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德歸儒思想的確立及其對文風的影響

太宗朝開始的崇文求德傾向至真宗朝還發展為崇德歸儒，經義為本的明確追求。宋太宗偏嗜黃老，並多引以為「治國之道」，對士風德行的要求也多出於釋老「治身」之意，倡導恬退寡求、虛靜淡泊的人格。宋真宗多承其訓，但偏於強調「勤學」求理，本人又雅好「談經」，曾設置經筵，講研《易經》、《春秋》。這樣，在有關士風戒飾的詔令言行中便把儒家經義、名教置於突出的地位，用當時宰臣的話說，是「每奉請問，語及儒教，未嘗不以六經為首。爾來文風不變，實由陛下化之」。

真宗朝儒學正統地位的上升，還體現在社會政治生活的許多方面。如成平四年（1001），詔賜諸州縣學校《九經》。景德三年（1006）春二月詔天下諸郡成修先聖之廟，又詔廟中起講堂，聚學徒，擇儒雅可為人師者以教焉。一時許多州縣，紛紛應詔修廟尊孔，即廟建學，掀起了有宋一代第一次興學運動。真宗朝經學之土代替了詩賦吟業之士受到重視，真宗始置講讀之職，對專經博學之士多有宴錢賜詩之舉。大中祥符初東封泰山，「詔舉齊魯經行之士」，等等都是尊儒的具體表現。

重德尊儒的政治要求，反映在科舉制度中，便是希望以經義為科目，以激勸士人勵德向儒，為文求本。真宗成平五年（1002)，張知白上書詳議科舉，認為今「有司之取者，詩賦策論也。故就試者懼其題之不曉，詞之不明，惟恐其學之不博，記之不廣，是故五常、六藝之意，不追探討，其所習泛濫而無著，非徒不得專一，又使害生其中，何其為然」。宗旨不立，章句蒙蔽，異端雜亂，致使「廣記隱奧為博學」，「善攻奇巧為能文」，因而希望朝廷「正儒術」，「清化源」，持一守正，以簡御繁，在貢舉中「明行制令，大立程式，每至命題考試，不必使出於典籍之外，參以正史」。

景德二年，著名儒臣戚綸上言：「近年進士多務澆浮，不敦實學，惟鈔略古今文賦，懷挾入試，昨者廷試以正經命題，多懵所出」，「請戒勵專習經史」。這些言論為真宗所採納。景德四年（1007），真宗明確指出「六經之旨，聖人用心」，「策問宜用經義」，「近見詞人獻文，多故違經旨以立說，此所謂非聖人者無法也，俟有太甚者，當黜以為戒」。

我們發現，太宗朝的進士試題多《六合為家》之類的歌頌題材，太宗晚年試《後言日出》題，雖存心革弊，取材卻是子書（《莊子》）。只有到了真宗朝才純然以正經酌正史之義命題。真宗朝在科舉制的規範化、科學化方面的一系列措施在科舉制發展史上的貢獻是眾所周知並受到高度肯定的，但在變革考試內容上的創議卻沒有引起足夠的注意。科舉考試內容的變革是北宋政治改革的重要內容，同時也往往構成文風演變和革新的先導環節。真宗成平以來，科舉遵守「經旨」，多以經史命題，集中反映了當時政治思想和崇文風氣內涵的變化，它也直接影響了文風在詞采富贍故實奧博的基礎上進一步注意經史理致，以求旨趣歸宗，麗而有則，儒雅典正的新趨向。

大中祥符以來，宋真宗一反宋太宗的宴賞唱酬與釋老義理的吟詠，大量寫作讀經觀史的隨感說理之詩。真宗「聽政之暇，唯務觀書，每觀畢一書，即有篇詠，使近臣賡和，故有御制《看尚書詩》三章、《看春秋》三章、《看周禮》三章、《看毛詩》三章，……復有御制《讀史記》三章、《讀前漢書》三首……《讀五代漢史》二首、《讀五代周史》二首」，內容都是關於聖賢製作、治亂理道、君臣功過、歷史得失等經史之義的思考和評議。宋真宗還寫了《崇儒論》、《元良箴》等一批論文，或說理釋教，或規諭人臣，都實踐了他自己的主張。宋真宗的作風通過唱酬等方式直接帶動以經史為題材的創作，如夏速等人現存詩歌中就較多應制奉和的經史評議之作。

科試以正經命題對文學創作風氣的影響表現得更為普遍，現存真宗景德以來的律賦，或見於文集或散見於各類記載，大都是以經史語命題的作品，如《鑄鼎象物》（徐爽）、《天道益謙》（范仲淹）之類。王給《四六話》序稱讚宋庠、宋祁兄弟的賦篇「以雄才奧學，一變山川草木，人情物態，歸於禮樂刑政、典章文物，發為朝廷氣象」，這一內容上的變化便是宋真宗以來崇文歸厚、學本儒道新風尚進一步發展的結果。以經史語命題，自然帶來內容上的說理。歐陽修《歸田錄》卷一載：「真宗好文，雖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器識。……或取其所試文辭有理趣者。徐爽《鑄鼎象物賦》云：『足惟下正，詎聞公之款傾；銘乃上居，實取王臣之威重。』遂以為第一。」

范仲淹現存律賦三十五篇，《用天下心為心》、《鑄劍戟為農器》諸作，都善運經史，議論明切。清李調元《賦話》說宋賦「天聖、明道以來專尚理趣」。這些律賦說理議論，主題局限於經史義理，形式上採取拘謹的律體，但毫無疑問，它對於宋代文學在仁宗之際向普遍的「文以載道」的議論化方向急劇轉變起著直接的先導和促進作用。真宗後期的重要作家夏速、晏殊、劉筠等人至仁宗初期多建言禮文，議論經史，構成了仁宗天聖、明道以來思想活躍、文學革新的直接前提。

真宗朝政治思想上尊儒重德的傾向包含了對文學傳統的苛求和對文學獨立價值的潛在否定，體現了儒學政教傳統對尚滯於末世卑陋之風的文學傳統的阻抑。宋真宗君臣提出的一些觀點在整個北宋詩文革新中也是很有代表性的，如大中祥符二年的《誡約屬辭浮艷令欲雕印文集轉運使選文士看詳詔》：「國家道蒞天下，化成域中，敦百行於人倫，闡六經於教本，冀斯文復古，斯末俗之還淳。

而近代以來，屬辭之弊，侈靡滋甚，浮艷相高，忘祖述之大猷，競雕刻之小技。爰從物議，碑正源流。咨爾服儒之文，示乃為學之道。夫博聞強識，豈可讀非聖之書；修辭立誠，安得乖作者之制。必思教化為主，典訓是師，無尚空言，當遵體要。」據說這一詔書的直接緣起是楊億等人的「西昆」酬唱語涉掖庭秘事，但所針對的卻是整個文壇風氣。

在詔書中宋真宗明確提出了「修詞」「聚學」以經義為本，以教化為目的的思想，認為「辭涉浮華」，學攻「異端」，皆「玷於名教」，應加「朝典」，予以戒傷。後來石介作《怪說》視楊劉「時文」與釋老之學同為異端，大加撻伐，其以儒為本、崇本抑末的思想特徵與真宗詔書如出一轍。正是因為這思想趨向的吻合，石介對宋真宗的祥符詔書極為推崇，特作《祥符詔書記》加以表頌。關於北宋文學的復古革新，傳統的看法是，從柳開、王禹偶到石介、歐陽修構成了一條一脈相承的發展線索。

晚唐五代蕪鄙衰靡的末世情態及其在宋初積重難返的沿襲格局，作為其對立面，被視作一個有待割棄的整體，這種新舊對峙的局面最終由於復古革新思潮逐步積累至仁宗朝形成高潮而實現了歷史的交割，但是，歷史往往在對立中包含著統一的內容。不同的歷史活動形式可以包含著本質上一致的變革因素。以佑文政策為發端的宋初崇文之風不僅以其自身包含的文化積累的潛力和不斷拓展的內涵顯示出脫棄五代衰鄙局面的「維新」趨勢，而且還以最高統治者直接參与的政治優勢對整個社會發揮其影響力，可以這麼說，沒有真宗君臣在政治立場上對儒學道德風教的提倡與對文道關係的明確主張，仁宗天聖以來全面的思想解放和文學革新的思潮是不可想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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