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明初三大害，朱元璋採用極端方式處理後，用法律形式鞏固成果

有些人可能覺得「懼民如虎」是個非常不好的詞兒，其實是非常好的詞兒。

「水可載舟亦可覆舟」是李世民從貴族子弟角度總結出來的「皇與民關係觀」。在這種觀點裡，老百姓的憤怒的可怕如果你的「聯想能力」不強，也很難展現出來。再者「覆舟」的情況有很多。

「懼民如虎」則不同，百姓憤怒的危害人人可「聯想」出來。即使你沒見過老虎，也能知道老虎的可怕，以及「報復地殘忍」。

（1）朱元璋善於用「法律」治理官與民，為什麼要親自寫「大誥四篇」

朱元璋的統治有一點非常重要，即特別專註以法律管理官民、行政與社會。自吳元年（1367年）十二月制定《大明令》後，還多次修訂《大明律》（1367-1387年），又於洪武十八年（1385年）頒行《大誥》三篇、洪武二十年頒行《大誥武臣》，這兩部是由朱元璋親自編寫的。

在這些法律中，《大誥》的特點最為明顯，它是根據「案例法」的形式，以簡明扼要地方告訴官民應該怎樣遵守法律。

《大誥》頒布之後，朱元璋、朱棣父子，對其進行了大範圍地講讀、推廣。然而，最終，這種講讀、推廣什麼樣呢？消失於漫長的時間、廣闊的空間當中。

然而，因為朱元璋的開創者地位，《大誥》三篇在明朝仍然被列入科舉考試的必考文章，然而，當這些文章作為儒家知識分子做官工具的時候，又有多少人真正地理解並執行它呢？

後來，朱元璋又將各種法律選入《大明律誥》當中。

（2）功臣土地兼并、貪腐、豪強地主擾民是朱元璋時期最威脅統治的三件大事，因此，朱元璋採取屠戮功臣、扒皮填草、嚴刑峻法三種應對

《大誥》是皇帝親自寫的又在全國範圍內宣講的重要法規，必然受到國人重視，從中我們會發現，規範對象包括了所有階層，當然，除了皇權外。

例如以「民拿害民該吏」為例，就充分說明：朱元璋採取的是一種非常理想的想法，他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權力影響，認為在皇帝面前沒有官員敢於反抗。但是，他忽略了「反抗」並不僅僅有公開的、有武力的、有大張旗鼓的，還有隱蔽的、悄無聲息的溫柔對抗。

在一個人與整個階層對抗前提下，他永遠是弱小的。他是一個人，他必須要依靠其他人才能完成工作；因為，他是一個人他的智力、思考面必然會有缺陷之地。前者會造成他的親信也會成為他的敵人；後者就會造成他的工作失誤，從而把許多他的親信推向他的敵人。

為此，朱元璋利用對軍隊的「無限控制」，利用「天」賦予的權力，開始了極為「強悍」地做法——屠戮功臣、大殺文武、強制遷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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