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創現代日本的一本暢銷書

賴山陽先生遺迹彰顯會藏版《日本外史》(作者供圖)

導讀：兩人著述繁富，而且幾乎都以漢文（文言文）寫作，僅僅在私人書信，多以日文書寫，這一方面反映兩人所處的日本江戶晚期漢文與儒學在社會上與政治上的崇高地位，同時亦顯示兩人確實是同時代最頂尖一流的學人。

作者：蔡孟翰，出身南朝，學本洙泗，志在天下，浪跡四海，思想既東且西，觀點亦左亦右。目前委身於日本某國立大學任副教授。

會澤正志齋與賴山陽

在日本江戶晚期影響後來日本走向明治維新至深且巨的兩位大思想家，剛好一位在關東地區的水戶-會澤正志齋（1782-1863），一位在關西地區的京都-賴山陽（1871-1832），猶如相撲里東西的兩橫綱。兩人出生只差一年，兩人最重要的著作，竟然亦是一前一後，在同一時期完成；會澤的《新論》完成於文政八年（1825），賴山陽的《日本外史》從在享和元年（1801）開始構思寫作，終於在文政九年（1826）脫稿。

兩人除了卒年不同以外，類似之處不止於此。兩人著述繁富，而且幾乎都以漢文（文言文）寫作，僅僅在私人書信，多以日文書寫，這一方面反映兩人所處的日本江戶晚期漢文與儒學在社會上與政治上的崇高地位，同時亦顯示兩人確實是同時代最頂尖一流的學人，所以，才能毫無問題以漢文寫作，洋洋洒洒，論事說理，別出心裁，毫無滯礙，超軼東亞各國學者文人。

同時，兩人分別合力完成後來日本政治變革所需的理論，可說是理論的一體兩面，在《新論》中，會澤提出「國體」的理論，在封建與郡縣兩種制度之上，論述從日本歷史衍生而出，因而至高無上，萬世一系的「國體」，於是捍衛「國體」高於捍衛封建或郡縣，抑或是任何政治制度（政體）；在《日本外史》，賴山陽講述「政體」的經緯-日本武家的崛起，立足於政治制度史的角度，以人物故事刻畫為焦點，生動活潑地交代事件的起承轉合與大勢的前因後果，細膩呈現日本如何從郡縣一步一步走向封建，可以令人清楚看到封建郡縣各有利弊，因此，封建之下，好壞並非單由制度本身決定，而是有外在綜合因素的「勢」形成歷史人物不可不面對克服的現實。職是之故，人物的見識果斷與能力，更是極其關鍵。於是，兩本書合讀之後，很容易自然浮現以人物（agency）能動性為中心的政治體制/政體改革理論，達成捍衛「國體」的政治行動。

在《新論》中，日本是神州，沒有使用「日本」(作者供圖)

然而，在會澤《新論》的「國體」，其國名卻非日本而已，更多是「神州」與「中國」，雖然，日本的國名後來並非是「中國」或「神州」，但這亦解釋為何日本非常不情願稱呼中國為「中國」，而是以「支那」稱呼中國。在賴山陽的《日本外史》或其他著作，雖然沒有提煉出「國體」的概念與名稱，卻很早以「日本」為國名，以「日本」為全民向心凝聚之處。賴山陽，除了以日本為書名與主體的《日本外史》以外，尚有《日本政記》與《日本樂府》，三本書都是鼓舞讀者以「日本」為效忠犧牲的對象，成功地將「日本」塑造為一個想像與虛擬（imagined and virtual）的共同體。

於是，會澤的「國體」加上賴山陽的「日本」，幾乎可說就打造了日本的民族主義，這個民族主義的形成，雖與西方列強逐漸侵入東亞的壓力有關，但卻非受到西方政治思想的影響，而是根植於東亞政治思想史的脈絡，從中唐以降，歷經宋明，再到「華夷變態」的清初，跨海越洋到日本，醞釀已久，因應內外機運而生。日本民族主義，因此亦可稱之為東亞型的民族主義，後來在甲午戰爭之後，日本取得東亞霸主的地位，東亞各國學人云集於日本，因此，更輾轉成為東亞各國民族主義的原型，但這已是別話了。

不過，會澤正志齋與賴山陽這些書，在過去，特別在幕末（1853-1869）的理解，亦即是從黑船來航到戊辰戰爭這段期間，在當時的語言，就是所謂的尊王攘夷論。這樣的說法，雖然太過於簡約，卻是無誤，更與上述的分析討論沒有矛盾，而是互相補充，交光互映，但是尊王攘夷，特別是尊王卻不能僅僅從字義上或是從中國歷史，特別是進入郡縣，秦漢以來的中國史來想當然耳地理解，因為這樣，只會造成更多的誤解。所以，必須回到江戶時代，拋開成見，重新認識在江戶晚期或者說在會澤正志齋《新論》與賴山陽《日本外史》成書（1820年代）以前的江戶日本的政治狀況。

尊王攘夷以前的江戶日本

今天對日本歷史的認識，尤其是對江戶時期日本政治（1603-1868）的認識，可說絕大多數都是在江戶晚期才成型，其中《日本外史》的影響尤其巨大，從幕末到明治時期，《日本外史》曾經是人手一本，更是維新諸位功臣愛讀的著作。不過，這樣的認識，嚴格來說，是扭曲而不精準的，是以朱子學的正名政治理論重新詮釋日本歷史的結果。比如說，天皇與將軍，朝廷與幕府，這兩組有上下尊卑意義的並列，在1820年代以前，不但與事實距離頗大，其實，稍微誇張點說，在實際政治上並不存在。

首先，根據江戶政治史碩學藤田寬《近世政治史與天皇》一書，日本天皇在明治維新以前，很長一段時間，並不使用天皇一詞，從冷泉「天皇」（950-1011）以來，天皇一詞在生前與死後都沒有使用或追贈天皇號，而且，就算在少數政治文件里使用「天皇」，讀音不是てんのう（Tenno），而是「須明樂美御德」（すめらみことSumeramikoto），其實就是當時倭國的首長的意思。在江戶時期，天皇生前一律是「禁里」，「主上」或「天子」，死後是追贈院號，比如上述的冷泉「天皇」死後是冷泉院，而非冷泉天皇的名號，現在稱呼冷泉院為冷泉天皇正是江戶時期儒者的「正名」政治行為所致，在江戶後期以來廣為接受，才約定成俗，政治上追認的「事實」。

而如同中國皇帝的謚號，所謂的漢風謚號，更是早在光孝天皇（830-887）以後（光孝便是謚號），就不再死後追贈中國式的謚號。所以，直到天保十二年（1841）年，對兼仁「天皇」，死後追贈天皇號與謚號，是為光格天皇；天皇號停止約850年，天皇號並謚號停止約950年(注1)。簡單說，日本有長達八九百年的時間，並沒有人以天皇或皇帝的名號在實際上或名義上統治日本，江戶日本在幕末以前，當然亦不例外。

朱子學派的菱川大觀（1748-1803）在《正名緒言·下》(注2)一書中，其實早已指出：「宇多上皇落髮，始稱法皇（小字：世之所稱寬平法皇也），遺詔停止上謚，因稱某土（小字：宇多醍醐之類）天皇，後又稱某院（小字：天子院號自朱雀始，村上復稱，冷泉院以降連綿），遂為永制，蓋為釋氏所誤也。」這段與藤田寬所說基本上一致，只是菱川沒有親眼目睹後來天皇號與謚號的再興，所以，文中，他說：「遂為永制」，同時認為院號的使用是受到佛教的誤導所致。此處提前強調一下，日本尊王攘夷的攘夷，一開始就是針對外來的佛教與基督教，特別是排斥基督教，而非「西洋藝術」（技術）；此為幕末佐久間象山（1811-1864）之語，出於《省諐錄》（1854）。從菱川大觀將天皇號的式微歸一筆咎於佛教，即可看出端倪。

今天幕府與將軍兩詞，人人朗朗上口，然而，同樣在1820年代以前，不管在正式場合或在一般人的稱呼里，並非幕府與將軍，而是公儀（幕府）與公方或大君（將軍）。在《正名緒言·上》就同樣提到，但稍有出入，公儀公方皆為幕府之謂：「公方猶今世曰公儀（小字：公儀邦俗泛指上詞，猶漢曰國家，亦未詳起於何時，今定斥江都），士民尊稱幕府詞也（以下小字略去），非天子命號也。」這段直截了當說公方或公儀都不是來自天子的命號，不同於幕府是天子的命號，換句話說，就是稱呼幕府為公儀或公方時，因為這些非來自天皇的命號，所以與天皇的政治關係其實並不清楚，而是相當曖昧，這點極其重要，因為，菱川接著在下一條解釋「大君」一詞時，一起合看便更透徹。

今天從一般人到專業歷史學家都已經習慣稱呼德川公方為德川將軍或稱呼德川公儀為德川幕府，因為每位德川將軍都受到天皇冊封為「征夷大將軍」，這樣的理解，至此，已經很清楚，並不是江戶當時的認識，亦無所謂天皇的冊封，而毋寧是「禁里」的賜予或獻上，但是賜予或獻上「征夷大將軍」的名號，究竟是不是事實呢？有這麼一回事，但不能望文生義，當時叫做「將軍宣下」，在江戶時期，大多數是禁里的敕使到江戶，德川「將軍」坐在上面，敕使在下面「宣下」，這實質上更像是禁里對德川家的名號獻上。直到第十四代將軍德川家茂（1846-1866，在任1858-1866），這種形勢才有逆轉，改為敕使在上座，德川「將軍」在下座。因此，德川「將軍」政權的合法性，並非來自「天皇」贈予「將軍」的名號，而是依靠自己的威勢與光榮，即當時所謂的「公儀的御威光」（公儀の御威光）。

更進一步說，正是因為德川政權的合法性，不來自於「征夷大將軍」的名號，在江戶時期，德川幕府不管是對內或對外，根本不使用「將軍」；「將軍」的名號不過猶如政治上的一個裝飾品，而且還不急於到處展示。德川幕府，對內基本上是公方或公儀，雖然亦有使用大君此一名號，比如，帶有官學色彩的大阪懷德堂學派中井竹山（1730-1804）在《逸史》一書中，就是以「大君」稱呼德川將軍，此書上呈給德川將軍時，亦是以大君稱呼德川將軍；而對外主要使用大君的稱謂。

左上角可見「大君殿下」(作者供圖)

只有在第六代將軍德川家宣，屬於朱子學派的新井白石（1657-1725）主政的正德年間（1711-1715），在眾人反對之下，正式使用「日本國王」的名號；新井白石的理由是，日本天皇與中國皇帝平行，天皇之下是日本國王，中國皇帝之下是朝鮮國王，所以，使用日本國王的名號，不但是與朝鮮外交的敵國禮（對等禮），更是符合天皇與德川將軍的「君臣」關係。正是因為新井白石的推論邏輯基於朱子學的正名理論，與當時江戶政治的現實以及一般人的認知差距太大，所以，他失勢下台以後，幕府馬上恢復使用大君的名號。

而大君又是什麼呢？菱川大觀的《正名緒言·上》指出：「寬永（按：1624-1643）以來稱公方以大君，按大君字始見《易》履之六三，武人為於大君。愚意大君泛稱也，稱之於天子，稱之於公方，皆無不可。今夫眾邦大名，假稱為侯也，即公方亦不假一種名稱以稱之，尊卑何別？」所以，依菱川大觀的解釋，大君只是泛稱，天皇抑或是將軍皆可以稱為大君，但是因為日本各地的「大名」已經轉稱呼為「諸侯」，德川為了與大名（諸侯）有尊卑之別，於是採用大君的名號。

將以上這段話與之前對公儀公方的解釋合看，便可推出，江戶日本，在此書作者生卒年間（18世紀中葉到19世紀初），今天所謂的德川幕府與德川將軍，實際上與在京都的朝廷與禁里（未恢復使用天皇號以前），尚未有明確的政治關係抑或是具體的君臣關係，因為「禁里」與「公儀」在儒學裡或在更廣義的漢字文化圈裡，並無任何特定既有的政治規範與義務——中國有任何書論述「禁里」與「公儀」抑或「天子」與「大君」的應然政治關係嗎？當然沒有。

所以，從禁里轉成為天皇，從公方轉成為將軍，這是事後從儒學（特別是朱子學）的名分政治理論去虛構與發明日本過去一千年的政治史，而這一個充滿儒學意味的正名手續，便是儒學與儒者從思想上與概念上馴化德川這一個武家政權武斷政治漫長的政治過程，這個過程的結果，後來除了打倒幕府以外，同時解構日本長達幾近一千年的武家政治社會。

儘管長期在朱子學名分政治理論的熏陶下，從寬政四年（1792）以來到文化九年（1812），幕府內部，自己亦已經逐漸認為其政權合法性，來自天皇的「委任」，但如此儒家的政治認識與情懷，其在日本的普及與政治上的落實，其實還需要到了1820年代以後，由會澤的《新論》與賴山陽的《日本外史》等著作，以朱子學正名的理論，大唱尊王攘夷，高舉大義名分，推波助瀾，製造出天皇中心的日本史觀政治觀，將公儀與大君成功轉化為幕府與將軍，明確化天皇與德川將軍的君臣尊卑上下關係，確立德川幕府的合法性完全來自天皇的「大政委任」。

如此一來，才有日後在慶應三年10月14日（1867）的「大政奉還」政治大事件，即是，第十五代將軍德川慶喜將政權奉上還給天皇。不到兩個月後，慶應三年12月9日(1968年1月3日)隨即產生所謂「王政復古」，廢除幕府，成立新政府，正式開啟明治維新，打開日本歷史嶄新的一頁，融合傳統與現代，打通東方與西洋文化，創造人類歷史，在十九世紀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這一百五十年間，非西方國家中唯一成功的現代化案例，同時亦是唯一的非西方國家鶴立於西方列強之中，傲視東亞。（待續）

注1：藤田覚《近世政治史と天皇》（東京：吉川弘文館，1999），247-248頁

注2：菱川秦嶺《正名緒言》（秦嶺館，文化6年）[1809]，線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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