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說我制訂的法規後代子孫不能改 這個皇帝改了 卻被稱為聖君

明朝建立以後，朱元璋針對以前元朝「法度不行」以致朝局混亂，民怨四起的弊政，提出立國先要立法的主張，「立國之初，當先正綱紀」，特別是在國家建立之初，更是鼓勵用「重典」以威懾肖小。洪武六年，朱元璋責令刑部負責修訂《大明律》，並且親力親為，每一條每一款的法例都要自己親自審閱批註。到洪武三十年，經過兩次大的修改，《大明律》才正式制訂完成。

「勞心焦思，慮患防微近二十載」，對於這部耗費了自己二十餘年心血編撰而成的法典，朱元璋非常重視也非常滿意。為了推廣這部法典，朱元璋還特意又編撰了一部《大誥》，收集了各種重刑懲治臣民的案例，用生動易懂的語言來解釋法令給那些普通民眾。晚年，當朱元璋回顧自己這一生的成就時，還特別提到了法規，「凡我子孫,欽承膚命,勿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告誡子孫們不要自作聰明，修改他欽定的《大明律》。

要變易祖宗之法，歷朝歷代來說都是一件非常難的事情，因為古代講究「孝道」，不可忤逆，這點放到治國上來說也是一樣的。朱元璋制訂的大明例雖然非常詳備，但有著其特殊的背景，隨著時間的推移，會有新情況產生，朱元璋所制訂的法例已經不適應時代。

主要有以下兩方面的問題。

第一、正如前文所說，朱元璋制訂《大明律》時是在明朝初建之時，當時社會矛盾較為突出，為了震懾朝野，不得已用重法懲治偽造假鈔、販賣私鹽、私茶的行為，採用嚴刑竣法起到了維護社會穩定的作用。但為了表達震懾作用，朱元璋指導下所制訂的《大明律》律法之嚴、條例之多遠超以往朝代，還有諸如鞭死、剝皮凌遲、梟令的殘酷「肉刑」。這些嚴刑峻法到了明朝中朝時實際上開始起反作用，百姓人人自危，生怕觸犯法律，陰森恐怖的氛圍始終籠罩在明朝社會之上。

第二，由於朱元璋告誡子孫對他所制訂的《大明律》「一字不可改易」，後來的朱家子弟們不敢違背他的指示，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問題不斷出現，現有的《大明律》已經無法依「律」判決了，這種情況下只能不停地增加條例，給朱元璋制訂的《大明律》打補丁，「英、憲以後，巧法吏往往舍律用例，條例日繁」，這一情況到明孝宗時期才有所改善。

明朝的法制創設，大多是在朱元璋時期，後代子孫也不敢對朱元璋之法有所改易，直到明孝宗弘治朝才開始有修明之舉。孝宗皇帝在明朝16位皇帝中名氣並不大，但他卻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聖君，「三代以下,稱賢主者,漢文帝、宋仁宗與我明之孝宗皇帝",明朝的首輔朱國禎在論及歷代皇帝時，認為明朝真正的賢主只有弘治一人。弘治皇帝在位期間，任用賢能，裁抑權宦，勵精圖治，也被稱為」弘治中興「。對朱元璋法例的修改也是他的善政之一。

弘治十三年，明孝宗責令刑部針對《大明律》「律行既久，條例漸多」，不勝繁瑣的弊病，對當時已有的條例進行挑選，」擇條例可行者二百九十餘條，與律並行「，製成《問刑條例》，大大減少了各種條例，讓百姓避免受到各種嚴刑酷法的威脅。弘治十五年，明孝宗又刪除了原《大明律》中多項殘暴的法令，編成《大明會典》，將朱元璋的"重典「變成寬仁之法。

除此以外，明孝宗還避免使用酷吏，在對三法司官員的選用上，盡量選擇那些主張寬仁的官員。正所謂」上好仁，則下好義「，有這樣一個寬仁的君主，下面的官員在用刑時也沒那麼嚴苛。拿明朝時讓人聞風喪膽的東廠、錦衣衛來說，「廠衛無敢橫」，「廷杖詔獄等慘酷事，終弘治朝無聞」，錦衣衛東廠像乖寶寶一樣。

當時的錦衣衛使朱驥掌管詔獄，「遇重獄，苟可生者，必為之解」，只要犯人還有一線生機，就會想辦法為他開解，「詔獄下所司，獨用小杖，憲宗嘗命中使詰責，不為改」，朱驥還讓詔獄的官員杖刑官員時要留有分寸，即使是憲宗皇帝（孝宗的父親）派太監前來責問，也不改這種寬仁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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