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未來幾年全球經濟或將強勁增長

艾爾蘭在辦公室接受記者採訪。馮黛梅/攝

出身於「芝加哥學派」的艾爾蘭，強調美國的經濟政策建立在自由市場的基礎之上，遵循弗里德曼的自由市場理論，但認為政府在社會保障、貨幣政策等方面的作用不可或缺。在他看來，提出一系列社會保障政策的羅斯福新政拯救了美國的資本主義體系；而「像美國聯邦儲備銀行這樣政府管理的中央銀行仍然是需要的，可能永遠需要」。

作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美國的經濟運行一直都引人關注。美國歷史上經歷了怎樣的經濟發展政策？如何應對曾經出現的經濟危機，以及近年來美國經濟是否在強勁復甦？而在這些背後，作為美國中央銀行的聯邦儲備銀行又是如何發揮作用的？帶著這些問題，記者近日在美麗的波士頓學院專訪了美國經濟學教授彼得·艾爾蘭（Peter Ireland）。

弗里德曼自由市場理論對美經濟政策影響最大

《中國社會科學報》：感謝您接受採訪。波士頓學院的校園很美，可以看到美麗宏偉的哥特式建築，能在這裡工作一定很開心。

艾爾蘭：是的，這是個美麗的校園，歷史悠久。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塔夫茨大學、布蘭迪斯大學，再加上波士頓學院，應該說是波士頓地區最好的5所私立大學。我之前在羅格斯大學任教，那也是一所很好的學校。之所以後來選擇波士頓學院，首先就因為覺得有回家的感覺，因為我是土生土長的波士頓人；其次就是學術的考慮，波士頓學院周圍環繞著很多好學校，有很多好的經濟學者、高水平的學術會議，住在波士頓確實是件不錯的事。

《中國社會科學報》：我注意到您是影子公開市場委員會成員，這是個什麼機構？

艾爾蘭：你聽說過英國的影子內閣吧？就是由在野黨組成、對政策進行分析評論的一個機構。影子公開市場委員會成立於20世紀70年代早期，其性質類似於影子內閣，不過主要針對美聯儲、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的政策作分析、評論。和英國的影子內閣一樣，影子公開市場委員會中也有曾經在美聯儲工作過的官員，當然它的成員也有機會進入美聯儲，最近有位影子公開市場委員會成員，剛剛被提名為美聯儲委員會成員（美聯儲核心管理機構）。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一直以來專註於貨幣經濟學研究，能不能談談這個學科在西方的發展？

艾爾蘭：西方貨幣經濟學研究至少可以追溯至18世紀中期，當時蘇格蘭哲學家大衛·休謨在他的《貨幣論》（Of Money）中，描述了當黃金和白銀流入一個國家後，如何在短期內促進商業活動，而在更長一段時間則會出現價格上漲。休謨的觀察後來成為菲利普斯曲線（Phillips Curve）的基礎。菲利普斯曲線是以英國經濟學家菲利普斯（Alban William Phillips，1914—1975）命名的表示失業與通貨膨脹交替關係的曲線。20世紀六七十年代，許多國家包括美國都認為菲利普斯曲線提供了一個政策權衡：如果願意忍受高通貨膨脹，那麼可以採取政策降低失業率。但是不幸的是，當時的歷史表明，刻意嘗試利用菲利普斯曲線會導致高通脹高失業率。這促使後來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對短期運行和長期運行作了區分。1967年12月也就是50多年前，弗里德曼首次在美國經濟協會演講時對此作了分析：聯邦儲備可以在短期內降低失業率，但是長期來看，通過印刷鈔票，只會導致更多通貨膨脹。現在，大部分經濟學家接受弗里德曼的理論。

《中國社會科學報》：相比其他學科，經濟學好像有更多學派之分。

艾爾蘭：我是從芝加哥大學畢業的，那裡也是弗里德曼度過他絕大部分職業生涯的地方。「芝加哥學派」或者「貨幣學派」的形成主要與弗里德曼的貨幣政策相關，或者更廣泛地說，這個學派強調自由市場在經濟活動中的協調作用。

過去，弗里德曼貨幣主義者與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之間有很深的分歧。他們的主要分歧是對20世紀二三十年代大蕭條爆發的原因有不同看法。弗里德曼學派認為，由於美聯儲不願意擴大貨幣供應以抵消普遍存在的銀行倒閉的影響，從而導致了大蕭條；而凱恩斯主義者則普遍地認為，大蕭條反映了資本主義制度自身的不穩定性，所以他們認為政府需要更積極地參與經濟活動才能解決問題。現在的美國經濟學界，保羅·克魯格曼（Paul R. Krugman，1953—）和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1954—）都是凱恩斯主義最有力的倡導者。

《中國社會科學報》：那您覺得美國的經濟政策包括貨幣政策，受哪個理論影響比較大？

艾爾蘭：儘管如我之前所講的，美國很多著名經濟學家都是凱恩斯主義者，但是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弗里德曼自由市場的理論可能對美國經濟政策制定影響最大。其原因之一是我上述提到的一個現實情況：20世紀70年代，依據新凱恩斯主義菲利普斯曲線理論，美聯儲試圖以高通脹率為代價實現低失業率，但是結果卻導致高失業率。另外，更主要的一個原因是，美國持續的經濟增長和繁榮讓經濟學家更增加了對市場經濟的信心。

羅斯福新政拯救了資本主義體系

《中國社會科學報》：「進步時代」（The Progressive Era）被認為是美國歷史發展的一個關鍵轉折點，有人稱「進步時代」為美國現代財政制度奠定了基礎。

艾爾蘭：區分羅斯福新政之前和之後的美國經濟制度是對的，因為正是在那個時候，美國政府在經濟中的角色發生了重大轉變。羅斯福新政建立了很多機構，並出台了各種計劃，最主要的是出台社會保障計劃，幫助和保護社會中最脆弱的群體——老年人和兒童，使他們免遭嚴重的經濟困難，並確保工人在經濟嚴重衰退期間避免遭遇失業的打擊。與社會保障相關的「新政」還包括出台新的法規，比如允許工會與大公司進行更有效的談判，從而設定最低工資和限制員工工作時長以及禁止使用童工等。最後，「新政」還頒布了聯邦儲備銀行存款保險條例來保護美國工人的儲蓄。

這些方案不僅對幫助普通美國人渡過大蕭條至關重要，而且還拯救了資本主義體系。許多新政計劃，包括社會保障和存款保險，至今仍然存在，也有理由存在。

《中國社會科學報》：之後，美國還有沒有實行過類似的重要改革？

艾爾蘭：「新政」之後，美國經濟和社會最重要的轉變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即林登·約翰遜總統提出的「偉大社會」（Great Society）運動。醫療補助計劃和醫療保險計劃就是從那時候開始的，這兩個計劃可以被認為是擴大社會保障，以幫助老年人和不那麼富裕的美國人獲得充足的醫療保障的計劃。此外還有改善教育和清潔環境的計劃。這些計劃固然很重要，但是「偉大社會」最重要的成就是1964年通過的「民權法案」和1965年通過的「選舉法案」，這些法案在終結最令人震驚的歧視非裔美國人的行為時發揮了很大作用。最近的一些事件表明，美國依然存在種族主義和不平等問題，但是這些問題曾經一度更糟，20世紀60年代的民權運動將美國憲法所保證的自由和機會擴展到所有美國人——無論種族或性別，所以它的重要性怎麼說都不為過。

《中國社會科學報》：剛才您談到了美國歷史上的重大變革。這可以說是應對社會挑戰時作出的反應。您認為美國當下面臨的挑戰是什麼？

艾爾蘭：每位總統對政府在經濟中的角色都有不同的看法。一般來說，像里根和布希這樣的共和黨人更相信自由市場可以為美國人提供最大的機會，而像柯林頓這樣的民主黨人，尤其是奧巴馬則會尋找政府提供幫助的路線。但我認為，所有這些領導人都會意識到，一個富裕和公正的社會不能忽視其照顧年輕人和老年人的責任，而且應該為保護和促進所有成員的機會而努力，特別是為那些曾經被排除在外或者說遭受過不公平待遇的人們。因此，今天美國政府面臨的最大挑戰，並非是否取消社會保障和醫療補助，而是該如何確保財政支持的可持續性，用最佳方式確保這些重要計劃的實施。

貨幣政策是保持低通脹的唯一工具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認為政府的干預作用還是很大？

艾爾蘭：在整個經濟體系中，貨幣政策是能夠保持低通脹穩定的唯一工具。儘管一些經濟學家試圖推測是否可以找到一個實行貨幣政策的私營體系，但歷史證據強烈表明，貨幣政策調控必須成為政府的工作。即使就比特幣而言，我們目前也可以看到一些證據。從理論上講，比特幣可以成為私人提供的政府資金替代品。然而，在實踐中，比特幣的價值波動太大，因此不能獲得大多數工人、企業和消費者的信任。這意味著像美國聯邦儲備銀行這樣政府管理的中央銀行仍然是需要的，可能永遠需要。沒有美聯儲，美國就不會有多年穩定的低通脹。

從更大的背景來看，我認為政府干預或不干預只能根據具體情況來決定。以環境法規為例，污染被經濟學家稱之為「負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y），意思是如果沒有政府的強制性規定，人們或公司不會去主動關注環境污染問題，或為凈化環境投入太多人力物力，污染也會更多。一些和我一樣年紀、和我一樣在波士頓附近長大的人，會記得查爾斯河在冬天永遠不會結冰的那些日子，因為那裡充斥著化學物質，現在波士頓和其他美國主要城市內外的環境要好得多，這主要得益於政府的干預。

此外，法律和法規有時會產生意想不到的影響，這就是說，在某些時候，政府採取不干預主義的做法或許會更好。例如，許多小企業認為，由於近年來監管、要求太多，使得企業的有效運作越來越低，即使是在一些完全開放的領域。現在特朗普總統取消了部分規定，使商業信心有所改善，整體經濟明顯加強。所以說，很可能這些企業主是對的，有些規定弊大於利。

美聯儲加大對金融機構的監管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長期研究美聯儲政策，能不能談談美聯儲是如何運作的？

艾爾蘭：美聯儲有「雙重任務」，那就是根據美國國會的指示，一是穩定通貨膨脹，二是提供最大限度的可持續就業。目前美國失業率為4％左右，人們普遍認為美聯儲正在圓滿完成其就業方面的任務。但是，自2007—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的大部分時間裡，通脹率一直低於目標（2%），這是美聯儲繼續維持低利率的主要原因。

然而，隨著經濟繼續復甦，通脹率也應該繼續回到美聯儲希望的狀態。實際上，為了避免超出目標過快的通貨膨脹，美聯儲現在需要逐步提高利率。這就是為什麼2015年底以來美國利率一直處於上漲趨勢的原因，這也是為什麼今年還會加息的原因。

除了以管理利率來實施貨幣政策，美聯儲還負責管理美國的金融體系。未來幾年在這個方面可能出現更多變化。可以理解的是，國會和美聯儲在金融危機之後加強了對美國最大的金融機構的監管，但是現在的問題是：他們在執行新規時是否做得太過分了？如果是的話，美聯儲如何使銀行在其業務中擁有更大的靈活性，而不必在下次發生危機時再次打開又一輪緊急救助的大門？這是監管機構面臨的棘手的政策問題，不僅在美國，在所有其他國家也是如此。在歐洲、日本和中國，情況都非常相似。我們明白銀行和「影子銀行」是投資項目的重要資金來源，是經濟增長的重要保障。但我們也意識到，因為承擔太多風險，銀行和「影子銀行」同樣也是經濟不穩定的根源，所以要找到正確的金融監管方法並不容易。

《中國社會科學報》：美聯儲每一次的行動似乎都會牽動全球，甚至引發震蕩，為什麼？

艾爾蘭：貨幣政策行為的國際影響對個體國家來說總是很棘手。目前，不僅僅是美聯儲，還有歐洲中央銀行和日本銀行都可能會實施貨幣政策的重大變革。隨著美國經濟繼續增長，歐洲甚至日本經濟也最終復甦，所有這些國家都將不得不提高利率以防止通脹上升過多。這也給其他國家的決策者帶來了問題，如果他們對美國、歐洲和日本的利率上升沒有回應，那麼他們的貨幣將會相對其他貨幣貶值。而為了防止貶值，他們將不得不提高自己的利率，這又會減緩經濟增長。但需要提到且不能忽視的一點是，復甦之後的美國、歐洲以及日本等國將有出口的需求，這是一個重要的刺激措施——即使不是全部，也將會大量抵消匯率波動成本。實際上，在未來幾年，應該是全球經濟強勁增長期。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對特朗普政府的貨幣政策如何評價？

艾爾蘭：從貨幣政策角度，至少可以說特朗普政府還是不錯的。特朗普總統讓傑羅姆·鮑威爾（Jerome Powel）擔任美聯儲主席，後者是一位經驗豐富的政策制定者，同時他也願意奉行前任美聯儲主席耶倫（Janet Louise Yellen）的政策計劃。總體來說，從各個方面來看，鮑威爾是一位務實的、構建共識的領導者，在他的領導下，美聯儲不會成為波動或者爭議的製造者。

對全球經濟發展前景感到樂觀

《中國社會科學報》：通常情況下，學者的研究會跟蹤政策或現實的變化，貨幣經濟學是否更應該如此？

艾爾蘭：最近幾年，貨幣經濟學發生了很大變化。一個很明顯的原因是2007—2008年的金融危機以及之後的經濟衰退的影響，這些變化甚至反映在研究者描述事件的語言中。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21世紀初，美國經濟經歷了從未有過的穩定環境，僅僅有過兩次溫和的衰退，分別是在1990年和2000年，低通脹率、低失業率，經濟學家們將此稱為「大平穩」（Great Moderation）——穩定的繁榮期，探究是什麼原因導致「大平穩」，成為當時很多學者關注的課題。

相比之下，今天的貨幣經濟學家正在花費精力了解「大衰退」，即金融危機以及之後的衰退。他們想要了解的是，當危機的持續影響最終退去後，我們是否能夠回到像20世紀90年代那樣高增長和低失業率的時期，還是我們註定要經歷更長時期的緩慢增長和停滯。

《中國社會科學報》：現在距2008年金融危機已有10年，您如何評價美國現在的經濟狀況？

艾爾蘭：我個人的觀點是，最終在10年後，美國經濟將回到更加正常的狀態：或許比不上20世紀90年代，但至少比我們最近經歷的要好得多。失業率為4%，這是個很低的數字。但是如果沒有更強勁的工資增長，這種情況不會持續太久。所以我的預測是，未來幾年對於大多數美國工人來說前景很好。美聯儲正在將其政策恢復至正常，並且已採取重要步驟來改善美國金融體系的穩定性，最終信貸及金融市場也將更加順暢。最後，我想說最近對稅法的修改，目的在於促進更多的商業投資和創造就業機會，似乎已經發揮了這種作用。我認為今年和明年將是美國經濟長期以來最好的兩個年份，實際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將高於3％，甚至可能高達4％。

《中國社會科學報》：所以您對美國未來經濟前景非常樂觀？

艾爾蘭：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樣，我認為在短期內，美國經濟將繼續增強。順便說一下，全球其他大多數主要經濟體，比如歐洲、日本、中國和所有其他經濟體也將繼續增強。對於我們所有人來說，更美好的時光即將到來！

長遠來看，我也很樂觀。隨著年齡的增長，當我們回望過去，會發現我們正在享受的繁榮幾乎令人驚嘆。當我年輕的時候，永遠都不會想到今天我們會擁有像智能手機這樣的新技術，可以做如此多的事情，使我們的工作更輕鬆、生活更愉快。中國經濟在我們有生之年看到的增長確實非常壯觀，當然，它的發展不僅帶來收益也要支付成本，但看到經濟增長如何改善了億萬人的生活，確實是一個奇蹟。我們無法想像我們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會如何生活，因為他們將會有太多的不同，是我們無法預測的。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他們將獲得技術和科學進步，這些技術和科學進步將使他們的生活變得更加輕鬆和美好。

自由國際貿易是全球經濟高速增長的關鍵

《中國社會科學報》：有人說特朗普稅改是一個為富人和大公司減稅的法案，您怎麼看？

艾爾蘭：新的稅法會對美國經濟有所幫助，這一點是肯定的。它不僅只是為企業和富人帶來好處，也利好所有美國人。美國的資本投資並未從2007—2008年的經濟衰退中真正恢復。唯一出現重大擴張的領域就是能源部門，由於新技術的使用，使得我們可以從以前無法獲取的資源中提取石油和天然氣。但是，除此之外，投資非常薄弱。稅收法案通過降低企業稅率並提供更多投資激勵措施，將激發許多行業增加支出。這將使得2018年和2019年的經濟增長率明顯提高。從長遠來看，投資的增加也意味著許多美國人的就業和收入增長更快，而不僅僅是富人。

儘管稅收法案提供了許多好處，但其中一個方法與預期不符的是，它不是真正的「稅制改革」，也不是對美國稅制進行徹底的「大修」。首先，新法律旨在降低企業稅率並為商業投資提供激勵措施。個人所得稅稅率略有下調，但幅度不大，也許這是為什麼這些變化沒有像預期的那樣受歡迎的原因之一。總體而言，美國的稅制仍然非常複雜且效率低下。

《中國社會科學報》：特朗普總統一直呼籲美國大公司遷回美國本土，這次稅改或許會幫助他實現這個目的？

艾爾蘭：特朗普總統說，許多公司為了避免美國的法規和高稅率遷往他國。這次修改稅法似乎解決了這個問題：通過將美國的公司稅率降低到與其他國家相似的水平，避稅將不再是問題，公司將選擇最有效運營的地方。稅法修改會給美國本土帶來最大影響，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會外溢至其他國家，比如一些跨國公司可能會將業務轉移回美國，或者擴大在美國的業務而不是在海外。此外，美國經濟增長的加速將刺激對國外進口的需求。幸運的是，這兩種效應可以相互抵消，如果一些公司將工廠和工作轉移回美國，經濟增長的加快有助於彌補損失。

《中國社會科學報》：但是這種趨勢是不是一種逆全球化？

艾爾蘭：可以肯定的是，特朗普很多言論都是反全球化的，特別是在他最初競選期間，而且他在第一年的任期內不時回到了這個主題。經濟學家普遍認為，自由國際貿易有利於所有國家，並且一直是全球經濟強勁增長的關鍵。然而，問題是自由貿易會對不同的人產生不同的影響，一些工人——特別是那些對海外競爭最為開放的行業，更願意受到貿易壁壘的保護，這就是特朗普的言論具有政治吸引力的原因之一。

不過，政客們說什麼和他們做什麼之間總是有區別的。因此，大多數經濟學家都希望特朗普總統能夠與他的團隊一起尋找方案，幫助那些受到全球化傷害的群體，而同時無需過多限制國際貿易。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不久前結束的博鰲亞洲論壇上，中國領導人宣布未來繼續堅持開放，具體包括放寬市場准入、大幅度降低關稅以擴大進口、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等，您怎麼看？

艾爾蘭：很明確的一點是，美中雙方很重視經貿關係，都希望看到未來兩國間更多的貿易往來。當然，雙方利益不同，因此在一些領域出現緊張也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有一點不同的是，特朗普總統不同於奧巴馬，也不同於任何前總統，他認為自己是個強勢的談判者、聰明的交易者、商人。他行事的特點往往表現在一開始很強硬，然後會逐漸讓步，最後達到他想要的。繼續保持良好雙邊關係，對雙方都有益。我認為，這也是我們最終會看到的。

《中國社會科學報》：所以可以是雙贏？

艾爾蘭：是的，我這麼認為。我認為雙方都有很多可以讓步的地方。同樣，我認為無論是「貿易戰」還是施加限制，都會讓彼此受到傷害。就像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需要經歷困難一樣，美國現在也有自己的難題。

彼得·艾爾蘭（Peter Ireland），美國波士頓學院經濟學教授。艾爾蘭本科、碩士、博士均就讀於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專業，1998年進入波士頓學院之前，他在新澤西州羅格斯大學任教，並在弗吉尼亞州里士滿聯邦儲備銀行擔任經濟研究員。他長期研究美聯儲政策及其對經濟的影響，曾在《美國經濟評論》（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政治經濟期刊》（Journalof Political Economy）、《歐洲經濟協會期刊》（Journal of the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以及《貨幣經濟學期刊》（Journal ofMonetary Economics）等學術刊物發表多篇論文。自2011年以來，艾爾蘭成為由獨立經濟學家組成的影子公開市場委員會（The Shadow Open Market Committee）成員，該委員會成立於1973年，專門監督、評論美聯儲以及美國經濟政策制定。作為該委員會成員，艾爾蘭在「21世紀網」定期發表經濟評論。

原標題：美國經濟與貨幣政策制定——專訪美國波士頓學院經濟學教授彼得·艾爾蘭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張卓晶排版編輯：宗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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