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把老師趕下講台的學生，是一股清流，給母校長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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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廖保平 來源：廖保平的思想國（ID：sixiangguo2017）
文|廖保平
我不是北大出來的，我是北師大出來的，中間多一個師字，但我不認為我就不敢撕你們北大，該撕還得撕。
說到你們北大的學子，我認為有一個人很牛13，給北大長了不少臉，他叫傅斯年。
這個傅斯年是山東聊城人，史籍稱他的先祖傅以漸，是清朝順治年間的第一位狀元，他父親是個舉人。到了他父親這一代，已然家道中落，但是讀書人家再窮，家裡也會有幾本書，有所謂的家學淵源，其實就讀書的基因和氛圍。所以，傅斯年很早就學習國學，11歲時就已通讀十三經。
1913年夏，17歲的傅斯年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預科，與沈雁冰、顧頡剛等人是同學。1916年，傅斯年升入北京大學文科國文門，得黃侃、陳漢章、劉師培諸師的器重和栽培。這些人都是章太炎章門學派的名角，如果傅斯年老老實實做國學，可能也就是一個國學大師到頭了，跟當時的新思潮、新文化擦肩而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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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1950年12月20日）
他後來除了在學術上有成就，在思想啟蒙上、社會活動上、政治上也有作為，名聲很大，與胡適有很大的關係。
當時的北大是蔡元培領導下的北大，崇尚並真正踐實 「兼容並包，思想自由」。自由到什麼程度？學生可以把老師直接轟下台，趕出校門也不是不可能，當時的胡適先生就差點被學生趕下台。
事緣是胡適在哲學系開設「中國哲學史」課程。原來擔任此課的是陳漢章老先生，他講了半年才講到周公，胡適接手，直接從周宣王以後講起，學生們認為這不按規矩來，「駭得一堂中舌橋而不能下」，還有一些學生認為胡適這是思想造反，不配登堂講課。
大家就找傅斯年商量，要不要把胡適趕下台，畢竟，在此之前傅斯年曾帶領大家干過一票，把一個教師趕下講台。
國立北京大學
這件事情，據北大同學羅家倫回憶是這樣的：
朱蓬仙是章太炎的門生，學問不能說沒有，只是所教的《文心雕龍》非其所長，在教室里不免出了好些錯誤，可要舉出這些錯誤，學生們的筆記終究難以為憑。恰好有位同學借到朱教授的講義全稿，交給傅斯年審核。傅用了一夜的時間看完，摘出三十幾條錯誤，由全班簽名上書蔡校長。蔡先生是內行，看了自然明白，可他不信這是學生們自己發覺的，為預防教授們互相攻訐之風，於是突然召見簽名的全班學生。同學們慌了，害怕蔡先生要考，又怕傅斯年一人承擔這責任未免太重。於是大家在見蔡先生之前，一人分擔了幾條，預備好了方才進去。果然蔡先生當面口試，分擔的同學回答得頭頭是道。考完之後，蔡先生一聲不響，同學們也一聲不響，一一鞠躬魚貫退出。過後不久，遇到一個適當的時候，朱蓬仙果然不再教這門課了。(羅家倫《元氣淋漓的傅孟真》)
這回要趕胡適下台，傅斯年說，我先去聽聽他的課吧，看他有斤幾兩。這一聽，覺得「這個人（胡適）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
因為覺得胡適的路是對的，於是傅學生就多次去聽胡適的課，慢慢地兩人有了私交，胡適「甚驚異孟真（傅斯年）中國文學之博與精，和他一接受科學方法整理舊學以後的創穫多與深」，並毫無吝嗇地誇傅斯年「人間一個最難得最稀有的天才」。
這樣就有了師生關係和情誼。因為深受胡適的影響，對新文化的興趣，「當時在北京大學師生中，文言文寫得不通或不好而贊成新文學的很多，文言文寫得很通很好而贊成新文學的很少。傅先生便是後一類中的一個。」
胡適和傅斯年
這也就是為什麼傅斯年後來成為五四運動的領袖人物，擔任遊行總指揮，扛舉大旗，走在隊伍前列的原因。
北大終歸出了一些新思想、新文化，能夠包容這些新思想、新文化，並影響到她的師生，進而影響中國的很多方面，這才是北大真正牛13的地方。不然呢，北大算個屁啊。大學之大不在你校園大，有個不知道該叫什麼名字的漂亮水塘子。
不過，後來傅斯年退出了五四運動。一種說法是 5月5日，傅斯年與一個「衝動到理智失去平衡的同學」打了一架，於是他大怒一場，「賭咒不到學生會裡來工作。」也有人說傅斯年害怕北洋政府鎮壓，退出了。
再有一種說法，與胡適的勸說有關。
傅斯年很敬佩胡適，胡適是一個堅定的自由主義者，一直信奉用溫和改良而不是暴力革命的方式去改造國家，並不贊同學生這種火燒趙家樓、痛毆曹汝霖的暴力做法。他希望傅斯年不要過早捲入政治浪潮之中，還是先替心下來做好學業。傅斯年聽從了胡適的勸導，於是退出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
五四運動
此後，他踏上了赴歐留學的旅程。在英、德學習七年。1926年秋回國，隨後擔任中山大學文科學長。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應蔡元培先生之邀，他出任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第二年，史語所由廣州遷往北京。這時，蔣夢麟主長北大，他聘請傅斯年任北大兼職教授和北大歷史系名譽教授。
抗戰勝利後，北大復校，傅斯年被委任為代理北大校長，直到 1947年7月胡適回國後正式就任北大校長。
回頭看，傅斯年敢把老師趕走，這種「學生干政」的事真真切切發生在當年的北大。不光是將無學無術的老師趕下台，當時的學生還曾將校長蔣夢麟圍堵在辦公室，很多學校治理的事情要是「所求不遂，他們（學生）就罷課鬧事……。」北大不只是校長的北大，教授的北大，也是學生的北大。
這不能不說與當時的教育理念有很大的關係。比如蔡元培在1925年曾對外宣稱：「我們決不把北大僅僅看成是這樣一個場所——對學生進行有效的訓練，訓練他們日後成為工作稱職的人……這所大學還負有培育及維護一種高標準的個人品德的責任。」（《中國現代大學觀念及教育趨向》）
這裡的高標準個人品德的責任恐怕不只限於個人私德，還有公德。公德，當然就包括了學生對公共事務的參與，對社會國家責任的踐行，自然也包括學生在校的正常權利之行使。這些都鍛煉了他們日後出到社會，時刻不忘記自己身上的社會責任，勇於擔當的精神。
還是以傅斯年為例，他在學校這種敢把老師轟下台的勇氣，在社會上也一樣表現得淋漓盡致。
1938年7月12日，傅斯年以政府參政員的身份致書蔣介石，炮轟孔祥熙的種種惡行。從友邦、人品、能力、用人、口碑、持身、治家等角度，論證孔祥熙「未堪行政院長之大任也」、「身兼各職，皆不勝任」；聲稱「所知孔氏不滿中外人望之事什倍於此」；猛烈抨擊孔「似此公私不分，未有近代國家可以如此立國者」，「無權不攬，無事不自負」；要求鼓動老蔣「當機立斷，以慰四海之望」。
蔣介石沒作反應，傅斯年對此極其不滿，他千方百計搜尋孔祥熙貪贓枉法、以權謀私的材料，又在其後的國民參政會上公開孔祥熙的不法之舉，終於使得孔祥熙倒台。
1945年5月，宋子文接替孔祥熙擔任行政院長，斂財較孔氏有過之而無不及，傅斯年先是在《大公報》發表了一篇相對溫和的文章，提醒宋子文注意民意，不要激起民怨。
宋子文執迷不悟，1947年2月15日至3月1日，傅斯年接連在《世紀評論》、《觀察》發表了三篇怒氣衝天的文章，對宋子文進行猛烈抨擊，這就是著名的《這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宋子文的失敗》、《論豪門資本之必須剷除》。
他在一篇文章中說：「真憤慨極了，一如當年我在參政會要與孔祥熙在法院見面一樣，國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該走了，不走一切垮了。當然有人歡迎他或孔祥熙在位，以便政府快垮。『我們是救火的人，不是趁火打劫的人』，我們要求他快走。……不然，一切完了！……國人不忍見此罷？便要不再見宋氏盤踞著。」
這三篇文章問世，全國報刊紛紛轉載，一時間，全國到處是討宋聲浪，最後宋子文只好狼狽下台。
當然，傅斯年在學生時代和出社會後能這樣做，也是遇對了人。在學生時代，遇到的是蔡元培這樣的校長，出社會後，遇到的是老蔣。
傅斯年與蔣介石
在趕孔祥熙下台時，老蔣曾親自出面宴請傅斯年，為孔祥熙說情。老蔣問傅：「你信任我嗎？」傅答：「絕對信任。」蔣說：「你既然信任我，那麼就應當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說：「委員長我是信任的，至於說因為信任你也就該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麼，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屈萬里《傅孟真先生軼事瑣記》）
不過，老蔣雖然不願意看到傅斯年這樣死扛，但還是欣賞他的公心和正直，也有雅量聽他的逆耳諍言，於是成就了一段佳話。
傅斯年也罷，胡適也罷，蔡元培也罷，那是民國的一股清流，讓人懷念。有人說，因為這股清流，民國幾可與戰國時期諸子百家大行其道的局面相互輝映，是特富魅力的時代。
誠哉斯言！
既然說到民國清流，我就推薦一套《民國清流》作品，全五冊，是首部關於民國大師們的經典史詩級集體傳記。作者汪兆騫先生查閱大量史料，披露真相，還原歷史，刻畫了大師們複雜的文化品格。蔡元培、胡適、陳獨秀、章太炎、康有為、梁啟超、魯迅、周作人、王國維、辜鴻銘、李大釗、陳寅恪、傅斯年、劉師培、錢玄同、黃侃、蔣夢麟、郁達夫、沈從文、老舍、徐志摩、林徽因、張愛玲……，這些民國清流在他的筆下一一復。請長按下圖中二維碼拍下，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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