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義戰爭與近代之魅

原標題：正義戰爭與近代之魅

正義戰爭與近代之魅

林國華

原發《中國社科報》2015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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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但凡研習公法的法律人，大概都翻過英國哲學家托馬斯·霍布斯的作品，尤其是其中的《利維坦》。在這本開創性的著作中，霍布斯不但對人類有了深刻的剖析，而且對國家何以產生進行了探究。時至今日，霍布斯所闡述的「主權者」、「市民法」、「自然法」等概念，依然是不可或缺的公法分析工具。然而，正如一千個人就有一個千個哈姆雷特一樣，不同專業背景的人在閱讀《利維坦》時，其收穫與疑義往往不一樣。比如政治學者林國華先生通過分析「正義戰爭」的變遷歷史，而為我們展示了《利維坦》的另一面：國家對宗教「聖戰」的消解與繼承。法律人也許只看到了表面，即國家掌握了戰爭的發動權從而結束了自然狀態，但對國家自身所保留的神聖存在狀態則所知了了。國家本身是否需要「去魅」，尤其是它如何「去魅」，這是個問題。

一．主權者終結了正義戰爭嗎？

▌近代世界的興起，背景之一是中古基督教秩序本身的危機，特別是宗教改革產生的一系列宗教戰爭，導致無論是大一統的教會秩序，還是帝國秩序，均難以為繼，其中根本原因是宗教衝突引發的戰爭的「聖戰化」。在中古教會—帝國體制下，「聖戰」多指基督教陣營的對外戰爭，比如針對伊斯蘭勢力的戰爭，這種戰爭接受殘酷的「聖戰」戰爭法宰制，這種戰爭法由兩部分構成：即赤裸裸的身體暴力與高度道德化的神聖修辭暴力。相比之下，基督教陣營的內部戰爭則在很大程度上受制於教會—帝國內部的司法化管制，殘酷程度要緩和的多。宗教戰爭打破了這種司法化的戰爭管制模式，各個教派爭相壟斷與上帝的直接溝通權，自我神聖化，內部衝突因而趨於聖戰（外戰）模式。這種戰爭不可能再用傳統的教會或者帝國司法來解決。怎麼辦？博丹——霍布斯意義上的主權者應運而生。

▌ 「主權者」的出現，無疑是近代政治理論史上的最大事件，對這個怪物的解釋構成了近代政治哲學史的主要章節，但是似乎始終沒有定論，其中有一種意見在很大程度上主導著西洋學界，並影響到中國，它認為主權者是對聖戰思維的排斥，它把戰爭的理由認定及其發動權與解釋權從衝突教派手中沒收，並完全壟斷在自己的手上。霍布斯對「自然狀態」深刻理解似乎可以作為這種解釋的強大佐證：宗教戰爭無異於自然狀態，能終結自然狀態的唯有利維坦。這就產生了近代國家體系，它取代了教會—帝國的中古體制，它不僅使戰爭喪失了神聖性，也削弱了戰爭的正義性，不管其正義性是多麼模稜兩可。在主權者庇護下的戰爭目的不再具有高度的神聖道德化考量，而僅僅是和平、秩序和人身的保全，對戰爭理由的辨析與認定也失去了超越的緯度。據說這就是近代轉型的重要的後果。——無論是正義戰爭還是神聖戰爭，在近代以降均不成為主要問題。

二．近代國家的神聖品質及其對正義戰爭訴求的強化

▌對上述意見，筆者不太認同。近代主權國家與宗教戰爭之間的關係並非針鋒相對，反而可能是繼承與遞進。——主權國家是在宗教戰爭形成的歷史格局基礎（即上帝國的坍塌）上出現的，不存在根本顛覆關係，相反，二者倒是聯手顛覆了上帝國。信仰私人化、小教派化，其政治邏輯的必然結局正是國家主權化，二者其實是一回事，只不過後者把戰爭權收歸國有，把宗教良知權留在私人手裡，戰爭與信仰從此分離，宗教戰爭才得以暫停，這一點功不可沒。不過，仔細考量，主權國家並沒有一勞永逸地終結宗教戰爭，它只是把分崩離析的「戰爭狀態」轉化成四分五裂的「政治狀態」，是對分裂的認可和強化。從教派之間的血腥紛爭到主權國家之間的冷戰敵對，很難看到本質差異。戰爭的目的從神聖正義與高度道德化的考量「下降」到了純粹的身體性保存，從而消泯了正義戰爭和神聖戰爭，這個看法其實是似是而非的，準確的表述或許應該是這樣：主權國家取代宗教戰爭，引發的變化並不是正義被生存取代，而是正義的基礎發生了變化，——從此前的宗教道德降格到了純粹的生存自保。也就是說，正義本身並沒有消失，正義戰爭也沒有消失，消失的只是正義和正義戰爭的某一種定義方式，就像辭典學家編修詞典，詞條還保留著，只是把裡面舊義項刪掉，換上新義項，這屬於小變革，如果詞條本身被刪，則說明肯定發生特大變故了，很可能該辭典所屬的語言體系本身遭到顛覆了。

▌正義的基礎從宗教理想演變到生存自保，是古典自然法向近代自然權利演變的一個方面，保守派思想家對這個進程有很多指責，主要原因就是上面提到的這個似是而非的觀點，即認為這個演變把正義本身拋棄了。這種觀點對於近代相關的政治哲學文本與學說（比如培根、博丹、格勞秀斯、霍布斯、洛克）並不公正，因為自我保存也是一種道德，霍布斯那一代人苦心營建的東西，可能不太崇高，但對底線保持敬畏和守護。正義戰爭的基礎從聖戰理想降落到自我保存，不僅不會導致正義戰爭的消泯，而且更能強化正義戰爭的生命力，因為這個新基礎切實、可觸，因而更加穩靠了。古代政治文獻（甚至包括教父著作）也有類似於「自我保存」的論說，但只有在現代主權國家這裡，它才獲得至高地位。眾所周知，霍布斯設想的「利維坦」原來是聖經中上帝的造物，到霍布斯的主權國家這裡，它變成了人的造物，或者說人造的神，霍布斯賦予它的神聖性遠遠高於它在聖經中得到的神聖性。換言之，近代主權國家是一種高度神聖的政治體制：它承擔了所有公民個體以及所有大小教派的全部神聖訴求，在它治下的所有人都被「去神聖化」，唯有它自己不得不保留神聖的存在狀態。用霍布斯的語言就是，所有人都被解除武裝，走出自然狀態，進入政治狀態，唯有利維坦仍然全副武裝，獨自留在危險的自然狀態中，隨時向入侵它所在的領域（自然狀態）的敵人宣戰。

霍布斯的《利維坦》（1651）

卷首插畫展示了一個強大的「利維坦」

同時也暗示了它的危險地位

三．十字架上的利維坦

▌在這裡，我們遇到了「利維坦」最迷人（令人迷惑與迷醉）的一面：國家理由對正義戰爭（尤其是聖戰）的「消解」，筆者認為其中的關鍵問題不是正義戰爭被消解了，不見了，而是正義戰爭的主持者發生了重大位移，人們習慣了大一統的教會—帝國做戰爭的主持者，但是它瓦解了，被主權國家（利維坦）取代了，這很容易給人們一個錯覺，認為正義戰爭隨著主持者一起消失了。事實絕非如此簡單。正如霍布斯清楚論述的，國家存續的時候，個人的自然權利被收歸國有，國家一旦崩解，則自然權利又自動回到個人手中，政治狀態解體，自然狀態重歸，公民再度變成兇狠而悲慘的狼。這個邏輯同樣可以解釋正義戰爭的不可消亡的特性：中古教會—帝國大一統體制的消失並沒有促成正義戰爭訴求本身的消失，它現在由 「利維坦」們承擔起來了。「利維坦」的處境因此是極度危險的。——所有人都幸福地生活在世俗化、中立化的、和平的、去魅的、去激情的秩序中，只有「利維坦」獨自處在原始神秘的戰爭狀態。

▌要想理解「利維坦」的獨特本性和處境，採用諸如「中立化」、「世俗化」、「去魅」這種流行語言是遠遠不夠的，甚至具有高地的誤導性。這類語言只能描述被「利維坦」庇護的那個和平的公民狀態，而不能用以描述「利維坦」本身及其所處的、永恆地處於「暴死」的陰影下的「自然狀態」（戰爭狀態）。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狀態。筆者的意思是：「利維坦」仍然是一個高度神聖的、高度宗教性的存在物。「利維坦」酷似共和羅馬時期的獨裁官，它專斷地把戰爭狀態中的全部罪惡與痛苦承擔起來了。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利維坦」的處境可謂凄慘痛苦，當公民們在「實在法」構築的政治狀態中安享和平的時候，「利維坦」仍然孤獨地活在永恆的自然狀態中，接受原始的「戰爭法」的宰制。——「利維坦」可謂古代「十字架事件」的近代變體。

四．重新識別近代國家的中古遺產

▌不難理解，為什麼利維坦頒布的第一條「神聖實在法」（自然法）就是和平或者說自我保存（參《利維坦》第14章，以及第15章最後部分對「自然法」的神聖地位的重要解釋）。以「利維坦」為理由的戰爭，不僅仍然可以置於正義戰爭的語言中思考，而且似乎也可以放在傳統基督教聖戰的語言中思考。回到前面的話題線索，主權國家用一種特殊的狀態延續（不是取代）了宗教戰爭的分裂狀態，這種狀態類似人們熟悉的冷戰狀態，被陰沉的普遍敵意所籠罩，更接近霍布斯描述的「自然狀態」（即戰爭狀態）。「利維坦」之間的冷戰遏制，隱約有「上帝國」與「敵基督」之間對峙的影子（《帖撒羅尼迦後書》2:5-7），雙方對彼此來說都是絕對的異己、他者、甚至死敵（hostes），用來界定彼此間關係的普遍敵意非常類似中古基督教政治道德主導下的瀰漫在世界歷史中的普遍敵意。

▌繼「主權國家」之後而興起的「民族國家」格局之下，這種敵對態勢及其神聖化被進一步激化。所以，筆者認為主權國家與宗教戰爭的關係是同一條道路上的修補和強化關係，而不是兩條不同的道路。宗教的小教派化、國家的主權化、以及十九世紀國家的民族化，都是政治體建構模式的 「多神教化」、「封建化」、「避難所化」（維柯用詞），這類離心模式無疑背叛、挑戰並解構了中古教會—帝國的大一統體制，但是，這並非單一的或此或彼（either/or）的過程，因為，中古基督教傳統中的某些重要元素、精神原則和道德氣氛不僅沒有被拋棄，而且實質性地參與了這一近代進程。對近代世界的研究因此將更趨複雜，比如人們耳熟能詳的「政教分離」或許只是一種等待修正的意見，事實可能是，在近代，國家承擔著教會的某種神聖訴求，正如在中古，教皇體國承擔著國家的某種世俗訴求，兩者從來都是一體的。——世界的祛魅（disenchantment）不僅不可能，也沒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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