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玉麒：奧登堡在中國西北的遊歷
一 奧登堡遊歷新疆時期的中國外交狀況
俄國科學院院士奧登堡（S. F. Oldenburg，1863-1934）於1909－1910年和1914－1915年間，曾經兩度以遊歷的名義，率領俄國中亞考察隊赴中國新疆和敦煌考察。這兩次遊歷，正好處於中國兩個不同的時代：大清帝國和中華民國時期。
1840年以來面對海外世界的強烈碰撞，中國政府與士人開始思考和處置越來越重要的國際交涉。與中亞擴張中的俄羅斯成為接壤的國家之後，新疆地方政府面臨的海外交涉成為中國西北省份中的當務之急，以至於有所作為的新疆地方官員打算為新疆建省以來的地方歷史留下百科全書式的地方志書時，這一以中國傳統的方式撰述的《新疆圖志》不得不增添了內地省份所沒有的、長達六卷的《交涉志》。《新疆圖志》這一煌煌巨著付梓於1911年，正好成為一個時代的終結。
《新疆圖志·交涉志》在中俄西北問題方面反映最多的，是邊界分劃、邊民糾紛、商業貿易。在這些地方，以新疆布政使王樹枏（1851-1936）為代表的新疆地方政府官員體現了強烈的國家意識。對於以往不平等條約帶來的邊疆領土喪失、商業貿易中的俄商單向免稅、邊民糾紛中的司牙孜會晤，都給予了認真的總結和嚴肅的反思。
在紛繁的交涉事務中，西方遊歷官員進入新疆，在當時還不是最讓地方官頭疼的事件。當大量的西方遊歷人員來到烏魯木齊拜會當地官員時，只要持有合法的出入境手續，中國官員總是儘可能地以禮相待並沿途護送、安排。代表官方態度的《新疆圖志·交涉志》記錄下新疆地方官對於西方遊歷行為充滿了褒獎的態度：
查西人嗜奇攬勝，若出性生，不憚萬里裹糧，探討名物，以擴其見聞，助其學識，不盡關乎國際交涉者，往往有之[1]。
以上的文字表彰了西方人不怕犧牲、萬里遠行、格物致知的探險精神。《交涉志》在光緒十三年（1887），還專門提到了俄國地理學會康穆才甫斯基（ГромбчевскийБ. Л., 今譯格羅姆別切夫斯基）在新疆的遊歷：
是年，俄國地理會會員康穆才甫斯基為大、小帕米爾之游，俄儲贐七千盧布以寵其行，歸國後地理會復贈以勳章，所著遊記珍秘不傳於世，他國之人罕得而睹焉。核其遊蹤，自帕米爾外北至喀什噶爾，南至葉爾羌，東南自和闐入後藏，折回至坎巨堤一帶，尤詳於喇斯庫穆河旁雲。……凡遊歷西人，多出其國之地理會，旅行資斧咸取給於會中，歸則出其遊記、報告於會。會長得敘其勞肄，贈之勳章以旌其功。其所記述，則會中醵資為之刊行；若關於國界之尤秘密者，則錄而上於政府。國家常懸不次之賞，以矜寵之。以故其人常受國人之歡迎，雖蒙犯霜露、觸冒寒暑，而無少於恡，蓋名譽之心勝之也[2]。
以上的記錄，不僅表彰了康穆才甫斯基本人的探險精神，甚至還對西方國家鼓勵探險的制度進行了揄揚[3]。
許多遊歷人士在烏魯木齊的短暫訪問，往往成為新疆地方官員理解世界的重要窗口，他們討論時政、切磋學問，似乎真的達到了「不盡關乎國際交涉者」的境界。《新疆圖志》引用西方人撰著的新疆遊記以及西方社會制度進行新政改革的內容，比比皆是，這些都是遊歷者對新疆地方政治影響的一個側面。他們之間在學問方面的共同探討，也有很多例證。以俄羅斯而言，1909－1911年間，俄羅斯回鶻語專家馬洛夫（S. Ye. Malov, 1880-1957）率領的考察隊對新疆和甘肅進行考察時，往返途經烏魯木齊，都受到了當時擔任新疆布政使的王樹枏的接待，一起討論吐魯番文書中的回鶻文文獻，對馬洛夫自稱「五大洲識西域畏吾兒字者只有二人，彼其一也」深感佩服[4]。王樹枏將馬洛夫翻譯的回鶻文內容請人從俄文翻譯為中文，還專門寫進了自己的《新疆訪古錄》中[5]；而馬洛夫當時的手稿，也輾轉收藏在日本的書道博物館中[6]。
中國官員對於西方遊歷人員的禮遇，一方面是出自儒家本性的「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的禮賓傳統，同時也是中國政府在歷次不平等條款之後貧弱的外交導致的息事寧人態度之表現。《新疆圖志·民政志》有關設立巡警的章程中，對於外國人的禮遇有專門的條例，如「省城各區巡長警賞罰章程·應拔升之事項」有「遇有人加害外國人，而登時救護、不致斃命者」條[7]，「各區巡警職務章程·當差巡警應竭力保護各事」有「外國之官民、兵弁經過街市」條，「當差巡警應絕對禁止各事」有「聚集圍觀外國人者；外國人對中國人，或中國人對外國人橫暴無禮者」條[8]。
對於在華遊歷的外國人士，中國政府還寄寓了通過他們來緩和中外關係的希望。如《交涉志》在宣統二年條記載：
本年，有英國《泰晤士報》館訪員莫理循來新遊歷，考察商務、交通及學堂以增智識。外務部以該訪員學問素優，且能聯絡中、英交誼，飭令以禮接待[9]。
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 1862-1920）是澳大利亞出生的蘇格蘭人，曾長期擔任《泰晤士報》駐華首席記者（1897-1912），後來又擔任過中國政府的政治顧問（1912-1920），是一位與中國近代歷史關係密切的政治家。其1910年對於中國西北地區的考察，向西方正面報道了中國新政在新疆的建樹。得到新疆地方政府的禮遇而帶來外國遊歷者及海外各國的讚譽，確實也被越來越多的研究所證實[10]。
辛亥革命後的新疆，在民國的前17年中，是由在清末新疆擔任鎮迪道兼提法使的楊增新（1864-1928）執掌新疆大權。其主政方針在其《補過齋文牘》中得到體現，他奉行無為而治的統治政策，多方折衝，保證領土主權的獨立，基本上沿襲了晚清在中外交往方面的原則；而對外國遊歷人員，則採取了保護與監督的雙重職責。
新疆地方政府在檢驗外國人士獲得外交部門護照後，即行保護和監視的職責，並且隨時上報其出入境的情況。據民國二年新疆外交公署《為呈齎各國遊歷人員報告事卷》的說明，我們了解到晚清、民國外國人員遊歷新疆得到地方政府的保護和監督情況：
查前清軍咨處文開：外人遊歷各處，實地調查，極有關係。嗣後凡各國人員持有外部護照赴該省及各口岸遊歷者，希將一切情形詳報，以備查考等因。當經前交涉總局通行在案。查民國二年本署成立後，迭經令行各屬：凡外國人員遊歷到境，照約保護並偵察有無參觀何項要所，及拍照、測繪要地，暨有無交涉事宜去後，據各屬呈報各國遊歷人員入境、出境並一切情形前來[11]。
在以上的陳述中，對於外國人的保護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對中國要所、要地進行參觀、拍照和測繪的限制。而由於對國家機密和權利認識的不足，以及地方官吏的腐敗無能，帶有特務性質的外國遊歷者確實從中獲得了大量有關新疆地區的重要國情資料，更不用說中國方面在文物保護方面帶來的嚴重損失了。
奧登堡的兩次新疆和經過新疆的考察，正是這樣一個被中國地方官善待有加的時代，從目前能夠見到的漢文檔案史料中，他的新疆之行許多細節得以浮現出來。
二 新疆檔案館的奧登堡遊歷文獻
2001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公布了467件有關近代外國探險家在新疆的歷史檔案，編輯為《近代外國探險家新疆考古檔案史料》出版。榮新江教授最早引用這些資料，發表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俄國考察隊與中國新疆官府》的文章，系統梳理了俄國考察隊的調查活動，闡明了俄國考察隊對西域研究的意義，鉤稽了1893－1895年俄國羅博羅夫斯基（V. I. Roborovsky 1856-1914）和科茲洛夫（P. K. Kozlov, 1863-1935）考察隊、奧登堡所率俄國第二次中亞考察隊和新疆地方官府之間的交涉過程，以及地方官府對於外國考察隊的安排情況[12]。
但是，這些公布的檔案中，屬於俄國考察隊的材料其實很少，有關奧登堡的材料，僅僅夾雜在一份呈交民國三年各國遊歷人員的表冊中。
隨著新疆檔案館對檔案史料不斷規範化的管理和資料庫建設，一些新的檔案被陸續整理出來。有關奧登堡的材料，新近又發現了兩件，恰巧分別屬於其第一、第二次考察期間的報告，因此讓我們對其考察過程中的細節有進一步的了解，特為整理公布並解釋如下：
1、《甘肅新疆鎮迪道轉飭撫憲聯札開外務部咨准俄國翰林院士額勒敦布等二人前往新疆遊歷飭屬該員持照到境照約保護並將入出境日期具報給吐廳知照之札文》（圖一）：
札飭事。案，奉
撫憲聯 札開：宣統元年八月初九日承准
外務部咨：宣統元年三月二十三日，准俄國廓使函稱本國翰林院學士額勒敦布偕帶隨員二人，前往新疆一省遊歷，請繕發護照，等因。除由本部繕就護照一張、標硃蓋印訖，並函復廓便（使）轉給外，相應咨行查照飭屬，於該學士額勒敦布等持照到境時，照章妥為保護，並將入境、出境日期聲複本部可也，等因到本部院。承准此，除咨行合行札飭，為此札仰該道即便查照轉飭所屬，俟該學士額勒敦布偕同隨員等到境時，照約妥為保護，仍將入境、出境日期隨時具報核咨，切切，此札。等因。奉此，除分行外合行札飭，為此札仰該所即便遵照，俟該學士額勒敦布偕同隨員等到境，照約妥為保護，仍將入境、出境日期報查。此札。
宣統元年九月十二日。
本件文書中提及的「翰林院學士額勒敦布」，就是俄國科學院院士奧登堡，此次遊歷即由他組織的第一次前往新疆的中亞考察行動。其所帶隨員二人，即畫家兼攝影師杜丁（S. M. Dudin）、測繪師斯米爾諾夫（D. A. Smirnov）[13]。文書內容則是有關奧登堡遊歷新疆而由新疆鎮迪道署下達給所屬地方機構的一件公文。所謂「札飭」，即舊時官府上級對下級的訓示公函。在文書的開頭，是發放公文的機構官員的職銜；它和紙張結尾部分的發放時間一樣（除了發放的日期需要填寫外），是用預先製版了的模子刷印在上面的。現在印製好了單位名稱的公文紙，即是這種方式的繼承。在紙張的銜接處和日期簽署處，則鈐蓋了防止偽造和具有官方印信意義的「甘肅鎮迪糧務兵備道加按察使銜兼管全疆刑名驛傳吏務之關防」長方印，在紙張的最末端，也有在鎮迪道署值班管理印章的「監印官候補知縣」的鈐記。
新疆的地方官府設置在光緒十年（1884）建省之後，和內地省份一樣，設立了巡撫為全省最高長官，並下設分管財賦、民政的布政使署和分管刑名案件的按察使署。其中的按察使未設專職，而由全疆四個分巡道之一的鎮迪道員兼任。本件文書的「榮」，就是自光緒三十二年至宣統三年（1906-1911）長期擔任鎮迪道兼按察使的榮霈[14]。榮霈字華甫，滿洲正白旗人。光緒三十二年四月由甘肅蘭州道轉任鎮迪道，宣統二年調補山西河東道，但是直到宣統三年三月才卸職離任。從這件文書的抬頭和關防印中列出的榮霈職銜來看，舉凡鎮迪道的巡查、糧務、兵備，一省之刑事、交通、邊防、軍事，均在其管轄範圍之內。所以較之一般省份的正三品銜按察使，榮霈的從二品官階體現了它的重要性。而外國人進入新疆境內遊歷，自然在其所屬範圍，因此以他的名義下達了對於奧登堡遊歷新疆各地時「照約妥為保護，仍將入境、出境日期報查」的命令。
榮霈保護奧登堡遊歷的札飭，並非最高一級的命令。從文書中可以看到，這一命令是經由新疆巡撫下達給鎮迪道兼按察使署榮霈的。文書中的「撫憲聯」即聯魁，字星橋，滿洲鑲紅旗貢生。光緒三十一年由甘涼兵備道補授新疆巡撫，三十二年閏四月到任，宣統三年五月卸事。聯魁擔任新疆一省的最高長官，也長達五年之久。
同樣的，聯魁的札飭，也還不是最高一級的命令。它仍然是貫徹了清帝國中央部門——外務部下達給新疆巡撫的指示。外務部是在接到了俄羅斯公使的護照申請函之後，於簽發護照給奧登堡一行的同時，下達了給新疆地方的公文。文書中的「俄國廓使」即廓索維慈（Иван Яковлевич Коростовец），他於光緒三十四年八月四日（1908年8月30日）蒞任俄羅斯帝國駐大清國公使，1912年離任[15]。
從外務部宣統元年三月二十三日（1909年5月13日）受理俄國大使申請函，到八月初九日（9月22日）新疆巡撫接到外務部公文，再到九月十二日（10月25日）新疆按察使署下達新疆各地公文，我們可以看到在晚清中國行政系統中受理外國人遊歷新疆的一般過程。而奧登堡的這一次新疆遊歷，已經於1909年7月22日從楚呼楚（Chuguchak, 塔城）入境，7月29日到達了烏魯木齊[16]。從這一拖沓的公文運轉程序中，可見政府官員對於外國人遊歷新疆，只要有外務部簽署的護照，即可放行；且不待公文札飭，便視保護、接待為必然。在這裡，公文函的進行只是一個形式主義的過場。
而在這一件文書中，除了不斷申飭「照章妥為保護，並將入境、出境日期聲復」，還沒有向民國時期那樣特別交代需要防查其拍照、測繪等等有損國家利益的行為。因此後來奧登堡到達吐魯番、焉耆（哈喇沙爾）、庫車地區從事的挖掘活動，似乎就更無人干預了。僅就新疆文物考古事業而言，清政府對於國家主權和利益的無知，造成的巨大損失是有目共睹的。
2、《試署塔城縣知事魯效祖為遊歷外人出境入境日期事呈報新疆交涉公署文》（見圖二）：
詳為呈報遊歷外人出境、入境日期事。中華民國三年十二月五日，准塔城交局報稱有巴西人喀爾維之子帕倭里孟特外爾特於是日由省來塔因，知事當即前往查問來歷。見其持有鈞署外字第捌拾玖號護照，並挾照像機器；沿途有無測繪情形事，未奉鈞署飭知，未及防查。惟到塔城以後，尚無違約情事，已於十二月十七日出境赴。正呈報間，又准外交局報俄人斯米勒諾夫、都丁、畢爾肯別爾格三名，於十月十九日由省來塔等因，知事如前往查。該遊歷人等系前由塔城過境前往甘肅敦煌考查古迹之俄國文學博士鄂爾典布爾格同行之人。訊悉該博與繞曾別爾格二人尚未返轉等語。已於十二月二十一日出塔入俄。理合具文呈報鈞署鑒核、查考、施行。謹詳。
新疆交涉公署
試署塔城縣知事魯效祖（鈐「效祖之印」白文印）
中華民國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鈐「塔城縣印」朱文印）
本件文書中提及的「俄國文學博士鄂爾典布爾格」，還是前件文書提及的俄國科學院院士奧登堡，此次遊歷是由他組織的第二次中亞考察行動，目的地是甘肅敦煌；因此對於新疆地方而言，屬於「過境」。文書內容是有關奧登堡遊歷敦煌的同行人員從塔城出境而由塔城縣地方官上報新疆交涉公署的一件公文。其中提及的「斯米勒諾夫、都丁、畢爾肯別爾格」，即在第一次考察隊中就曾出現的斯米爾諾夫（D. A. Smirnov）、杜丁（S. M. Dudin），以及此次加入的藝術家賓肯堡（V. S. Birkenberg）。而與奧登堡留駐敦煌、未及同行出境的「繞曾別爾格」，即民族學家羅謨伯格（B. F. Rombeg）。魯效祖上報的文件中對考察隊分為兩批出境的的描述是確鑿的。奧登堡與羅謨伯格直到1915年1月28日才離開敦煌[17]。
公文的上報人魯效祖，字繩伯，甘肅臨夏人。清末諸生。曾就讀甘肅文高等學堂，任導河縣立初級中學首任校長，後隨楊增新赴新疆，擔任縣知事、道尹，歷任新疆省政府秘書長、高等法院院長、駐蘇公使、省農牧廳廳長等職。此時魯效祖由直隸州州判升任署理塔城知縣。「試署」即非正式任命的試用期知縣，但是它可以行使知縣之職，因此在文件最後簽署的時間上，鈐蓋了「塔城縣印」的公章。這件文書呈交給新疆交涉公署後，就歸類到了題籤為「外交部特派直隸交涉公署公函」的「三年派字第二百十二號」文件檔案中。文件上面還有一些貼簽如「貴特派員查照轉飭各屬並知照西寧、青海、葉爾羌、烏魯木齊」以及批字如「通移並呈報並函甘肅民政長」字樣。可見由於奧登堡考察隊兼跨甘肅、新疆兩省，以及仍有隊員留在境內活動，所以需要將這一文件內容轉達給相關地方和機構。
從文件的上報程序來看，地方官員對於遊歷者的關注程度還是非常嚴密的。魯效祖一旦接到塔城外交局的通知，便以官方身份前往慰問並偵訊來歷，待其出境後又具文呈報。不過即使如此，對於遊歷人員的防備態度還是不太主動。如該件文書中對於帕倭里孟特外爾特攜帶挾照像機器入境，因為「未奉鈞署飭知」，所以「沿途有無測繪情形事」而「未及防查」。對於過境的斯米勒諾夫等三人，大概也因為「尚無違約情事」，所以這一呈報文件在他們21日出境之後一個星期，才上報交涉公署。自然，這一文件到達迪化（烏魯木齊），已經是民國四年的事了。恰恰由於這個拖拉的工作，使我們看到在新疆檔案館最初公布的民國三年各國遊歷人員表冊中，斯米勒諾夫等三人在塔城的情況是缺失的。為資料對勘方便起見，茲將該件文書相關內容抄錄如下（圖三）：
俄國博士額登布格、畫工都定、工師畢仍伯格、輿圖秀才司米諾夫、圖繪羅謨伯格，隨帶馬兵八名，持外交部護照，赴甘肅敦煌考查古迹。三年六月廿六日，由塔城葦塘子卡入新疆境，是日抵塔城，七月七日到烏蘇，十三日到綏來，十五日到昌吉，十六日到迪化，二十六日到阜康，三十一日到孚遠，八月一日到奇台，十五日到哈密，即由該縣護送出境，入甘肅。查額登布格居留敦煌外，其畫工都定等四人於十一月十六日復由安西入新疆哈密，廿六日到奇台，廿七日到孚遠，十二月一日到阜康，二日到迪化，七日到昌吉，十日到綏來，十三日到烏蘇，十八日到精河，廿四日到伊犁，由尼堪卡出境訖。前後據各縣詳報前來，均稱格外保護，該遊歷亦無測繪暨各項交涉。俟額登布格抵境，再行詳報。理合登明[18]。
這件文書鈐蓋「外交部特派新疆交涉員之印」，是由直屬外交部的新疆交涉署根據各縣詳報材料登明民國三年全年各國遊歷新疆人員的情況總結。毫無疑問，塔城縣的詳報當時還沒有遞到，因此其中12月19日到23日期間的行蹤消失了。現在根據魯效祖的上報，斯米勒諾夫等三人19日從精河到達了塔城，21日從塔城出境。與本件文書相勘，似乎在24日又由境外轉入伊犁過境了，這在今天屬於簽證類型中的「多次入境簽證（multi-entry visa）」。總之，塔城上報文書的遲緩，使這件總結文書留下了缺陷。
從記錄奧登堡第二次遊歷經過新疆的檔案文件來看，新疆地方各級政府對於外國遊歷人員仍然給予了特別的優待以及「格外保護」；息事寧人的態度，大概也讓他們在上報文書中遮掩了原本其實出現的「測繪暨各項交涉」。
餘論
有關奧登堡兩次西北遊歷的細節探尋，雖然也還有望竭澤而漁地獲得更多的當時、當地文獻來豐富，如從來自中國方面的與奧登堡交往人士的資料、甘肅地區的檔案，以及俄羅斯的奧登堡檔案等等；但是歷史的篩汰，終究無法復原當時的完整運作材料。因此歷史研究期待獲得當時所有的文獻而展開，無疑是一種奢望；而由歷史遺留的碎片去還原現場，雖不能至，仍是接近真相的有效途徑。
以上新發現的兩件檔案材料，不僅正好屬於奧登堡的兩次西北遊歷；而且一件是從上至下的札飭，一件是從下而上的呈文，體現了中國官府在清末民初對待外國遊歷人員涉足西北地區的管理過程。從其公文書的運轉機制來看，我們不能說新疆官府對待西方遊歷者的到來沒有克盡職守；只是由於國家貧弱的外交，以及知識界暫時對國家利益和國家文物的意識還沒有自覺，導致了對待遊歷者盡保護之責而但求無過的縱容心態。
對於文物保護的重視，一直要到北平中國學術團體協會、北平古物保管委員會等民間組織起來干預，中央政府行文西北，才逐漸使得遊歷探險中的種種國家利益得到挽回。我們看斯坦因在民國四年楊增新治下被妥為保護、捆載而西的放行，到民國十九年金樹仁（1879—1941）治下被嚴加限制、勒令出境的監督，即可見民國前期與後期對待外國探險家新疆考察的不同態度[19]。然而這個時候，新疆探險與考察的黃金時代行將結束，奧登堡所代表的西方遊歷者已經絕塵而去，將新疆地區的大量歷史文化遺產帶向了世界各地。
（本文中文版刊載於《田餘慶先生九十華誕頌壽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2月，720-729頁；英文版發表於Sergey Fedorovich Oldenburg: Scholar and Academic Research Organizer, Stpetersburg, 2013）
注釋：
[1]王樹枏等纂修《新疆圖志》卷五七「交涉」五，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影印東方學會1923年排印本，1999頁。
[2]《新疆圖志》卷五六「交涉」四，1961-1962頁。
[3]根據現在所公布的材料，我們知道康穆才甫斯基的帕米爾遊歷並非如此單純的探險活動，他在當時也是受俄國陸軍大臣的派遣，由皇太子捐贈經費，率考察團潛入帕米爾及其附近地區進行了將近兩年的政治、軍事偵察活動。此後再度前來探察，撰有《我們在帕米爾的利益》（Наши интересы на Памире, 1891）一書，為俄羅斯在帕米爾地區的擴張政策張本。
[4]《台東區立書道博物館中村不折舊藏禹域墨書集成》第119號「畏吾兒經卷殘片」王樹枏題跋，磯部彰編集，東京：文部科學省科學研究費特定領域研究〈東亞出版文化研究〉總括班，2005年，中冊，244頁。
[5]《新疆訪古錄》卷二「畏吾兒殘字」條，1919年上海聚珍仿宋印書局印本，葉二四背至二五正。
[6]參筆者撰《王樹楠的西域胡語文書題跋》，新疆吐魯番學研究院編《語言背後的歷史：西域古典語言學高峰論壇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28-137頁
[7]《新疆圖志》卷四「民政」一，1497頁。
[8]以上二則，分見《新疆圖志》卷四一「民政」二，1533、1536頁。
[9]《新疆圖志》卷五七「交涉」五，1999頁。
[10]如王楠《伯希和與裴景福的交往：以中法學者有關敦煌藏經洞最初研究為中心》，《敦煌吐魯番研究》第十一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427—450頁；高杏佛《至高無上之讚譽：德國吐魯番考察隊成員的一封致謝信》，波波娃、劉屹主編《敦煌學：第二個百年研究視角與問題》，75-83頁。（Cordula Gumbrecht, 「Beyond all praising」-a letter from the German Turfan Explorers, Dunhuang Studies: Prospects and Problemsfor the Coming Second Century of Research, ed. Irina Popova & Liu Yi, St. Petersburg: Slavia, 2012, pp. 75-83.）
[11]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等編《近代外國探險家新疆考古檔案史料》，烏魯木齊：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2001年，299頁。
[12]榮新江《19世紀末20世紀初俄國考察隊與中國新疆官府》，最初以俄文、英文雙語發表于波波娃主編《19世紀末20世紀初俄羅斯之中亞探察》論文集中，英文題名Russian Expeditions and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in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 Russian Expeditions to Central Asia at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ed. by I. F.Popova, St. Petersburg: Slavia, 2008, pp. 219-226. 中文修訂本發表於《西域文史》第四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年，295-301頁。
[13]I. F. Popova, S. F. Oldenburg』s First Russian TurkestanExpedition(1909-1910),Russian Expeditions to Central Asia at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ed. by I. F. Popova, St. Petersburg: Slavia, 2008, p. 152.
[14]《新疆圖志》卷二七「職官」六，1097頁。
[15]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編《清季中外使領年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36頁。
[16]I. F. Popova, S. F. Oldenburg』s First Russian Turkestan Expedition(1909-1910), p. 153.
[17]參I. F. Popova, S. F. Oldenburg』s Second Russian Turkestan Expedition(1914-1915),Russian Expeditions to Central Asia at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pp. 158-175.
[18]《近代外國探險家新疆考古檔案史料》，圖版與錄文分見3、301頁。茲據圖版重新校勘。
[19] 《近代外國探險家新疆考古檔案史料》，134-1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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