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鳴：王朝興衰周期率新解

從封建轉為郡縣，是中國政治制度的一大轉折。

在封建時代，中國是一個家天下結構，

其主體結構，是一個統治家族，通過層層分封，建構了一個樹根狀的家族親戚性的政治網路。除了最底層的貴族士，每一層的節點，都是一個獨立或者大半獨立的政治實體，從大夫到天子。各個諸侯各自分立，即使是天子，對他們的內部事務也基本不干預。

然而，這個家天下的結構，經過春秋戰國，尤其是戰國時期的轉變，到秦統一，確立了郡縣制。天子從西周時的天下共主，變成獨主。一國之內所有的土地民眾和其他資源，統統歸天子，即皇帝所有。

疆土分成各個郡縣，由皇帝指派的官員替他打理

。這個時候，國家的政治結構，已經變成了類似於公司的架構，皇帝類似於董事長，是公司資產的唯一所有者，而所有的官員，都是吃皇帝俸祿的僱員，皇帝可以根據其業績加以任免。這些僱員，構成一個官僚制的金字塔，跟皇權須臾不可分離。我們可以稱這樣的帝制，為官僚型帝制。

唐朝的柳宗元，曾經在他的大作《封建論》里，對封建制還是郡縣制哪個有更多的公共性進行過討論。其實，由於背景不同，這個問題實際上並不好解答。但是有一點是明確的，的確郡縣制，也就是

官僚型的帝制結構，在古代更有效率

。因此，一些外國學者，稱這個制度是早熟的。

公司架構的帝國，由於國家資源都屬於皇帝一人，只要官僚們還比較稱職，那麼就是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如果天下一統，疆域足夠遼闊，那麼，所能集中的資源就更為驚人。作為一個經常要面對北方游牧民族壓力的農耕民族，這樣的政治結構，顯然比封建制下的邦國具有更大的優越性。

由於國家的資源都在皇帝手裡，只要國家採取有效地壓抑可以聚斂財富的商人，人才也就只有進入到皇帝的官僚體系中，才能分潤這些資源，同時贏得個人和家族的榮譽。所以，

這樣的官僚制，從理論上就是可以吸引到全國最好的人才

。自然，官僚制的效率，即使在無法在數目字上統治的中世紀，也會達到相當高的境地。

然而，一個國家太大了，即使是分裂時期的小王朝，對於一個人來說，也太大了。姑且不論世襲制的皇帝，有賢與不肖之分，繼承者的選擇餘地有限。就算皇帝個個都很聰明，很能幹（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他由於必須通過官僚的中介，才能控制整個國家，事實上沒辦法做到全程有效地控制所有官僚。

他必須向官僚，甚至小吏，渡讓相當大的權力

，以至於郡縣的長官，近乎一個小國之君，征戰的將軍，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有相當大的自主權。

自秦朝創製伊始，就形成了類似行政權（丞相）、軍權（太尉）監察權（御史大夫），三權在皇權之下分立的結構。皇帝僱員之間，官僚機構內部的權力制衡，是秦朝的皇帝藉助法家理論的一大創造，此後一直延續了下來。

但是，儘管官僚機構之間有權力的制衡，

行政和軍事官僚之間，以文制武，而兩者，都有監察人員的專門盯防

。甚至，在某些朝代，比如明朝，皇帝還特別倚重閹人，組建直屬於皇帝的特務機構，多加一重的監督。但是，官僚機構的失控危險，卻在這個制度建立之後，就始終存在，成為皇帝的一大心病。

這是因為，資源所有方面的皇帝獨佔和資源管理方面的設官分治的矛盾，在本質上是不可調和的。每個王朝，即使沒有特別的原因，突然死亡，也會從其興也勃，必然走到其亡也忽的地步。

封建制下，貴族的采邑，境內的民眾，都是領主的私產，如果待之暴虐，折損了，就是自己的損失。有盤剝，但不能過重，過重的結果，不是屬民的折損，就是逃亡，兩者都是領主的損失，得不償失的。但是，在郡縣制下，郡縣長官是替皇帝打理皇帝的私產，所有權是皇帝的，他們只是僱員。但是，天高皇帝遠，皇帝一般來說，看不到他們怎麼管，他們的權力，相當的大，一點不亞於封建制下的領主。古代有句老話，破家縣令。一介小小的縣令，在當地就是老百姓的天，讓誰破家，真是一點都不難。

權力很大的地方官，管的是別人的財產，別人的百姓。要他們不滋生藉機為自己牟利之心，事實上是不可能的

。就算皇帝對這些地方官有恩義，而且用儒家思想的意識形態進行洗腦，牟利的企圖心，也早晚會冒出來。地方官在征糧徵稅過程中，在處理地方政務和打理訴訟過程中，會有很多的機會，讓他們始終保持兩袖清風，看著滾滾的財流而不動心，顯然不現實。不止地方官，中央的官僚，也是如此，只要處理政務，就會有很多弄錢的機會，讓他們全然無動於衷，常在河邊走，永遠不濕鞋，也是不可能的。

當然，

皇帝會利用機構的制衡，以及監察官的監督，看住他的財產，防止官員監守自盜

。但是，一來看不過來，二來，在利益面前，監察官或早或晚，都會被腐蝕，把監察權變成分肥權。與其大家互相盯著一起窮，不如合作起來一起撈。西方的三權分立，如果沒有輿論的監督，都可能變成互相勾結。而在中國古代皇權之下的三權分立，同樣沒有輿論監督，而且容易受皇帝個人好惡的影響，所以監督的效果是相當有限的。

聰明的皇帝，可以宣稱跟百官共天下，以籠絡官員，但官員都知道，這樣的共天下是假的，如果真的當真了，吃虧的恰是自己。

皇帝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默許官員在一定範圍內謀私利，借他賦予的權力給自己撈好處

。甚至使得所有官員，事實上都處於違法狀態，平時不聞不問，想要查哪個，就揪出來嚴查。但沒有哪個官員始終能把握住其中的「度」的，撈著撈著，就過界了。關鍵是，官員在給自己撈好處的同時，由於管轄的百姓，不是自己的財產，無論怎樣苛待，都可能沒有絲毫的憐惜，反正禍害的，是別人的財產。皇帝對官員玩權術，頂多可以保障他們對自己畏懼，進而維持效忠，卻不能阻止他們由於貪腐行為敗壞皇帝的江山，激起民憤。

所以，歷朝歷代，有兩個現象，是王朝的官僚體系所不能避免的。

一是官員的貪腐，越來越厲害

。原本，皇帝設置官府，安置官員，是為了讓機構和官員為自己幹事的，但是，干著干著，官員為皇帝賣命之心日淡，為自己牟利之心日生。為官為皇帝效命之心，越來越敵不過為自己和家人牟利之意。千里做官只為財，別的，都被看淡了。

閻立本：《歷代帝王圖》

其二，官僚機構越來越膨脹，冗官越來越多

。如果對官員編製嚴格限制，則書吏和衙役就會膨脹。所有的衙門，都從最初的幹事機構，變成了養人的窩點。甚至軍隊的軍官，也難逃腐敗的命運。不是攫取地方權力，經商牟利，就是喝兵血，剋扣軍餉，甚至役使士兵，把士兵當奴隸，讓軍隊戰鬥力日減，以至於廢掉。

就算皇帝拚命地加強對官員的教育，用儒家倫理激勵他們忠君愛國的責任心，刻意讓官員激發天良，倡導清官，並樹立清官的榜樣，讓大家學習效法。但大體上也只能對少數人有用，多數官員，或早或晚，都會眼睜睜地在官方倡導的道德線上向下滑行。一天比一天追逐享樂，道德敗壞。貪慾越來越來重，只能靠加劇貪腐，來滿足之。

每個王朝，都不可避免地滑向自己的末日，不肖的昏君，也只是把這個過程加劇了而已。所謂的中興，都不過是迴光返照，不可能起死回生。

所謂末日景象，不是從前說的土地兼并日益嚴重，土地集中，地主和農民之間的矛盾日益激化。事實上，中國特有的諸子平分制度，任何一個富有家族的財產，都難以長久地保持，土地的集中，不會達到真正破壞社會平衡的程度。每個王朝末日，最大的問題，都是官民矛盾激化，官員腐敗達到一個令人無法容忍的境地，官僚機器鏽蝕，機構臃腫，人滿為患，效率極其低下，沒有什麼人為皇帝負責，都為自己打算盤。哪怕出了一個小小的民變，都有可能因為官僚荒唐的處置而變成燎原大火。

這種時候，絕大多數官僚，行為的目的，不是為了給皇帝幹事，而是在為自己牟利的同時，盡量瞞住皇帝。為了這個目的，他們可以用一個錯誤去掩蓋另一個錯誤，最終導致錯誤越犯越大。越是到王朝末日，這樣的現象就越是常見。

那麼，有沒有這樣的可能，

王朝在走向衰敗的過程中，進行改革，刷新朝政，革故鼎新呢

？不可能

。改革是有的，但不是半途而廢，就是走了樣，真正刷新政治，是做不到的。三國時代，魏國的名臣王肅，曾經上書建議，要皇帝「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並從容之官。」顯然，這也是歷代皇帝所想的，也是所謂改革的目標。但是，不讓官僚機構養人，怎麼可能呢？歷史上有哪次改革，損害了官僚階層的整體利益，而能成功的呢？官僚帝國的從根本上講，沒有自我修復的可能，連一次都沒有。

資源所有方面的皇帝獨佔和資源管理方面的設官分治的矛盾，是每個王朝都難以克服的

。就是這個矛盾，無一例外地驅使一個個的王朝，從興盛走到危機，直至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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