吃喝喝。因此顧順章叛變後，牽連被捕的人員很多。
鄺惠安重組紅隊，建立嚴格的組織紀律，這可能也得益於他的紅軍指揮員經歷。鄺惠安將隊員分為若干小組，互不聯繫，由他本人與各小組保持聯絡；組內則由組長與組員單線聯繫。
鄺惠安還改進紅隊的活動方式。為保證隊伍安全，鄺惠安布置隊員用公開職業做掩護，和家屬同住，平時也不帶槍。鄺惠安在上海設立若干秘密據點，存放槍支、彈藥，行動時才到秘密據點取武器。這樣即便隊員或隊員住所遭到特務巡捕的搜查也不會暴露。
鄺惠安和顧順章都是罕見的特工天才。顧順章武功高強，能空手殺人於無形，又精通易容術和魔術，但好勇鬥狠，好出風頭。
鄺惠安雖和顧順章同樣是產業工人和工人糾察隊出身，但他在性格上卻像周恩來：自律性極強，又深藏不露。
他不在公眾場合露面，似乎也極少在黨內會議上露面。中共黨內只有幾位最高領導見過他，但似乎也不知道鄺惠安的住處。因為中共中央在上海的領導人，以及中共中央機關撤離後在上海的兩個最高機構——中共上海中央執行局和江蘇省委的領導人，盧福坦（政治局常委）、王雲程（江蘇省委書記）、李竹聲（中央執行局書記）、袁孟超（總工會負責人）先後被捕叛變，國民黨方面卻對鄺惠安的真實姓名、身份和模樣一無所知。真難想像他是怎麼做到這一點的，筆者甚至想：鄺惠安與這些領導人見面，是不是易了容還用的化名？
鄺惠安擔任特科紅隊隊長四年，親自執行任務幾十次，中統上下無人不知道紅隊「老廣東」的厲害，卻只知道有「老廣東」其人，而不知道他的真實姓名、身份和模樣。
鄺惠安的嚴格管理和嚴謹的活動方式，在中共上海地下組織接連遭到國民黨特務破壞的情況下（中共上海中央局和江蘇省委在1933－1934年 6次遭到大破壞，先後幾十位主要領導被捕），使紅隊整支隊伍四年間不曾暴露，甚至讓國民黨特務一點線索都抓不到。
中統上海區行動股股長陳蔚如（1933年10月被紅隊刺傷未死）後來回憶：「儘管上海區破壞了不少中共組織，但有關紅隊的線索卻一直沒有一點，叛徒、特務單獨外出活動，總是疑神疑鬼，就怕碰上紅隊。」
圖、中央特科的領導人和傑出情報員
二、1931－1934，上海灘傳奇
顧順章叛變給中共地下組織造成了近乎毀滅性的破壞，鄺惠安接任紅隊隊長前的幾個月時間裡，就有一千多名中共地下組織成員被捕。而顧順章被捕叛變，是被叛徒尤崇新出賣。
1931年4月，顧順章從上海護送張國燾前往鄂豫皖蘇區後，停留在武漢，用「化廣奇」的名字到漢口遊樂場表演魔術賺錢。
顧順章的一個公開身份是魔術師「化廣奇」，還很有名氣。尤崇新曾擔任中共上海滬中區委書記，參加領導上海工人武裝起義，認識顧順章，而且知道魔術師「化廣奇」就是顧順章。尤崇新1930年調到湖北，擔任中共武漢市委書記，1931年1月被捕叛變，做了中統的密探，經常滿街搜尋中共黨人，那天碰巧去了漢口遊樂場，指認抓捕了顧順章。
鄺惠安上任第一次行動，就是制裁尤崇新這個叛徒禍根。1931年9月，他派紅隊隊員李龍章，到漢口刺殺了尤崇新。
圖、上海武定路中央特科舊址
制裁國民黨特務頭目，刺殺史濟美。
當時國民黨特務對中共地下組織的破壞可以說到了瘋狂的程度，幾乎每天都有人被捕。鄺惠安根據中共中央軍委指示，將特科紅隊的任務，從主要制裁叛徒，調整為制裁叛徒和國民黨特務頭目。
那時國民黨對付共產黨的特務組織主要是中統（軍統的前身復興社特務處1932年2月才成立），中統在上海的特務頭子是上海區區長史濟美（化名馬紹武）。
史濟美1930年加入中統。據中統檔案記載，他「初奉派天津，與日諜土肥原、川島芳子等周旋鬥智，頗有所獲」。
顧順章叛變後，為中統培訓特工，第一期培訓了四個人，史濟美是其中之一。
史濟美很有特工才幹，又經顧順章培訓三個月，掌握並發展了一套破獲中共地下組織的方法 ，如「交替跟蹤法」、「細胞戰術」等。「交替跟蹤法」是由兩、三個特務，輪流跟蹤一人，使中共地下工作者不易察覺、擺脫；「細胞戰術」是密捕到中共人員，第一時間誘降，然後放回到中共組織內做卧底。
史濟美1932年出任中統上海區區長，和上海警察局督查，抓捕了大批中共人員，如陳獨秀、陳賡、丁鈴、盧福坦、廖承志，還有共產國際的牛蘭夫婦。
1932年底或1933年初，史濟美將中共江蘇省委書記趙林發展為「細胞」，在1933年3月一舉逮捕了中共上海中央局和江蘇省委的16位主要領導。
特科紅隊把史濟美定為首要剷除目標。但史濟美行蹤不定難以下手。這時紅隊找到了一個內線——李士群。
李士群於1927年被周恩來派往蘇聯紅軍情報總局學習，回國在中央特科工作，1932年被捕叛變，加入中統，向中共組織隱瞞了投敵事實。
對於李士群為什麼協助特科除掉史濟美，以及李士群的真實身份，有不同的說法，筆者在這裡不詳加討論。
1933年6月14日晚，李士群請丁默邨約史濟美在上海小花園一家妓院吃花酒。
丁默邨是陳立夫的親信，擔任中統特派員。因為是丁默邨約請，史濟美一點沒疑心。三人吃完花酒出來，李士群按照約好的暗號在史濟美肩頭一拍，給紅隊點明目標。提前埋伏在妓院門口的鄺惠安率6名隊員拔槍上前射擊，醉眼惺忪的史濟美還沒反應過來，便身中七槍斃命。
史濟美死後，徐恩曾派王永華接任中統上海區區長和警察局督查，嚴命他破獲特科紅隊。王永華是和史濟美齊名的反共專家，對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局和江蘇省委構成嚴重威脅，鄺惠安必須要剷除這個危險人物。
從零散信息分析，是王永華試圖向特科安插「細胞」被鄺惠安「反用」，從而得到了準確的情報：1933年8月25日晚，王永華要去花園弄（今南京路）的新新旅舍。
鄺惠安帶領四名紅隊隊員事先埋伏在新新旅舍里。夜晚11時，王永華和保鏢秦榮勤一進旅舍，就被鄺惠安等擊斃。
鄺惠安率領紅隊制裁的特務頭目還有王斌、曹筱澄、錢義璋、雷大甫等幾十人，給國民黨特務的打擊非常大。
徐恩曾在回憶錄中寫到：「這一連串的傷亡，尤其是最後兩案（即史濟美、王永華），直接傷害我們派去的總負責人，且其選擇的地點和時間，都是經過周密的計算和布置，使人難於提防。這種情況引起其餘的工作人員的不安，每個人的神經非常緊張，那些曾從共產黨中轉變過來，或是曾經參加過破壞共產黨地下組織行動的人，更是人人自危，整日不敢出門。因為誰也料不到，何時會成了紅隊的下一目標，大家在緊張恐怖中過生活，自顧尚不暇，當然完全喪失了向敵人還擊的能力。」
制裁叛徒：「晝錦里－仁濟醫院」連環暗殺。
鄺惠安和紅隊追殺叛徒黃（熊）國華的「晝錦里謀殺案」和「仁濟醫院追殺案」，當時轟動了海內外。尤其是「仁濟醫院追殺案」，充分體現了鄺惠安罕見的特工天才，其設計之精密、行動之迅速精準，堪與40多年後以色列摩薩德「突襲貝魯特巴解總部」（1973）、「奇襲恩德培機場」（1976）等傑作媲美。
1933－1934年中共上海中央局和江蘇省委的機關幾次遭到破壞：中央局書記李竹聲、中央局組織部長黃文容、江蘇省委書記王雲程等相繼被捕。
中央局保衛部即特科判斷：出了內奸！經偵查發現：中央執行局負責與江蘇省委聯絡的幹部黃國華是內奸。
1934年9月15日，特科以中央執行局名義約黃國華到上海英租界的晝錦里旅館。等候在那裡的兩名紅隊隊員，等黃國華一進房門，就朝他開了三槍。
中統編印的《共匪的特務機關和保密工作》手冊記載，「黃國華，為匪發現，即決定秘密制裁。某日共方約黃到某旅館接頭，剛進門後即拔出槍將黃國華擊倒，兇手倉皇離去。事後查知，中共派來暗殺者，為紅隊實習人員，技術欠熟練，過分緊張，未能將黃擊斃。」
黃國華受傷僥倖未死，被送到仁濟醫院，巡捕房每天派三名警探，日夜輪值看守。
鄺惠安得知後，9月26日率三名隊員來到仁濟醫院，假稱要探視病人。門衛向他們要探視證，兩名紅隊隊員掏出手槍說：「這個成么！」制住了門衛並押到電話房，控制住醫院的對外通訊。
鄺惠安帶領另一名隊員，飛奔到醫院二樓黃國華的病房，開槍擊斃了黃國華和兩名警探，然後迅速撤離，整個過程只用了幾分鐘。
據中統官員王思誠回憶，在1930年到1934年期間，有100多名叛徒與中統特務頭目倒斃在特科紅隊的槍下。
鄺惠安思維縝密，行動設計十分周詳。如「仁濟醫院追殺案」，他帶三名隊員到嚴密警戒的醫院去刺殺叛徒，看似冒險，實際在行動前，他已派人到醫院做了周密偵查，繪製出醫院的準確圖紙，帶領隊員反覆演練行動的各個步驟，所以從制服門衛、控制電話室、刺殺叛徒警探到安全撤退，每一步都精準無誤，僅幾分鐘就完成了整個行動。
鄺惠安又極有膽量，可說是藝高人膽大，常常單槍匹馬去執行任務，神出鬼沒地在街市就刺殺了叛徒或中統特務頭目。
1933年春，共青團滬西區委的胡天被捕叛變，出賣了共青團中央機關。鄺惠安查知他搬到小西門住，一天隻身來到小西門，坐在巷口的水房喝水，等胡天出門，放下水碗抬手一槍，將胡天擊斃，從容結帳後離去。
還有一次在街上，他發現一位同志被特務盯梢，就暗中跟隨到一個轉彎處，一槍將特務擊斃，跟在後面即「交替跟蹤」的另一個特務嚇得不敢動彈……鄺惠安留下了不少這樣的個人傳奇。
圖、三十年代的上海灘
三、傳奇落幕
「刺殺史濟美」和「仁濟醫院追殺案」給了國民黨方面極大震懾，特務頭子徐恩曾下令除非有特別任務，中共叛逃人員一律調離上海以避風頭。
接連的勝利，讓特科紅隊人員的警惕性有所鬆懈。
1934年10月，中統上海滬西分區主任蘇成德在敏特尼因路（今西藏路）北水泥橋，碰到了暗中向他自首的中共人員張阿四。
張阿四已經一個多月沒有跟蘇成德聯繫了。蘇成德問他為什麼。張阿四說他被調到一個偏僻的地方練槍法，不能出來。
蘇成德是中共早期黨員，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出席1928年夏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回國後在中央特科工作，1932年叛變投入中統。
蘇成德熟悉紅隊吸收隊員的程序，他當即判斷張阿四可能要被吸收為特科紅隊的隊員，就命令張阿四繼續潛伏，然後布置特務在張阿四的住處斜對面，設了一個水果攤；一天後，又在旁邊租房開了一個鞋匠鋪。
幾天後紅隊隊員趙軒騎自行車來聯繫張阿四，來時沒有注意到新多出的水果攤和鞋匠鋪，離開時沒有留心查看有沒有人盯梢——就是這個疏忽造成了致命的後果，兩個中統特務騎著自行車，交替尾隨在趙軒身後，一直跟到趙軒的住處。
趙軒的上線孟華庭來聯繫趙軒時，同樣被中統特務盯梢跟蹤……最終發現了鄺惠安的住所——法租界巨賴達路風翔銀樓的二樓。
中統特務雖然還不知道鄺惠安的真實姓名和身份，但判定他是特科的重要人物。1934年11月初，中統上海區特派員游定一、行動股長陳蔚如、上海警察局特務股長劉槐等一起出動，帶了一批特務去抓捕鄺惠安。
那天下著毛毛細雨。早晨9點多，鄺惠安打著一把傘從家裡出來，向霞飛路方向走去。兩個特務跟在後面，想伺機抓捕，被鄺惠安發覺，迅即向前飛跑。游定一等幾名特務乘汽車追上鄺惠安，一擁而上抓捕。鄺惠安拳打腳踢，掙脫了跑走，特務們緊追不捨。鄺惠安邊打邊跑，不想又被一名法國巡捕截住，經過激烈搏鬥，被十多名特務、巡捕抓住。
特科紅隊的趙軒、孟華庭等約三十名隊員同時被捕（據中統官員萬大鋐說為28人）。
徐恩曾親自到獄中勸降，甚至答應鄺惠安和他的紅隊隊員可以不出賣黨組織，只要加入中統、從事對日本方面的工作就行，被鄺惠安、趙軒、孟華庭等人嚴辭拒絕。
1935年4月13日，鄺惠安、趙軒、孟華庭等人被國民黨政府絞殺於南京憲兵司令部軍法處。這是國民黨政府第一次執行絞刑，劊子手是臨時培訓上崗的。
圖、鄺惠安和特科紅隊隊員趙軒、孟華庭、況金明
鄺惠安等被捕犧牲後，特科紅隊不復存在，保存下來的特科人員全部撤離上海，轉移到天津，在中共順直省委領導下工作。中央特科及紅隊的一代傳奇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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