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走勢跟蹤IMF：世界經濟廣泛強勁回升背後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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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熱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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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世界經濟廣泛強勁回升背後的挑戰
導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18年4月發布最新的《世界經濟展望》《全球金融穩定報告》和《財政監測報告》。IMF預測，2017年，世界產出增長3.8%，2018年為3.9%，2019年為3.9%。當前全球經濟呈現金融危機後的廣泛和強勁的回升，但中期面臨的挑戰仍然嚴峻，一些周期性因素將減退，不利變化出現的可能性增大，金融風險不可小視，幾年之後預計將出現減緩。因此需要充分把握當前的增長良機，推進改革。
《世界經濟展望》：關注結構性變化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18年4月的《世界經濟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報告以「周期性上漲，結構性變化」（Cyclical Upswing, Structural Change）為主題。IMF預測，世界產出百分比2017年為3.8%，2018年為3.9%，2019年為3.9%；發達經濟體分別為2.3%，2.5%和2.2%；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分別為4.8%，4.9%和5.1%。
金融危機後首次出現廣泛和強勁的增長
2016年中開始的全球經濟回升已變得更為廣泛、更為強勁。IMF在2018年4月期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中預測，發達經濟體今年和明年將繼續以超過潛在增長率的速度擴張，隨後經濟增長將減速，而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增長將加快，隨後趨於穩定。對於多數國家，當前有利的經濟增速不會一直持續下去。政策制定者應抓住這一機會鞏固增長，使經濟增長更具可持續性，並加強政府應對下次衰退的能力。
2017年下半年，全球投資和貿易繼續回升。2017年全球增長率達到3.8%，是2011年以來增長最快的一年。在依然有利的金融環境下，預計2018年和2019年的全球增長率將升至3.9%，顯著高於IMF在2017年10月的預測。發達經濟體今明兩年的增長速度將快於潛在增長率。在寬鬆貨幣政策支持下，歐元區經濟體的過剩產能將縮小。擴張性財政政策將推動美國經濟超過充分就業水平。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總體增長預計將進一步加強，亞洲和歐洲新興經濟體將繼續強勁增長，大宗商品出口國的經濟在經歷了三年的增長疲軟後將略有所回升。促使產出加速的因素是，歐元區、日本、中國和美國增長加快，它們去年的增長率都超過預期，另外，大宗商品出口國有所復甦。除中國外，其他幾個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今年的經濟表現也將好於之前的預測，這些國家包括巴西、墨西哥和歐洲新興經濟體。然而，在這組國家總體經濟表現改善的同時，其他一些受內亂影響的國家的增長預測大幅降低，特別是利比亞、委內瑞拉和葉門。貿易和投資增長仍是推動全球經濟回升的重要因素。
當前的經濟復甦開啟了一扇機遇之窗，使各國能夠推進相關政策和改革，確保當前的回升勢頭，並提高中期增長率，以造福所有人。這些政策應側重於以下方面：加強實現更快和更具包容性增長的潛力；積累緩衝以便更有效地應對下一次衰退；提高金融韌性，抑制市場風險，緩解對穩定的擔憂；以及促進國際合作。
2017年的經濟活動有一個可喜的結局——受投資復甦的支持，下半年的增長率超過4%，是2010年下半年以來最快的增速。歐元區、日本、美國和中國的增長結果超過2017年10月《世界經濟展望》的預測，大宗商品出口國的增長表現繼續改善。儘管股市最近出現波動，債券收益率在發達經濟體出現通脹回升跡象後開始上升，但金融狀況依然有利。鑒於基礎廣泛的增長勢頭以及對美國今明兩年實施大幅財政擴張的預期，目前預計2018-2019年全球增長率將達到3.9%，相比2017年10月的預測，這兩年的預測均上調了0.2個百分點。其中，美國的2017、2018、2019年的增長將分別達到3.8%，3.9%和3.9%，歐元區分別為2.3%，2.4%和2.0%，亞洲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分別為6.5%，6.5%和6.6%。
自2010年全球經濟開始從2008-2009年金融危機中大幅回升以來，如此廣泛和強勁的增長還是第一次出現。經濟的同步擴張將促使發達經濟體更快地退出非常規貨幣政策，鼓勵投資，癒合勞動力市場傷疤，從而驅散一些危機遺留影響。
全球增長預計幾年之後將減緩
然而，IMF也指出，危機造成的另一些後果看來會持續更長時間，包括全球範圍內債務水平上升，以及公眾對政策制定者促進強勁和包容性增長的能力和意願普遍產生懷疑。如果經濟政策不能應對實施改革和建立財政緩衝的挑戰，這種懷疑只會進一步加深，今後會產生負面政治後果。這些措施的成功實施將加強中期增長，使較低收入者能夠分享這種好處，並增強對未來衝擊的抵禦能力。
受人口老齡化和生產率增長低迷的影響，多數發達經濟體的產出缺口一旦閉合，將回到遠低於危機前平均水平的潛在增長率。在美國，隨著近期財政政策調整的擴張效應逆轉，經濟增長將放緩到低於潛在水平。預計一些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增長表現仍然欠佳，包括一些繼續面臨顯著財政整頓需求的大宗商品出口國。對發達經濟體和許多大宗商品出口國而言，未來的增長前景看來確實充滿挑戰。在發達經濟體，由於人口老齡化和全要素生產率預期增長率下降，平均家庭收入增速很難回到危機前水平。顯著提高中等和較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看起來更加困難。此外，增長率最終將趨於疲軟的長期水平。美國和中國將逐步取消政策支持，儘管這種支持對於解決其宏觀經濟失衡是必要的。一些國家目前能夠實現更快的增長，因為它們可以讓未被充分利用的勞動力和資本重新發揮作用，有助於經濟達到充分產能水平。因此，迫切需要採取前瞻性政策視角，以控制風險並加強增長。
IMF認為，有利的增長勢頭最終會放緩，許多國家將面臨具有挑戰性的中期前景。一些周期性因素將減退：隨著產出缺口彌合、貨幣政策正常化，金融狀況自然將收緊；從2020年起，美國的稅收改革將減緩增長勢頭，當投資支出作為費用處理的政策從2023年開始逐步取消時，這種影響會更強；在中國，隨著信貸增長和財政刺激減退，經濟增長率將繼續放緩。與此同時，儘管投資的預期復甦有助於提高潛在產出，但生產率增長疲軟的趨勢以及人口老齡化導致的勞動力增長率下降將抑制發達經濟體的中期前景。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前景喜憂參半。亞洲和歐洲的新興經濟體前景依然有利，但拉丁美洲、中東和撒哈拉以南非洲面臨挑戰——這些地區雖然實現了一定的經濟復甦，但大宗商品出口國的中期前景總體依然疲弱，需要進一步實現經濟多元化，並對大宗商品價格下跌作出調整。按人均計算，預計超過四分之一的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今後五年內的增速將低於發達經濟體，因此，生活水平差距將進一步拉大。
不利變化出現的可能性將增大
儘管短期前景面臨的上行和下行風險基本平衡，但未來幾個季度之後的風險明顯偏於下行。下行風險包括，金融狀況可能大幅收緊，對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普遍支持減弱，貿易摩擦加劇，各國可能轉而實施保護主義政策，以及地緣政治緊張形勢。
IMF在分析預測面臨的風險時指出，風險在今後幾個季度處於平衡狀態，經濟增長可能比預期更為強勁，抵消負面意外事件的影響。但隨時間推移，預測出現不利變化的可能性將增大。
如果出現過度需求，貨幣政策可能比預期更早收緊。在美國，雖然經濟已經接近充分就業，但財政政策的擴張性顯著增強，因此，貨幣政策很可能更早收緊。金融環境的收緊進而將給債務水平高的國家、企業和家庭帶來壓力，包括在新興市場經濟體也如此。
貿易限制和報復的升級是一個風險。潛在貿易戰的第一槍已經打響。如果美國的財政政策導致其貿易逆差進一步擴大，歐洲和亞洲不縮減順差，那麼衝突可能加劇。基於規則的多邊貿易體系需要進一步加強，這一貿易體系是在二戰之後發展起來，並促進世界經濟實現了前所未有的增長，但目前卻面臨著崩潰的危險。
國家主義政策再度盛行，這是金融危機的另一個後果，並將長期存在。發達經濟體家庭收入增長前景減弱，就業和收入出現兩級分化加劇的趨勢，導致對傳統政策模式出現廣泛的政治抵制。如果政策制定者掉以輕心，不能應對加強長期增長的挑戰，那麼政治風險可能加劇，迄今為止在經濟改革和一體化方面取得的進展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出現逆轉。
對增長在危險水平所作分析顯示，寬鬆金融狀況導致的中期增長風險仍大大高於歷史標準。在美國，金融狀況的收緊速度可能快於預期，原因可能包括，市場對未來貨幣政策路徑所作定價的調整，已實現的或預期的工資和價格通脹的上升，和/或期限溢價的突然反彈。美國金融狀況的收緊將對其他經濟體產生溢出效應，渠道包括流向新興市場的資本減少。美國在經常賬戶逆差已經高於基本面對應水平的情況下實施擴張性非常強的財政政策，加上其他國家的持續過多經常賬戶順差，預計將使全球失衡進一步擴大。對技術變革和全球化的擔憂在加劇，同時貿易失衡也在擴大，這種情況可能導致各國轉向採取內向型政策，從而破壞貿易和投資。美國最近宣布的進口限制、中國宣布的報復措施以及其他國家可能採取的報復行動引起了這方面的擔憂，進而可能損害全球和國內經濟活動和市場情緒。同樣，美國稅收政策的變化預計將加劇收入兩極分化，從而可能影響未來政策選擇的政治環境。氣候變化、地緣政治緊張形勢和網路安全漏洞對疲弱的中期全球前景造成了進一步的威脅。
長期經濟增長的核心決定因素
就長期經濟增長的核心決定因素，IMF做出了以下分析：人口增長、年齡分布和其他結構性就業趨勢對於理解增長、投資和生產率至關重要。分析發達經濟體的勞動力參與率時，IMF發現，這些國家面臨人口老齡化，其中很多還存在勞動力總體參與率下降的問題，對經濟增長造成顯著阻礙。尤其令人擔憂的是，年輕人和壯年男性的勞動力參與率普遍下降。該章闡述各項政策（如教育投資和稅收政策）如何能夠緩解這些效應。但即使採用最佳做法，參與率還會繼續下降。
IMF還發現，全球範圍內製造業就業比重的下降，這一情況在發達經濟體尤為顯著。技術進步和全球化驅動的這一結構性轉型引起了普遍關注，人們擔心，隨著「好工作」消失，收入不平等將加劇。另一個擔憂是，當前貧窮國家如果不能經過一個製造業吸收大量就業的發展階段，就可能一直陷入遠離全球收入前沿的境地。然而，該章指出，服務業能夠在很大程度上促進生產率增長。因此，最佳應對政策不是抵制市場力量和補貼製造業（這在全球範圍內可能是一種「零和遊戲」），而是著眼於提高經濟整體生產率。為此，需要實施結構性改革，包括降低服務業貿易壁壘，同時開展能夠提高勞動力參與意願的人力投資。
而在研究了創新活動和技術專門知識跨境傳播的過程後，IMF發現，歷史上，從技術領先國向貧窮國家的跨境知識流動是收入趨同的重要驅動因素。現在，中國和韓國在一些部門躋身技術領先地位，可能給其他國家（包括老牌高收入國家）帶來積極影響。IMF指出，國際貿易和競爭能夠促進全球知識擴散，從而提供了全球化造福所有國家的重要渠道。從這個角度講，限制貿易以支持政治上偏護的經濟部門，這種做法最終將損害生產率增長。
IMF指出，全球增長正在回升，但有利的狀況不會一直持續下去，現在就應做好準備應對困難時期。為此，不僅需要以謹慎和前瞻性的方式管理貨幣和財政政策，還需要密切關注金融穩定狀況，以及實施必要的結構性和稅收政策以提高潛在產出，包括開展人力投資，確保經濟增長成果得到廣泛分享。儘管每個國家自身可以採取很多措施，但在貿易、減輕全球失衡、網路安全、氣候等若干問題上的多邊合作仍至關重要。
應對中期挑戰，推進改革
IMF認為，當前時刻提供了一扇機遇之窗，使各國能夠推進相關政策和改革，保持當前的回升勢頭，並提高中期增長率，以造福所有人。
加強實現更快和更具包容性增長的潛力。
所有國家都有空間實施能夠提高生產率和增強包容性的結構性改革和財政政策——例如，鼓勵新技術的試驗和擴散，提高勞動力參與率，向因結構性變化而失業的人群提供支持，以及投資於年輕人以增加其就業機會。報告對結構性變化一個方面——製造業就業崗位在總就業中所佔比例的下降及其對生產率增長和不平等狀況的影響——進行了分析，突出表明了以下措施的重要性，即通過勞動力技能培養、降低求職成本以及減少服務業准入和貿易壁壘，促進勞動力重新配置到最有活力的部門。
完成復甦進程，積累緩衝。
通脹水平低的國家需繼續實施寬鬆貨幣政策，但通脹即將回到中央銀行目標水平的國家應在良好溝通、以數據為依據的基礎上實現貨幣政策正常化。財政政策在必要時應開始重建緩衝，納入供給側措施以促進潛在產出，並提高包容性。處於或接近充分就業、經常賬戶逆差過高、財政狀況不可持續的國家（特別是美國），需要穩定並最終降低債務，逆轉已經採用的順周期性刺激。為此，需要確保未來實現更高的財政收入，並逐步控制公共支出的增長，同時朝著改善基礎設施的方向改變支出結構，提高勞動力參與率，並減輕貧困。經常賬戶順差過高、具備財政空間的國家（如德國）應擴大公共支出，以促進潛在增長和需求。
提高金融韌性。
宏觀和微觀審慎政策能控制槓桿率的上升並抑制金融市場風險。一些發達經濟體需繼續修復資產負債表。新興市場經濟體應持續監控外幣債務敞口。中國應在最近所作努力的基礎上，繼續控制信貸增長和應對金融風險。
改善低收入發展中國家的趨同前景。
為了在實現2030年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方面持續取得進展，低收入發展中國家需要實施能夠增強財政狀況、提高金融韌性、減輕貧困和提高增長包容性的政策。應投資於勞動力技能，改善信貸獲得渠道，並縮小基礎設施缺口，這些措施能促進經濟多元化，並在必要時提高應對氣候衝擊的能力。
促進合作。
維持金融和監管改革勢頭，維護開放的多邊貿易體系，這應是重點所在。IMF的分析指出，全球一體化促進了各國間的跨境知識流動、創新擴散和生產率增長，這是生活水平和福利不斷改善的主要驅動因素。另外，各國還必須合作解決共同面對的問題，例如過度外部失衡、網路安全和氣候變化。
表：《世界經濟展望》預測
（單位：百分比變化）
來源：IMF《世界經濟展望》，2018年4月
《全球金融穩定報告》：金融風險不可小視
IMF的2018年4月期《全球金融穩定報告》（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GFSR）指出，從2017年10月份的《金融穩定報告》發表以來，全球金融狀況儘管仍然支持著經濟增長，但已有所收緊。這種收緊主要反映了今年2月初出現的一輪股市波動，以及由於擔心保護主義措施廣泛升級，風險資產價格在3月底的下降。
相比去年報告，金融穩定面臨的短期風險略有增加，而中期風險則繼續保持高位。在多年極低利率和波動中累積起來的金融脆弱性可能會使前方的路崎嶇不平，並使增長面臨風險。事實上，對經濟增長在危險水平的分析顯示，由於金融條件寬鬆，中期經濟增長的風險仍遠高於歷史標準。
在發達經濟體中，隨著增長勢頭加強和通脹趨穩，中央銀行面臨的一項關鍵性挑戰一定程度上有所緩解，這項挑戰就是：在維持支持經濟復甦所需的寬鬆貨幣政策的同時，解決中期金融脆弱性問題。但通脹趨穩也帶來了風險。例如，美國實施的重大財政擴張政策有可能使通貨膨脹上升的速度快於目前的預期。為應對通脹上升，中央銀行可能採取比當前預期更為激進的政策，這可能導致金融條件大幅收緊。這種收緊可能會對風險資產價格、銀行美元資金市場以及新興市場經濟體和低收入國家產生溢出效應，如下文所述。為了儘可能降低這些風險，中央銀行應繼續逐步實現貨幣政策正常化，並明確傳達其決定，以支持經濟復甦。
風險資產的估值依然居高，出現了一些信貸周期後期的現象，令人想起危機爆發前的情況。當前，市場所面臨的潛在風險是金融條件大幅收緊，以及隨之而來的風險溢價的突然調整以及風險資產的重新定價。此外，流動性錯配以及利用金融槓桿提高收益，會加大資產價格變動對金融體系的影響。雖然2月初的波動期間沒有出現重大市場混亂，但是市場參與者不應掉以輕心。投資者和政策制定者必須適應利率升高和波動性加大所帶來的風險變化，不斷作出調整。政策制定者應更積極地利用其掌握的微觀和宏觀審慎工具，或在必要時加強工具箱里的各類工具來解決金融脆弱性問題，例如減弱非銀行部門的風險等。
自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銀行部門的抗風險能力有所加強。然而，必須確保危機後監管改革議程得到實施。在發達經濟體中，一些實力較弱的銀行仍需要加強自身的資產負債表，一些開展國際業務的機構出現了美元流動性錯配。金融市場的突然動蕩可能會暴露這些錯配現象，及美元融資壓力。
一些新興市場經濟體利用長期良好的外部金融條件來改善其基本面。然而，它們可能受到全球金融條件突然收緊或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正常化溢出效應的影響，導致出現風險規避行為的增加和資本流動逆轉。這些潛在衝擊的嚴重程度因國而異，取決於經濟基本面和應對這些衝擊的政策。雖然中國的監管機構已採取措施消除銀行和影子銀行部門相互關聯所帶來的風險，但脆弱性依然很高。進一步的監管行動對於繼續降低金融部門的風險至關重要。
加密資產背後的技術有可能提高金融市場基礎設施的效率。然而，加密資產受到了欺詐、安全漏洞和運營失敗的影響，而且牽涉到非法活動。目前，加密資產似乎並未造成金融穩定風險，但是如果它們的使用變得更為廣泛卻沒有適當的保護措施，那麼它們就可能造成這種風險。
從企業信貸分配風險程度的演變，其中的一種模式是，在信貸擴張期間，特別是在貸款標準較低或金融條件寬鬆時，獲得越多信貸的公司，其風險相對更高。除了之前分析的信貸增長提供的信號之外，信貸分配的風險程度提高預示著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面臨的下行風險上升，銀行業面臨壓力的可能性更大。國家當局可採用該章介紹的措施來監測通過信貸分配中的冒險行為積累起來的脆弱性。該章探討了可以減輕信貸擴張期間信貸風險上升程度的政策。
而在過去幾十年中，40個國家以及發達和新興市場經濟體中44個主要城市房價同步性明顯地加強。全球金融條件對各國和各城市的影響可能有助於解釋這種現象。自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房產估值不斷攀升，人們擔心一旦金融條件出現逆轉，房價將出現同時下跌的情況。IMF認為，房價同步性提高可能預示著實體經濟出現不利情景的可能性增加，特別是當信貸水平較高或迅速擴張時更是如此。
《財政監測報告》：充分把握當前增長良機
2018年4月的《財政監測報告》（Fiscal Monintor，FM）認為，強勁、廣泛的經濟增長給各國帶來了機遇，現在便可著手重建財政緩衝、改善政府收支並實現穩定的公共債務。在經濟上行時加強財政緩衝，將為經濟最終低迷時提供財政支持留出餘地，防止財政脆弱性在金融環境惡化時成為壓力的來源。
債務高企是一個問題
全球債務已處於歷史高位，2016年達到了創紀錄的164萬億美元的峰值，相當於全球GDP的225%。與2009年的高峰相比，目前全球債務又增加了GDP的12%，而中國是一個推動因素。
在全球債務的激增中，公共債務起了重要作用，這既是全球金融危機中經濟崩潰與政策反應的體現，也反映了2014年大宗商品價格的下跌以及新興市場及低收入發展中國家支出快速增加的影響。平均而言，發達經濟體的債務已達到了GDP的106%，這在二戰以來尚屬首次。在新興市場和中等收入經濟體，債務與GDP之比平均達到50%，達到了20世紀80年代債務危機時的水平。對於低收入發展中國家而言，債務佔GDP的平均比率一直在迅速增加，到2017年已經超過40%。此外，這些債務中有近一半是非優惠性的，因此這些國家的利息負擔與稅收收入之比在過去10年翻了一番。在所有的國家，債務變動背後都存在著巨大的基本赤字——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基本赤字均創下了歷史新高。
高企的政府債務和赤字令人擔憂。那些政府債務高企的國家很容易受到全球金融環境突然收緊的影響。它們可能無法進入市場融資，經濟活動也會受到威脅。此外，經驗表明，各國可能會受到公共債務與GDP之比出現意外巨大衝擊的影響，這會使展期風險加劇。值得注意的是，巨額債務和赤字將限制政府的能力，使其無法在經濟下滑時出台有力的財政政策來支持經濟。歷史經驗表明，薄弱的財政狀況會加深經濟衰退程度並延長其持續時間（如金融危機之後的情況），這是因為政府無力推出足夠的財政政策來支持經濟增長。建立財政空間十分重要，特別是在私人部門債務達到歷史高位且還在不斷上升的情況下尤其如此。一些國家的私人債務過高，可能面臨著出現急劇且成本高昂的去槓桿過程。
增強風險抵禦能力，支持經濟增長
現在應充分利用經濟活動的周期性上行，採取果斷措施，積累財政緩衝。隨著經濟增長回歸潛在水平，財政刺激會變得失效，而財政整頓的成本也在下降，從而能夠更容易地實現從財政擴張向財政整頓的轉變。值得注意的是，現在增加緩衝將有助於保護經濟：既可以創造財政空間、在經濟衰退時支持經濟活動，又可以降低全球金融環境突然收緊時出現融資困難的風險。一般來說，各國應讓自動穩定器（即稅收和支出，它們與產出和就業同步變動）充分發揮作用，同時努力確保赤字和債務進入穩定的下行通道，以實現中期目標。
應根據各國的周期狀況和可用的財政空間，對調整的規模和步伐進行校準，避免過度拖累經濟增長。如果經濟達到或接近潛在產出，且債務與GDP之比較高，則應實施財政調整。美國經濟正接近充分就業，且正在實施財政刺激，未來3年內的總赤字將維持在1萬億美元（GDP的5%）以上。美國應當重新調整財政政策，確保政府債務與GDP之比在中期內下降。一些國家的財政空間較為有限，除了基於支持中期增長的政策來開展整頓、降低財政風險外，別無選擇。少數發達經濟體擁有充足的財政空間，其經濟也達到或接近潛在水平，因此有能力利用財政政策來促進實施有利於增長的結構性改革。儘管近期大宗商品價格部分回升，但大宗商品出口國也應繼續調整，確保其支出與中期的收入前景相一致。一些低收入國家需要在預算中留出空間，通過調動收入、合理支出和提高支出效率，為實施基礎設施計劃提供資金。
同時，所有國家都應關注那些能夠改善中期增長前景的政策。事實上，一些國家在近期出台財政調整政策時，並不一定把促增長的措施列為優先事項，正如發達經濟體和大宗商品出口國的公共投資支出佔GDP的比重下降所示。發達經濟體應注重提升支出的效率，確保福利支出的合理性，從而為增加公共投資、提高勞動力市場參與率、改善教育醫療服務質量留出空間。一些發達經濟體也能從擴大稅基和改進稅制設計中受益。對於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而言，其首要任務是提高收入，為實體與人力資本方面的重要支出以及社會性支出提供資金。所有國家都應該推動包容性增長，避免出現過度的不平等——這會阻礙社會流動、侵蝕社會的凝聚力並最終損害經濟增長。
（完）
整理、編寫：王硯峰、張佶燁；
責任編輯：王硯峰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官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