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角獸與龍——在尋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誤讀》推介
《獨角獸與龍》推介
韋錦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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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角獸」是西方神獸，形如白馬，頭頂螺旋尖角，性格溫順，象徵幸福圓滿。中世紀時歐洲人以為獨角獸生活在歐洲，後來相信獨角獸並非本土物種，而是存在於一個神奇的國度。年輕的馬可·波羅遊歷中國時，也在尋找獨角獸。後來他在爪哇得償所願，但奇怪的是，那些「獨角獸」卻長相奇特，也並不溫順，與傳說中大不相同——馬可·波羅並沒有信口雌黃，所述的確是他所相信的事實，只不過他沒有能力指出，他見到的並非獨角獸，而是另一種動物：犀牛。
這個故事來自《他們尋找獨角獸》一文，作者為文化理論家和小說家、來自義大利的翁貝爾托·埃科（Umberto ECO）。文章形象地說明了，面對陌生文化時，我們是如何受到自己文化傳統和背景的影響，不去挖掘差異，而是不斷求證自己業已了解的東西的。
《他們尋找獨角獸》又來自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出版、樂黛雲和勒·比雄主編的《獨角獸與龍——在尋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誤讀》一書。1993年，聯合國科教文組織支持的歐洲跨文化研究院和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就「文化誤讀」問題聯合舉辦了一次「獨角獸與龍——在尋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誤讀」國際學術討論會：獨角獸對應西方，龍則是中國文化的象徵了。討論會聚焦中西方文化交流，參加者人數不多，皆為中外知名學者。本書就由與會者的論文與發言彙集而成。
所謂「誤讀」是把文化看作「文本」，指人們在「閱讀」異文化時所產生的誤解。人們與他種文化接觸時，很難擺脫自身文化傳統、思維方式，往往只能按照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去解讀另一種文化。
跨文化語境下的誤讀、誤譯研究，二十一世紀以後成為顯學，成果頗多，但在討論會召開的1993年和本書出版的1995年，文化誤讀的研究處在前沿，當時相關論文極少，國內只有周星的「異文化間浪漫的『誤讀』」（1993）和樂黛雲的「文化差異與文化誤讀」(1994）等寥寥幾篇。國內文化「誤讀」研究多從中國語言文化視角出發，而在《獨角獸與龍——在尋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誤讀》一書中，我們還能看到歐洲著名學者從外國文化的角度對這一問題的看法。而且不止於擺出觀點，書中還整理出了圓桌會議各位學者的發言錄，其發言都不是打哈哈敷衍，而有著與論文一樣深入的探討。（當時的）前瞻性、多文化視角、平等討論對話，這就是本書的三大特色。
類似哥倫布尋找獨角獸的故事，書中還有很多。比如十八世紀初，數學家、邏輯學家萊布尼茨從易經中尋找陰陽符號與二進位的聯繫，從而對中國漢字產生研究興趣。在翁貝爾托·埃科的《他們尋找獨角獸》和孫小禮的《萊布尼茨與中國的易圖和漢字》中，這個故事分別出現了兩次——後者重在討論漢字的國際化；前者則意在表示,進行跨文化交際時，較為民主的人類學原則應該是：了解別人並非意味著去證明他們和我們相似，而是要去理解並尊重彼此間的差異。
故事只是引子，各位學者從哲學、翻譯學、語言學、人類學、社會學等角度抽絲剝繭、條分縷析的深度挖掘最顯功力，也是本書的迷人之處。比如法國學者阿蘭·萊伊（Alain Rey）的《從文化的多樣性到人類的普遍性》圍繞「普遍性」展開，包括剖析各種「假普遍性」。文章論證廣博嚴謹，從「普遍性」這一概念產生的根源說起，又從語言學和哲學的層面，以「革命」一詞的涵義在不同國家不同和不同歷史時期的演變為例，說明「普遍性」的相對性。有意思的是，本書的主編之一、當時歐洲跨文化學院的負責人、來自法國的人類學阿蘭·勒·比雄（Alain Le Pichon），在《識得春江夜雨聲》中更關注文化多樣性，認為一系列相關問題最終可以歸結到一個中心命題：在擁有多種認知方式的多元文化社會中，是否可以找到一個具有最大容量的參照系和方法，以便對多樣性進行價值評判。
其理念放諸翻譯，便有了最值得一提的羅芃的《翻譯、變異和創造》。羅芃認為翻譯是最直接的文化交流，翻譯中的許多問題實際上都與文化共性、個性、誤讀有關，而翻譯就是文本的再創造。翻譯的起點是一個文本，終點是另一個文本。讀者傾向於認為翻譯文本只是語言轉換了，意義不變；這樣的期待在文學翻譯中很成問題。一個文學文本的價值，不但在於它所傳達的思想情感，還在於傳達的方式，以及語言所提供的空間，翻譯就包含了文本空間的再創造。譯文文本作為一個新的文本，具有獨立的價值和意義。由此，某些翻譯標準的爭論（例如「信」、「形似和神似」）是否有價值，就很可疑了。在翻譯理論和實踐中，我們應該更換一下觀念，認識到兩個文本的差異以及背後的文化原因，不必再抱「同一」的幻想。
這樣一種觀點在今天看來，仍非常富於啟發性。
本文作者：韋錦澤（廣西民族大學外國語學院）
圖書信息
標題：獨角獸與龍
副標題：在尋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誤讀
原作名:La Licorne et le Drag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