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樂日：一位被忽略的法國漢學家

撰文：耿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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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紀上半葉的法國漢學家中，匈牙利裔和在德國深造，並於法國成就其事業的法國漢學家白樂日（Etienne Balazs，1905—1963年）佔據著非常特殊的地位。他開創了法國漢學界的多個全新學科，是突破法國漢學界喜歡自成一統和拘囿小範圍之傳統的第一人。他不僅在法國漢學界留下了深刻烙印，而且在整個歐洲，甚至在北美和亞洲（特別是日本）漢學界，都人脈通廣，其交流範圍甚至已經遠遠地超越了漢學或中國研究這個專業圈子。白樂日是一個值得紀念的人物，而在現實中又往往被人遺忘或忽略。

白樂日於1905年誕生於匈牙利，於1963年逝世於巴黎。他於其短暫的一生中，作出了令人仰慕的驕人成績。他的名著英文版的《中國的文明與官制》（1964年）和法文版的《天朝官吏制》（1968年）至今仍是世界名著。他成績斐然卻又命運多舛，命運似乎一直在捉弄他。他發起了「宋史研究計劃」，與諸多學者從事國際合作，卻又壯志未酬身先死。他在其時代是法國漢學界的一位革新者，但他的漢學研究方向，從一開始起以及在其發展過程中，都處於連續不斷的分裂多變之中。

命運留給白樂日的時間太少了，使他無法很好地完成可能會廣泛影響漢學研究，特別是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事業，因為他真正地投入這項研究，僅有短短13年的時間。

白樂日自幼深受卡爾·馬克思和馬克斯·韋伯的影響，終身矢志不渝地堅稱為他們的忠實信徒和不二弟子，儘管他當時被打成「托派」，但他無可爭議地成為當時西方漢學界少有的馬克思主義漢學家。他具有匈牙利馬扎爾文化的根基，從而與「東方族源」確立了聯繫。他在亡命於德國時，雖然持反納粹立場，卻又成了德國比較親納粹的漢學鼻祖福蘭閣的弟子和福蘭閣學派的重要成員，甚至是福蘭閣最鍾愛的弟子。他二次「流亡」時進入了法國，成為法國著名漢學家和塗爾平學派學者馬伯樂的弟子，開創了歐洲漢學界中的中國經濟社會史研究的先河。他還受到了超級東方學家伯希和與戴密微先生的青睞，與法國戰後一代大漢學家們為伍。他在法國史學界的巨擘費夫爾和克羅代爾的面命耳提下，很快又成為一名典型的年鑒派學者。他聯合亞歐美三大洲的漢學家們，推出了「宋史研究計劃」，並且取得第一階段的成果。在這樣宏大而又輝煌的學術背景下，白樂日必然會成為一代著名漢學家。可惜才子薄命，使他過早地撒手人寰，也使世界漢學留下了永久的遺憾。

2005年11月25日，法蘭西學院舉辦了紀念白樂日百年壽誕的學術討論會。白樂日當年的同事、學生以及繼承了其學術方向的法國漢學界的後起之秀們，都紛紛作了發言。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於2010年做為該所的《文庫》第25卷，而出版了《白樂日的現實主義（1905—1963年）》一書。本人參照該書的法文版，再結合其他資料而撰成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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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樂日於1905年初誕生於匈牙利的首都布達佩斯，當時的名字叫作巴拉茲·伊斯特凡（Balázs István）。他的匈牙利名叫伊斯特凡，在德國叫斯特凡（Stefan），在法國叫作艾蒂安（Etienne），這就給那些圖書編目者們製造了許多困難，很難使白樂日的論文準確地物歸原主。他於匈牙利完成了其初級和中級教育的學業。從幼年時代起，他就受到了一種堅實的古典文化教育，包括法語和法國文化，成為同時能講德語、法語和匈牙利語（馬札爾語）的學者。事實上，他的幼年生活在一個動亂時代。1918年，奧匈帝國瓦解。此後，匈牙利蘇維埃共國也被國內外反動勢力聯合所顛覆。儘管匈牙利民族起源於東方匈奴人之說的具體情節，尚有待於進一步夯實，但匈牙利與東方具有千絲萬縷的歷史淵源，確實是不容置疑的事實。匈牙利語是一種與其周邊的歐洲語言沒有親緣關係的語言。做為游牧民的古匈牙利人，是於公元9世紀，在其首領阿帕得（Arpād）的率領下，游牧於多瑙河流域，然後於10世紀又定居化了，並在聖王德望（Etienne，白樂日的名字即出於此）的主持下，於9-10世紀的世紀之交，接受了基督宗教的歸化。但從13世紀起，匈牙利偉大先祖的名稱又變成了阿提拉（Attila），人們認為匈牙利人出自東亞的匈奴人（匈人，Huns）和斯基泰（Scythes）人。我們應該到走進高地亞洲草原的匈奴人中，去尋找匈牙利人的起源或其民族之根。從18世紀末起，人們又認為匈牙利語與芬蘭—烏戈爾語具有親緣關係，屬於同一語族。白樂日出生時，世人似乎已經尋到了其族緣源，「匈牙人起源語」似乎已佔主尋地位。

匈牙利最早 「尋找原始祖國」的諸多學者中，克洛支·喬瑪（K?r?si Csoma，1784—1842年）最具有代表性，他於1819年沿著匈奴人遷移的足跡長途跋涉考察，最終確認匈牙利人出自於曾定居於中國邊陲的匈奴人。他甚至一直到達西藏，有幸成為西方藏學的締造人之一。這位有興趣從事遠足旅行的匈牙利年輕人，於其內心中卻更願意研究突厥文，被譽為突厥學家。因為繼1526年的莫哈奇戰爭之後，奧斯曼突厥人佔據匈牙利東部長達150多年之久。匈牙利人於2000年將中國司馬遷的史著《史記》卷110中有關匈奴人的資料，譯成了匈牙利文出版，從而擴大了匈牙利人出自匈奴人後裔之說的傳播。

克洛支·喬瑪

匈牙利人的中國學研究背景就是這樣深厚，其歷史悠久，一直到今天尚如此。他們的重點是研究中國的西藏、新疆和內蒙古地區，出現了多藏學家，突厥學家和蒙古學院。

匈牙利從20世紀20年代之初起，便開始漢語教學，因為其身份已被確定為「中亞民族」。當時恰逢白樂日結束其中學學業的時代。白樂日在18歲時出走之後，匈牙利才於1924年創建一個東亞語言和文明講座，由一名日本學專家紀堯姆·普羅赫勒（Guillaume Prohle）主持，其中也加入了漢文、突厥文和阿拉伯文的教學課程。白樂日最初對這個講座絲毫不感興趣，而更注重於研究中國中原地區的歷史。

年輕的白樂日在兩種歐洲文化之間徘徊，始終猶豫不決，這就是巴黎和柏林，也就是日耳曼文化與拉丁文化的兩大代表城市。他選擇了柏林並攜其大提琴和很寒酸的行李，於1923年，在剛剛步入18歲時便到達那裡。這主要是由於政治原因，他從此之後似乎再未重返其祖國故鄉。直到1950年左右，其生活還是貧困潦倒的。但他在德國又面臨兩位漢學大師供自己選擇。他既可以前往萊比錫去繼承曾經主持漢學講座的孔好古（August Conrardy，1864—1925年），也可以去拜著名的海涅什（Erich Haenisch，1879—1966年）為師。儘管海涅什是漢學家，但他更關心的卻是滿族學和蒙古學。20世紀德國最偉大的蒙古學家—維也納人海西希（Walther Hessig，1913—2008年），也於1936年在23歲時到達柏林，投在海涅什門下學習漢語，後來在波恩大學任教，成了世界上著名的蒙古學家。白樂日有幸選擇了拜海涅什這位東方學權威為師，這對他未來的學術發展施加了難以估摸的影響。但他並未繼承海涅什的蒙古學的巨大遺產。

白樂日同時也拜在當時德國世界性的舊派漢學家福蘭閣（Otto Franke，1862-1946年）門下學習漢學。福蘭閣曾做為翻譯和外交官而長期在華工作，歸國後又在漢堡大學和柏林在學任中文教授，著有西方漢學史上的里程碑式巨著《中華大帝國史》（Geschicht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1930—1952年，5卷本）。當白樂日投到福蘭閣門下學習漢學時，福氏已經60歲的年齡了，最終於8年後的1931年退休。白樂日於同時又開始攻讀於1920年在56歲時早逝的德國社會學家、歷史學家、經濟學家、社會法學的歐洲創始人弗賴堡大學教授馬克斯?韋伯（Max Weber，1864—1920年）的著作，特別是其傳世名著《經濟與社會》。白樂日後來成為一名有關中國的經濟社會史專家，在很大程度上受此人的啟蒙。因為韋伯研究中國社會的著述，在1920—1921年間出版，所以它們對白樂日的影響如此強大，以至於人們把白樂日視為那位著名社會學的「身後」弟子，甚至是其衣缽的繼承人之一。

福蘭閣

白樂日於1932年通過的博士論文是有關唐代經濟名的著作，從而「開闢了西方漢學界的一塊千真萬確的處女地」。甚至在中國和日本，對中國歷史上的經濟形態的研究也剛開始引起最優秀學者們的注意。我們剛才對於馬伯樂所講的一切，對於白樂日也同樣適用。這部著作已經包括了指導其未來著作的主要思想了，首先是肯定了「梳理出一個偉大社會的經濟基礎與社會結構的迫切性」，它是長期以來被漢學界忽略的一大項目。這樣做是為了勾勒出被他稱之為「中國封建社會長期穩定性」的輪廓。作為馬克斯·韋伯和卡爾·馬克思著作的潛心攻讀者，白樂日將這一目標納入到他從未放棄過的比較方法中了，而漢學界本來都不大習慣此種研究方法。白樂日選擇了唐代以降，作者首選這一時代，是由於它介於他稱之為「中世紀」（也就是六朝時代）和他斷代為「近代之黎明」時期的宋代之間，所以白樂日後來便將其研究定於這兩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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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樂日的天賦很快就被人發現了，以至於他在20歲時就享受到了法國政府的一筆優厚的獎學金，從而使他於1925—1926年赴法國學習。當時在巴黎，就存在著一個福蘭閣式的漢學教學學派。那些初學者們都在巴黎國立東方現代語言學院，投在已進入耄耋之年的微席葉（Arnold Vissière，1858—1930年，舊駐華領事館外交翻譯出身）門下學習漢語。

白樂日到達法國時，共有三位漢學大師供其選擇作導師。首先是其研究領域覆蓋了整個東亞和中亞的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年）。年長白樂日3歲的一位青年匈牙利學家李蓋提（Louis Ligeti，1902—1997年），也就是後來匈牙利藏學與蒙古學的奠基人，李蓋提在巴黎從伯希和學習3年，不僅僅學習了漢語、蒙古語和滿語，還學習了阿爾泰比較語言學。但李蓋提的學術興趣是語言學和西域學，而白樂日卻執意成為漢學家和史學家。所以，白樂日更樂意拜一位純漢學家為師。當時法國的另一位大漢學家葛蘭言（Marcel Granet，1884—1940年）在56歲時早逝，儘管他自1920年起便是法國高等實驗學院第5系的研究導師。這樣一來，白樂日的選擇便落到了馬伯樂（Henri Maspero，1883—1945年）身上了。馬伯樂自1921年起便主持法蘭西學院的漢學講座。白樂日於1925—1926年在法蘭西學院聆聽馬伯樂授課。《法蘭西學院年鑒》於1925—1926年對白樂日曾聽講過的那些課程有所記載：「馬伯樂先生於其星期二的授課中，比較性地研究了古代中國以及印度支那同時代的傣民族集團的社會與官方宗教。他在指出農業生活對於彼此雙方社會制度巨大影響的同時，又相繼研究了曾經在那裡扮演過重要角色的民間崇拜信仰，如崇拜天、崇拜地和崇拜先祖。儘管它們之間具有大量的和重要的差異，也儘管將他研究的這兩個民族集團分隔開的時空度的距離很大，但從人們對它們所作的比較研究中可以看出，這兩個民族族群經常是互相受到啟發。在這兩個民族集團的各自之中，都共同擁有一種基本文化的獨立發展，其中中國南方存在某些欠發達的人口集團。當他們被人很好地理解時，也將會提供某些獨特文化的證據。星期六，他開始研究被歸於屈原的詩《天問》。他最初的幾課堂被用於了研究那位被假定的作者。……此後的課程都被用了對這首詩的開頭部分以及對諸多有關問題的研究，特別是對於由其每闕詩引起的神話的研究」。

這也是白樂日最初聆聽法國著名漢學家馬伯樂課程的基本內容，從而奠定了他本人這位未來法國大漢學家的主攻方向。

白樂日於1926年又返回柏林，重新去聆聽福蘭閣的課程。這樣一來，他最終便幾乎同時拜兩位漢學大師為師，即德國的福蘭閣和法國的馬伯樂。白樂日在德國參與了福蘭閣《中華大帝國史》第2卷的索引編製工作，這篇長達450頁的索引，最終形成了1937年出版的《中華大帝國史》第3卷的重要組成部分。

實際上，福蘭閣與馬伯樂的學術觀點、研究方法和政治立場完全不同。馬伯樂認為福蘭閣歷史著作的基礎是朱熹的《通鑒綱目》。福蘭閣在研究了中國斷代史和其他幾部著作的主要觀點之後，認為《通鑒綱目》是一部寫得非常得體的政治學著作，而並非僅僅是一部史著。馬伯樂卻認為，朱熹並不是一位公正的和多種觀點兼顧的史學家，而更應該是一位具有很大傾向性和為當時政府服務的政治史學家，他往往是刪節諸多歷史事實，並作了大量充滿偏見的添加，以使其論述更符合儒家的正統性。馬伯樂還認為，福蘭閣在中國經濟史研究中的總方向，是利用了年輕研究人員白樂日於1932年通過的博士論文《中國唐代經濟史稿》，而又隻字未曾提到白樂日的名字。馬伯樂認為，弟子的學問明顯超過了其師。馬伯樂還認為，福蘭閣書中幾乎完全遺漏了對中國藝術和詩歌的研究，而這一切本來在這個漫長時代中的文仕生活中，扮演著主宰性的角色。儒家文化在中國這樣一種文明社會中，提供了某種保證一個良好的政府及其充分實現的好方法。中國道教文化的作用，正是在於解決人際關係；做為大儒的朱熹，他根本不願意記載和評說這一切。因此，以朱熹著作為基礎的福蘭閣的巨部《中華大帝國史》的漢學研究著作，必然會有多處嚴重失誤。

福蘭閣立即撰文駁斥馬伯樂。福氏當時已經年逾79歲了，在當時實屬高齡，但他的反擊火力依然很猛烈。福蘭閣首先回答了也曾批評過他的具有馬克思主義傾向的俄國東方學家和漢學家魏特夫（August Wittfogel，1896—1988年），然後便開始攻擊馬伯樂。這事實上是一場聾子的對話，是以一種互不容忍的偏執為基礎的，因為福蘭閣不屑接受任何一點批評，馬伯樂等堅持各說各話，漢學界也沒有多少人關心這場爭論。據法國漢學家鄂法蘭（Fran?oise Aubin）於2005年發現，收藏在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圖書館的3卷福蘭閣文集的毛邊書，基本上始終未被裁口，只有於其中提到白樂日名字的幾頁例外，很可能是白樂日本人於1947年返回巴黎後曾翻閱過它。這就充分說明，即使在「漢學之都」的巴黎，學者們也並不關心福蘭閣的著作。白樂日於1926年在21歲時返法時，便確定了其博士論文的新方向，即投身於其德國老師的弱項—中國經濟社會史。

白樂日1932年在巴黎由馬伯樂主持通過的博士論文，以及他於1932—1934年間發表的一系列論文，使他得以於其「收養國」法國邁進了法國大學教授生涯的門檻。他的名字也被列入到了冗長的德國漢學家名錄中了。但由於納粹勢力在德國的日益猖獗，白樂日還是被迫二次「流亡」到法國。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有多名德國很有前途的漢學家都亡命於法國，如福蘭閣的另一位高徒石泰安（Rolf A?Stein，1911—1999年）於1933年在22歲時進入法國，還有萊辛（Ferdinand Lessing）、埃布拉爾（Wolfram Eberhard）以及瓦爾特·西蒙人（Walter Simon）。這是由於德國納粹勢力的上台以及福蘭閣的親納粹傾向造成的後果。

白樂日手稿

在納粹黨上台執政後，白樂日最終流亡到法國，這與他首次赴法學習時的背景完全不可同日而語了。他先前已經在法國經歷了一年（1925—1926）的學習，後來又取得了法國國籍（1955年）。他勤奮地在法蘭西學院聆聽漢學課，於1938年發表了一些有關中國六朝和宋代社會史的論文，以便參與撰寫一部在他死後才最終定稿並問世的著作。這便是上文提到的格羅茲的《世界通史》中委託給白樂日的一卷。白樂日整理好了由馬伯樂遺留下的有關中國上古時代和秦漢兩朝的著作，自己又親手撰寫了直到14世紀的續文。由於他後來又被指定去完成其他任務，所以他的研究最終到北宋時代結束。此著僅在他死後才由戴密微修訂出版。戴氏認為這兩位學者的論著在法國「屬於最佳著作之列，也可能屬於西方世界的最佳中國史著作之列」。因為它作了一次光照後人的總結，提供了具有長期價值的全面觀點，無論此後在該領域中的研究發展到什麼程度，它都會永遠澤惠後人。

白樂日於1949年進入國立科研中心，從而使他得以從事撰寫涉及面很廣的著作，最終導致了其重要著作的問世，書名叫做《中世紀中國的社會經濟研究》，其中的第1部分出版於1953年，包括對《隋書·食貨志》的譯註本；第2部分是對於同一部斷代史中《刑法志》的譯註本。這些譯本始終為做學問者的表率和一種資料之源，並於文末附有大量注釋，因而對於專家們也非常得心應手。

總而言之，白樂日自1935年流亡於法國之後，一直研究中國上古時代和秦漢王朝的歷史。令人遺憾的是，他未能再繼續研究宋代之後的中國史。這為他後來將其研究範圍定格於宋史奠定了基礎。當然，他對近現代中國的社會形態、中國社會分期等問題，也作了不少屬於馬克思主義思想範圍的探討。因此，白樂日在30歲時第2次「自斷祖根」。這同時也是由於其妻子的左派政治觀點而致使他們離開德國。他們早就加入了匈牙利共產黨，所以他們始終自稱是「卡爾?馬克思的忠誠信徒」。他首先於1936年成為法國亞細亞學會（成立於1822年，西方第一個亞洲研究會）會員，這主要是為了使他能充分利用亞細亞學會圖書館中的豐富藏書。該圖書館由於沙畹大師的遺贈而變得藏書更加豐富了。白樂日此時正手頭拮据，嚴重缺乏藏書，妨礙了其深入的漢學研究。

白樂日在法國繼續聆聽馬伯樂的授課。據《法蘭西遠年鑒》記載，在1934—1935學年，馬伯樂講述了中國自漢初開始，由於哲學觀念的知識，中國歷史資料變得很臃腫了，簡直是汗牛充棟。這些知識都是來自經典之外，是於公元1世紀左右，由學校教育而人為地強行附加於經典之中的。正是這種觀點，預示著白樂日後來於1954—1955年拓展了其研究方向。馬伯樂於1935—1940年的研究，主要是涉及到了道教的發展，特別是釋老兩教之間的神秘關係。法國漢學家樊隆德（Nicole Nicolas-Vandier）於1950年左右又重新開始研究這一主題。白樂日在這一階段撰寫的幾篇漢學文章，可能是在他離開柏林之前就已經交給編輯了。它們大都於戰後被發表。例如，他於1937年發表於北京《輔仁大學學報》（《華裔學志》前身）有關曹操的論文，以及他於1938與1939發表於《德國東方學報》中的兩篇有關宋詞和近代中國說唱藝人的書評。

在二戰和法國被佔領期間，白樂日被迫重新逃亡並躲藏在法國鄉下。戴密微教授追憶過白樂日避難於法國塔恩—加龍省（Tarn-Garonne）時的艱難生活。他被迫種田和養鵝，以維持全家生計。其妻也回憶說，他願意從事最低級的家務勞動。但一旦有空暇，他就會埋頭寫政論性文章。由於他身邊缺乏中文歷史書籍，所以這些文章寫成後均被扔掉了。法國解放後，他仍在蒙他板（Montauban）生活三年。在那裡的天主教學校教德語和英語。他於此期間也留下了部分手稿，於1947年的以托莫里（P·L·Tomori）的筆名發表了《誰將繼承資本主義？》的小冊子。此外他還發表過《從列寧的悲劇性悖論到「組織者的時代」》等小書。

在整個二戰期間，做為早期的匈牙利共產黨黨員，白樂日一直與馬克思主義者和左派，特別是與德法抵抗運動保持聯繫。白樂日在戰後於1947年返回巴黎城，生活依然一貧如洗。他與全家由一富戶人家收留，他以為該家庭整理藏書目錄做為回報。據另一位匈牙利籍的法國漢學家和伯希和的名徒賽諾爾（Denis Senor）回憶說，當他於1937年經過柏林大學時，曾有人詢問他是否認識其同胞白樂日，他回答說從未曾聽說過此人。當賽諾爾於1938年到達巴黎時，他也給出了同樣的答覆。賽諾爾於1947年在巴黎負責教授有關阿哇爾人（Avars，柔然人或蠕蠕人）語言歷史的課程（目前尚不知是在哪一所學校）時，令他感到驚訝是其諸多聽眾中的一人，是唯一懂得賽諾爾所論述學問的人，也善於提出許多學術問題。這是一名長賽諾爾年10多歲的人，此人正是幽靈般的白樂日。這兩個人後來習慣於在賽諾爾課後，到一家咖啡館中見面敘談，並用匈牙利語討論許多漢學問題。但他們只是互有好感，從未轉化成親密無間的友誼。

當白樂日於1947年從法國鄉下返回巴黎後，他驚訝地發現法國漢學界已經面目全非了。伯希和、葛蘭言和馬伯樂都已經先後去世。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漢學家的人數很有限。自1945年起就在高等實驗學院第4系（歷史系）任教，並且自1946年起繼馬伯樂而主持法蘭西學院漢學講座的戴密微先生成了白樂日的摯友；石泰安（1911—1999年）是葛蘭言的弟子，既是漢學家，又是藏學家；韓百詩（Louis Hambis，1906—1978年）是伯希和的弟子，西域史和蒙古史專家；戴何都（Robert des Rotours，1891—1980年）是富家子弟，以其中文典籍的收藏豐富而著名，後成為唐史專家。至於更年輕一代的漢學家，他們缺乏教師，畢業後缺少就業出路，也沒有多少弟子或學生。白樂日正是在這樣很不利的逆境中成長，但他始終忠於先前時代大師們的學術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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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樂日在55歲時才開始其在法國的教學生涯。他於1950年初直接進入法國國立科研中心，並且開創了首先在當時尚隸屬於巴黎大學的漢學研究所和其後在法國高等實驗學院舉辦一系列講座之先河。白樂日在漢學研究所的漢學報告，聽眾很有限。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戴密微在法蘭西學院的漢學講座卻吸引了大批受眾，分別來自佛學界、藏學界、梵文學者、日本學家和中國文人。白樂日在漢學研究所推出的一系列漢學講座的公開目的，是為未來的年輕漢學家們在國立東方現代語言學院畢業（其方向是口頭和筆頭翻譯）與法蘭西學院的高級學術研究之間建立一個過渡階段。然而，當時法國每年學習漢語的學生最多只有7—15名之間，注重於古典文化。他們畢業後更願意去外交部工作，而不是從事漢學研究。當時在從事中國或歷史中國研究的巴黎大學漢學研究所中，有不少歸國的老傳教士和老先生，這些人都是青年人不願意過多交往的，它在法國東方現代語言學院的心目中過分學究氣，名聲不佳，遠不如主要是培養外交、外貿、旅遊、教育職業學生的東方現代語言學院，那樣具有活躍的朝氣和光明的前途。但白樂日仍堅持在漢學研究所舉辦講座，矢志不渝。

白樂日在巴黎大學地下室（當時漢學研究所正設在那裡）作漢學講座時，法國現代著名漢學家和法國科學院院士謝和耐（Jacques Gernet，1921—）教授便是其稀有的幾位聽課門徒之一。據謝和耐教授回憶，白樂日當時正在準備他的《隋書·食貨老》譯註本。呂西安·費布爾（Lucien Febvre）與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主持高等實驗學院第6系，當時學術界都不看好歷史和語言學系，認為它過於陳腐而又缺乏前途。布羅代爾認為應該為中國作一點事情了，因為當時正值新中國的誕生。他招募了4名研究導師：白樂日，當時是國立科研中心的研究員；瓦迪姆·葉理世夫，當時正繼格魯塞之後而出任吉美博物館館長；左派謝諾，青年史學家。兩年之後，漢語語言學家（尤其是北京話專家）李嘉樂（Alexis Rygaloff）也參加進去。當年在重慶時的軍人紀雅瑪（Guillermaz）將軍於稍後也參與其中。第6系的大部分漢學家都可以被接受於其中，他們既需要懂得人民中國，又需要了解中國傳統古文明，還要熟悉古今中國文明的聯繫紐帶。由於上世紀50年的那種國際環境的氣氛，這項工程進展不快。當謝和耐於1956年通過其博士論文《中國五一十世紀的寺院經濟》時，戴密微、布羅代爾、白樂日等人組成答辯委員會。

布羅代爾認為，高等實驗學院第6系的5名漢學家應密切合作地工作。但這要研究3000—4000年的文明留下的各種信息，其規模可與整個歐洲的古典文明相媲美。這5個人中最稱職和最有經驗者，正是白樂日。戴密微指出，白樂日的性格是「陰鬱的傲慢」，並且具有「悲觀情緒」。這是由他最早在柏林居住和工作時所遭受劫難的後遺症。他的《中國唐代經濟史稿》的3部分（此文由德國《東方語言研究論叢》1931、1932和1933年連載發表）交稿的1933年，正是希特勒攫取政權的時間。白樂日被迫逃離德國，而亡命於法國。生活非常拮据，一直到戴密微先生為他在國立科研中心謀得一個職位為止。白樂日不僅僅是法國漢學界，而且也是整個世界漢學界的一名革新者。其《唐代經濟史稿》開闢了漢學研究中的一條新路。今天，國際漢學界對於中國經濟史的研究已經取得了豐碩成果，大家不會忘記其拓荒奠基人。

白樂日在20世紀50年代上半葉的聽眾都是些什麼人呢？漢學研究所的講座一直堅持到第6期之後，即1955年。當時，還在遠東受培養的新生代漢學家們尚未返回法國。白樂日最忠實的聽者和門徒是紀堯姆·鄧斯代梅（Guillaume Dunstheimer），他是一名德國老者。由於一次腦中風，而使他的右臂失去了功能，他當時正在準備有關中國義和團起義的博士論文。他自1949年起便是法國亞細亞學會會員，於1953年畢業於東方現代語言學院中文系，於1984年去世。白樂日特別偏愛他這個如同自己一樣失去祖國的弟子，始終強有力地支持他。白樂日還有一名研究越南史的得意門生阮文歡（Nguyên Tran Huan）。他另外還有幾名不定期的外國聽眾。白樂日在法國的另一名女弟子，就是後來法國國立研中心的著名漢學家和蒙古史學家鄂法蘭（Fran?oise Aubin）。她於1952—1953學年間，剛剛畢業於國立研中心的研究員，畢業於東方現代語言學院的俄語系的教師。但她從1950—1951年間起便享受到了兩位具有特殊志向的啟蒙大師的教誨。第一位是於1949—1950年在東方現代語言學院授課的石泰安教授，他使她初步學到了現代漢語和古典漢語的基礎知識。另一位是曾自1933年起便出任巴黎市立塞爾努斯基（Cernuschi）博物館館長的格魯塞（René Grousset，1885—1952年）。格魯塞從1941年起，直至他於1952年逝世，始終任東方現代語言學院的中國文明史教授，是伯希和遺志的執行人，分別為法國金石和美文學科學院和法國殖民地科學院的院士。人們對於格魯塞的讚譽是一致的：有文化、高雅、善良、最和藹的學究意氣，天生具有令人難忘的大師們的一切品德。他對於遠東文明的鴻篇巨著，已經達到了該領域研究的巔峰，足可以吸引其年輕的聽眾。但鄂法蘭主要是關心元蒙史，而白樂日又轉向了宋史研究。

因此，在上世紀50年代初，白樂日所面對的受眾人數廖廖，缺乏魅力。但聽白樂日的授課卻是令人著謎的。他的教學方法，一旦確定，便會鍥而不捨地持續下去。

白樂日於1952—1953年間，作了一系列有關宋代王安石（1021—1086年）與司馬光（1019—1086年）之間來往書信的研究。他早於1933年就發表過一篇有關王安石的論文。他當然是站在改革派王安石一方，讚賞王安石的改革活動。他堅信王安石與司馬光之爭是由王安石主導的改革派與由司馬光所代表的傳統文仕保守派之間的爭論。白樂日於1952—1954年間，又舉辦了一系有關宋代城市生活史的講座，他所依據的是《東京夢華錄》，書中描述的是自20多年來已落入金人之手的開封城市生活的誘惑力，使用了一種通俗語言與文學語言的混合體裁。這是白樂日那龐大的研究宋代方誌計劃的起始，其目的僅僅是將城市生活局限在宋代大城市的商業區。1274年的《夢梁錄》則主要描述了南宋首都的生活。

白樂日於1954—1955年還在法國高等實驗學院第4系取代路易·勒怒（Louis Renou）授課，同時還堅持在漢學研究所的講座。他授課的主要是「儒家文化的變異」。為了更好地理解白樂日論點的新穎特徵，我們可以追溯到50年代，世界漢學界出版了一大批有關儒家文化的著作，但它們一無例外的將儒家視一種哲學、一種倫理和治國的準則、一種文人仕大夫階層的文化特權。白樂日卻認為儒家於漢初，當其代表人物與國家相對抗時，就顯得如同是一種受迫害的學說；當文仕們和一事無成的學究們企圖參與國事時，儒家又顯得如同一種荒謬的理論。漢代的儒家，一方面吸收了在此前意識形態中尚不存在的理論，如大宇宙論（宏觀論）和小宇宙論（微觀論）之間的關係等；另一方面，它又被國家選擇為治國學說，文士們變成了為政權效勞的官吏。其後，儒家失去了對教育的壟斷，其政治優勢也讓位於佛教，直到它於宋代被以「理學」的名義被複興為止。「理學」是一種哲學—玄學於其中佔據支配地位的學說，以其特權地位而傲慢地自負。白樂日於其授課中再次提出了一個人們反覆提出的問題：中國被稱為文士官吏者所屬的社會等級的性質是什麼？是一個階級？一個開放或封閉的特權集團？從16世紀起，文獻考證則使儒家文化失去了基礎要素，而大地產業的發展又改變了文仕官吏們職權的性質。白樂日熱衷於證明，黑格爾與其他歐洲學者們提出的中國社會停滯性的觀點，完全不確切。

白樂日學術生涯中的最大轉折點，是在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1902—1985年）的提攜下，成為法國高等實驗學院第6系的研究導師。它就是1947年創建的社會學系，也就是後來於1955年變成獨立機構的法國教育部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即法國學術界赫赫有名的年鑒派的大本營。與白樂日先後進入該學院的還有法國漢學界的一代名流：法國研究中國工人運動和民間會社的專家謝諾、博物館專家葉理世夫和社會文化史專家謝和耐。在白樂日於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的門徒中，有司馬虛（Robert Ruhlmann）、鄧斯泰梅、佩里希耶（Roger Pelissier，1953年東方語言學業畢業生）、傑溺（Colette Diény，白樂日《宋會要目錄》和《宋史計劃》的參與人）、雷威安（André Lévy，1947年畢業，白樂日鼓勵他從事中國文學史研究）、吉科夫（George Jidkoff，1948年畢業）、雷列克（Jean-Fran?ois Leclerc，1955年的畢業生），甚至還包括謝諾，1955年畢業，被白樂日招聘為高等實驗學院第6系的導師）。還有這些著名的外國漢學家斷斷續續地來參與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的講座，如劍橋大學的崔瑞德（Demis Twitchett）和浦立本（G·Pulleyblank）、布拉格大學的普實克（Jaroslav Prü?ek）、慕尼黑大學的福赫伯（Herbert Franke）等人。

白樂日理論授課中經常依靠馬克斯·韋伯的觀點。這種作法曾引起過其同事們的諸多質疑。因為馬克斯·韋伯並不具備某種準確的中國史知識，他也無法解釋純屬於中國社會的特徵。但馬克斯·韋伯對於白樂日的強烈影響，是因為白樂日希望逐點檢驗馬克斯·韋伯提出的西方近代化的特徵，他也希望看到類似現象在何種程度上得以產生於中國。他通過其著作而證明，這些現象不可能在中國產生，但中國在某些分裂的時代卻例外。如在五代時期，中國便出現了一種歐洲在很晚時代才出現的國家集權和專制官制，但這種體制卻阻礙了一種市民階級或有產階級在中國的誕生，同時也阻止了個人企業與資本主義在中國的任何發展。中國當時也無法在沿海地區建立航海業和海上霸權。當時在中國，沒有獨立的商人，也沒有為從事生產投資的資本積累，沒有資產階級，沒有市民的特權，人們為逃避城市及其束縛而躲到鄉下。中國這個強大的國家機器似乎控制了一切。白樂日對中世紀中國的判斷是「專制社會、等級嚴明、墨守禮儀的專橫、國家主義官吏階層的絕對權力」。這一切大概與馬斯斯·韋伯的觀點有些雷同。

某些人通過閱讀白樂日的論文而對他提出了某些批評。但它們在總體上都不能被聆聽其課程的人員所接受。這樣一來，那些經常談論儒家變異、社會變遷、政府經濟與技術的人，都無法同意浦立本對《中國文明與官制》一書的書評中拋出的指責，即指責白樂日長篇大論地談論中國社會的一種「亞細亞生產方式」的馬克思主義論點，認為他是以一種不變的模式來談論發展。「亞細亞生產方式」最早是馬克思等人提出來的，是對其五種社會形態的一種補充。但這種觀點後來受到了托洛茨基等人的支持，故而被定為「托派」論點，曾在前蘇聯受到過嚴厲批判。

另一種論點來自賈永吉（Michel Cartier），他於其對同一部著作的書評中講到了中國官制的「持久性」以及國家「堅如磐石般」的特徵。因為一小批官吏面對地方權貴和勢力集團是無能為力的。白樂日於20世紀50年代下半葉的一次授課中，便論證了在文官與封建大地主之間存在的家族關係。白樂日在研究南宋王朝時，也關心邊界地區的走私和舞弊。但他尚沒有時間去成熟地思考這一問題，便撒手人寰而去了。

4

儘管白樂日在巴黎的同事中有許多摯友，但他還是辛辣地批評過法國的傳統漢學。儘管伯希和戴密微介紹了兩名德國移民漢學家白樂日和康德謨（Max Kaltenmark）加入了法國亞細亞學會，但伯希和對於大量講德語的難民湧入法國曾經表示憤憤不平，他對德裔學者石泰安也有同樣的感受。伯希和絲毫不尊重歐洲首位撰寫中國通史的德國漢學家福蘭閣，認為其書中對於許多非漢文的文字拼寫錯誤比比皆是。白樂日在法國亞細亞學會未作過任何報告，也只向該學會推薦過一位新會員，即曾與瓦迪姆·葉理世夫合作過的某一位辛氏（Sin）中國人。在上世紀50年代，聆聽白樂日課程的那些年輕漢學家們，均由伯希和的弟子與事業的繼承人韓百詩介紹參加法國亞細亞學會，甚至連荷蘭裔的中國道教史專家施周人（Kristofer Schipper），也是經韓百詩介紹加入法國亞細亞學會的。但白樂日於上世紀50年代，堅持不懈地參加他深表好感的塞爾努什基博物館的漢學討論會，這一系列討論會於每個星期一舉辦，由葉理世夫組織。同時也經常參加由法國年鑒派創始人布羅代爾組織的晚會。

今天，人們已經不太關心用西方史學的術語提出中國歷史的斷代問題了，也不再對教條主義的歷史類型問題表示關心了。人們在一種精確概念的範疇內，將宋代之前稱為「中世紀」，將宋代至清代前期作為中國近代社會的啟始，將清代後期作為現代社會。

白樂日認為，中國的近代社會應開始於公元1000年這個轉折期，在宋代貿易中就已經清楚可見地出現資本主義的萌芽了。通向近代民主社會的一種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失敗，一方面應歸咎於官僚階級和儒家的僵化，另一方面又應歸咎於導致專制主義復活的元代歷史斷裂。白樂日於1957—1959年在法國高等實驗學院第4系講座的主要主題是「農業歷史問題，對宋代土地制的研究」。在1959—1956年間，其講座主題又變成講解「明代手工業文獻」。這一切都說明了白樂日興趣的廣泛變化。從宋代到中國華帝國之末的整個時期，國家對於農業、手工業和商業的貢獻，始終是白樂日研究的整體。

白樂日從此之後，便將其一半的時間用於每周一次的授課，從理論上講解他心中牢記的問題。他在中國的「資產階級」或「市民階級」的總標題下，討論了中國歷史分期問題，這是當時很時髦的一個課題。由於他於1954年在達勒姆（Durham）召開的「青年漢學家」學術討論會上，發了這場演講。一種中國歷史的準確分期具有三重意義：向史學家提供一些合理的標記、向漢學家提供能確定一個特定時代的獨有特徵，向社會學家們提供一種與西方社會發展相比較的基礎。當時，另外一個很時髦的研究主題是社會類型論，即學者們必須把各種歷史事實（如人民起義或游牧生活方式）放在社會類型學中研究，並且在密箱中分割歷史。中國歷史分期問題可以分成多種類型：新中國初期史學家們提出了所謂的「中世紀封建論」、近代社會和「資本主義萌芽」之初始、文士階級的本質問題。白樂日反覆論述這最後一個問題。當時國際漢學學術界正在討論，英國人所說的「貴族社會」（gentry）是否適用於中國文官階級，白樂日堅定地給予了否定的回答。

人們看到了一個放鬆而又歡娛的白樂日的形象，但只能是在那些國際會議上，特別是在歷屆「青年漢學家」國際會議上才如此。因為他喜歡這種會議的非正式的和國際性的氣氛。他至少參加過1951年（巴黎）、1952年（科倫）、1954年（達勒姆）、1955年（萊敦）和1956年（巴黎）等屆青年漢學家國際學術討論會議。他於1954年的達勒姆會議上，首次推出協調國際力量研究宋史的「宋史研究計劃」方案。他所捍衛的思想在當時具有雙重的創新特徵：漢學家們都會聚眾人之力而實施由他們之中一人所提出的研究計劃，從而打破了所有的界限。在當時日本漢學在法國尚令人非常陌生的時代，要求日本漢學家們參與合作，實屬革命性的變遷事件。

白樂日力促誕生的另外一項雄心勃勃的國際合作計劃，即是創建《漢學書評雜誌》，他於1956年9月親自為第1卷作創刊序言，該卷於1957年出版。他在創刊序言中，重提法國年鑒派巨擘布羅代爾在推出該刊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感謝他使一項廣泛的國際合作變得可能了。白樂日個人也以其書評充斥著這份刊物。他於1955—1956年號中，在每卷中都發表二三種書評；但在1957年和1958年號中，他都要發表10-12篇。當失去白樂日的合作時，該刊物第5卷（1959年）直至1965年才完成。

半個多世紀之後，法國漢學界才得以正確評價白樂日授課的豐富性和精確性，同時也發現其生前發表的論文及其遺作的精確而又有分寸的特徵。英國漢學家崔瑞德在他對白樂日的《中國的文明與官制》一書的書評中指出，白樂日完全是一位中國思想史專家，尤其是政治意識形態專家，而不是中國社會制度史專家。芮沃壽於其對白樂日同一部著作英文版的導言中指出，白樂日基本上不觸及中國儒家以及在官方意識形態體制內的各種思想派別。崔瑞德還非常正確地指出，中華帝國史中最令人驚訝的現象，除了國家機器那令人可怕的效率之外，還有對它提供的答案的貧乏性，甚至非正純觀念的表述在任何時代都不會是有害的。白樂日卻似乎根本未注意到這種觀點，他感興趣的是專心去搜集中國政治壓迫和文化僵化的例證。但他根本不懂中華帝國的外部控制和限制皇帝權力的技巧。

白樂日始終試圖向其門徒與「宋史計劃」的合作者們，輸入一種指導中國國家，特別是中國宋代社會結構研究的強烈慾望，要求比他作得更加深入得多。最後，也正如崔瑞德所指出的那樣，為白樂日獲得持久榮譽的是他的譯註文；其門徒們從中講課中所獲得的最大收益，便是接觸中國社會制度史的語言文獻。

白樂日在某種程度上促使布羅代爾的注意力轉向了東亞，同時又為海洋亞洲和甚至是內陸亞洲的史學家們打開了布羅代學術交流活動理論的大門。此後，許多漢學家們也接受了布羅代爾的理論，即屬於法國年鑒派史學家，特別是原法蘭西遠東學院院長龍巴爾（Denys Lombard，1938—1998年），前法蘭西學院漢學講座教授魏丕信（Pierre Etienne Will）和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教授藍克利（Christian Lamouroux）等人，均屬於法國年鑒派史學家。在另外一種思想範圍內，白樂日也曾經對法國漢學作出過重要貢獻。這就是他促進漢學研究成為一門獨立學科，獨立於西域歷史語言學和梵文語言學的範疇，使之納入到了世界社會學研究範疇。法國高等實驗研究院第6系以及繼承它的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的漢學研究，後來都繼承了由白樂日所開創的這條道路。

白樂日當時被認為是法國漢學界的「一支最有價值的花葉飾」。德國漢學家們也始終視他為自己隊伍中的一員，而且也認為他促使在法國確立了一種受德國影響的漢學思維模式。至於匈牙利人，他們也並沒有完全拋棄他。1964年，匈牙利科學院預計將榮耀地接待他們自己的兒子，但為時太晚了。他前一年就已經去世。匈牙利著名漢學家托凱（Frenc T?kei）於1964年在《匈牙利東方學報》第17卷，第2期，第237—238頁撰文向這位匈牙利漢學家致敬。

我們還應該提到白樂日的藝術敏感性。他一生中命運多舛，卻永遠是身不離其大提琴，尤其是喜歡匈牙利那些聞名於世的音樂家們。當他獲知戴密微先生預計將中國詩歌納入其法蘭西學院的漢學講座課題時，又盛讚中國詩歌的重要性。

白樂日還有許多「未曾謀面的弟子」，即於他生前或生後受他的影響而投身於漢學研究的學者。正如戴密微先生所指出的那樣：「對於白樂日來說，漢學既不是一件普通的興趣之事，也不是為了逃避現實而躲在一種外國情調中的消遣，而是在於他年輕時代就提出的社會與經濟問題的基本框架內，感到了需要比較研究的視野」。

白樂日對於國際漢學界的最大貢獻，過去是和將來仍然是他得以最終將漢學研究納入到社會科學的範疇中，既使其人文科學的傳統得以發揚光大，又使其結構得以面目更新。白樂日身上終生留下了其師福蘭閣那抹不去的。福蘭閣依靠自己對歐洲歷史和法制的研究，鼓勵了其學生白樂日在中國歷史中尋找解釋當代事件的鑰匙，使德國漢學研究在東方學研究中佔據一席之地，因為此前的德國東方學研究過於偏重於近東和中東了。納粹迫使整整一代德國漢學家受迫害或流亡，如魏特夫、埃布拉爾、《泰東雜誌》（《大亞細亞學報》）的創始人辛德勒（Bruno Schindler）、石泰安和白樂日等等。凱恩共列舉了43人，這是由瓦爾哈溫（Hartmut Walravens ）於1990年編製的名單，其中也包括研究日本和西域的專家。接受這些專家的國家有英國、美國和法國。這種流亡還促使這些學者們擺脫了其著作中那些狹隘的民族主義觀念，使他們與不同的學術界並肩工作，並利用他們遷居的事實，也就是他們的流亡「網路」，以擴大他們的視野。

無論漢學家中的史學家們對中國歷史的詮釋有多大差異，這批史學家們都堅持闡明中國於8—13世紀之間曾遭遇過的，在官僚機器的發展與經濟革命之間的聯繫。他們長時間地強行令人接受了唐—宋社會轉型期的教育。包括白樂日在內的許多人，都支持國家機器的近代化的理論。這就是說一種新的經濟組織必有一種政治組織的嶄新合理性的響應。商業和貨幣經濟的發展是商業會社以及它們與國家關係多樣化為動力的。

耿昇（1944-2018），1944年生於河北省阜平縣，1968年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大學法文系。1980年由外交部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便從事有關中法關係史、法國漢學諸方面的翻譯與研究工作。曾任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會長、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和中國蒙古史學會理事，兼任法國亞細亞學會的國外會員，1995年獲得法國政府文學藝術勳章。

耿升先生畢生從事中法關係史研究，側重於明清之際入華耶穌會士與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翻譯與研究。在西域史方面，涉及到了敦煌學、突厥學、藏學、蒙古學、中國與阿拉伯—波斯關係史諸領域。在法國漢學方面，主要是譯介法國當代漢學家的名著與研究動態。截止2009年6月底止，已出版譯著57部，著作1部，譯文近200篇，論文及介紹文100餘篇。2018年4月10日上午，因心臟病突發逝世。

（原文刊發於李雪濤、顧彬主編：《全球史與中國》（第一輯），因篇幅原因刊發時有刪節，注釋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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