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質化合，乃孳新種：傳統小說批評的近代轉型
異質化合，乃孳新種：
傳統小說批評的近代轉型
程華平｜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
摘
要
由於域外小說與文學觀念的影響，近代文人對傳統小說的批評在一定程度上經歷了從全面否定到重新肯定其價值意義的轉變。小說批評家們從傳統小說中「發掘」出諸如民主、民權、尚武、女權、科學之類新的思想觀念，並用之啟蒙教化大眾，顯示出了這種批評本身功利性、隨意性和膚淺性等特徵。運用具有「異質」色彩的域外新思想來闡釋傳統小說，得出的結論必然超出前人的藩籬，使得一些傳統小說在新的社會政治環境下重新煥發出生命力，傳統小說批評也開始了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
關鍵詞
傳統小說; 新思想; 觀念; 轉變
早在兩千五百年前，孔子在與其弟子談論夏商周文物制度變遷及未來走向時，曾不無自負地說道：「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這句話實際上道出了包括古代文學在內的中國文化發展演變的基本事實：通過不斷「損益」更新而得以「因循」發展，其精神血脈與主體格局則自始至終得以保存與延續。然而，這種情形隨著晚清以降，大量域外新思想、新觀念不斷輸入、引進而發生了改變。就中國傳統小說來講，近代小說批評家將域外的新思想、新觀念運用到傳統小說的批評之中，引發了小說批評觀念和思想的巨大變化，促成了具有現代意識小說批評的出現。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所言的「近代」，大致指維新變法前後至辛亥革命之前這一段時間。
一
在維新變法運動開展之初，梁啟超、嚴復等人對傳統小說基本上採取了否定與批判的態度，其直接原因就是他們接觸到了歐美、日本的政治小說，並以之為參照來比較與評判傳統小說：
其一，從作家身份來看，域外小說家大都是政黨領袖、政壇顯要、政論大家，如梁啟超聲稱的日本政治小說家矢野龍溪：「今為中國公使，日本文學界之泰斗，進步黨之魁傑也」，小說家織田純一郎、關直彥、田鳴鶴、柴東海、末廣鐵腸、藤田鳴鶴等人，「皆一時之大政論家」，英國政治小說家迪斯累里則為保守黨領袖、兩度出任首相、被封為伯爵，其他小說家「率皆名公巨卿，魁儒碩彥」。令人沮喪的是，我國自古以來就對小說存有偏見，文人才士不屑於染指創作，「所謂好學深思之士君子，吐棄不肯從事，則儇薄無行者，從而篡其統」，小說創作大權就旁落到了那些「華士坊賈」、「小有才之人」的手中，他們究竟能創作出什麼樣的小說也就可想而知了。
梁啟超
嚴復
其二，從小說內容來看，他們認定域外大政治家創作小說是為了教化大眾、濬發民智：「歐美小說，多系公卿碩儒，察天下之大勢，洞人類之頤理，潛推往古，豫揣將來，然後抒一己之見，著而為書，用以醒齊民之耳目，勵眾庶之心志。或對人群之積弊而下砭，或為國家之危險而立鑒，然其立意，則莫不在益國利民。」 小說家因而也就成了改造社會、引領未來的頭號功臣。而當他們返身察看傳統小說時，卻極度失望地發現其內容不是「誨盜」，就是「誨淫」，不但一無是處，而且遺害無窮。嚴復和梁啟超對傳統小說「不出誨盜、誨淫兩端」的定位，得到了不少追隨者的贊同與回應，他們紛紛接過話柄，加入到了傳統小說聲討者的行列：「自《西廂記》出，而世慕偷情私合之才子佳人多；自《水滸傳》出，而世慕為殺人尋仇之英雄好漢多；自《三國演義》出，而世慕為拜盟歃血之兄弟，斬木揭竿之軍機多。……其弊足以毒害吾國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第三，從小說社會效果來看，歐美、日本等因小說啟蒙而民智大開、國富民強，然而中國卻在「誨盜誨淫」小說的毒害下，社會日漸窳敗，國家日至破落。義和團運動所引發的社會動亂與亡國危機，更為這些憂國憂民的文人抨擊傳統小說提供了直接的證據，他們言之鑿鑿地將「吾中國群治腐敗之總根源」，完全歸咎於傳統小說的禍害：「今我國民綠林豪傑，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園之拜，處處為梁山之盟，所謂『大碗酒，大塊肉，分秤稱金銀，論套穿衣服』等思想，充塞於下等社會之腦中，遂成為哥老、大刀等會，卒至有如義和拳者起，淪陷京國，啟召外戎，曰惟小說之故。嗚呼！小說之陷溺人群，乃至如是，乃至如是！」義和團拳民同仇敵愾、不避生死的勇氣固然可嘉，但愚昧荒唐的民智表現，卻令有識之士痛心疾首，讓他們更清楚地認識到了「新民」的重要性與緊迫性。
通過這些具有策略性的對比論述，催生出了大量將域外小說與傳統小說作對立的極端評論：一方面屢屢將小說在歐美日本的「開化」「變革」中的功效放大，刻意為讀者營造出因小說之功而崛起的文明「新世界」；另一方面，傳統小說則一再被貼上了落後、腐朽甚至禍國殃民的標籤，完全漠視其價值意義。
其實，外國小說並非沒有「誨盜誨淫」之作，而傳統小說也並非全是「下三濫」，這本是文學史常識，只是被變革心切的近代文人作了選擇性的彰顯或遮蔽。不過，隨著對域外小說與文學思想了解的逐步加深，近代文人對傳統小說的評價也發生了明顯的改變。梁啟超的友人狄葆賢很清楚地道出了他對傳統小說評價「逆轉」的緣由：「吾昔見東西各國之論文學家者，必以小說家居第一，吾駭焉；吾昔見日人有著《世界百傑傳》者，以施耐庵與釋迦、孔子、華盛頓、拿破崙並列，吾駭焉；吾昔見日本諸學校之文學科，有所謂《水滸傳》講義、《西廂記》講義者，吾益駭焉。繼而思之，何駭之與有？小說者，實文學之最上乘也。」日本人北村三郎的《世界百傑傳》，將施耐庵與古今中外的聖賢豪傑一樣加以推崇，使得狄葆賢在大為驚訝的同時，也獲得了對傳統小說的自信心和與有榮焉的自豪感，進而對其大力揄揚：「日人之崇拜耐庵，則以小說之足以餉世界、導社會，如《水滸傳》者，實有巨功焉。」曾被明清理學之士詛咒下地獄、三世皆啞的施耐庵，在日本人眼中卻是與聖賢平起平坐的「餉世界、導社會」之偉人，其對正統文學觀念的衝擊可想而知。眾所周知的事實是，日本在近代一直是國人效法與追趕的對象，既然他們都如此地褒揚傳統小說，那我們又有什麼理由來妄自菲薄呢？近代文人一再切入歐美與日本的政治、文學視角，便有訴諸權威的意味，以此來為傳統小說的「合法性」背書，洗刷此前強加其上的污名。頗具弔詭意味的是，域外經驗的套用既可以導致近代文人對傳統小說的全盤否定，也可以促成對它的大力肯定。
狄葆賢
有鑒於此，近代文人對梁啟超、嚴復等人此前全盤否定傳統小說的偏激做法進行了反撥。梁啟勛對「今之痛祖國社會之腐敗者，每歸罪於吾國無佳小說」之謬論感到氣憤不平。燕南尚生則寫道：「自譯本小說行，而人蔑視祖國小說也益甚。甲曰：『中國無好小說。』乙曰：『如《紅樓夢》之誨淫，《水滸傳》之誨盜。』吠影吠聲，千篇一律。嗚呼！何其蔑視祖國之甚耶？」署名「世」的作者在總結近代文人對傳統小說評價發生轉變之原因時，曾頗有卓見地指出：「晚近以來，莫不知小說為瀹導社會之靈符，顧其始也，以吾國之士，遊歷外洋，見夫各國學堂，多以小說為教科書，因之究其原，知其故，活然知小說之功用。於是擇其著名小說，足為社會進化之導師者，譯以行世。漸而新聞社會，踵然效之，報界由是發達，民智由是增開。成效既呈，繼而思東西洋大小說家，如柴四郎、福祿特爾者，吾中國未必遂無其人，與其乞靈於譯本，誠不如歸而求之。」近代小說創作如此，對傳統小說的批評也是如此。傳統小說經由域外新思想、新觀念的闡釋，完全可以和「新小說」一樣擔負起啟蒙教化的重任。問題的關鍵就在於批評者是否具備在傳統小說中發掘新思想、新價值的眼光與能力，能否將傳統小說從「誨盜誨淫」的脈絡中剝離出來，置入到「新小說」的功能架構之中。
二
在許多小說批評家看來，梁啟超發動「小說界革命」所要求的「新小說」必須具備的「新道德」「新宗教」「新政治」「新風俗」等域外新思想、新觀念，傳統小說中早就有了，只不過長期以來遭到人們的誤解與歪曲罷了。綜合來看，近代小說批評家在傳統小說中「發掘」出的新思想、新觀念大致有以下內容：
與歷來正統文人對《水滸傳》的「誨盜」指責完全相反，近代小說批評家強調這部作品所傳達的是「自由」「平等」「獨立」「民主」「民權」之類新思想。許定一對人們將《水滸傳》視為犯上作亂的「誨盜」之作大為不滿：「有說部書名《水滸》者，人以為萑苻宵小傳奇之作，吾以為此即獨立自強而倡民主、民權之萌芽也。」他感嘆道：「《水滸》諸豪，尚不拘於世俗，而獨倡民主、民權之萌芽，使後世倡其說者，可援《水滸》以為證，豈不謂之智乎？吾特悲世之不明斯義，污為大逆不道。噫！誠草澤之不若也。」燕南尚生對施耐庵和《水滸傳》高度評價道：「噫！《水滸傳》果無取乎？平等、自由，非歐洲方綻之花，世界競相採取者乎？盧梭、孟德斯鳩、拿破崙、華盛頓、克林威爾、西鄉隆盛、黃宗羲、查嗣庭，非海內外之大政治家、思想家乎？而施耐庵者，無師承、無依賴，獨能發絕妙政治學於諸賢聖豪傑之先。……若以《水滸傳》之殺人放火為誨盜，抗官拒捕為無君，吾恐盧梭、孟德斯鳩、華盛頓、黃梨洲諸大名鼎鼎者，皆應死有餘辜矣。吾故曰：《水滸傳》者，祖國之第一小說也；施耐庵者，世界小說家之鼻祖也。」
民國版水滸傳
燕南尚生將施耐庵置於古今中外的大思想家、大政治家「之先」，著意提升其歷史地位，而黃人則將《水滸傳》和近代剛興起的「社會主義」思潮掛上鉤，稱其為「所以重人權而抑專制」的傑作：「自有史以來，未有以百餘人組織政府，人人皆有平等之資格，而不失其秩序；人人皆有獨立之才幹，而不枉其委用者。……耐庵痛心疾首於數千年之專制政府，而又不敢斥言之，乃借宋元以來相傳一百有八人之遺事，而一消其塊壘。」他進一步指出，我國地域環境、風土人情等多有不同，因而也造成了南北審美上的差異：「北人小說，動言狹義；而出於南人者，則才子佳人之幽期密約。」但在「厭數千年專制政體之束縛，而欲一寫其理想中之自由」這一點上，南北是沒有區別的：「俠義躬捍文網，與豪宗墨吏為仇，破政府之專制也；幽期密約，婚姻自由，破家庭之專制也。」一向被視為「誨淫」的愛情小說和《水滸傳》之類俠義小說一樣，也蘊含著反對獨裁政府和專制家庭、提倡自由平等的思想。
近代以來，對尚武精神的提倡是與抵禦外辱、追求民族獨立、推翻異族統治的宏大目標聯繫在一起的，這也是近代小說批評家在傳統小說中著力「發掘」的一項重要內容。林紓在比較中西小說時就特別提醒世人道：「西人說部，舍言情外，探險及尚武兩門，有曾偏右奴性之人否？明知不馴於法，足以兆亂，然橫刀盤馬，氣概凜然，讀之未有不動色者。吾國《水滸傳》之流傳，至今不能漫滅，亦以尚武精神足以振作凡陋。」他在比較了多記載「虐賊事」的英國小說《鬼山狼俠傳》之後，認為這類「賊性」卻是「俠盜氣概，吾民苟用以御外辱，則於社會又未嘗無益。」被視為「誨盜」的《水滸傳》因其具有「尚武」精神而與西方說部為「同調」，從而煥發出了新的光彩。在近代，「尚武」精神實際上是和抵禦外侮、特別是推翻滿清統治聯繫在一起的，許多小說批評家往往會別有用心地「曲解」傳統小說，以達到宣揚種族革命之目的：「誰謂元亡非亡於《水滸》？韓林兒，一《水滸》之產兒也；張士誠，一《水滸》之產兒也；陳友諒，一《水滸》之產兒也；明玉珍，一《水滸》之產兒也；而朱元璋尤其著者耳。不數十年，淮南豪傑並起而亡元族矣。」這類以推翻滿清統治、恢復漢土為職志的小說批評，大抵都包含了狹隘的漢民族本位思想。而這類批評之所以能在當時大行其道，顯示其背後有一股強大的民意力量的支撐。黃世仲曾指出，讀小說須「知書中如何命意」，不僅讀《水滸傳》如此，讀其它小說也應作如是觀：「《紅樓夢》一書，系憤滿人之作，作者真有心人也。」「讀《三國演義》者，當知其寓意尊漢統、排竊據；讀《水滸傳》者，當知其為獨立喻言。」 「以《西遊記》話活潑不羈之自由主義，《水滸傳》慷慨義俠之平等主義，而為《三國演義》競爭劇烈之獨立主義。」這類解讀是在「明目張胆」地宣揚民族獨立與推翻滿清統治，其用意昭然若揭。
近代小說批評家對十九世紀末傳入中土的女權思想並不陌生，因為李汝珍約在道光五年（1825）完成的《鏡花緣》小說中，就提出了反纏足、興女學之類的思想，比西方提倡女權的穆勒（John Stuart Mill）、湯普森（Willian Thompson）等人早了數年乃至數十年。近代小說批評家同樣擅長在傳統小說中「發掘」女權、婚姻自由之類的新思想。浴血生指出：「中國女子，卑弱至極，志士痛之。近頃著書以提倡女權為言者充棟，顧前數十年，誰敢先此發難？而《鏡花緣》獨能決突藩籬，為女子一吐鬱勃，滔滔狂瀾，屹立孤柱，我不知作者當具何等魄力。」《鏡花緣》「述當時才女，字字飛躍紙上，使後世女子，可以聞雞起舞，提倡女權，不遺餘力。」在今天看來，李汝珍於小說中表達的女權思想，乃是基於對女性在傳統社會中卑微身份的洞察和對她們不幸遭遇的同情，而近代小說批評家主要是在域外天賦人權、男女平等思想的影響下，通過對傳統小說中女性不幸遭遇的揭示，來抨擊禮教對女性的束縛與摧殘，批判千百年來的婚姻倫理與世俗觀念，倡言愛情自由與婚姻自主。他們甚至還將女性平權問題與時代政治風雲、與家國命運聯繫在一起，足見其重要性。
李汝珍
對傳統小說所蘊含「科學」內容的發掘，則是出自科學啟蒙的急切需要。實際上，在近代小說批評者眼中，我國同樣早就不乏「科學小說」了：「中國如《鏡花緣》、《蕩寇志》之備載異聞，《西遊記》之暗證醫理，亦不可謂非科學小說也。」就連對這種比附做法頗為反感的吳趼人也引用其友人周桂笙的話說：「《封神榜》之千里眼、順風耳，即今之測遠鏡、電話機；《西遊記》之哪吒風火輪，即今之自行車云云。近聞西人之研究催眠術者，謂術至精時，可以役使魂靈，魂行之速，與電等耳。果爾，則孫行者之筋斗雲，一翻身可達十萬八千里者，實為之母矣。」不光是「幻想」，傳統小說中的「科學」還能付之實踐，完全符合科學「實用」標準：「輕氣球之升於空中，儼然哪吒太子之踏風火輪也；汽車之迅駛於鐵軌，儼然戴宗之神行法也；偵探家之易面改裝，雖家人父子不能辨認，儼然羅浮先生之分身術、孫悟空之七十二般變化也；海底旅行、地底旅行之新發明，儼然土行孫之土遁法也；記聲蠟丸之轉機出聲，儼然殷七子之留聲術也。」可以這樣說，近代文人對傳統小說中所「蘊含」的域外新思想、新觀念，作了面面俱到的發掘與闡釋，賦予了傳統小說啟蒙民智、引領社會進步之功效，這不僅為傳統小說批評開示了新的研究指向，也為傳統小說與當代社會、政治改革之間建立了密切的關聯，並使傳統小說批評因充滿經時濟世的使命感而獲得廣泛認同。
三
如眾所知的是，近代文人僅是將傳統小說作為宣傳工具來看待的，他們的小說批評因而具有強烈的功利性與現實性。他們相信讀者閱讀小說，即會「與其書說中所抱之宗旨，相與而進化者也。」因此，「讀政治小說者，足生其改良政治之感情；讀社會小說者，足生其改良社會之雄心；讀宗教小說者，足生其改良宗教之觀念；讀種族小說者，有以生其愛國獨立之精神。其餘讀偵探小說生其機警，讀科學小說生其慧力，有以使之然也。觀此，則不特日人以吾國《西廂記》、《水滸傳》為教科書，實無一小說不足以為教科書者也明矣。」因而，他們不遺餘力地在傳統小說中發掘改良政治、社會的「新學說」，以期讓讀者與之俱化。在近代小說批評家看來，「若以西例律我國小說」，傳統小說中沒有「政治小說、偵探小說、科學小說」等類型，而僅有的「歷史小說」，若與西方相比，「其性質多不完全」，但這並不妨礙他們從中「發現」西方的新思想、新觀念。正如「世」所指出的那樣：「蓋歷史小說耶，則何國無歷史？政治小說耶，則何國無政治？種族小說也，又何國無種族？外人之可以為歷史、政治、種族與種種小說者，吾中國何不可以為歷史、政治、種族與種種諸小說。……吾國著作家於是乎觀社會之現情，審風氣之趨勢，起而挺筆研墨以繼其後。」小說創作是如此，對傳統小說的批評又何嘗不能如此。在很大程度上，這種對小說功利性和現實性的重視，因與重視社會教化功能的傳統小說觀念一脈相承，故而很自然為社會所接受。
正因為如此，我們可以看到的是，近代小說批評家對傳統小說的解讀，通常只是作些簡單的類比，也就是用傳統小說的某些情節、內容去「印證」一種甚至多種域外新思想觀念：「吾嘗謂《水滸傳》，則社會主義之小說也；《金瓶梅》，則極端厭世觀之小說也；《紅樓夢》，則社會小說也，種族小說也，哀情小說也。」「如《鏡花緣》之博，地理、哲學，即格致之影子也；如《三國演義》之詳，陰符、遊說，即科學之流源也。闡心理之學，則《西遊記》得其恍惚焉；紀義俠之流，則《水滸傳》得其梗概焉。而艷情之作，又如《西廂》也，《紅樓夢》也；武士之風，又如《說岳》也，《楊家將》也。」更為誇張的是，一部《水滸傳》就幾乎囊括了當時文壇出現的所有「新小說」類型與中外聖賢的各種思想學說：「述政界之貪酷，差役之惡橫，人心之叵測，仕途之險阻，則社會小說也；平等而不失泛濫，自由而各守範圍，則政治小說也；石碣村之水戰，清風山之陸戰，江州城之法場，出入飄忽，吐囑畢肖，則偵探小說也；王進、李逵之於母，宋江之於父，魯達、柴進之於友，武松之於兄，推之一百八人之於兄、於弟、於父、於母、於師、於友，無一不合至德要道，則倫理小說也；一切人於一切事，勇往直前，絕無畏首畏尾氣象，則冒險小說也。要之，講公德之權輿也，談憲政之濫觴也，雖宣聖、亞聖、墨翟、耶穌、釋迦、邊沁、亞里士多德諸學說，亦誰又過於此者乎？」就發揮政治、平等、自由、倫理等學術來說，燕南尚生認為施耐庵和孔孟、亞里士多德、盧梭等人沒有什麼異同。又如俠人論述《紅樓夢》也極為隨意：「吾國之小說，莫奇於《紅樓夢》，可謂之政治小說、可謂之倫理小說，可謂之社會小說，可謂之哲理小說、道德小說。」他之所以說《紅樓夢》為政治小說，其根據就在於這部小說描寫了元春歸省與元妃之疾，「而隱然有一專制君主之威，在其言外，使人讀之而自喻。」論其為倫理小說、社會小說云云，大致也是如此思路。吳趼人對此頗不以為然：「輕議古人固非是，動輒牽引古人之理想，以闌入今日之理想，亦非是也。吾於今人之論小說，每一見之。如《水滸傳》，志盜之書也，而今人每每稱其提倡平等主義。吾恐施耐庵當日，斷斷不能作此理想。」然而，在近代小說批評家看來，施耐庵不這麼想，未必就表示讀者不能這樣讀。這也在無形中暗示讀者，他們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來詮釋作品，「以意逆志」的行為是被允許甚至是值得提倡的。這些小說批評家往往只是告訴讀者傳統小說中有哪些新思想，至於「為何是」並不在意。但不可否認的是，在域外政治小說、科學小說、宗教小說等類別區分的幫助下，近代文人確實「發現」了傳統小說中從未被關注的新思想、新內容。這種中西類比式的批評方式雖有替古人在漢服上套上洋裝之嫌，但也給人一種「似曾相識燕歸來」的熟識，減少了國人對域外新思想觀念的陌生感，帶給了讀者別樣的認知體驗。
吳趼人
與隨意性相聯繫的，就是闡釋的膚淺性與表面化。雖然不少文人對西學只是略知一二、似懂非懂，但他們都明白西學在當時即意味著進步、文明、時尚，因而不少人樂意在小說批評中顯露自己的「新知」。小說家八寶王郎（王浚卿）曾對那些挾西方新名詞以自炫者很反感，譏笑他們只是拾了幾句外國的皮毛，就隨口「說某人程度太低，某人宗旨欠正，向日滿口之乎者也矣焉哉，今朝一律改成野蠻自由達目的。」這樣的批評並非空穴來風，我們從無名氏對《水滸傳》中「女權之思想」的分析中就可以窺見其膚淺、牽強之一斑：「男女之最不平等惟中國，而《水滸》之巾幗壓倒鬚眉，女權可謂發達矣。即如潘金蓮，必寫其為婢女；閻婆惜，必寫其為流娼；潘巧雲，必寫其為醮婦；托根小草，筆墨便不嫌褻。至賈氏，不過一富人之妻而已，形容即不盡致，則其重視婦女也為何如！……則中國之女權，發之又早有耐庵。耐庵可比達爾文。」這種批評不可避免地染上粗率、淺薄之類的時髦病。而南尚生對《水滸傳》的「解讀」更是出人意表，滑稽可笑：「宋江宋是宋朝的宋，江是江山的江。公是私的對頭，明是暗的反面。紀宋朝的事，偏要拿宋江作主人翁，可見耐庵不是急進派一流人物。不過要破除私見，發明公理，從黑暗地獄裡救出百姓來，教人們在文明世界上，立一個立憲君主國，也就心滿意足了。我說兩個字的文話：『不然。』他就要拿柴進作主了。因為這個緣故，所以知道耐庵是力主和平的。」。燕南尚生當然知道自己在說什麼，但他並不認為有何不妥：「批評雲者，借現存之書，敘述一己之胸襟學問而已，若有若無，誰復問之？」問題的關鍵不在於作者表達了什麼，而在於讀者是否別具慧眼地「發現」了他所需要的東西。可以說，小說批評家政治情結愈強烈，其思考判斷可能就愈簡單。但站在他們的立場上來看，為了「詮釋」出傳統小說中的新內容，即使歪曲了作者原意，也並非是不能容忍的。事實也正是如此，他們確實做到了將新的思想觀念「鑲嵌」到了傳統小說之中，將批評者的政治理想、時局願望等都「寄寓」進去了。我們一方面固然感佩批評者強烈的使命感，一方面卻也覺得荒謬可笑。但不可否認的是，我們的這種感覺正反襯出這些傳統小說的批評者們，為了開啟民智而殫精竭慮、苦心思索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
四
近代小說批評家在傳統小說中「發掘」新思想、新觀念，一方面與甲午戰敗以後全面學習西方、整個社會瀰漫著求新求變的風氣有很大關係，另一方面外來強勢文化的侵入勢必使國人產生種種疑慮、焦灼乃至抵觸情緒，也激發出國人的文化危機意識。近代中國是在「新民」、「富強」、救亡圖存之類功利目的之下來宣傳、接受西方思想觀念的，但在國人的意識深處，則始終相信雖然船堅炮利、法律政治之類不如外人，但我們的文學卻可以自豪：「吾祖國之政治法律雖多不如人，至於文學與理想，吾雅不欲以彼族加吾華胄也。」「吾祖國之文學，在五洲萬國中真可以自豪也。」近代文人運用域外的新思想觀念來闡釋傳統小說，自然也和傳統小說本身或多或少、或顯或晦地蘊含這些新思想觀念有關。他們斷言：「小說為以理想整治實事之文字，雖東、西國俗攸殊，而必有相合之點。如希臘神話、阿剌伯夜談之不經，與吾國各種神怪小說，設想正同。蓋因天演程度相等，無足異者。」 「泰西各國，以小說著名者，俄則有托爾斯泰，法則有福祿特爾，英則有昔士比亞，日則有柴四郎，德則有墨克。吾不知此數人者，方之我國之金聖嘆、施耐庵、曹雪芹、蒲松齡、湯臨川、孔雲亭諸大家，其撰述之聲價如何，結構之文字又如何。而彼此皆以小說名重於時，則其受社會上之歡迎，與其為社會上之轉移，則已中西無間，實為普天下人所公認。」言語之間流露出對傳統小說的自信與自滿，也反映出近代小說批評家在向西方尋找啟蒙、救國資源的同時，不自覺地流露出了民族情感和文化尊嚴。
我們還應該注意到，當時域外小說翻譯的總體水平還不是很高，時常給人以外國小說不如傳統小說的感覺。其主要原因在於「非西籍之盡不善也，其性質不合於吾國人也。」這裡的「不合」，一者是思想內容不大切合中國的實際需要，所傳達的內容與情感始終和國人隔了一層，再者就是不合讀者長期浸淫傳統小說而養成的欣賞口味與閱讀習慣。因此，域外小說雖然被抬得很高，但大眾的閱讀興趣仍逗留在傳統小說之上。更有甚者，如周作人所指出的那樣：翻譯域外小說，「原希望可以糾正若干舊來的謬想，豈知反被舊思想同化了去。所以譯了《迦茵小傳》，當泰西《非煙傳》《紅樓夢》看；譯了《鬼山狼俠傳》，當泰西《虯髯客傳》《七俠五義》看。」外國小說又不自覺地被傳統的接受習慣與閱讀心理「同化」了。因而，在傳統小說中「發掘」域外「新思想」，既切合讀者的閱讀口味，也可以讓他們從中獲得新知，一舉兩得，何樂而不為？無論是對小說批評家還是讀者來說，都是輕車熟路，更何況還能帶來「發現」的樂趣呢。
以今日的眼光來看，這種做法不可避免地帶有穿鑿比附的成分，但它卻帶給傳統小說以新的生命，併產生足夠的威勢以掃除人們對傳統小說的鄙視，使人們的閱讀心態也隨之發生變化：「自今而往，諸小說家中，仍有膠持鬼神之見，變幻鬼神之跡，如吾言《封神演義》、《西遊記》及《聊齋志異》種種之荒唐無稽者乎？我同胞其謝絕之！」「《東周列國》也，觀其戰陣，而不究其交涉之詞令；《三國演義》也，賞其人材，而不喻其尊漢之大義；讀《水滸傳》也，以為誨盜，而寄喻獨立之思不知也；讀《紅樓夢》也，以為誨淫，而警惕驕邪之意不悟也。痛夫！以是而目小說，則小說之含冤大矣。」傳統小說被置入啟蒙救國的語境之中，原本帶有「誨淫誨盜」的烙印被換上了域外新思想、新觀念的標籤，大量前所未聞的域外新思想、新觀念的辭彙，高密度地充斥其中：民主、科學、自由、平等、女權、人權、民權、專制、進化、主義等等，其中正蘊藏著國民改造、新民論述等救國救亡的目的論。詞語變化的背後是時代、思想的變化。當某一詞語使得各種思想者都不得不使用時候，就意味著其所表示的觀念在這一時代已成為時尚，擁有了某種「話語權力」。五四時期，胡適、陳獨秀、魯迅、周作人等高舉科學與民主的大旗，提倡「人的文學」，不能不說受到近代小說家宣傳的影響。胡適就承認：「他（梁啟超）指出我們所最缺乏而須採補的是公德，是國家思想，是進取冒險，是權力思想，是自由，是自製，是進步，是自尊，是合群，是生利的能力，是毅力，是義務思想，是尚武，是私德，是政治能力。」就此而言，近代的傳統小說批評和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與思想文化動向息息相關。
黃人
清末小說家、文學史家黃人曾指出：「中興垂五十年，中外一家，梯航四達，歐和文化，灌輸腦界，異質化合，乃孳新種，學術思想，大生變革。」近代小說批評家不再用中國兩千多年來的思想資源來改造、消解外來文化觀念，而是以開放的心態別求新聲於異域，運用具有「異質」色彩的新思想觀念來解讀、闡釋傳統小說，各種固有的與外來的思想、觀念在不斷的碰撞、滲透與交融中，得以衍生轉化為「新種」，並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傳統小說重新煥發出生命力。當然，在「以西釋中」的大背景之下，傳統小說的思想內容在某種意義上也以「潛在」的方式限制甚至左右著研究者的視域。在受到域外文化侵襲不斷加強的趨勢中，近代小說批評家苦悶、焦慮、希望等情感姿態和複雜心理，必然影響著他們對傳統小說解讀與闡釋的客觀性與科學性；其次，近代小說批評家對傳統小說的揄揚，並不意味著他們對其中所表現的舊倫理、舊道德、舊制度的擁護，事實上正好相反，他們宣揚的是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權平等、民族獨立之類的現代觀念，其目的正在於批判專制統治的殘暴、顢頇與腐朽，有的批評者甚至「明目張胆」地號召人們去推翻滿清統治；其三，由於近代小說理論家對域外新思想、新觀念的掌握還比較膚淺，對域外小說也遠非談得上熟悉，他們對傳統小說的研究與批評甚至還缺乏真正的學術興趣，再加上他們對外來文化或多或少的戒備心理，因而，在「以西釋中」的傳統小說批評過程中，手法還比較粗糙、笨拙，他們對傳統小說價值的發掘與釋義，有不少地方失之牽強甚至荒謬，帶上了新舊交替、中西雜糅等過渡時期的特點。但無論如何，傳統小說批評在此後，便逐漸脫離傳統架構，進入到了「現代」的通道之中。
本期統籌：謝麗
校對：謝麗
編輯：范林華
TAG:近代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