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轟動全國的鐘志民退學事件

原標題：1974年轟動全國的鐘志民退學事件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2013年28期

作者=徐天

原題《鍾志民的選擇》

1972年，北京一所高中的學生。從當年開始，根據之前試點的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的經驗，全國大學招生開始實行「自願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准，學校複審」的辦法招收工農兵學員。

1973年1月18日，中共中央以當年一號文件轉發了江青主持選編的《林彪與孔孟之道》，「批孔批孔」運動在全國展開。

同一天，《人民日報》頭版頭條以《一份退學申請報告》為題，刊出南京大學工農兵大學生鍾志民的退學報告全文。姚文元親自操刀寫了編者按，大讚其「向地主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展開了新的進攻」。4天後，《人民日報》再以頭版頭條刊出相關報道。

一時間，退兵退學的風潮席捲而來。矛頭對準周恩來的批林批孔、針對老幹部的批走後門，三箭齊發，如同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再次到來。

2月15日，毛澤東做出批示：「此事甚大，從支部到北京牽涉幾百萬人。開後門來的也有好人，從前門來的也有壞人。批林、批孔，又夾著走後門，有可能沖淡批林批孔。」中共中央下發了八號文件。由此，反「走後門」運動草草收場。

南京大學政治系黨總支書記、鍾志民的班主任胡福明聽到傳達後，覺得莫名其妙。「你總不能說，就算好人走了後門，這事也值得提倡吧?走後門就是應該糾正的。」今年78歲、後來擔任過中共江蘇省委常委、宣傳部長的胡福明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他開始意識到，不是領導人的一切指示都是對的，3年後，寫出了開啟思想解放運動大幕的雄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光明日報》發表時改名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而不再被運動需要的鐘志民，在一夜成名之後，又一夜之間從人們的視線中消失，一退到底，再也不見。

40年後，《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在雲南曲靖見到的他，語氣淡定，常帶微笑。

多年來，常有人打聽這個一夜消失的典型，尤其是電視劇《血色浪漫》上映後，傳說男主角鍾躍民就是以他為原型的。但是，他從沒有回應和接受過採訪。現在，他已屆耳順之年，任總經理的燃氣公司也已步入正軌。這是一個對的時間，他覺得現在可以說了。

• 「他們整個感覺都和普通人不一樣」

1972年，在文革中停頓的大學招生工作在全國恢復。根據之前試點的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的經驗，高考制度被廢除，實行群眾推薦、領導批准、學校複審相結合的辦法，招收工農兵學員，學制兩到三年。

陸軍第26軍76師的步兵班長、20歲的鐘志民，請求其父、分管幹部工作的福州軍區政治部副主任鍾學林，幫他上大學。

一開始，鍾學林不想搞特殊化，沒有同意，但經不住兒子的多次央求，還是給軍區政治部幹部科打了電話。鍾志民得到了所在師的兩個推薦名額之一——這原本是需要基層推薦、師里審批的，被南京大學錄取了。

開學前，父親問他想讀什麼專業，他說想學哲學。文化程度不高的他，對這個世界充滿了好奇。「時間是什麼?空間是什麼?社會制度為什麼是這樣的?我希望搞明白。」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1972年4月，鍾志民來到南京大學報到，成為政治系哲學專業的一名學生。他發現，班上30個同學中，有七八成是部隊來的，其中三分之一是幹部子弟，地方來的則多數是革委會成員。

他的班主任，是時任南京大學政治系黨總支書記胡福明。這是南大招收的第一屆工農兵學員，也是文革開始後南大首次恢復招生，全體老師剛從五七幹校回來。終於能回歸本職工作，大家都非常高興，對這一屆的學生投入了全部的熱情。

每天晚飯後，胡福明都會從家中步行到學生宿舍查看情況，很快熟悉了班上的學生。不久，他注意到了有思考能力、好問、勤懇的鐘志民。

他知道鍾志民是高幹子弟，但並不清楚他父母是幹什麼的，也不想多問，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煩。

住在鍾志民下鋪的兄弟，叫谷嘉旺，是老三屆的知青，比鍾志民大3歲。因為筆頭好，他受到公社書記的賞識，得以被推薦上大學，並成為班上的學習委員。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學校里幹部子弟非常多，而且很好辨認。「他們穿著軍裝，而且整個成長環境和農民不一樣，長得人高馬大，氣色也好。整個感覺都和普通人不一樣。」

有一次，鍾志民從兜里掏出一塊巧克力，分給了谷嘉旺一塊。第一次嘗到這種普通老百姓聞所未聞的東西，谷嘉旺知道了，這個同學的出身很不尋常。

不過，鍾志民從沒有對人談起過自己的父母，也從不炫耀。有一次拉練，谷嘉旺睡在上鋪，不小心摔了下來，手腕腫了，鍾志民就替他洗了一個多星期的衣服。

• 「我錯了，我承擔，我改」

為了給這些初中甚至更低文化程度的學生補習，南京大學先進行了半年的高中教育。鍾志民感覺，知識在「膨脹」，熄燈後還經常一個人在衛生間里看書看到一兩點。

1972年年底，正式開始了專業課的學習。

學習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鍾志民逐漸覺得，他們所學的19世紀的古典理論，和20世紀中後期中國正在進行的這場文革的現實嚴重脫節。谷嘉旺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種想法當時普遍存在於他們的腦海中，朦朦朧朧，卻表達不出來。

宿舍的同學經常交流。谷嘉旺注意到，鍾志民說話謹慎，都經過深思熟慮，但卻有一套自己的看法。如對教育改革，他認為帶有競爭性質的高考才是選拔學生的好方法，現在的方法不夠合理，需要改變。

因強調「文科要以社會為工廠」，政治系的社會實踐很多。1973年5、6月，他們去南京鳳凰山鐵礦搞「開門辦學」。期間，傳達了《毛主席給李慶霖同志的信》。

福建莆田的農村小學教員李慶霖給毛澤東寫信說，「當今社會走後門成風，任人唯親」。自己的兒子插隊後最起碼的溫飽都無法解決，反之，一些幹部子弟下鄉沒幾天就被招工、招生、招干回去了。毛澤東回信說：「寄上300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

傳達時，群情激奮，讓鍾志民頗感抬不起頭。

鍾志民前20年的人生，都過著普通人不可企及的特權生活。

他的父親、時任福州軍區政治部副主任鍾學林是行政九級幹部(十三級以上為高幹)，每個月工資250多元，母親是中共福建省委組織部的正處級幹部，工資150元，家庭月收入是普通家庭的近10倍。

在一切生活必需品都憑票供應的時候，他生活的軍隊大院卻有特供的物資，如肉、牛奶、巧克力等，敞開供應。軍隊高幹家庭住著獨棟的房子，配有專車。他曾有一塊400多元的手錶，不小心弄丟了，他毫不在意，母親又給他買了一塊180元的。

不但上大學，鍾志民當兵，也是走後門的結果。

1968年10月，他從南昌第二中學畢業，上山下鄉去了江西瑞金縣沙洲壩公社。沒多久，全國徵兵。他找了縣人民武裝部的一名政委，對方為他從另一個公社調來了一個名額(本來該社一社員已體檢合格，即將入伍)，結果下鄉不到3個月，他就入伍了。

其實不僅僅是特權階級，當時走後門已經是社會的一種普遍現象。

胡福明還記得，從吃的到用的，從菜場到百貨商場，人們都想盡辦法走後門。連買幾個西瓜，都要去商場的營業員那裡走後門。一切的社會關係，都被動用起來。

胡福明和其他老師都在不同場合談起過，對走後門一事的厭惡。他們並不知道，鍾志民也是走後門來的。

但言者無心，聽者有意。剛到大學時，他曾想給部隊寫信，說「決不辜負黨組織的信任」，想到自己不是組織推薦來的，一直沒有勇氣寫。現在又聽到這麼多的議論，血氣方剛的他，第一次冒出了退學的念頭。

「我覺得我還年輕，退學有什麼大不了的?既然人家都看不起這個事情，我就要站出來說，老子就是幹了這個事，但我承擔了，我改。」鍾志民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對於退學之後去哪裡，鍾志民卻有些茫然。他當兵也走了後門，要退就該退回到農村，但紮根農村之後，生活怎麼辦?而且，還有「個人問題」沒有解決。

此時恰逢大一結束，鍾志民特意買了一條煙和幾斤糖果，想去插隊的村子看一看，站在村口，卻無顏邁步。

放假回家時，鍾志民將自己的想法告訴了父母，震動了全家上下。

母親告訴他，這個認識是對的，但不同意他退學，認為影響不好，別的領導家的孩子怎麼辦?父親工作忙，只跟他談過一次，認為「不一定退」。他則提出，幹部子弟不去農村，說明馬列主義都是說給別人聽的。父親無言以對，最後表示：「家裡出個把農民也好。」

大學二年級開學回校，谷嘉旺注意到，鍾志民變得沉默寡言，像總在思考些什麼。

他終於想清楚了。1973年9月29日，是一個周六。他記得自己那天穿的是褪了色的軍裝，懷揣著寫在3張稿紙上的退學申請報告。

這是頭一天晚上，他在宿舍昏暗的燈光下花了數小時寫出的。他感覺，自己心裡的想法「如同破殼的小雞」，躍然紙上。

他在校園裡找到時任南京大學校革命委員會主任、黨委書記王勇，將報告交給了他。

1974年，南京大學的同學們歡送鍾志民離校。前排左二為谷嘉旺，中排右四為鍾志民。圖/受訪者提供

• 阜寧整風

很快，王勇找他談話，表示了三點意見：第一，他的問題發生在1972年5月中央19號文件(即《關於杜絕高等學校招生工作中「走後門」現象的通知》)下達以前，不在退學範圍內，可以不退;第二，同學、教師對他反映比較好，沒有必要退學;第三，已學了一年半，再退回去對國家也是個損失。

既然這是組織上的決定，鍾志民覺得心裡輕鬆了些，但他又感到，「事情好像沒有結束」。

這年11月，政治系的30名學生和部分教師，和江蘇省委工作組一起，去江蘇鹽城的阜寧縣幫助縣委常委整風。期間，胡福明和鍾志民一起，去了最窮困的五灘公社做社會調查。

當地收成低，徵購之後口糧不夠，農民每頓都用胡蘿蔔葉子裹一把米糠，做成黏糊糊的一團吃下去。很多時候，只能去借高利貸。「這和舊社會有什麼區別?解放這麼多年了，老百姓還沒有得到溫飽。」胡福明記得，鍾志民當時掉下了眼淚。

在公社的小旅館，他們坐在床上，促膝長談。鍾志民告訴胡福明，農民日子這麼苦，他卻走後門上了大學，心裡非常內疚，一定要退學。

胡福明震驚了。他沒想到，這個在他看來將來可以在理論上出成果的學生，竟然想要退學。回到縣城後，他跟其他老師說了此事，大家都勸鍾志民，有這個認識就可以了，還有一年半就畢業了，不如畢業後再好好為人民服務，去改變現狀。

但鍾志民的想法已經非常堅定：一定要退回去，而且退到底，當農民。

• 姚文元親自寫編者按

很長一段時間，鍾志民都不知道，他的退學報告交上去後，有怎樣的遭遇。後來，谷嘉旺從南京大學畢業後進入了《人民日報》評論部，才了解了一些內情。

收到他的退學申請報告後，南大校黨委認為這是工農兵教育的成功範例，有思想有境界，因此將他作為正面典型上報了江蘇省，省里又上報了國務院。周恩來看了簡報後批示：一方面認為鍾是典型，反走後門很好，另一方面卻又說他本人不應退學，這不是自相矛盾嗎?

而江青和姚文元卻從中看到，這是一個打擊老幹部的好抓手，立刻指示大力宣傳鍾志民。

1974年1月17日，南大校黨委召開常委會，鍾志民在會上彙報了自己退學的思想經過。他說，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在南昌二中當紅衛兵時，認為「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論」是對的，現在他認識到這是錯誤的，決心要跟廣大革命幹部、廣大工農兵群眾在一起。

18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登了鍾志民的退學申請和姚文元寫的編者按。編者按中寫道：建議大家讀一讀《戰國策》上《觸詟說趙太后》這篇文章，看看觸詟規諫趙太后不要溺愛自己的小兒子長安君的故事吧!

谷嘉旺後來在單位檔案中看到了這期報紙的大樣，他偷偷帶回了家，收藏起來。《中國新聞周刊》記者看到，鍾志民的退學申請被編輯做了多處修改。

其中有一處，原文是：「我開始感覺到自己過去的很多想法都是不正確的，逐漸地認識到『走後門』並不是無關緊要的小事。」編輯則加了：「『走後門』這種做法，並不是一種合理的現象，並不是一種光彩的事情，而是極端錯誤的。」類似的大修改全文共有10處，均用黑色蠅頭小字標註在兩旁的空白處。

大樣上，姚文元的編者按是用紅筆寫，洋洋洒洒整整一頁，也經過多處修改。

出於谷嘉旺不了解的原因，編輯此前的修改並未派上用場，最後刊登出來的是鍾志民的原文，一字未動。

• 成為典型

鍾志民三個字，一日之內紅遍全國。

19日，鍾志民的父母給學校發來電報，表示完全支持兒子的行動。

隨後，學校批准了鍾志民的申請，並號召全校師生員工向他學習。

八人一間的學生宿舍里，擠滿了新華社、《人民日報》和《南京日報》等來自全國的記者。谷嘉旺和其他室友根本無法在宿舍里呆下去，直到鍾志民離開學校，他都沒有機會再跟他推心置腹地聊一次。

全國各地的信件雪片般飛來。在寫信的人中，有一位也當過兵的南京女醫生，對他的選擇非常認同，後來成為了他的筆友，再後來成為了他的妻子。

南京市的高校、江蘇省委甚至南京軍區，都請他去作報告。「我一個人在上面作報告，下面幾萬個大學生，群情激昂。」

離開南京的那一天，是鍾志民一生都記得的大場面。火車站裡人山人海，大學生們來送行，過路的旅客聽說這個「典型」真的要退回江西了，都紛紛過來看熱鬧。

胡福明受學校委託，送鍾志民回家。在上海轉車時，他們特意去了谷嘉旺家中吃了一頓飯。

到南昌時，已經是1月22日了。這一天是除夕。

節後，鍾志民就去江西瑞金沙洲壩公社百花園生產隊報到了。記者們也跟蹤而至。村民們得知，生產隊來了一個幹部子弟，還是全國的模範典型。

但不到一個月，記者忽然銷聲匿跡。有一個與鍾志民相熟的記者，向他道出了原因：反走後門運動已經被叫停了。

• 一退到底之後

在農村生活，最現實的問題是，吃不飽。沒有油，鐵鍋一直生鏽，每天燒飯之前，都要給鍋除銹。餓得實在受不了的時候，鍾志民給大隊書記寫信，書記特批他五斤肥肉。鍾志民將走了這個小小後門得來的肥肉通通熬成油，吃了整一年。

一開始，他和農民之間的關係就像油和水，完全融不到一起。「有點想念南大的生活，覺得有書讀真好。」鍾志民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但一年多之後，情況就改變了。他學會了犁地，能挑重擔，一個月能掙幾百個工分。

1974年暑假，南京大學組織學生會幹部看望鍾志民，谷嘉旺作為班級代表也在其中。他眼前的鐘志民，曬得很黑，剃了平頭，非常瘦。穿著一件破軍裝，一隻褲腿挽到小腿上，腳下都是泥。「他已經一口土話，和當地人交流順暢。但和我們說話的時候，還是會說普通話。」

1976年，文革結束。在清算四人幫時，有人提出反「走後門」是針對老幹部的，鍾志民差點被打成「三種人」。好在，公社裡從農民到書記都為他說好話。他慶幸，自己每天低頭勞作，很少外出開會，沒有成為風頭人物，才能安全過關。

1977年，鍾志民成了生產隊長，次年又當上支部書記。他過年常常陪著農民從初一喝到十五，喝到吐，仍然豪氣不減，在農民中很有威懾力。他帶著村民興修水利，一家一家地講願景。最後，兩千畝地實現灌溉，不再「靠天吃飯」。

「我看著老百姓能吃飽、有錢花，他們的命運開始得到了改變，這種感覺很好。」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一步步地，他成為共青團瑞金縣委副書記、書記，共青團贛州地委副書記、書記，中共南康縣委副書記。

1987，他被任命為江西駐深圳辦事處主任，負責招商引資。這個原本沉入中國鄉村最深處的退學大學生，陰差陽錯來到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最前沿深圳，接受了市場經濟和國際先進管理經驗的脫胎換骨般的洗禮。「在內地，幾塊錢就可以吃得很好了，而我第一次請港商吃飯，花了600元，我看著賬單都愣了。」

鍾志民逐漸意識到，靠帶著農民種地、修水利來致富太慢了，只有經商才是最好的發展之路。1997年，他辭去公職，正式下海。

幾經浮沉之後，他投身燃氣業，隻身南下雲南曲靖，從零做起，如今已是一個近500人規模的燃氣集團的總經理，旗下有17家子公司、擁有完整的產業鏈。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面前的鐘志民，操相當熟練的曲靖方言。從瑞金開始，他每到一個地方，都會立刻學會當地的方言。

他管理的這個小社會，始終帶著當年的痕迹。每個員工都要輪流在大門口站崗，以鍛煉意志。單位小賣部不用及時結賬，記賬即可，一周一結，以考察員工的誠信。

退休前任人民日報事業發展局局長的谷嘉旺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當初班上的30個同學，多數進入了軍隊內，最高已是軍級幹部。只有鍾志民一人選擇了下海。以鍾志民的聰明和勤懇，如果在體制內一直幹下去，可能如今已是高位。

但鍾志民卻認為，自己始終是一個理想主義的人，其實並不適合體制內。

他的身體略有些發福，當年的稜角像是被逐漸磨去，說話的時候始終面帶微笑。他說，經歷了這麼多，他才能說，對於自己當初的選擇，他無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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