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珍寶島事件真相

原標題：1969年珍寶島事件真相

編者按：本文根據作者2010年4月10日在三味書屋演講錄音《珍寶島事件真相——1960年代的中蘇邊界關係考察》整理。未經演講人審閱，如有疏漏，敬請諒解。在此發表的是後半部分，前半部分為回顧歷史，從略。

1965、1966年中蘇兩黨關係、兩國關係越來越惡化，到1966年1月，蘇聯和蒙古簽訂了具有軍事同盟性質的互助友好條約。這樣蘇聯就不斷地向蘇中邊界地區增兵，造成了我們說的百萬大軍壓境，對中國國家安全造成了極大威脅。1968年，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我們馬上就給他戴上一個「社會帝國主義」的帽子。這個時候，中蘇邊界衝突事件就發生了一些變化，就是在次數上，規模和形式上、範圍上都發生了變化。次數上增多了，從1964年10月到1969年3月，一共是4160多件，比原來大約增加了一倍半。形式、規模上也有了變化，原來是口頭罵、推搡、棍棒式武鬥，發展到1968年、1969年，蘇聯邊防軍出動坦克、裝甲車驅趕上爭議島嶼的邊民，還軋死了中國邊民，蘇聯的邊防軍向中國巡邏隊巡邏的方向點射，這樣嚴重的事件。範圍都集中在黑龍江流域的吳八老島、烏蘇里江流域的七里沁島、珍寶島。隨著中蘇邊界事件的不斷升級、發展，可以說中國在處理這些問題的時候還是有一個克制和忍讓的過程。

1968年周恩來指示，在中蘇邊界鬥爭上是要有理、有利、有節，不鬥則已，斗則必勝。所以當時瀋陽軍區把十六野戰軍調上來，準備在綏芬河地區打擊一下蘇聯。綏芬河是在吉林、黑龍江省交界的地方，為什麼選擇綏芬河，因為綏芬河是路界，蘇聯的炮樓、哨所比較大，打它，蘇聯會疼一點。但是，周恩來指示不能動火器，就是不能開槍。十六軍於是成立了棒子隊，準備和蘇聯打。

其實到這時候中蘇邊界的解決方案還是有三種。第一，最好的方案，雙方邊防軍在爭議地區脫離接觸，然後通過政治手段和平談判。第二，我們就是搞棍棒式的武鬥，不要動火器。第三，就是開槍，不惜發生戰爭。當時中國國內強烈的反蘇氛圍，中國方面選擇了第三種方案。1969年1月25日，黑龍江省軍區提出一個在珍寶島地區的反干涉方案，計劃投入三個連的兵力，部分兵力上島潛伏。2月19日，總參批准，外交部批准，後來報毛澤東也批准。所以，在珍寶島事件之前，中國是做好準備了的。

我們為什麼要選擇這個時間、地點？時間定在3月，是因為4月要召開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中共都是通過代表大會公布大政方針，這也是毛澤東運用非常嫻熟的政治策略，就是調動全國人民的積極性，槍口一致對外。這樣不但可以平息國內文化大革命造成的非常混亂的局面，也可以引起國際社會的注意。

因為在1969年2月份，毛澤東就安排四位老帥，就是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陳毅討論國際局勢問題，包括中美關係和中蘇關係。

所以就選在3月打擊蘇聯。選擇珍寶島這個地點是因為它是位於主航道中心線中國一側，而且在枯水期，這個島就和中國大陸連在一起。而且是在1964年中蘇談判時，蘇聯已經同意給中國了，所以在這個島上反擊蘇軍，蘇聯不至於為這個島而拚命。還有就是1947年時，蘇軍就派人在島上巡邏了，蘇方也比較重視這個島。如果在這兒打一下，既有一定的安全係數，也能造成一定的影響。再有一個考慮就是為什麼選擇水界，因為在那兒蘇軍不好調動機械化部隊。當時周恩來說，在西伯利亞地區，蘇軍就沒有建立後勤補給基地，如果要打起來，蘇後勤補給就無法跟上，要是選擇在新疆，就很難控制衝突規模，就很有可能演變成一場戰爭了。所以就選在了珍寶島。當然也不排除一種可能，就是在1969年6月，勃列日涅夫要組織世界工人黨和共產黨代表會議，3月末就要召開籌備會，不排除毛澤東想給他搗下亂：讓你再去當什麼國際共運的領袖。

3月2日，珍寶島武裝衝突爆發，東北還是冰天雪地，我們的士兵都披著白色斗篷，蘇聯巡邏隊過來，看到的都是白茫茫一片，我們跳起來就用匕首刺殺他們。根據當時瀋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的回憶，第一槍也是我們先開的。通過事後蘇聯向東德通報情況上看，蘇軍死亡的士兵多是從背後近距離被刺死的。然後在3月15號，發生了規模更大的戰鬥，這時候蘇軍已經緩過神來了，把坦克、裝甲車都調上來，和中國打。中國當時前線指揮部是設在虎林，前線總指揮是瀋陽軍區副司令員蕭全夫。中國用炮火還擊蘇軍，15日戰鬥打得很激烈。17日第三次戰鬥，中國的軍隊沒有上島，因為在15號，蘇聯有一輛坦克沉到了烏蘇里江，蘇軍想把坦克給拖回去，所以17號又上島。中國方面用猛烈的炮火把蘇軍給趕回去了，坦克被中國給拖回來了，就在中國的軍事博物館展出，作為新沙皇侵略中國的證據。不管怎麼說，我們事先做了埋伏，開了第一槍，但這畢竟是在中國境內，是在中國的領土上。這個事件的政治意義大于軍事意義。這個事件之後，雙方又進行了哪些較量呢？

當時的蘇軍完全就被打懵了，3月2日，蘇聯邊防軍馬上向莫斯科彙報，結果最高領導人全都不在，勃列日涅夫出國，國防部長也出國了。要不然第二次戰鬥也不會拖延十幾天以後。之後，蘇聯非常憤怒，先是提抗議照會，接著召開記者招待會，組織示威遊行，向西方投訴，向東歐國家通報情況。向西德領導人訴說這件事情完全是中國挑起來的，蘇聯完全不知道是怎麼回事。當時華約國峰會3月底在莫斯科召開，勃列日涅夫提出來是否採取集體措施制裁中國，但是沒有成功，華約其他國家也存在分歧。還有就是進行核威脅。再有就是1969年6月份，世界工人黨和共產黨的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舉行，有69個國家參加。勃列日涅夫在這個會議上提出一個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的思路，就是要遏制中國在亞洲的擴張。

那麼中國方面是一個什麼樣的反應呢？核心的一條就是利用這個事件做文章。先是組織示威遊行，在不到10天里組織了4億多人次的示威遊行。《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發表社論，題目就是《打倒新沙皇》，完全就把蘇聯和沙皇划到了一起。再有就是中共九大召開，4月1日，林彪做政治報告，這個政治報告是經毛澤東審批的，提出了反對美帝國主義和蘇聯修正主義的口號。號召建立統一戰線，反對蘇聯和美國發動的侵略戰爭。談國際問題時，談美帝國主義的篇幅很少，因為沒落的帝國主義走下坡路了，而談到蘇聯時長篇大論，從中也可以看出中國當時對蘇聯的防備態度。4月28日，九屆一中全會，毛澤東提出要準備打仗，說打起來還是放他進來好，讓他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

在九大之前3月15日，召開中央文革碰頭會，在聽珍寶島事件的彙報時，毛澤東提出，大敵當前，動員一下有利。主張讓蘇聯打進來，佔領牡丹江，國際社會就知道了。還說中國和蘇聯打起來，給美國人出了一個好題目，美國人可以做文章了。接著，中國方面晾著蘇聯。3月22日，蘇聯利用中蘇之間還有的熱線聯繫，給中國打電話，說蘇聯的總理要跟周恩來談話。我們的接線員說，你一個修正主義分子，社會帝國主義者，有什麼資格和我們周總理談話，啪的一下，就把電話給掛了。當然這個接線員受到了周恩來的批評，但當時還是通過外交部通知蘇聯駐華使館，我們之間已經發生武裝衝突，再通過電話聯繫已經不適合了，以後如果有什麼事就通過外交途徑解決。

接下來3月28日，4月中旬，蘇聯就不斷地發照會，發聲明，希望趕快進行第二次邊界談判，解決領土爭端問題，中國方面都不加理會。直到4月底，中國才答覆，說，你著什麼急啊，我們會答覆你的，稍安勿躁。拖到5月24日，中國政府才發布了關於邊界問題的聲明，申明中國政府歷來主張通過談判解決領土爭端問題。後續措施又沒有了。

莫斯科方面是滿腹狐疑，覺得中國是不是在和西方搞政治調情？就很緊張，想，我得給你施加一點壓力。一個就是核威脅，通過《真理報》、《消息報》發表文章，宣稱蘇聯核武器如何強大，中國核武器還是處於比較低級階段。蘇聯的外交官還與美國進行接觸，說我們想對中國的核設施進行打擊，你們是什麼態度？當時美國表態不同意。蘇聯通過西方媒體不斷發消息，傳達蘇聯要對中國的核設施進行外科手術了的信息。

第二個威脅就是採取軍事手段進行報復，1969年8月13日，在中國新疆塔城裕民縣鐵列克提，蘇軍出動300多軍人，在坦克、裝甲車、直升機的護衛下突襲並全殲了中國的一支巡邏小分隊，中國是吃了大虧了。蘇聯對中國施加的壓力對中國還是奏效了。

怎麼奏效了，我們來看一下。中共中央當時對中蘇的戰爭做了一個過高的估計，8月28日，中共中央發布了一個命令，說邊疆省份的居民都要進入戰備狀態，從那時起中國的戰備就進入一個超常規的狀態。另外還是想要緩和中蘇之間的緊張局勢，9月初同意周恩來和蘇聯的總理柯西金進行會談。9月初越南領導人胡志明去世舉行葬禮，柯西金出席葬禮時對中方表示他希望在返回蘇聯過境中國時和周恩來舉行會談。9月4日，葬禮結束，柯西金返回蘇聯，當飛機飛至塔吉克首府杜尚別時，蘇方收到越南方面轉來的消息，說周恩來總理願意和柯西金在首都機場進行會談，說以前之所以沒有同意，是因為翻譯在傳達信息上有誤。柯西金隨即就讓飛機飛往伊爾庫茨克，由那兒再飛北京。

1997年時，我們和俄國學者有個國際學術討論，參加的有一個庫里克，當時就陪同柯西金在飛機上。柯西金一聽說這個消息就很高興，現場就準備要談的內容。9月11日，周恩來和柯西金在首都機場舉行了一次非常著名的會談。在這次會談中，達成雙方軍人在爭議地區脫離接觸等四點臨時措施的口頭協議。在會談中，周恩來說，如果你們要對中國的核設施進行打擊的話，那就是戰爭。可以看出，中國對蘇聯的核威脅還是十分忌憚的。柯西金還提出了中蘇關係正常化的建議，比如貿易關係、經濟關係、文化關係，通訊關係，建議恢復正常發展。周恩來說我無權答覆，只能回去彙報。

9月11日的機場會談結束之後，中國方面就從這次會談看出，蘇聯不想把事態擴大化，想緩和局勢，所以中國方面的態度就發生了微妙變化。機場會談應該是發布信息的，本來是「中蘇雙方在友好、坦率的氣氛中進行了會談」，結果中國方面通知蘇聯說「友好和坦率」不能要，就說中蘇兩國總理進行了會談。蘇聯方面很納悶兒，當時就問外交部的喬冠華，你們是什麼意思？喬冠華聳聳肩膀、指指上面，表示我也不知道，意指這是最高層的意思。蘇聯也通過這次會談摸清了一個情況，就是中國對於蘇聯的核威脅還是很重視的。面對中國態度的反反覆復，莫斯科決定再給中國方面施加點兒壓力。1969年9月16號，通過一個叫維克托?路易斯的記者在倫敦的《星期六晚郵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說莫斯科克里姆林宮正在討論要對中國羅布泊的核設施進行打擊並打算在中國國內扶持反毛勢力，這兩個信息發出來了。而維克托原來是蘇聯人，實際上是有克格勃的背景，後來跑到西方，西方一直認為他發表的東西就代表蘇聯官方的態度。

這篇文章發表後，9月18日，周恩來就給柯西金寫信，信里建議說中蘇雙方都應該做出不使用武力、包括核武器的承諾。9月26日，柯西金給周恩來回函，說我們可以簽訂一個中蘇互不侵犯的專項協定。這表明在中蘇邊界很緊張的時候，蘇聯明確表態說我是不會和你打的。柯西金表示，機場會談的四點臨時措施雖是口頭達成的，還沒有書面認定，但是我們的領導人已經指示軍隊從爭議地區撤離，脫離接觸，不會再跟中國進行邊界上的武裝衝突。

那麼在這之後，中國方面會做哪些反應？因為蘇聯已經強烈懷疑中國在向西方獻媚了，蘇聯方面就是想息事寧人。毛澤東這邊又做出兩種反應：一個是緩和，1969年10月1日，毛澤東接見朝鮮的人大委員長崔庸健說，中蘇分裂，美國高興，我們不願意和蘇聯打仗。因為朝鮮和蘇聯的關係不錯，就是通過崔庸健把信息傳達給克里姆林宮。還有中國開始同意第二次邊界談判，其後中蘇第二次邊界談判開始。

另外一個反應是，當時毛澤東過高估計了戰爭形勢，認為蘇聯方面利用談判來釋放煙霧，然後再進攻我們。所以就有了緊急疏散，包括國家領導人疏散，異己分子、牛鬼蛇神的疏散。10月17日，林彪指示：全軍進入一級戰備。10月18日，總參謀長黃永勝以林副主席1號命令的方式發出了指示，邊界地區進入臨戰狀態。所以可以說，1962年我們把中蘇定性為敵我矛盾；1964年在國家安全防禦戰略中把蘇聯作為敵人；1969年中蘇之間發動戰爭，毛澤東要調整對美政策了，要聯美抗蘇了。這是60年代中蘇關係發展的第三個關鍵年份。在珍寶島事件之後，69年到71年間中國就調整了對美政策。

1969年10月的第二次邊界談判也反應出一個跡象，在談判過程中，中方的當事人有一個突出的感覺，說每次談完之後周恩來都不關心這次談判怎麼樣，而是問，你們知道美國有什麼反應？再到了1973年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全國大挖防空洞。

中蘇同盟關係在1964年就已經破裂了，到了1969年已是名存實亡了。這就是珍寶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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