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聯·新知大會——許宏：夏代何以「信史」？——考古學短長論
三聯·新知大會
夏代何以「信史」？——考古學短長論
許 宏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我們這個圈一直瀰漫著表揚與自我表揚的氛圍，如果是我們圈的朋友們都知道，在以往的論戰中，我們的學者往往是儘可能地淡化或者是提對自己不利的證據，而孫慶偉老師從學術史的角度做了全面的梳理，實際上已經給我們做了大量的鋪墊。
前不久有一網文引起轟動，建議國家有關部門撤掉許宏二里頭考古隊長的職務，因為他沒有心懷夏的情懷，甚至有可能銷毀關於夏的證據。我作為一個考古學家，我說二里頭可有很夏，極有可能夏，但我不能說它是夏。我不能說出一塊甲骨出來就說是夏，我許宏難道不希望是這樣的嗎？從這個意義來講，我同意孫慶偉老師的觀點，人人爭議夏文化是不嚴肅的，我同意這個說法，因為關於夏的討論是非常嚴肅的，但學術乃天下之公器，每個人都有權利爭議夏文化，可是怎麼來看這個夏呢？我想我們還是從學術史的角度回歸邏輯、學理甚至是常識，和大家一起換一個角度來看這個問題。
我們要說學術史大家都知道，從上個世紀初期的古史辨和疑古派史學，儘管有對它不滿的議論，但顯然疑古派蕩滌了以往在中國古史問題上的疑雲，為先生的考古學道路開普勒道路。前些年我們學界有走出疑古時代的呼籲，但有沒有疑古時代？怎麼走出？如果走出往哪兒去，回到信古嗎？很大程度上有的取決於地下出土的文獻，往往並不如經典的價值大，而且再出同樣的這些文獻和資料，它就在那放著，可是每個人怎麼看它是一個問題。比如說孫老師強調可信，是說從西周時期提到了禹，可是豳公盨裡面沒有提夏，大量地提到夏的是戰國到漢代的文獻，但請大家想一想，那只是戰國到漢代的人，他們眼中的夏，我沒法直接對應於當時在夏具體的史實，而戰國到漢代距離夏多長時間？如果是春秋的話還可以說幾百年，到漢代的後期已經超過一千年了，相當於我們看宋代。我們比我們的後人更多地了解宋代嗎？如果宋代也有新的出土文獻的話，我們對它了解並不一定比我們的後代強，這就是這樣一個問題，帶著這樣的問題我們看整個學界基本上有這樣三大話語系統，就是文獻本位。第三是考古本位，像本人這樣做極少數的考古的思考。也可以說三大階段，從時間上來看大體上有一個前後，但不是說完全對立的。
我們還是回到文本來看，二重證據法是王國維先生提的，是通過地下出土的甲骨文和存世的本紀對應上才使得殷墟信史，但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先生就把二重證據法擴展為不帶文字的地下出土的普通的文字，要麼是三重證據法，是不是進入了未知的狀態，也就是說究竟是可以確立為信史還是說就是毛估估？這是一個問題。
我們看王國維先生當時說二重證據法，是紙上之材料和地下之新材料，這兩個都是文字材料。正因為是由於證明了殷周的存在，所以王國維先生非常樂觀地說，因之推想夏後氏世系之確實，此又當然之事也，這是後來探索夏史根本的前提。所謂的傳說時代和信史時代分界在哪兒。中國考古學時代劃分上有這樣的概念，凡是分不同行的都不是同類項，但中國考古學習慣於把我們的時代分成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夏商周，是從物質史的視角直接走向的王系、王朝或者是用史前到夏商周，而原始和歷史的概念的區分是在於文字的有無及其使用程度跟社會發展階段和王朝都沒有關係。
以前的中國考古學界基本上不接受三分法的，就是史前加歷史，比如說《中國大百科全書》80年代的版本，界定了長短不同的認識。本人認為應該從晚商甲骨文出現開始才能被稱為信史，之前的記載文字不足以自證王朝那的劃分。如果不認可三分法的話，光是兩分法，中國考古學分三代，應該是往上還是往下，二里頭是史前還是歷史時期？如果從文本的角度來說，肯定是史前，因為當時沒有文字，有當時的文字出來能跟傳世的文獻對照起來的，才能叫信史，不管國家是不是有這個王朝了，這是兩個概念。夏商周是屬於信史，這初分。
我們的前輩是怎麼界定這個的，那時候沒有提提歷史的時期，也就是信史和傳說時代，我們看徐旭生先生，他70多年前這樣的原話到現在為止，我們有沒有什麼考古學證據來否定徐旭生先生這句話過時。夏鼐先生60年代對二里頭、二里崗和安陽的描述，我們看看。
這個表可以從學理上看，我們認為在中國考古學或者是上古史領域存在著兩大話語系統，最初各是各的，考古學的話語系統以小地名命名的，不同的文化和時代，這兩大話語系統什麼時候才能沒有異議的契合，只能是殷墟，因為甲骨文出來了，之前是不是企圖把兩大話語系統合二為一、對號入座式的研究，是不是只能推論出來。我要依照我的考慮，夏商周三代以商為界，商王朝在信史和原始這個時代之間一腳門裡一腳門外，前半段二里崗還沒有到信史時期，殷墟進入了信史時代。一切關於夏甚至是商早期的認知，都是晚於1000年的漢代的人的認識，而且認識完全不一致，《春秋》《左傳》《淮南子》《史記》都是各說各的，沒有大體上的框架。
我們的問題是夏文化可以討論嗎？當然可以，但如果沒有當時的內證性的文字材料出土可以解決嗎？根本不可能解決。我們爭論了幾十年，關於夏的中心區域，關於什麼是夏文化有一個大體一致的認識嗎？如果有的話，那又是孫老師替我說了，我一開始沖著信史兩個字來的，但他說這是他自己的認知，這樣的話我和孫老師就完全沒有矛盾和衝突了，是不是？當一個問題眾說紛紜久議不絕的時候，是不是要考慮方法論的問題，這些是我們必須要加以嚴肅思考的問題。
我來評夏鼐先生對夏文化的定義，我們也知道《中國考古學夏商卷》對夏鼐先生的說法做了定義，他說夏文化應該是夏王朝時期夏民族的文化後來我們認識到了下次，改成是夏代王族及其他族廣義的夏文化所建立的文化，像這樣的概念，甚至是絕大部分的學者都是屬於考古學文化的反超，這是一群物的總和而不是一個人群的總和，當代人類學和民族學都告訴我們，族屬的認同是主觀的認同而不是取決於他做了什麼東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和之後大茶缸子是不是需要換的問題。
2010年是夏鼐先生誕辰100周年，那天的紀念文章中只有我的是一分為二的，名字叫《大師與情結》，我們看夏先生當時對夏文化的定義是不是可以說就決定了相關討論的結果，這是根本不可能有結論的結局。幾大遺址都有兩種和兩種以上的可能性的推測，這種能夠講史嗎？右下角這一點，也就是說殷墟是獨一無二的是排他的，因為甲骨文出來了，這就是原史和信史的最大的差別。
學術史以前提到了，有學者總結到北京大學是「鄭亳」說的大本營，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是「西亳」說的大本營，主戰場在河南。那時候我們的前輩，上個世紀下半葉我們的前輩大量地爭論，一個認識的基礎是我是正確的，你是錯誤的，我是科學的你是非科學的，我是真你是謬。到現我和孫老師已經不這麼看問題了，這是學科和社會極大的進步。現在爭論的焦點已經到了可知論，我說以往的都是可知論內部的內證。
不是說許宏和歷史虛無主義不認可夏的存在，而夏的存在不能證真，也不能證偽，就二里頭而言我說它極有可能是夏，最有可能是夏，但我堅決不同意已經可以肯定它是夏，如果是信史的話，也是孫慶偉老師自己認為的信史，是不是這樣的。
這是夏鼐先生情結的另一個力證，他70年代已經高度自信地作為基本材料的簡報的題目上明確了說它是早商，後來這個又被否定了，但否定的理由是不是有考古學的鐵證？統統都沒有，都沒有超出推論和假說的範疇。可以看幾十年來我們花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用上千篇文章一直在議論這個東西，為什麼一直沒有結果？這是二里頭一號宮殿的屋頂，當學者都普遍地認為它是商的時候，殷人重屋，而二里頭是屬於夏文化，他們的屋頂都變成了單檐的，結果被忽悠過來忽悠過去，這是最基本的樣態。
以前大家議論得比較多的是內部的爭論，他們是不是有極大的相同點，他們都認為至少有一條是信史，都認為在甲骨文那樣的文字材料出來之前是可以指定某一個考古遺存是這個夏王朝的，只不過他們指的那個信史是哪個遺址不同而已，這是整體思路上。如果朋友們不研究這個會覺得「貴圈很亂」，中國有一句老話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我們看主流的觀點沒到三十年，十五年到二十年左右就忽悠過來忽悠過去的，現在的主流觀點更接近於歷史的真實嗎？人們不禁要問，鄒衡先生秉持的真理力排眾議做了一個攪局者，他的老話真的過時了嗎？
還有一個是先信還是先疑，總是覺得信史的信來自於信念的信，我們要做來自於共同信念的概念，這個怎麼看？從傅斯年先生開始，一直到鄒衡先生，大家對中國古典文獻保持大體相同的態度，我們這麼豐富的文獻不能不用，大家看共同信念是否是考古學者自己說的，我們大家都有這樣的信念，只有外國人不信。所以中國學者更有可能來解決這樣的問題。也有本人這樣偏軸的，認為還是應該先疑，疑著疑之，不疑則無當代之學問。我們有各種不同的聲音。
再往深看，這就說到了考古學學科短長的問題，考古學擅長那種對歷史文化發展進程的長程觀察，考古學不擅長具體歷史人物、具體歷史事件和不擅長的東西的把握，如果把不擅長的東西當做擅長的話，我們是揚長避短還是揚短避長嗎？我們放一下學人語錄，看看特點的一些思考。
有沒有一定的道理是不是值得反思。我們再看看張光直先生在80年代的時候怎麼說的，「我們中國考古學在很大程度上億是醉心於把器物類型學和以文獻為中心的歷史編纂學相結合的一門科學。」陳星燦老師說：「對於古史傳說採取信史的態度，把某一次遷徙、某一次戰爭甚至某一個人物同某一些考古文化之間的類同現象、某一個城址甚至墓葬等同起來，事實上根本無助於中國史前考古學的發展和中國史前史的重建。」
我個人也有這樣的考慮，考古學肯定是擅長有文化的DNA，但我們不擅長的恰恰是狹義史學的東西。考古學和歷史文獻學是兩門學科，應該充分意識到這樣的學科定位，然後才能走好路。說到學科定位，我認為中國考古學由於歷史背景、文獻傳統，中國考古學和歷史學不是兄弟學科，中國考古學和文獻史學是兄弟學科，他們從不同的視角，不同的方法和手段共同貢獻於大歷史的建構。可是在具體的究竟應該是分進合擊，還是全力整合，這是每個學者的不同。
李零先生是當然也是考古學家他現在跳出五行外從外面來看考古界，有時候就看得非常清楚。我說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李零先生說的有意思吧？
這種情況下，最近中國考古學界一個話題，我們的學科在轉型，轉型並沒有得到共識，而只是一部分學者的呼籲。中青年學者看來一般都認可這樣的說法，我們仍然生活子《禮記》的時代，仍然是生活在鄒衡的時代，可是我們的時代在悄然發生著變化，就是從以文化史為主的階段轉為社會考古的新時代進入了後大家時代。
最後我個人想做一個前瞻性的呼籲，從中國青銅器時代考古的角度來說，是不是應該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更擅長的這樣一些研究方向上來，而同時中國考古學也是世界考古學的一部分，總體來看，中國考古學和世界考古學相比理論和方法上有相當的距離，要有這樣的定位才使得我們可以逐漸地從全球文明史的角度來看中國早期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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