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學生暴打一頓後，蔡元培仍然愛他的學生

圖：蔡元培先生（1868~1940）

謹以此文，紀念蔡元培先生誕辰150周年。

文 | 諶旭彬

1919年5月8日，北大校長蔡元培向大總統和教育部長遞交了辭呈。

四天前，也就是5月4日，包括北大學生在內的3000餘名學子，因痛心於政府未能在巴黎和會上「收回山東權利」，舉行了遊行。部分學生毆打了章宗祥，併火燒了曹汝霖的住宅。事後，32人被軍警逮捕，內有北大學生20人。

學生們出發前，蔡元培曾前來勸阻。他對學生們說道：

「示威遊行並不能扭轉時局，北大因提倡學術自由，頗為守舊人物和政府所厭惡，被視為鼓吹異端邪說的洪水猛獸。現在同學們再出校遊行，如果鬧出事來，予人以口實，這個慘淡經營，植根未固的北大，將要首先受到摧殘了。」

隊伍中滿是噓聲與罵聲。

張國燾等人將蔡元培「連請帶推」弄了出去。

5月4日晚，北大學生群集第三院大禮堂，商討營救被捕同學的辦法。眾人相顧無言、束手無策之際，蔡元培步入會場，對諸生說道：

「你們今天所做的事情我全知道了，我寄以相當的同情。我是全校之主，我自當盡營救學生之責。關於善後處理事宜也由我辦理，只希望你們聽我一句話就好了：從明日起照常上課。」

離開大禮堂，蔡前往老上司孫寶琦的住所尋求幫助。孫在北洋政府中頗具名望，蔡希望孫能出面向當局陳說學生之舉純粹出於愛國熱情。事屬重大，孫甚感為難。蔡於會客室長坐不去，至深夜12時，孫終於應允次日前往一試。

5日，蔡與北京十四所高校校長集體出動營救學生。眾人自警察廳一路拜訪至總統府，無功而返。當日媒體報道：

「京中十四校長，赴警廳保釋，未允；又赴部、赴院。大學校長蔡元培至願以一人抵罪。」

6日，蔡元培再往警察廳，與警察總監吳炳湘辯論甚久。鑒於次日乃「五七國恥紀念日」（日本向中國下達「二十一條」最後通牒的日子），將舉行國民大會，北洋政府遂通過吳炳湘與眾校長達成協議：當局承諾釋放被捕學生；各校承諾明日一律上課，不讓學生參加國民大會。眾校長質疑當局承諾是否可信，吳炳湘只得說：

「如果複課而不放學生，我吳炳湘便是你們終身的兒子。」

7日，學生被釋放。

蔡元培在操場召集學生訓話，請他們對自己的決定「稍為原諒」，略受一點委屈「堅持上課」，希望他們「以後遇事能夠堅持冷靜的態度。」學生們絲毫沒有意識到，說這些話時，他們的校長已寫好了辭呈。

5月4日晚的內閣會議上，執掌內閣的錢能訓，已發出「若蔡鶴卿死，則又何如？」的怒詞。故而，在辭呈里，蔡元培如此解釋自己為何沒有在5月4日當天辭職：

「元培自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以來，奉職無狀，久思引退。適近日本校全體學生又以愛國熱誠，激而為騷擾之舉動，約束無方，本當即行辭職；徒以少數學生被拘警署，其他學生不忍以全體之咎歸諸少數，終日皇皇，不能上課，本校秩序極難維持，不欲輕卸責任，重滋罪戾。今被拘各生業已保釋，全體學生均照常上課，茲事業已告一段落。元培若再屍位本校，不特內疚無窮，亦大有累於大總統暨教育總長知人之明。敬竭誠呈請辭職，並已即日離校。」

簡而言之一句話：他放不下他的學生，不能任他們被扣留在警局，雖然他的學生並不聽他的話。

蔡是從來不贊同學生為愛國而放棄學業的。他寫過一篇文章，標題就叫做《犧牲學業損失與失土相等》。但他理解學生的行為，說他們「迫於愛國之熱忱，起而承乏，誠出於不得已」。同時他也堅信，對大學而言，真正的救國之道「還在學術」。

臨走前，他也給北大師生們留下了一封公開啟事：

「我倦矣！『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學校長之職，已正式辭去；其他向有關係之各學校，各集會，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脫離關係，特此聲明。」

圖：蔡元培辭職時留給北大師生的公開啟事

啟事里的用典煞費苦心。

「殺君馬者道旁兒」——騎駿馬者行在路上，道旁兒鼓掌叫好。騎馬者得意非常，快馬加鞭。馬跑得越快，鼓掌者越多，叫好聲越大。跑了數百里路，收穫無數掌聲，馬終於倒地斃命。這是漢代《風俗通》里的故事。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百姓已經足夠辛苦，是該稍稍得到休息了。這是《詩經·民勞》里的話。

蔡不想再做那「騎駿馬者」（北大校長），不想讓自己的「駿馬」（北大學子）死於「道旁兒」的鼓掌叫好。蔡也不忿於當局對教育的壓迫——那《詩經·民勞》的主旨，乃是規勸周厲王不可過分壓迫百姓，否則國家將會完蛋。

這些話，不適合在報紙上直言，郁在胸中又不吐不快。於是，這位前清翰林，在給北大師生的公開啟事里做起了「怪八股」。

這樣的「怪八股」，很自然地會被人拿來利用。「殺君馬者道旁兒」一句，很快就被刻意解讀成了「北大學生（道旁兒）燒了北洋政府（君）官員（馬）的住宅」。

已悄然南遁的蔡元培，於是又寫了一封公開啟事，來支持自己的學生：

「仆深信諸君本月四日之舉，純出於愛國之熱誠，仆亦國民之一，豈有不滿於諸君之理。惟在校言校，為國立大學校長者，當然引咎辭職。仆所以不於五日即提出辭呈者，以有少數學生被拘警署，不得不立於校長之地位以為之儘力也。……惟恐諸君或不見諒，以仆之去職，為有不滿於諸君之意，故特在途中匆促書此，以求諒於諸君。」

他愛他的學生。他們害他失去了校長的職位，他卻請求他們諒解自己的辭職。

十二年後，愛學生的蔡元培，終於被學生們給打了。

1931年12月15日，因憤慨於政府未能擊退日軍收回東北，「北平各校示威團」數百人赴南京請願。前往與之溝通的蔡元培、陳明樞，被憤怒的學生們拖倒在地，一頓痛打。蔡的頭部遭受棍擊，右膀亦被拉傷。事後，在接受記者訪問時，蔡說道：

「予個人從事教育數十年，今日在場青年之粗暴如此，實為我輩從事教育者未能努力所致，故對此亦唯有自責耳。」

1931年的蔡元培，仍如1919年那般愛他的學生。當然，他的學生也仍然不聽他的話。

注釋

張國燾，《我的回憶 第1冊》，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P50~51。曹建，《蔡孑民先生的風骨》，原載於《自由談》1952年10月第三卷第十號。收錄於：陳平原、鄭勇/編，《追憶蔡元培》，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P14。《五四愛國運動資料》，科學出版社，1959，P246~245。羅家倫/口述、馬星野（偉）/筆記，《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蔡元培校長辭職呈文全文（1919年5月8日），收錄於《北京高等教育文獻資料選編 1861-1948》，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P440。此節參考了王世儒的《五四運動中蔡元培發表的〈辭職啟事〉再解讀》一文。蔡元培，《告北大同學諸君》，1919年5月10日。《蔡元培陳銘樞被毆後之談話》，載《申報》1931年12月16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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