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詩人與理詩人
—— 褚寶增集先師許永璋字 ——
本期編輯：李俊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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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詩人與理詩人
作者：褚寶增
中國歷史的詩壇上，有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之別，有豪放派與婉約派之別，有擬古說與性靈說之別，有雅詞與俚詞之別，有舊聲韻與新聲韻之別。時至今日，於網路、微信上又出現了文詩人與理詩人之別，雙方暗中相互譏諷，已經開始熱鬧起來了。何謂文詩人，即在大學中修學文科出身的寫詩的人，更確切的說是修學中文出身的寫詩的人。至於理詩人，則容易說明，即在大學中修學理工專業的寫詩的人。
幸好某於大學期間文理兼修，文詩人與理詩人之別與某無關，某所說之觀點與所下之結論當最接近中正。此文之後，勸讀者莫與某辯，某亦不應辯。
中國古代的詩人幾乎儘是全才，罕見偏科，詩只為餘事耳。他們讀書的目的只有一個，積極入世以匡扶社稷與利安元元，除諸子百家外，天文、地理、農桑、水利、軍事、算學莫不觀覽。
屈原首先是偉大的政治家、戰略家、外交家，工作被剝奪後，無奈才成為詩人，誠哉哀怨起騷人。
張衡是卓越的天文學家、地震學家、數學家、機械製造專家，閑涉詩賦，遂成響噹噹的文學家。
李白幽燕之行頓察國勢危急，永王幕府突顯軍事長才，廷殿之上立辨善惡忠奸，詩致此乎？此致詩乎？
杜甫奉儒守官，以先祖西晉開國元勛手不釋卷的文將軍杜預杜武庫為榜樣，單其救房琯一事，指出房琯戰術錯誤於後，肅宗戰略誤判於先，科學客觀，「詩聖」豈止因詩乎？
杜牧敢言「平生五色線，願補舜衣裳」，帝王的衣裳是家國江山，觀其所注之《孫子》，至少是一個出色的軍事理論家，況有獻計被宰相李德裕平虜前所採用大獲成功為證。
王安石被列寧稱為「中國十一世紀最偉大的改革家」，文稍勝於蘇軾，詩不輸於蘇軾，怪不得前輩歐陽修見之驚呼「後來誰與子爭先」，不可爭者，非詩，非文，乃心胸，乃才識！
辛棄疾「歸正」後，屢官屢罷，北伐宏圖蹉跎成空，文韜、武略、才學、劍術無處施展，一發為文，方成就千古第一詞家。
每去西湖，知白居易、蘇軾至少是水力學家......
繼續統計歷史，曹植、鮑照、陳子昂、韓愈、柳宗元、劉禹錫、柳永、賀鑄、岳飛、耶律楚材、于謙、顧炎武、趙翼等等，豈只知文字，羅列可成詩詞呼！就連蒲松齡、曹雪芹以小說而名者，皆為全才。蒲松齡有《農桑經》《葯崇書》《草木傳》《傷寒藥性賦》《懷刑錄》等傳世。觀《紅樓夢》知曹雪芹深諳園林、醫藥、繪畫、金石、飲食等理論。凡此種種，哪一位不是全才異士。只知詩文者不可為詩，強自為詩亦無好詩。如劉勰在《文心雕龍·風骨》中雲「豈空結奇字，紕繆而成經矣？」又陸遊在《示子遹》中雲「汝果欲學詩，工夫在詩外。」
若強尋意外，倒有數例。滿腹純粹玄學的許詢、支遁，終將被歷史所淹沒；只學富五車的梁簡文帝蕭綱，在位兩年為侯景所害；堪無道昏君的南唐後主李煜，降宋之後於七夕被毒。專於詩文而無立身之才，下場可鑒。
如此看來，古人多不偏科，偏科自本朝高考分文理科始。今人選文科者多因數理能力太差而被迫為之，某不排除極少數因喜歡文科而選擇文科者。由此看來，文科生的平均智商肯定低於理科生的平均智商，加之修學純文學者智商提升緩慢，文理之間，假以時日，智商相距愈遠。初為理再補文，可成全才；初為文再補理，絕無可能。於知識門類日漸繁多的今日，學習不可能窮盡所有。但我們必須了解甚至掌握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基礎學科的基本理論。如果我們沒有一定的自然科學的基礎，我們就沒有客觀、全面、深刻認知世界的能力，還停留在用雷公、電母、報應、神話等思維綴句連篇，即使賣弄自己的文學知識模仿得和古人一樣，古人不死，模仿者已死。更有嚴重者因偏科而思維混亂，輕易挑戰經典，極度迷戀洋論，如盲人摸象，病入膏肓而不自知，可悲，復可鄙。
詩詞之格律、聲韻、技法等本為小道，無論文理，有一定智商者稍加訓練便可遊刃有餘。然詩詞之後勁，必賴詩詞之外力，非全才者外力何以為繼？
若論詩詞創作隊伍之規模，文詩人定多餘理詩人，於文詩人中產生少許一流大家，當屬正常。若論詩詞創作水平之前景，理詩人群體中低端比例雖高，但有能力產生超一流大家，這才符合中國詩詞發展史中的規律。好的婦科大夫多數是男人，吃貨很難成為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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