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利策新聞獎」獲獎寶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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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傑
周三「朱傑傳播課」，與您相約
博士，副教授，男，1981年生，湖北宜昌人。上海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博士，上海大學新聞傳播學博士後，現任教於海南大學人文傳播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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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媒體人，一年一度的「普利策新聞獎」，自然是一件大事。
美國東部時間2018年4月16日,第102屆普利策獎正式揭曉，單就「新聞」獎項的歸屬而言，這一次，「女性」似乎成了最大贏家。
一方面，「反性侵」和「性別平等」，構成了此次頒獎大會的最大主題：引人矚目的「公眾利益服務獎」，頒給了針對好萊塢資深製作人韋恩斯坦性侵醜聞的報道——正是這一報道，推動了「# MeToo運動」在全球範圍內的展開。來自《紐約時報》的記者Jodi Kantor和Megan Twohey，以及來自《紐約客》的記者Ronan Farrow分享了這一榮譽：前面的兩位，是女性。
而另一重要獎項——「調查性報道獎」，其主題也涉及「性侵」，並且，獲獎團隊中，女性也是重要成員。
另一方面，此次頒獎的主持，是一位非裔女性——這是史無前例的。此人即是普利策獎評選委員會新任行政總監達娜·卡內迪，她本人曾在《紐約時報》工作多年，並曾獲得2001年的普利策國內報道獎。
還有，在此次「普利策新聞獎」的14個獎項中，團體獎項有6項、個人獎項有8項；這8個個人獎項，女性獲獎的占其中3項（分別是「公眾利益服務獎」、「特稿寫作獎」以及「社論寫作獎」），比例接近一半。
所以無論從題材還是從個人來說，此次「普利策新聞獎」，都彰顯了「女性」的力量。
可是我們該如何理解這樣的獎項，以及獲獎的女性呢？
你當然可以說，這些女性，大概都是天資聰穎而又勤勤懇懇、愛崗敬業而又憂國憂民、正氣凜然而又膽大心細——總之就是那句話：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而「普利策新聞獎」，就是對於其天賦、勇氣和正義的最好褒獎。
這樣的解釋，當然沒有錯——可是如果「人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那麼我們又該如何從「社會」的角度去理解呢？特別是，這裡所涉及的「性別」關係，究竟意味著什麼呢？
比如，獎項固然是榮譽的象徵，但也同時也代表著你在某個行業內的被認可程度；進而言之，你獲得的獎項越多、所獲獎項的分量越重，就越能表明你在該行業內的聲望之高、資歷之深，你的事業也就會因此越加成功。
那麼對於女性記者來說，要想獲得行業內的認可，甚至贏得普利策大獎，她們究竟需要些什麼條件呢？特別是，當考慮到已經存在的性別不平等狀況，那麼女性記者要想獲得高度認可，是否還需要比自己的男同事更加優秀呢？
這也就可以引出如下問題：歷史地看，「普利策新聞獎」得主中，女性是否比男性擁有更好的教育背景（是否新聞專業出身、是否有校園記者經歷、是否有研究生以上學歷、是否畢業於名牌大學）？或者，較之男性得主，女性得主是否更有可能出生、成長於大都會環境之中？
有好事者找來了1917到2010年間所有「普利策新聞獎」得主的資料，然後從上述角度做了一番分析，並有了以下發現：
這93年間，「普利策新聞獎」得主共814人，其中有女性113人，佔比13.9%；
儘管男女得主畢業於「常青藤大學」並有校園記者經歷的比例都很高，但男女得主接受過研究生教育的比例分別是18.1%和34.8%，男女得主新聞專業出身的比例分別是21.3%和36.3%——顯然，獲得了「普利策新聞獎」的女性記者，都有著更好的教育背景。
另一方面，除去那些不在美國出生的，「普利策新聞獎」得主中，女性出生於美國人口最多的前25個城市的比例是48.9%，而男性的這一比例是36.1%——人們一般認為，出身大都會的記者，會更有冒險精神、更加見過世面、更能理解異己的文化，也更樂於接受帶有挑戰性的任務。
如此說來，女記者要想拿普利策獎，不僅需要「多讀書」，還得看生在什麼地方——前面一條大家還可以自己努力，後面一條可就有點身不由己了。
不過研究者說了，「社會在進步、人類在發展」，數據顯示，自1990年代以來，女性記者在行業內至少獲得了更多的「形式上的平等」，且獲得「普利策新聞獎」的頻率和次數都大大增加，其對教育背景和出生地的依賴，也在呈下降趨勢。
出於好奇，我查了一下這屆「普利策新聞獎」幾位女性得主的出生地和教育背景：
Jodi Kantor出生於紐約、在哥倫比亞大學（「常青藤大學」）以「極優等生」的身份畢業；Megan Twohey出生於伊利諾伊的埃文斯頓、畢業於喬治城大學（「美國最古老的大學之一」）；Rachel Kaadzi Ghansah來自德州、哥倫比亞大學藝術碩士畢業；Andie Dominick出生於愛荷華州首府得梅因、畢業於愛荷華州立大學（「美國一級國家級大學」）。
至少就其教育背景來說，她們都已經是相當優秀的。
研究者又去專門關注了「普利策新聞獎」的「國際報道獎」——業界一般認為，能獲此殊榮者，那都是「精英中的精英」、「美國新聞業的貴族」，可以說，記者生涯能拿到這個大獎，也就算是功成名就了。
但數據顯示，在這個「精英俱樂部」中，女性的比例卻是很低：93年間，女性記者獲此獎項者，僅佔比8.6%——往好里說，這也就意味著，在新聞業界「成功的階梯」上，女性的提升空間還是很大的嘛。
可是要往不好里說，那問題可就複雜了——從出生地的地理位置和發達水平、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教育資源的優良中差、所屬新聞機構的實力排行，到家庭教養、生活方式、工作環境、身份認同，再到社會關於女性的一般「常識」、媒體中的常見「女性形象」等等：你會發現，這裡所涵括的，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什麼都有。
單靠個人努力，似乎就遠遠不夠了。
所以朱麗葉·米切爾的名文才叫《婦女：最漫長的革命》：她這麼說，是有道理的。
編輯：小旋律
（文章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公眾號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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