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亮：帕森斯論美國高等教育

文章來源：《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1801期

DOI：10.14138/j.1001-4519.2018.01.004608

柳亮，湖北武漢人，武漢理工大學教育科學研究院講師，研究方向為高等教育問責.

摘　要：塔爾科特·帕森斯作為社會學功能主義分析流派的代表人物，在高等教育研究領域做出了重要貢獻。基於「四功能範式」理論和「象徵性流通媒介」理論，帕森斯對美國高等教育的歷史轉型、文化基礎、動力過程、約束機制與現實衝突等主題進行了系統而深入的探討。認知理性以及與之緊密聯繫的科研活動是美國高等教育的價值內核與重要功能，並對大學的組織結構與運行過程產生深刻影響。在當今國際學術界復興帕森斯社會學理論的熱潮中，應當繼承和發展其高等教育思想的學術遺產。

關鍵詞：塔爾科特·帕森斯；高等教育；認知理性；四功能範式；象徵性流通媒介

塔爾科特·帕森斯是一位古典社會學理論的集大成者與現代社會學理論的開拓者。他建立的功能主義分析流派自二戰之後的二十餘年間成為美國社會學的主流，並對世界範圍內的諸多學科與研究領域產生了廣泛影響。雖然帕森斯於1979年離世，但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一股復興帕森斯理論的熱潮在國際學術界蓬勃興起。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人們在探尋帕森斯理論遺產的當代意義之時，卻又將其有關學術系統和大學組織的思想邊緣化。帕森斯曾長期執教於哈佛大學，並與自己的弟子普萊特合作撰寫《美國學術職業：一項初步研究》(The American Academic Profession: A Pilot Study,1968)及其姊妹篇《美國大學》(The American University,1973)兩本著作。鑒於高等教育研究中留有功能主義分析的深刻印跡，探討帕森斯高等教育的思想與觀點，可以使我們擁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以審視當下挑戰的格局和視野。

結構與功能是功能主義理論流派的核心概念。「結構」體現了系統中各構成要素與要素間的恆常模式或狀態，結構概念要求詳述某類由「部分」或「要素」組成的「分析的基本單元」及其相互之間的互動關係。「功能」反映了構成要素對其他要素與系統的影響或後果。與功能相聯繫的基本問題有：社會結構如何分類的社會形態學問題，社會結構如何運行的社會生理學問題以及新的社會形態如何產生的發展問題。這種功能主義的分析範式為研究美國高等教育提供了重要的理論視角。

一、「教育革命」與美國高等教育的歷史轉型

帕森斯將高等教育置於整個西方社會的歷史演進之中進行考察。發端於17世紀歐洲國家的「現代社會」，包含了前後相繼的三大結構性變革，即工業革命、民主革命與教育革命。在帕森斯看來，「教育革命」是英國「工業革命」與法國「民主革命」在20世紀美國的匯流，它在多個維度上展開，為推動美國傳統學院向現代大學轉型提供了宏大情境。

美國高等教育之所以能夠在極短的時間內獲得如今的成就，離不開一項雙重轉變的歷史進程。它表現為大學從宗教機構和宗教利益中逐漸分化出來，以及與之緊密伴隨地不斷增加同科學和學術探究的聯繫。在此過程中，聯邦政府的贈地法案在推動高等教育世俗化的同時，也在不斷給予科研更高的聲譽，並更加強調學生的知識學習和學術訓練。隨著美國社會的工業化進程，接受高等教育成為關乎個人獲取從業資格、實現向上流動的關鍵因素；入學需求的膨脹推動了美國高等教育規模與類型的增長，降低了家庭出身等先賦性因素在教育機會中的影響，擴大了學生群體與學習需求的多樣性。師生數量增加與強調原創性研究的結合，進一步增強了學系與學科中的專業化趨勢和以學術發表來證明科研成就的信念。

「教育革命」的發生及其效果累積，既體現了美國高等教育回應社會工業化轉型與普通民眾擴大受教育機會訴求的外在環境壓力，又表現了高等教育系統自身隨著德國科研製度的導入而產生的內在結構變革。正是基於現代高等教育的研究功能極大突出這一點，使帕森斯對社會變遷的關注與對高等教育的興趣連接起來。科研對於美國高等教育系統的改造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其一，促使學術生態的發育與生長，在大學的外圍形成了現代意義的學科協會組織。這類組織的主要功能在於，加強知識在不同學術機構之間的交流，並為科研活動設定績效與質量標準，充當學術評價機制。因此，高校教師的身份認同與學術研究，就居於由大學內部的學系與超越大學之外的學科協會二者的聯結所形成的雙重結構之中，並且後者在學術系統的控制層級上要高於教師任職的地方性院系。其二，現代大學的組織結構具有「共治式協會」(collegial association)的基本特徵，它不強調線性權威，並與分層相互兼容。美國高等教育的內部結構由這種學術性的協會模式與行政性的科層模式構成。學術自治之所以能夠維持，就在於管理者難以真正評價學者學術地位、教育能力、科研產出與貢獻質量，以及詳細評價科研活動的短期收效可能造成的危害。這二者的結合，賦予了高校教師自由從事學術事業的權力，使其免受為自己的所做作為而承受直接干預的壓力。

帕森斯提出的「教育革命」概念，成功地將「工業革命」與「民主革命」中所包含的「機會平等」與「民權平等」思想結合了起來；它不僅催生了市場與科層組織的出現，更孕育了帕森斯所謂的自願性的「協會組織」。這種組織的典型代表就是學術性的專業化結構，它既植根於院系組織內部和研究生培養活動，又蔓延到環繞大學周圍的學科性協會之中。組織形式相對鬆散平坦的學系與基於科研理念建立起來的研究生院制度，成為美國高等教育系統轉型的「首要結構創新」。

帕森斯對美國大學的分析是與其「四功能範式」(又稱AGIL理論)和「象徵性流通媒介」理論緊密聯繫的。社會系統如同生物體一樣，如果要保持自身的良性運轉並持續生存下去，就都需要處理四類普遍存在的關鍵性功能問題：適應(A)，即如何從環境中獲取資源並進行有效配置以保障未來行動的能力；目標達成(G)，即如何通過協調努力以使系統與環境之間關係實現預期改變的過程；整合(I)，即如何調整系統內部諸組成部分以形成功能整體；潛在模式維持(L)，即如何基於一定的規範以確保系統中行動的連續性與穩定性。與功能系統對應，整個社會體系分化為經濟、政治、社會控制與信託四個子系統，各子系統之間的能量交換分別依靠貨幣、權力、影響與「價值承諾」四類「象徵性流通媒介」來實現。流通媒介可以在不同行動者之間進行傳遞或跨越不同子系統進行流通，同時媒介流通不會導向「零和」。由此，「四功能範式」為透視社會機體結構提供了一種整體性的解釋框架或「骨架」，而「象徵性流通媒介」則為深入剖析社會機體的生理過程提供了分析的「脈絡」。

基於「四功能範式」的分析思路，現代大學必須從事四類學術活動：A代表著作為培育有識公民基礎的本科通識教育；G代表著不同專業以及對從業者的專業訓練；I代表著服務於社會發展所作出的智識貢獻；L代表著研究生院以及與之相關的研究制度化。這四種活動或功能可以在所有院校中得到不同程度地體現，但其中某種功能所佔優先性的差異，可以將高校區分為四種類型和層次：第一類是以L功能為主導的研究導向型大學，第二類是注重G功能的精英型文理學院，第三類是強調A功能的普通本科院校，第四類是偏向I功能的社區學院。第一類院校能夠較好容納和平衡全部四種功能，並且高質量地發揮作用，居於學術系統的頂層；其他類型院校在履行功能的重心、範圍與表現方面存在差異，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分層序列。概言之，美國內戰後現代大學系統的建立可以稱得上是一場「學術革命」。由於四種功能在不同大學內部有機排列和組合，從而建構了一種新穎和獨特的大學模式。這既極大推動了美國高等教育在院校層面和系統層面的功能與結構多樣化，也展現了某種「以分散和多中心的途徑顯示出秩序性和整體性的模式」。

二、認知理性、制度化個體主義與美國高等教育的文化基礎

「認知理性」是帕森斯用以分析大學制度的核心概念，它是指由知識、理性、智力等要素組成的「認知複合體」所表現出的價值成分或價值模式。現代大學是保持與創造潛藏於現代社會智力與能力之中的認知文化、推動認知複合體結構化的核心機構，體現了認知理性的制度化。這種「制度化」使得大學在傳遞認知理性之時，具有約定俗成的模式恆常性、內化於自我的價值正當性和制裁失范行為的規範約束性。

「每一項知識學科都是經由認知理性的評價而實現合法化的」。圍繞認知理性，社會系統形成了一種總體上的圈層結構。居於圈層核心的，是以行使知識功能為己任的科學實驗室、學系、學院與大學，以及範圍更為廣泛和相對發散的學術共同體；圈層的中間部分，由至少接受過大學本科教育並從事專門化職業的公共知識分子以及其他智力從業者構成；在圈層的外圍，則是接受過一定程度教育或者對認知理性持有某種程度認同的普通大眾。認知理性作為一種共同文化或價值模式，瀰漫於整個社會之中，它在學術系統的內部以及學術系統與外部社會之間，發揮著重要的整合作用。不同的是，認知理性的清晰度和約束性，以及對於認知理性的忠誠度和執行力方面，隨著從圈層的中心向外圍位移而逐漸遞減和削弱。

在帕森斯看來，「教育革命」以及作為學術系統價值內核的認知理性，都是在現代美國社會逐漸浮現的「制度化個體主義」的總體價值模式或宏觀文化系統內進行的。制度化個體主義使得協會形式的社會結構得以形成，它要求在基於多元分化的有機團結與對自由和個體尊嚴的高度尊重之間保持平衡，並成為鼓勵社會整體及其不同子系統自主行動、追求積極成就的規範壓力來源。結合帕森斯對美國現代社會平等問題的研究，可以對此價值模式作進一步分析，如圖1所示。

在A部分，現代社會對於成就與獎勵不平等的合理化，依賴於成就追求的機會平等；個體是在一種競爭性的關係系統中自由施為以取得成就。在G部分，合法化的不平等與約束需要由對平等與自由的法律保障和保護來平衡。在L部分所涉及的信託體系中，所有成員都要承擔信託責任，但基本權利的平等是由責任分配的不平等來平衡的。

在I部分，既考慮到成員資格平等的重要性，又要求接受道德權威約束以實現在多元分化共同體中成員資格的整合。這種綜合特徵也就是制度化個體主義，它意味著社會系統整合面臨的主要問題有兩個方面。一方面，就在於成員基本資格平等與聲譽和成就價值存在差異之間的平衡。因此，在帕森斯看來，圍繞認知理性組織起來的大學學系與學術性社團等協會模式，在相同層次上，成員資格地位的一致將雙方之間的期待結構化；這種地位的平等與科層模式以及市場關係不相兼容，同時也將「共治式協會」與民主協會相互區別：它承認成員之間由於在聲望、影響力、學術成就等方面的差異而導致的學術分層或不平等。在這個意義上，美國大學中出現結構性擾動的主要表現之一，就是處於較低地位層級的部分教師，要求大學像民主協會一樣嚴格奉行一人一票的原則。

另一方面，就在於成員行動自由和結構約束之間的平衡。作為「人類經驗的悖論」的體現，「人類條件」的突出特徵是其「雙重的，矛盾的與內在分裂的特徵」。在現代社會學的習語中，是指向行動與結構的緊張；就高等教育而言，是指向一種大學自控與他律之間的對峙，亦即基於認知理性的現代大學既有自主治理和多樣化發展等價值訴求和內在衝動，又要受到奉獻社會的道義責任、服從外部干預的現實壓力等結構約束。帕森斯將高等教育視為制度化個體主義得以實現的重要領域。在這個意義上，制度化個體主義是「教育革命」得以進行的社會基礎，也是認知理性運行的價值框架，並為美國大學的不斷演進提供了深層的文化張力。

三、「變遷模式」與美國高等教育的動力過程

「分化」(differentiation)是結構功能流派理解社會變遷過程的重要概念。分化途徑描述的現代社會變遷的重要方面之一，就是多功能的社會機構及其角色會被功能更加專門化的單元所取代；面對社會需求，未能充分發揮功能的結構以及由此導致的廣泛不滿和結構壓力，會促使社會創造出更有效率和分化的安排；更加專門化結構的制度化會增加社會系統及其子系統的適應能力或推動「適應性升級」(adaptive upgrading)，與高水平的分化相聯繫的是「價值普遍化」(value generalization)、更好的「容納」(inclusion)以及專門化整合機構的出現。帕森斯將這種與「四功能範式」分析思路相互貫通，由分化、適應性升級、容納與價值普遍化四個環節構成的漸進演化過程，一般化為社會運行的「變遷模式」。

帕森斯認為，大學與專業協會組織的發展之間存在內在聯繫。基於「變遷模式」的分析理路，結合帕森斯針對醫學專業及其組織發展的分析，可以為在中觀層面探討美國高等教育的動力過程提供例證，如圖2所示。

醫學專業與醫學教育自中世紀大學以來就一直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組成與制度安排；與醫學最為直接相關的，就是個人的健康問題。在社會學視角下，患病或健康並不僅僅是個體的私人事務，而是具有重要的社會意涵。健康的價值是同個體生活與行動的整個社會和文化脈絡內在關聯起來的，它是促進個體在社會過程中實現個人成就的關鍵條件。患病或「疾病角色」意味著，個體既能夠從其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中合理退出，又有在醫患的關係結構下恢復健康以重新履責的期待。或者說，患病既是機體生物功能的失調，更是其社會功能的失調和對社會行動能力的威脅；它與制度化個體主義所要求的以持續行動實現社會目標的文化訴求相背離。

在康復過程尋求合格的專業幫助和完全配合成為患者的義務。在這種追求健康動機的驅動下，社會分化和發展出相當多樣化的干預模式，比如手術或藥物治療，以及更加專門化的社會職業，如護士、藥劑師、外科醫生等。這一過程與美國社會思考健康與疾病及其制度化行動的發展軌跡緊密相連，有力地推動了醫學以及醫學教育的專業化發展，並對於醫學人才培養的規格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時，受科學發展的影響，醫學的發展趨勢是從病源環境主義到生理學，再到心身醫學，並不斷延伸到人格維度及其背後的社會—文化層面。與之相伴，從疫病流行到疾病控制的進步，體現了醫學專業與健康領域的適應能力的提升。在分化與適應性升級之後，帶來的是更多容納和整合的要求，即將以往社會所排斥的群體吸收進來，並賦予其相同的社會成員資格。這突出地表現為醫學教育招生範圍的擴大，由傳統的只面向白種的盎格魯—薩克遜男性的歧視性入學政策，逐漸向少數族裔出身和女性生源開放。

此外，組織化醫療的出現。美國醫學協會(AMA)作為自願性專業組織於1847年成立，並在科學醫療的新發展中充當促進者和協調者的主要角色，同時提高醫學教育與從醫資格的標準。應美國醫學協會的要求，1910年出台的《弗萊克斯納報告》為推動美國醫學教育認證、提高醫學教育質量發表了影響深遠的改進意見；促進了傳統醫學教育模式向基於現代大學制度框架下的研究型醫學教育模式的轉變。

在醫學知識增長的同時，科學研究與運用作為社會制度得到極大鞏固和成熟，而現代大學在這種制度中居於首位和中心。帕森斯指出，科學的發展意味著醫學研究和醫學教育與大學的聯繫變得更加重要和緊密，並且成為所有醫學政策的重要參照。美國醫學協會和大學共同推動了醫學知識的生產和醫學教育科研化趨勢，集中體現了認知理性的規範要求；這種規範要求表現為價值普遍化的過程，即將醫學領域中不斷分化的組成單元的多樣目標在更高層次上加以聚合和表達，並為其功能發揮提供合法化，從而推動醫學研究與醫學教育結構的維持和再生產。

四、「流通媒介」與美國高等教育的約束機制

「流通媒介」與結構成分的結合，為分析社會關係和過程提供了一種動力要素。從社會分化的觀點以及「四功能範式」出發，基於不同社會系統的流通媒介相互關聯，並對特定的社會行動具有限定作用，帕森斯推導形成了「約束範式」(paradigm of sanctions)理論，為分析社會的互動過程提供了一種更為具體的解釋框架。

這一理論建構有兩個維度。其一是「途徑」，包括行動者(帕森斯簡稱為ego)試圖發揮對他者(帕森斯簡稱為alter)置身其中的「情境」的潛在控制，或者獨立於情境的變化而嘗試影響其他行動者的「意圖」兩個方面；其二是控制的「模式」以及偶然性結果的性質，這關係到由行動者施加的約束對於其他行動者而言是積極還是消極、是有利還是不利。綜合帕森斯的相關論述，可以形成如圖3所示的約束類型。

具體而言，由情境性途徑與積極約束劃定的A區間表示，行動者為他者提供積極益處的條件是，他們必須順從行動者的意志或建議；這一過程被稱為誘導，其典型是市場交換。由情境性途徑與消極約束劃定的G區間表示，一旦他者不能順服於行動者的意志或建議，行動者就能夠通過自己對於其他行動者情境的控制而施加使之不利的威脅；這種途徑被稱為威懾或強迫，其典型是權力的行使。由意圖性途徑與積極約束劃定的I區間表示，通過提供充分的理由使他者相信，行動者是從他們的利益角度來考慮的，從而使他者順從行動者的意志或建議；這種控制模式被稱為勸服。由意圖性途徑與消極約束劃定的L區間表示，行動者通過發出威脅或警告使其他行動者認識到，未能順服於行動者根據他者自身合理行為標準而提出的行事建議，是不適當的；這種模式可稱為「承諾的激活」，其典型是在專業協會中通過訴諸道德良心而施加的價值—承諾約束。

從大學面臨的現實壓力來看，問責可以視為是現代美國高等教育所承受外部約束的集中體現。與上述「約束範式」相對，美國社會大體上形成了四類大學問責類型及其約束機制。在A區間，表現為市場問責，即通過大學排行、僱主滿意度調查等形式，在學生擇校和就業等領域引入市場引導機制，進而影響大學的辦學行為；它帶有基於質量信息和交換關係的誘導性特點。在G區間，表現為政府問責，即通過行政指令、績效撥款等形式，將政府意志和優先事務同大學發展掛鉤；它帶有基於順服的強制性特點。在I區間，表現為公共問責，即通過大學內部事務的公開透明而接受輿論監督，或者將社會的教育訴求上升為公共議程並影響和改造政府的教育政策；它帶有基於參與和公開的說服性特點。在L區間，表現為學術問責，即通過學術性專業協會組織主導的自願問責、學術審計等形式，溝通與平衡外部干預與院校內部改進，激發大學提高質量和服務社會的使命感，保護認知理性價值和保障大學自主地位；它帶有基於自願和規範共識的自我調控性特點。在多種約束下，大學自主就具有不同的參照體系；不同結構約束之間存在多種組合的可能，從而對大學自主構成了潛在挑戰。

分析社會系統中不同流通媒介的變化及其效果，是功能流派解釋社會過程的一種思路。現代大學是通過「影響」的形式與社會互動的，並且被帕森斯賦予了「影響銀行」的隱喻。就大學而言，試圖去「影響」就是嘗試建立團結的一般紐帶，發展出一種「我們」的意識以及因「站在一起」而具有的共同意見和態度；影響的原型就是司法過程中的受理上訴階段對於法律規範的解釋過程，具有內在的整合功能。

作為象徵性的流通媒介，影響作用的發揮離不開自身的價值與可能帶來的收益，以及收益實現過程的實際情境與規範框架。如果影響的總量並不固定，那麼影響就有可能作為一種對承擔義務的給定能力進行再分配的機制，如此就可以直接和有意識地控制交到某類機構手中的義務數量。對於美國社會來說，這種分配原則的重要體現，就是以大學與專業學會為典型的協會式組織。社會公眾作為大學的利益相關者類似銀行的存款人，他們把自己的信任與資金「借給」大學，而大學則既以存款人的名義而又超越其一般的明確授權而行事，在「市場運作」中實現社會「投資」的保值與增值。或者說，不僅僅是影響的累積，大學還能夠增加在系統中流通的凈影響量，創造出總體影響增長的效果，從而在社會希望的方向上對社會貢獻的分配產生作用。反言之，當社會公眾要求對大學進行嚴格控制或全部收回自己的「存款」之時，就會阻礙影響的流通甚至導致大學「銀行」的崩潰。

帕森斯坦言，20世紀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美國高等教育處於危機之中。這場危機既表現在財政緊張上，也表現在學生抗議上。但他認為，危機的實質是大學價值與社會要求之間因為信任的流失而產生的整合問題，而其核心則是作為大學價值根基的認知理性，遭受到懷疑和動搖。文策爾也認為，在帕森斯思考社會秩序的學術生涯中，出現的一種重要的理論轉向就是，信任及其溝通問題逐漸超越社會共識而成為功能理論的核心議題。因此，現代大學誠然要受到結構約束，但大學功能的良好實現和學術秩序的重建，有賴於對認知理性價值的再識以及大學與外界信任關係的修補。

五、帕森斯高等教育思想的當代價值

帕森斯的高等教育思想是鑲嵌於其宏大的社會學理論系統之中的。就《美國大學》而言，興趣各異的讀者都能在書中找到極富價值的內容：社會學家會發現帕森斯理論的權威陳述及其在具體社會現象中的運用，與高等教育相關的管理者及其他人士，會感受書中充盈著令人信服的灼見。米切爾指出，帕森斯並不相信社會能夠自然地導向秩序與和諧；恰恰相反，他認為衝突是無處不在的；只不過相對於解釋衝突而言，他的研究旨趣更多地聚焦於如何避免失序。帕森斯提出的「教育革命」、認知理性、「變遷模式」、「約束範式」等命題，雖然都可以解釋美國高等教育在歷史演進與現實運行中如何保持平穩和發揮功能的，但其弦外之音實則是不斷提醒我們，如果在大學系統的分化中不能增加效率和實現內外部關係的持續整合和動態協調，就會造成教育混亂和社會失序。在當今高等教育問責不斷擴張的背景下，帕森斯的理論有助於我們重新詮釋現代大學自主和廓清大學結構約束的限度，並增強對大學自反性的時代拷問。

梅休評論認為，帕森斯關於大學的論述是「危險又迷人的」。說它迷人，是因為帕森斯為我們從理論上闡述了大學享有自主以及與社會共生的學理依據和整體圖景；說它危險，是因為大學的現實境遇與帕森斯的某些觀點有時並不適配，甚至相去甚遠。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帕森斯針對美國高等教育的「許多觀察、定義與論斷是極具洞察力、挑戰性與才華橫溢的，許多假設以及經驗關係值得深入研究」。可以說，帕森斯為我們跳出具體事件，並在更高的維度上和更長的時段中來審視大學，從而為以更加深刻的思考和更加有力的論證來返回到現實問題，提供了一種在理論與現實之間充滿張力且富有洞見的研究典範。「復活」帕森斯並追尋其研究足跡，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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