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餘年與癌症和平共處的經驗總結

最新 04-26

音頻錄製：廣西師大出版社孫濤

生老病死，人之常情，人到了一定年齡，身體出些情況是難免的，或就醫，或食療，或尋求他法，總是希望大病化小，小病化了，從而能益壽延年。《思考文化醫學》書寫了一位大學老師帶癌教書30年的傳奇人生，他以親身經歷總結出「以文化心，以心化病，文化的力量，不可思議」，他的思考給人們的健體養生提出了一條可以去實踐的新路子。

孩子的出生給家庭帶來歡笑的同時，也增加了家庭的負擔。除了工作，我和夫人每天面臨的還有晚上哺乳、起夜、沖牛奶、熬米糊、換尿布、洗澡、買菜、換煤氣罐等瑣事。孩子稍大一點的時候，又有早期教育，送幼兒園並來回接送，生病住院、打針、喂葯等事情。與此同時，自己也面臨著工作、學習、科研、學歷、職稱、買車、買房等情況，衣食住行的壓力越來越大。隨著生活中繁雜的事情越來越多，鍛煉的時間自然少了，心裡對鍛煉也越來越懈怠。衣食住行都需要經濟支撐，我開始與朋友合夥做點小生意，開了一家路邊小茶館。經濟有了足夠的保障，夫人、孩子也都平安健康，日子似乎慢慢地好了起來，我以為自己已經過關了。工作的忙碌加上生活中的瑣事，由不得我早起早睡，規律生活。我自信已經熬過去了，也就根本不在乎了，以往的惡習又死灰復燃：抽煙、喝酒、大魚大肉，生活肆無忌憚、忘乎所以，為人又心胸狹隘，脾氣也特別大。

1999 年秋季開學後不久，我又出現了類似的明顯的眼瞼下垂、上肢上舉困難等現象，沒過多久，便發展到上樓困難。我又做了一次 CT 檢查，發現右側胸膜腔有佔位，隨即懷疑是轉移灶。桂林醫學院附屬醫院胸外科主任宋劍飛教授告訴我，手術難度係數不是太大，也就是說完全切除的可能性很大。由於從小接受的知識教育和養成的西方科學思維，總覺得科技無所不能，科技可以搞定一切，「科技至上」在我的腦海中深深地紮下了根。再加上加大服用溴吡斯的明加激素(地塞米松)治療也不能緩解癥狀，於是我想再賭一次，便堅定地決定再做第三次開胸手術。

由於診斷明確，手術難度不大，桂林醫學院附屬醫院當時也已經單獨成立了胸外科，從麻醉到手術都有一套專業設施和專業人才，因此，我決定在桂林醫學院附屬醫院胸外科手術，由宋劍飛教授親自主刀，採取右後外側斜切口。為了擴大根治範圍，還切除了右側第七根肋骨。果然，手術很順利，將腫瘤連同包膜一併完整切除，可謂一網打盡。

病理檢查結果報告：轉移性惡性胸腺瘤。

手術很成功，全家人皆大歡喜，滿以為將癌細胞一網打盡了，接下來就萬事大吉了。萬萬沒有想到，手術後卻誘發了有史以來最為嚴重的重度重症肌無力：全身無力，站不起來，不能行走，吞咽困難，喝水時水倒流從鼻子出，由於舌肌、咽喉肌、聲帶肌無力，聲音小到講話誰也聽不清楚，最後發展到不能平卧，呼吸肌麻痹，呼吸極度困難，只能整夜半坐半靠到天亮，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激素和溴吡斯的明用到極量也根本不管用。這時我才清醒地意識到，我的生命進入了倒計時。與夫人商議後，我準備了遺書並挑了一個日子，半靠在牆上，由她忍著悲痛用「傻瓜相機」為我拍了一張目光獃滯、面如土色的遺像。

手術後第三個月，已是 2000年春，我的大哥、二哥聽說情況危急，便急匆匆從農村老家來看我。當時正值春耕，他們來的時候還打著赤腳，褲腿上沾滿了泥土，進屋看到渾身冰冷、連坐都坐不住的我時，兩個四十幾歲的農村大男子漢偷偷溜到門外抱頭痛哭。這些都是我的夫人後來告訴我的，他們都非常肯定地認為我的離去只是遲早的事而已。

我母親從大哥的嘴裡知道我的病情後徹夜難眠，一夜之間頭髮全白，她就要白髮人送黑髮人了，怎能不悲痛? 但她卻無能為力，只有以淚洗面。

那段時間我只能半躺著。睡不著，我便一遍又一遍地想著自己的事情。我從自己的病想到學中醫的外太公、大舅，想到自己的求學生涯，想到我在醫院裡的工作，想到我曾經面臨的一次又一次的手術。我一遍又一遍地想：手術成功了，腫瘤也切除了，為何我活不下去了？我是一個醫生啊，還自稱是「教醫生的醫生」，為何落到如此下場？我本來是個外科醫生，是給別人開刀的，卻一不留神被別人開了我三刀。所有的科技醫療手段都用上了，為何救不了我？難道就真的沒有別的出路嗎？如果有，出路又在哪裡呢？無數個難眠的深夜，我陷入深深的絕望。

後來我想清楚了。大凡治病無外乎兩個力量，即「內力」和「外力」。「內力」主要指「心力」，也就是患者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疾病觀、生死觀等，這是文化的力量；「外力」主要指「物力」，也就是患者被動接受的各種治療，比如手術、藥物、放療和化療、生物免疫、物理理療等，這是科技的力量。

孔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原來我都是向外求，都是求助別人，藉助「外力」在干預治療，卻恰恰忽略了自己，忽視了強大的「內力」治療。想到這裡，我恍然大悟，如醍醐灌頂。於是，我便堅定地重新調整了方向和心態，一遍又一遍地回憶自己曾經經歷的每一件事，說過的每一句話，我不停地反觀自省，變向外求為向內求，我期待這樣或可逃離岌岌可危的死亡之谷。

孟子曰：「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我在反省自己的同時，不斷地嘗試以不同的角度來看待醫學思維和生命價值觀。再三思考之後我做出了三個大膽的決定：首先把兒子送回老家，其次讓夫人出來上班，最後我一個人在家靜坐、練功、反思。儘管當時我的生活還不能自理，但我想，生病是我的事，我不能將所有在乎我的人都困在我的身邊，如果註定要就此走到盡頭，那麼所有的後果就由我一人承擔吧。

孩子當時在桂林民族師範學校附屬小學讀二年級，這是一所體制內的重點小學，都是「以分數論英雄」。小康是個品質很好、心地善良的孩子，但他性格很慢，常常做不完作業，跟不上老師的進度，成績靠後，常常被老師留下補課。我當時的病很重，夫人照顧我已經是身心俱疲了，根本無暇顧及孩子。整個家庭籠罩在烏雲中，一派沉寂，互相埋怨，唉聲嘆氣，誰也高興不起來，這樣的家庭氛圍非常不利於孩子的教育，也不利於我的情緒調整。怎麼辦呢？我突發奇想：孟母不是也曾三遷嗎？我能否把孩子送回農村老家？換個環境，一來讓他到農村廣闊的大自然中磨鍊，二來可以避免消極悲觀的家庭環境影響，等讀完小學再回城市，三來我也可以安下心來一心一意地康復。我把這個想法跟家裡人提出來，開始大家都不同意，但我的態度非常堅定，不容商量。結果強行把兒子送回了農村，解除了我的一塊心病。現在回頭想想真是因禍得福。四年多的農村生活使他學會了干所有的農活，不但磨鍊了孩子的意志，還養成了吃苦耐勞、勤儉節約、與人為善的優良品質。如今兒子已經大學畢業，品學兼優，很有愛心，很受病人歡迎，很快就要成為一名中醫科大夫。

又為何讓我夫人去上班呢？因為手術後三個多月我夫人一直照顧我，不分白天黑夜，非常疲憊，雖然不離不棄，但已經心力交瘁、悲觀失望。久而久之，她的病情逐漸加重。我們在對方身上看不到一點希望，有的只是鬱鬱寡歡，唉聲嘆氣，情緒非常低落。這樣下去，兩個年輕人的生命岌岌可危。與其綁在一起死，不如解放一個，所有的後果由我一人承擔，哪怕犧牲我一個人，也要解救她們母子倆。於是，我在當時生活還不能自理甚至隨時都有生命危險的情況下，毅然決然地要求我夫人去上班，一來讓她調劑一下心情，二來減輕她的勞動負擔。當時醫院為了照顧她，特意安排她在門診注射室工作，沒有夜班。三來我可以靜下心來一心一意地反省自己，調理身心。

當時我住在桂林醫學院東城校區大板房，離夫人上班的地方比較遠，她只能早出晚歸，中午也不回家，我囑咐她在單位好好休息。我當時做好了最壞的打算，堅定地對我夫人說：「你幫我煮好一鍋稀飯，就放心地去上班，我反正是這樣了，生死有命，富貴在天，你守著我也不能解決問題，倒不如放手一搏，如果你哪天下班回家發現我不行了，就直接打電話送火葬場，不用開追悼會，反正已經山窮水盡了，不如把生死徹底放下！」

2000 年 3月1日的晚上，我跟平時一樣輾轉難眠，卻一不小心從床上滑落下來，因為四肢無力，怎麼也爬不上床。我夫人由於長期勞累，後半夜能沉睡一會，我不忍心叫醒她，便在床底睡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夫人發現我睡在床下，淚流滿面，心如刀絞。我當時走路、吃飯、上廁所均很困難，甚至好幾次在廁所摔倒爬不起來，最後乾脆就在廁所睡著了，但我始終沒有放棄，堅定地相信我一定能重新站立起來。正如前文所言：面對病魔，始終面帶微笑，滿懷希望，遙望遠方，堅定地向著太陽升起的地方艱難而緩慢地前行......夫人每天早上幾乎都是含著眼淚、忐忑不安地出門，晚上回家又總是躡手躡腳地開門，生怕發生不願意看到的一幕。但是，我的每一次微笑和泰然處之的定力，又總是讓夫人不得不放心出門......我開始一天一天地好轉，慢慢地，我可以站立起來了，開始修鍊「禪步」。剛開始扶著床練，慢慢到扶著牆練，動作很慢：閉目，抬腿，落地，放平，呼氣，導重心，意念湧泉，再邁步，嘆氣，放鬆，左右交叉......成千上萬次的反覆練習，不厭其煩，漸漸地找到了感覺。終於有一天，我能扶著牆走出家門曬太陽了。這時，我夫人懸著的一顆心才真正落地！

大約手術後半年，我第一次走路到七星公園鍛煉，不到一千米的路程，我歇了 3 次，中途還摔了一跤，心裡卻樂滋滋的。我畢竟走出了家門，見到了昔日的病友，如同囚籠里放飛的小鳥，內心生起了無限的感慨和希望，也充滿了正能量！我當時只有一個念頭：「寧可死在公園，決不死在醫院！」隨著天氣漸漸暖和，鍛煉的次數開始增多，我的肌無力癥狀也漸漸緩解，日常生活開始慢慢基本能夠自理，能自己吃飯、穿衣、大小便、走路、買菜、做飯。全家人這時才真正鬆了一口氣。

2000 年秋季開學，我向學校提出上半天班的要求，學校同意了。教研室的全體老師對我很好，特意給我安排一些比較輕鬆的課。即便如此，我還是在大學講台上因癲癇和肌無力發作暈倒了兩次，被救護車送到桂林醫學院附屬醫院搶救。教研室主任建議我在家全休，但我一想到在家的心態，便堅決要求上班，態度非常堅定，並暗暗發誓：「死在講台上總比死在病床上光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