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的「康乾盛世」真有宣傳中的那麼美好嗎？
清朝時期的「康雍乾」三朝，是大清帝國鼎盛時代，歷來被後世所推崇，譽為「康乾盛世」。中國在這三位有為的皇帝所治理下，其統治疆域僅次於元代，成為中國曆朝歷代少有的幅員遼闊的國家。也因為它的武功，奠定了中國現在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雛形，而它不僅在深度上，也在廣度上，都超過了歷代。
在一百年多年中，政局穩定，經濟發展，清朝的中央政府做了很多大事。調動全國人力、武力抵禦了俄羅斯的擴張；徹底消滅了準噶爾汗國，收復了新疆；打擊了西藏的叛亂；治理西南，「改土歸流」；收復台灣等。同時，在文化上也有很大發展，譬如編修《四庫全書》、《康熙字典》，直到現在，這些偉業還在潤澤後代。
雖然「康雍乾」時期留給後代一些珍貴的資產，但是也讓中國失去了很多東西。而且失去的代價，甚至其後的一個世紀都能感到它的沉重。譬如，閉關鎖國的制度，徹底隔絕了與國外的交流，使得中國與西方的工業文明失之交臂。其後發生的鴉片戰爭，以及一系列喪權辱國的條約，皆與此有關。更為重要的是，在這三朝「自信、有為」君主的治理下，文字獄大興，文化思想領域萬馬齊喑，尤其是雍正、乾隆時期，厲行集權，有骨氣的知識分子被整肅殺頭，導致人才不斷消磨，官僚腐朽，不僅國家的生機被窒息，抵禦敵人的實力也在乾綱獨斷之中迅速消減。
縱觀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獄，發展趨勢有高有低、有嚴有松，但是大趨勢是愈來愈熾烈。康熙少年登基，朝中一切政事，基本上無從插手，直到在一六六九年五月，也就是康熙八年，他開始親政，結束了四位輔佐大臣的聯合執政時代。他開始控制「文字獄」的泛濫，調整對漢族知識分子的政策，從康熙親政到「《南山集》案」發，在康熙統治的四十年內，只發生過一起較為著名的「朱方旦案」。當時的知識界很是活躍。一些前朝的遺老開始撰寫明朝的歷史，譬如有計六奇的《明季南略》、《明季北略》，溫睿臨的《南疆逸史》等，都在這時期完成。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中左「夷狄」，右「異類」，康熙也不以為杵。甚至還專門規定：「凡舊刻文卷，有國諱勿禁；其清、明、夷、虜等字，則在史館奉上諭，無避忌者。」康熙時期，總體來講，對於知識界，思想領域的控制並不嚴厲，不少案件其實漢族知識分子之間互相攻訐、構陷所致。康熙曾經對李光地說：「你們相傾相害，滿洲誰害汝！」
雍正執政後，「文字獄」開始嚴厲起來，案件也增多。雍正三年十二月，大將軍年羹堯被雍正賜死，接著便發生了汪景祺的「《西征隨筆》案」和錢名世的「作詩寄贈年羹堯案」，這其實在清理年羹堯的餘黨。汪景祺是年羹堯的幕賓，他曾經寫詩諷刺康熙，詛咒「雍正」年號有「一止之象」，所以被清朝政府認定犯了」悖逆」的大罪，而且他還在《功臣不可為論》中寫道，勸年羹堯別打算做功臣，如果堅持這麼做，結果必然會因為功高震主，而死無葬身之地。這些話怎麼會容於清朝政府，所以，雍正抓住汪景祺，直接將其砍頭處死。
錢名世在當時屬於著名文化人，很有點社會地位，他看到年羹堯位高權重，便刻意吹捧，當年羹堯被雍正處死後，他曾經的馬屁詩作轉眼變成了「朋黨」罪證。雍正以「文詞諂媚奸惡，為名教所不容」為由，革去其職務，發回原籍。並且還讓地方官員把他親自書寫的「名教罪人」四個字的牌匾，懸掛在錢名世的住宅門上，要求地方官定期查看，如果未懸掛，當即治罪。這樣還不算，雍正發動朝中官員，人人表態，而且要求寫詩攻擊錢名世，最後編輯成書，交給錢名世保存。雍正下令，出版這些「刺錢」的詩文，以《御制錢名世》為書名，向各省的學校頒布一部，用以教訓天下的讀書人。這種「打翻在地，還要踏上一萬隻腳」的做法，雖然沒有砍腦袋，但是卻誅其心，生前蒙羞，死後也遺臭萬年。而雍正則靠著嚴酷的措施，讓統治下的全國知識分子徹底來了一場「觸及靈魂」的「洗澡」運動。
乾隆登基後，因為父親的口碑在知識分子中實在太差，同時清朝政府也徹底的鞏固了統治基礎，便開始調整雍正時期的極端做法，文禁不再如前朝嚴酷。乾隆在執政前十年，除了「謝濟世私注經書案」，幾乎沒有特別重大的文字獄。謝濟世在雍正時期因為私注《大學》被懲罰，乾隆執政後，他被重新起用，官復原職，擔任御史。謝濟世覺得機會來臨，重新將自己私注的經書送給乾隆，並且上疏，建議：「去邪勿疑」、「出令勿貳」。這一下觸怒了乾隆，皇帝因地位特殊，當然可以指摘皇考之中的一些失誤，哪裡能夠讓手下大臣說東道西。乾隆對謝濟世極為不滿，斥責他「摭拾浮言」。謝濟世中央的官既然做不成，貶謫為湖南糧儲道回到老家奉養老娘。可是湖南巡撫蔣溥早就與他有矛盾，看他灰頭土臉回到老家，趁機落井下石。蔣溥秘密給乾隆上書，聲稱謝濟世刊印《大學注》、《中庸疏》。乾隆就讓湖廣總督孫嘉淦徹查此事，但故意給孫的指示中寫道：「（謝濟世）識見迂左」，「至其居官，朕可保其他也」。這擺明了乾隆不想擴大此事。隨後，謝濟世的書籍被毀版銷毀，而官位依然保留。
但是乾隆十六年開始，全國各地出現偽造孫嘉淦的奏稿一案後，乾隆便開始大興文字獄。孫嘉淦是當時朝中著名的敢於直諫的大臣，在此前的一年七月，江西千總盧魯生和守備劉時達為了阻止乾隆勞民傷財的南巡，合謀偽造了孫嘉淦指責高宗失誤的奏稿。乾隆發現後，開始徹查，這一查不要緊，全國各省乃至西南土司地區，都有偽造的奏稿暗中傳閱。這其實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乾隆南巡的不得人心。乾隆看到繼續查下去，有可能得不償失，對自己不利，便終止了調查，將盧魯生凌遲處死，兩個兒子處斬，劉時達處斬，草草結案。
乾隆雖然除掉了偽造者，但是，也知道僅僅他們兩個基層小官偽造的奏稿，絕無可能遍及全國，這背後的「黑手」只要一天不揪出，乾隆便一天不安心。他時而懷疑是曾靜張熙的餘黨所為，時而認為這是反清的漢族知識分子所為。他開始懷疑之前的寬容的文化政策，不僅沒有換來支持，反倒出現更多異議者。這一對局勢變化的判斷，成為乾隆中後期大興文字獄，文網嚴密政策產生了重大影響。
乾隆二十年，也就是公元一七七五年，乾隆為了消滅朝廷的朋黨，打擊鄂爾泰的政治勢力，故意將內閣大學士胡中藻在《堅磨生詩抄》中一句「一把心腸論濁清」摘出，認定為「濁」字加在「清」字上，居心叵測。並且嚴厲斥責眾臣：「數年以來，並無一人蔘奏胡中藻，足見相習成風，牢不可破。朕更不得不申我國法，正爾囂風，效皇考之誅查查嗣庭！」胡中藻隨後被斬首。廣西巡撫鄂昌跟胡中藻作詩唱和，在《塞上吟》一詩中稱蒙古人為「胡兒」，乾隆認為鄂昌自己就是胡兒，詆毀同類，喪心病狂，下令自殺。鄂爾泰的政治勢力倒塌，張廷玉派系隨即也遭到清洗。
其後，不管是江蘇東台詩人、原翰林院庶吉士，早已死去的徐駿在《一柱樓詩》中有「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舉杯忽見明天子，且把壺兒拋半邊」，乾隆認為「清風」就是暗指清廷；「壺兒」就是「胡兒」，顯然誹謗政府，嘲諷滿清沒文化，徐被剖棺戮屍，兒孫和地方官員全部斬首指鹿為馬的案件，還是之前消滅鄂爾泰大興的「文字獄」，等等其實都說明清朝政府在思想領域的控制，不僅為了維護滿族少數民族統治，內心極度驚恐自卑，更從一個側面看出當時皇權的專制已經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這與明朝時期皇權和閣權相互制衡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