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鋒：用眼睛和心吃字的評論家李星
用眼睛和心吃字的評論家李星
獨家專訪文/魏鋒
2018年3月26日，鐵凝在李星家細心傾聽他談論陝西文學，讚揚讚賞老一輩文學工作者對陝西文學繁榮發展作出的重大貢獻。戴吉坤攝.
檢索半世文學生涯，滿腦袋智慧的李星滿腔熱忱，40多年來躬耕於當代文學批評的前沿，持論公允, 一個一個字地品讀了幾千萬字的文學作品，用最平實的閱讀感受發現作品的價值，撰寫了300多萬字的評論，對當代中國文學的發展趨勢和現狀發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見，每一個日子都留下了他酣暢淋漓的筆痕墨跡，被譽為「說實話、說真話、有思想」的評論家，在全國文學界有著獨特的影響。
他是文學芳園的辛勤園丁。憑藉深厚的理論修養，對社會、對歷史、對生活、對人生、對人性的深刻理解和認識，踐一生之諾，用獨到的藝術觀和哲學觀，審慎分析，對文學創作進行跟蹤閱讀與批評，見證、關注、參與並促進了從新時期到新世紀的當代中國文學和陝西文學發展的歷程，批評厚重、大氣，微言大義，語驚四座。用汗水澆灌一叢叢萬紫千紅的文學芳菲，發現和培育了一個個文學新秀。
他是托起陝西乃至全國文學之星的評論巨匠。陝西三位獲得茅盾文學獎、在當代中國文學史上被譽為「陝西三大家」的路遙、陳忠實、賈平凹對李星極為尊重，作為同代的陝西文壇青壯派作家，因為有了李星的關注，煞費苦心的追蹤研究和準確地評論，享譽文壇；除此之外，對陝西當代作家的文學發育成長和發展成熟的過程，都做出過重要的理論批評貢獻。
他是文學的風向標。曾擔任第四、五屆茅盾文學獎初評評委和第六屆茅獎評選初評和終評評委。肩負神聖使命的他，憑藉豐富的文學經歷和鑒賞，敢於說真話和系統的學科知識，以文學為神聖的純粹性，用文學鑒賞者的眼光、切實地把握住作品的靈魂,準確敏銳地挖掘出作家創作的藝術特色和獨到的審美特徵，不說廢話、謊話，以智慧的目光掃描文壇風雲，他的評價往往成為一種在場的輿論引導。早在1985年，李星對作家王安憶的創作研究給予了:「她是當今文壇少有的追求個人藝術風格而顯示出自己突出敘事的人——一個謎一樣的藝術精靈！」的評價。1986年11月，曾以萬言書信體公開專論張煒的長篇小說《古船》，藝術感覺敏銳，評論語言精緻獨到,筆法凝練有力,字字珠璣，真誠交流自己的藝術感受，也多次公開為張煒作品呼籲……女作家張潔不會忘記，正是李星以自己完整的閱讀為依據，一句在評委會上肯定的判斷，說服了大家，才使她80萬字的小說《無字》榮登茅獎榜單；湖北作家熊召政不會忘記，正是李星對全書精確而又深刻的評論，長篇歷史小說《張居正》才得以脫穎而出，躋身茅獎……
此時，我就坐在他的對面，從窗口投射進來的陽光映照著他一頭花白的鬢髮和看上去略顯疲倦的面容，只有那質樸的微笑，秦音濃重而真誠的話語，帶給我質樸、憨直、平易、和藹、耕夫一樣的善良和從容。
文學是要有天賦的，李星有這個天賦。李星回憶說，幼年時家境貧寒，體弱多病，家族沒有一個念過書的人，父親只認識自己的名字。
對有志者而言，會將任何經歷都化為財富。1953年，9歲的他開始上學。在小學高年級，李星最喜歡故事類文學作品。對於童年的記憶，可以說是「悲喜交加」。在他的記憶中，那段心酸的經歷讓他鄉情難捨，最奢望的就是有饅頭來填飽飢餓的肚子，以至於到八十年代吃了從老家帶來的干饃而劃破食道，好多天都吞咽困難，懷疑自己得了什麼重症。
說起讀書，李星眉宇之間充滿著自豪。1957年，13歲的他被班主任兼語文老師淡泊先生最早發現了他的文學天資，傾心「壅之以沃土，溉之以寒泉」，把自己珍藏的長篇小說拿給他看。這對於求知如渴的他，有如禾苗之遇甘霖，他如饑似渴，不到三天時間讀完了著名作家杜鵬程三十六萬字的長篇小說《保衛延安》，書中故事和重點句子他不僅記得一清二楚，而且還以流暢的朗讀方式講給同學聽。他勤於閱讀的消息在全校傳開，連平日嚴厲的晁躍校長，也在教室外叫住李星說：「你就叫李滿長（小名）？看你平時臟不兮兮的，還是個小才子呢！」
在班主任兼語文老師淡泊先生的熏陶下，李星喜歡語文課，特別愛上作文課。天賦加上勤奮，他作文經常在班上受到老師的表揚和點評，倍受鼓舞。還在初小的他也想著有朝一日寫小說，文學夢想已經深深種在他的心裡。
著名文學家李星在書房學習、寫作（2017.2.24 攝影：魏鋒）
在採訪中，李星笑談鄰居關於自己文學命運的「相術」。
「娃呀，你肚子上的黑痣按相書是文曲星的痣，將來必是干文事的命。」那是1958年的一天，陰雨連綿，喜歡讀書的李星去鄰居家借書。鄰居正在拿著一本破舊的相書在翻閱，還對著他半裸上身肚子上的黑痣卜了一卦。
往事如煙，李星笑了笑說：「文曲星」當然不是，選擇的路與文相連也當然是巧合，舊事重提也是對自己一種調侃和感嘆！
喜歡讀書，成績優異，李星從小學保送到初中，那是他文學夢想破土出芽的季節。同學怕上作文課，李星卻盼著上；同學們按照老師布置一周完成一篇作文，他一個學期寫了幾本作文。每次講評作文時，他的文章常常作為範文在班上誦讀，還經常流傳到全校各個班級。
作文當範文，自豪感強烈地激蕩著李星的心靈，他拿起手中的筆開始書寫生活的喜怒哀樂。每當夜深人靜的時候，李星全身心投入到寫作中，經常因把白天所見所聞如何寫成小說而失眠。
然而，寫作文是一回事，文學創作卻比寫一篇作文複雜許多。李星說，凡是做過文學夢想的人，肯定都有過遭遇退稿的經歷。
有一次作文講評日，語文老師張文捷對他的作文大加讚賞，讀一段講一段。「大家聽聽，李星同學的作文多生動和形象，讓人簡直看到了自行車圈上的點，感覺到吹拂襯衣的風……」
課後，語文老師鄭重建議，讓他把寫的小說投寄到《延河》雜誌。
「哈，哈！作為第一次投稿來說，這種跌宕起伏的心情還是很矛盾和焦慮的。署真名怕笑話，就用了乳名『滿長』，不踏實再加了一個小夥伴的名字『節娃』。通聯地址選擇村，沒有信封自己糊……」
這是一封期盼已久的信,回憶起第一次向《延河》投稿的經歷,李星說他仍會感到快樂。
大約過了兩個多月，有一天，母親告訴李星：「書記說，大隊有你和節娃的一封信，讓你去取。」
激動的他按捺不住內心的狂熱，疾跑到大隊，文書不在。吃過晚飯後，他又約上小夥伴節娃一起去取信。
「信，書記拆開看了，怕是誰告村幹部的狀。」李星從文書手中接過厚厚的信封，逃也似的跑到家門口的樹底下，欣喜地打開信封，看到這份鉛印的退稿信，忍不住一種失落感湧上心頭。
這時只聽到父親以少有的嚴肅口吻說：「娃呀，有口飯吃就行了，可不敢得罪人。」李星明白，在一字不識的父親眼中，他的兒子無疑是幹了一件只有強者才會幹的事，充滿失敗和危險。
苦難的年代，讓李星從小體驗了人情冷暖，也練就了他吃苦耐勞、腳踏實地、正直誠實、不卑不亢的品性。
參加工作剛到編輯部，李星是小字輩，毫無文學經驗，評論組工作任務並不多，於是他每天的任務就是登記編輯部每天大量的來稿，看過小說、詩歌、戲劇的初稿，也無數次昏天黑地給來自全國各地不符合要求的作者或文學愛好者，寫過「感謝賜稿……不擬採用，深致歉意，歡迎再聯繫」類似的退稿信。
每一份退稿信他都寫得很認真，他從這些作者的作品中讀出的不僅僅是與自己當年一樣的文學情結，更有著感同身受的艱辛體驗。他不能因為一封信挫傷了作者的積極性。
李星把思緒拉回到現實，說現在從事文學的人多了，電腦的普遍應用，互聯網更加便捷，點擊滑鼠就可以實現在線投稿。然而，遺憾的是現在報刊不僅沒有了書面的退稿信，也沒有了樣報樣刊，這無疑也是影響文學刊物與讀者關係的瓶頸之一。他說這話時，語氣是凝重的，目光是憂鬱的，表現了一位老評論家關注文學生態的悠悠襟懷。
讀書，寫作並沒有影響到李星的學習。上高中時，他依然享受學校保送待遇。
1964年6月，高考臨近，同學們都在抓緊時間備戰考試，李星卻絞盡腦汁，想盡一切辦法埋頭創作一個曲折故事的劇本……
也就是這一年，李星在咸陽鐵中考場參加全國統一的高考。在中國人民大學每省只招錄兩名新生的激烈競爭中，他以優異的成績折桂摘冠，就讀於文學系文藝理論專業。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是鴻爪踏雪泥。」1968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了《關於分配一部分大專院校畢業生到解放軍農場去鍛煉的通知》。因為「文化大革命」本來應該在1969年走出校門的李星，於1970年捧著畢業證到渭南市華陰縣二十一軍農場勞動鍛煉，
生活總是這樣不盡人意,陰差陽錯,總是讓人啼笑皆非。李星在此期間遭遇了兩次重大事故，一次燒洗臉水燒了營房，一次不慎從裝滿羊糞的卡車頂上甩落……僥倖脫離危險。
1971年，他被分配到陝西省革委會文化局文藝組當了一名見習幹部。這位曾從小學懷揣文學夢想的優秀學子，筆耕不輟，也曾創作過小說，《機聲隆隆》曾發表《延河》頭條；也曾寫過散文，被《讀者》（農村版）轉載。1973年3月，李星調入到陝西省文藝創作研究室，開始了真正的文學生涯。他本來希望能在正籌辦的《陝西文藝》編輯部小說組工作，以便學習和文學創作。然而，副主編賀抒玉找李星談話說：「評論組缺人，你又是文藝理論專業畢業，決定安排你到評論組上班」。
人作為一種「此在」的存在，不斷選擇生活，也不斷被生活選擇。李星就這樣服從了並從此走上文學評論的風雨歷程。剛到評論組，他的工作是登記來稿和給讀者回信，並同時包攬了下鄉支農、會議記錄、跑腿送信等工作。這些雜亂無緒的文學「打雜」，絲毫沒有影響他的文學航程。讓他常常以感恩情懷追憶那一段日子。
「胡采同志幫我修改了人生第一篇理論批評文章，柳青多次與我談過文學，王汶石幫我改過小說習作……」這一連串名家與李星的故事，大都發生在建國路83號的院落里。在這裡，他知道了選稿的基本標準；在這裡，他聽到了柳青、柯仲平、王汶石、杜鵬程等文學前輩深入實際、勤奮創作的許多故事和文學見解，樹立了一篇好作品首先要有真實生活體驗，要表現出人民生活的質地的現實主義文學觀。
「在會前，他總是囑咐我做好記錄，會後又要將會議觀點、問題整理出來，作為紀要發表，對全省文藝創作進行指導。我和李國平，邢小利等評論組的編輯，寫文章都是從作記錄、寫紀要開始。」李星回憶說，參加過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文革」前已經在全國很著名的文學評論家胡采，復職並擔任了領導工作，對於評論工作的重要性有著深刻而富有遠見的使命和責任，並以一個評論工作者的身份，深入而具體的領導和參與了批判「四人幫」、撥亂反正，完整科學地恢復馬克思、列寧、毛澤東文藝思想的省作協的一切理論研討、作品評論、文學筆會，乃至重要稿件的審定修改工作。
正是在這種嚴肅認真、深入細緻的研討氛圍中，李星寫出了平生第一篇理論批評文章《關於當前文學創作的幾個問題》，不僅在《延河》雜誌發表，還被《陝西日報》整版全文轉載，署名為「《延河》月刊記者」。
李星點燃一支香煙，深深吸了一口，乳白色的煙霧把他的思緒拉得久遠。他說：「胡采同志不僅在事前幫我梳理了大綱，對稿子進行了修改，題目也是他親自擬定的。長期住院的柳青多次與我談過文學，王汶石幫我改過小說習作並在極左思潮背景下，教導我們這些年輕人『要有自己的信仰，不能人云亦云』，李若冰在全機關大會上第一次深情地肯定和表揚他批判『林彪』『四人幫』的發言，使他這個曾有『北京紅衛兵』底子的魯莽農家娃令人刮目相看，並在『四人幫』剛剛粉碎的1976年12月9日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2014年，魏鋒與李星老師。
第一篇作家作品評論，李星寫的主題是《對王汶石短篇小說思想和藝術成就的再認識》，此文發表在1982年《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我開始了以陝西作家、作品為主要對象的文學評論，從此欲罷不能。」也正是參與評論工作，李星結識了當時還籍籍無名的陳忠實、賈平凹、路遙等文學青年，知道他們開始發表作品的過程，了解他們曲折的人生歷程和艱苦的文學之路。
「自己的一生都在用眼睛和心吃字。我不是理論家，也不是學者，我只是一個批評家。」一個評論家的職業精神和責任意識，使得李星迷戀於閱讀，一個字一個字地往下吃，吃的同時還要品味和消化，甘願「為他人做嫁衣」，一次次為「文學陝軍」走向中國甚至世界文壇奉獻著一腔熱誠。
有人說：文學批評家李星不僅推出了「路遙、陳忠實、賈平凹」三位茅獎作家，更多是推出了一大批省內外有影響的領軍人物，而且還培養了一大批文學隊伍創作，他們或許一年、五年、十年……憋足勁在熱愛的文學上耕耘。有人說「作為評論家，恰恰是這些優秀的作家成就了自己，沒有作家成功的作品，哪來成功的評論家。」李星並不認同這些觀點。他認為，在發展和繁榮中華文學藝術，攀登民族文化精神高峰方面，批評家和作家藝術家負有同樣的責任和擔當，努力的是一個目標。在作家和評論家之間，不存在「誰成就誰」的問題，而是一種「兩翼驅動」，彼此讀解。文藝批評的前提是必須要有大量的認真的文本閱讀，在閱讀的基礎上才會對作品有整體的準確與把握，不讀作品或者走馬觀花，文學批評就無從談起，甚至對作者有害而無益。
作為一個文藝批評工作者，對於一個批評家來說，「說真話」既是基本的藝術良知和專業底線，又是一種很高的藝術責任和社會擔當。「說真話」更需要批評家的勇氣。所謂批評家的使命和責任擔當，就表現在敢不敢「說真話」，能不能堅守自己的良知、底線上。首先自己要擺脫物質利益羈絆，擺脫人情關係網路；無私才能公正，無私的真話才能讓人相信你是真誠的，才能服人；其次，批評家不是法官，不是藝術真理的唯一和天生的佔有者，是與作家藝術家平等對話的朋友，無論做諍友還是做「蜜」友，都要與人為善，做到理解的寬容或寬容的理解；第三，批評家不僅自己對時代的文學藝術負有重要的使命，對廣大的讀者和文學藝術品的享受者群同樣負有重要的責任。一方面是與他們一樣的藝術品的享受者，又是具有專業眼光和專業知識的鑒賞者和大眾欣賞的導引和詮釋者。傾聽大眾聲音，服務大眾，引領方向，發現和鼓勵肯定藝術創新，應該是批評家的責任和擔當。
「廣泛的閱讀使視野開闊，思想充實，與時俱進，始終站在文學批評的前沿，發出自己應發的聲音。」如今，74歲的李星，每天依然堅持半天時間讀書，半天寫作和參加社會活動。
陳忠實長達20頁的手稿《一個人的聲音——李星印象》
魏鋒，男，青年作家，1982年10月出生。中國報告文學學會、陝西省作家協會會員，陝西省散文學會紀實文學委員會常務委員，陝西省職工作家協會評論委員會委員兼秘書，個人入選「陝西文學藝術創作人才百人計劃」。評論文章曾入選國家公務員考試面試熱點分析。至今已發表作品百餘萬字，出版著作多部。其中紀實文學《春天裡放飛夢想》連續三次入選「全國職工書屋」和「全國農家書屋」指定重點備選圖書，並多次再版發行; 讀書隨筆《微風軒書話》一書，入展第五屆陝西省閱讀文化節暨第五屆陝西（西部）絲路圖書交易博覽會。這兩部作品分別上線中華全國總工會職工書屋「電子職工書屋」閱讀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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