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生父母：一條自證之路
龔菁琦 / 文
張珺 / 編輯
COVER STORY
封/面/故/事
孤獨一代
今年42歲的何春光，35歲之前從未想過多生一個小孩。他的家鄉在贛湘交界之地，鑲在山海之中，人情世故圈囿一處。
2011年，這位不喜「假模假式」報道的鄉鎮幹部，看到了《鳳凰周刊》的一張圖片，一位失獨母親，趴在孩子的墓地上嚎啕慟哭。
當時，正值大批的獨生子女已成年，同時父母年過50難以再生育，關於失獨家庭的報道處在一波高峰。
何春光徹底改變了想法，進而改變了人生——他決定再要個孩子。
一切從「超生」那一刻起開始改變。中年幹部，離開「安逸、受尊重」的體制內工作，不得已去另覓他處，一方面警惕自己掉入底層，另一方面還要為自己失去的尊嚴自證。
01
開除
決定要二胎時，何春光的女兒已有7歲，作為鄉鎮財政所的職工，多生一個的代價他很清楚，有同事被降級、降工資，有朋友與老婆被迫離婚，一個比他大不了多少的看守所所長被免掉官職。氣氛很緊張，幹部對超生的弦都綳得緊。
可看到失獨母親的照片後，他悲哀，又感到不確定。「你能保證你的小孩健康順利成長嗎？」疾並災難、食品不安全，還有一個小女孩會遇到的種種欺凌統統湧入腦海，「我哥同學的一個女兒，14歲，暑假下河玩，不小心掉水裡，完蛋了。」
出生於70年代的農村，何春光從小環繞在7位兄弟姐妹之中，模模糊糊的經驗給他的感覺是，「你能說他們哪一個是多餘的嗎？」
縣城裡平安「超生」的小孩也有，有拿到准生證的，前提是頭胎有缺陷的，有大領導願意幫忙擔責的，或者是夫妻假離婚的，再不然去外地躲生。
在他看來，「交了罰款，開除還是很少的。」畢竟無官可免，何春光認為最壞不過是降工資、交罰款。
趁著只有35歲，在鄉鎮開診所的妻子30歲，何春光立即行動起來。但夫妻倆天真耿直，「不想搞假玩意」，假離婚、假證明、躲生的選項都被划去。大喇喇地，小孩生下來了。
懷孕期間，要好的計生幹部還私下跟他說，「只要縣裡沒人舉報，真的懷孕了也會裝作不知道，不過事後要交齊罰款。」
但縣城太小，沒有不透風的牆，更麻煩的是，他正撞上槍口，縣裡的新領導正在燒起「三把火」。
「計生屬於三個一票否決，這一項沒搞好，縣領導的提拔，縣裡排名都有影響，此外直屬的單位領導也要牽連。」何春光談到，彼時縣領導新上任，決定抓典型，立住威風。
果然，他和鄉鎮老師梁秋被抓成典型。時隔多年，何春光還在感嘆自己的無畏與天真，當時要立案，寫調查報告，他因太熟悉公務員系統，覺得是人之常情，「配合就配合，越配合就陷得越深。」
開除通知下來時，他被一錘擊醒，但只有迷茫和無力回天。也曾努力過，他給領導髮長長的簡訊，希望能網開一面。領導也怕被牽連，但還是體諒了何春光的難處，讓他留下做臨時工。
正式工作了10多年後，何春光變為一名臨聘人員，被撥放到最遠的鄉鎮。「好像是讓你在這裡好好反思，迴避這個焦點，在別人的眼光中消失一段時間，不要引人關注。」
同被開除的鄉鎮老師梁秋則已經把八萬塊的社會撫養費都交了，這在當地算是巨額。可因有人與她當村支書的哥哥不對付，一定要舉報到底，她還是被開除了，錢也退了回來。
或是因過於刺耳，何春光一般不提「開除」二字，更願意用「下崗」代替。在他認識的「下崗」朋友里，醫生、教師、公務員都有。
在人口專家梁中堂看來，因計生被開除公職的父母，一般以小城鎮居多。大城市男女不願生，認為一個小孩就夠養；在農村，公職人員少，開除沒什麼威懾力；而在縣城，既帶有農村的生育觀念，求個人丁興旺，又有公職的束縛，開除在此頗為常見。
02
被家鄉「拋棄」
1996年10月，貴州黔南荔波縣瑤山鄉，計劃生育宣傳標語（@視覺中國）
邊遠的鄉鎮，生性嚴謹的何春光繼續做著會計工作，歸類、做賬他是一把好手。審計局下來核查，到他所在的鄉鎮都說放心，「清清楚楚，沒有糊塗賬。」
日子一天天的打發著，不起波瀾。何春光扮演著最熟悉的鄉幹部角色，開除的文書未曾公布，新的同事有些並不知情，沒什麼芥蒂。
一切似乎照舊——如果說沒有後面那件事的話。
可就是有這樣的巧合：有一天，何春光被派去做計劃生育的賬本。兩年來，這個攤子都是糊糊塗塗的，趕上要檢查，鄉鎮沒人能挑起這個擔子，領導見他踏實、能幹，就把賬單悉數交他整理，還給了2400元補助。
賬單讓何春光看到另外一個世界，他最敏感和介意的事，在這裡得到實錘。比如，社會撫養費的去處，甚至收費標準還分淡季和旺季。
獲得一手證據後，他有被忽悠的感覺，一股抑制不住的能量蠢動，想要更多人知曉。報社記者尋證而來，2014年《新京報》等媒體先後曝光此事。
後果何春光也料到了，得徹底離開。
「被家鄉拋棄了。」何春光不無苦澀地說，此事一出，不光單位，家鄉全無落腳之地。
作為小城最體面的公務員工作，本是養家糊口的最佳選擇，「安逸、舒適、受尊重」，但一個被開除公職的人，會永遠在一切公務員系統中除名。
這條路堵死之後，道路變得狹小逼仄，縣城位於水源上游，鮮有實體經濟，像樣的企業崗少得可憐。而且縣城眼睛多，嘴巴多，何春光已經被人看成喜歡給單位捅婁子的刺頭。
最讓他待不下的是精神上的失落，「想不通啊，好好地上著班，一下低人一等了。」
選擇去大城市闖蕩，成為38歲的何春光唯一像樣的選擇。妻子也同意，說是保不住能發財。大城市奮鬥、一夜暴富，這樣的故事聽上去能挽回一些尊嚴。
03
力有不逮
春晚經典小品《超生游擊隊》
和何春光一樣，90%被開除的父母，都選擇離開傷心之地，去外地謀出路。袁大福本是安徽一鄉鎮中學的教導主任，被開除後千里迢迢去重慶私立學校謀生，舉家搬往重慶漂泊十多年。
2014年，何春光外出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招聘網站上找到的，坐標廣州，3500一個月，是一家建築企業的會計。
剛一去工地，竟有人叫他「郭總」，原因是他生得白白凈凈，收拾得利索，這都是當公務員時留下的氣派，在工地上顯得格外神氣。
會計是老本行，但他卻馬上感到不適應，在企業除了算賬之外，還要替領導出席無聊的會議，去別家公司學建築經驗，甚至食堂里的飯菜也歸他管。老闆對這位白凈的「幹部」本是寄予厚望，但後來也發現力有不逮，比如管個倉庫，調度貨物時他不能變通。
何春光眼裡，這些事都太雜了，以往在單位只專會計這一項，輕鬆可控。做了5個月後，他換到「只做會計的一個企業」。中間他也應聘過更好的工作，大醫院、進出口企業的會計主管，因掌握的軟體系統、知識體系跟不上作罷。
不算最優秀，但好在有一技之長，何春光中考是全縣第六名，上過師範，自學會計證。但也有一些「幹部」最後去做保安，進工廠的也大有人在。有一位女博士，曾在高校教書，被開除之後，所有好的教育資源都與她無關，最後在一家民辦中學，「相當於民工性質。」何春光說。
同被開除的梁秋沒有何春光瀟洒，兩個小孩把她吸附在鄉鎮，做代課老師成為緩衝之舉，但工資少掉一半。最尷尬的是，學校來了一批新老師後，沒人再通知她來上課。鐵飯碗變成了任人擺布，梁秋很不服，決定以後不再去了，如今，幫家裡看著一家小手機店面。
04
「沒尊嚴」
在外面工作，何春光幾乎見面就問人「有幾個小孩」，下到食堂的阿姨，上到他的老闆，得到生了兩個或更多的答案後，他會立即追問，「生兩個有錯嗎？」「生兩個不好嗎？」
他試圖證明自己沒有錯、沒犯罪。一來二去地，他總能在其中獲得安慰。
離開家鄉之後，他時刻都在反思，也大量閱讀計劃生育書籍，從一個計生文盲，慢慢形成自己一套攻不可破的邏輯，用來和他人辯解，更多是自我安慰。比如小孩多了會影響培養質量嗎？他的答案是數量適合為止，根據每個家庭的資源情況，但不能卡死。比如人口多了會破壞資源和環境嗎？他認為得把人放在全球化分工來看，固守一國資源領地的觀念過時了。反倒是人口少，沒人交稅，這代人養老都是問題。
常年在外，他不怕勞累艱苦，最怕的是孤獨。身邊已然沒有他同齡人，一群90後男孩女孩，為失戀大哭大鬧，為釋放荷爾蒙酗酒。在他看來幼稚且無意義，「追老婆、唱KTV的日子早就過去了。」
上世紀80年代，烏魯木齊，父親騎車帶著家小，外出遊玩。(@視覺中國)
然而，他熱血奮鬥的年齡其實也已過去。
孤獨時常纏繞，特別是想念小孩。「打電話都會掉眼淚，老婆常說，你聽你聽，你爸又哭了。」生兩個小孩本是有意培養，卻不得不分離。到後來，大女兒行為有些異常，他回老家帶去辦理了休學手續。
在廣州，何春光遇到不少被開除的父母，他總結他們的人生境況，大多平平淡淡，「家庭還完整，生活還得去，有一份收入」。最慘的是「把妻兒留在當地，搞得妻離子散，自己在外面去世都有」。當然也有第三種，發家致富的，只不過認識的不到一兩個。可即便事業上的自信找到了，內心深處還是有一種被拋棄之感，「講到過去都感到沒尊嚴。」
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通過後，那種被拋棄感更加強烈。「不是降薪一級，停職兩年，是永遠被國家拋棄，被主流拋棄。」何春光敲著桌子，他認為這個「錯誤」跟工作沒任何關係，以前還覺得生小孩有錯，在國家認可二胎後，他堅信自己沒有錯。
為了找回尊嚴和回家的路，何春光去過北京，與計生委一個處長對峙，對方給的答覆是，當年開除沒有錯，不開除也沒有錯。根據屬地原則，具體他得去自己省份問。回到江西，他又被告知，這是上面的意思。兜兜轉轉，變成無解。
他的奔波，也並不是毫無作用，縣裡一度很關注，曾建議他回去當一名城管臨時工。他拒絕了，後來還有傳聞稱縣裡為安撫他，和他簽訂了一份補償合同。可真真假假，別人無從知曉。
05
自我證明
出去兩年，何春光終究是回來了，縣城逼仄，但抵不過對家庭的嚮往。
「我就想帶帶小孩，照顧下家裡。」他讓老同學介紹一份中學代課的工作，教數學和政治。
還沒上課，老同學就被學校領導要求寫一份保證書，這在學校招聘史上是首次，因把何春光歸類為不安定分子，得保證不會捅婁子。
曾在公家做事的他，一下體味出公辦教師和代課老師的區別。「你就是打工的、臨時的。」按他的能力當個班主任沒問題，但領導並不同意。
最讓他脆弱的是，別人對開除者的眼光，何春光有一種「犯了錯沒人要」的感覺。按公務員識人的邏輯，他認為別人一定是認定了他不好說話，上下級關係處理不好，做人有問題，「不然怎麼會開除。」
有一次，一位年輕女教師興沖沖跑來故意問他，「你是來代課的嗎？」他賠著笑，立即接了一句，「我以前也是有編製的。」
學校的活動他能不參加就不參加，謹慎地做一個邊緣人。但他往往感到憋屈，不得已陷入一種自證的境地。潛意識裡，他不想讓別人覺得他被打趴下了。「我不靠這個公務員同樣可以賺錢，可以生活，沒關係。」
衣著打扮他也頗有講究，最貴的一件900多塊。老婆跟他說，「錢多錢少別人不知道，但你的形象人家看得到。」他深以為然，衣服至少表面上能看到精氣神。回來不久，他還買了一輛16萬的車，穿行在大街小巷上下班，像縣城普通公務員那樣。
對於縣裡給他補助的傳聞，或是之前在廣州的工資，他很少正面回應，他願意別人知道，但不希望知道具體多少，「讓他們猜去吧，越高越好。」他享受這個感覺，「人家會感到你整個精神面貌都不同了，不錯呀，還能爭取到錢，還是很上進的。人就是這樣，要感覺你沒錢，酸得要死。」
對於堅持去學校工作，何春光也有背後的考慮。不想讓別人看到天天在家，找不到工作，像個廢人。在學校評比里，他教的科目排在第8名，一共17個班，還在中等。「那些正式編製老師也沒有比我更厲害，證明我有這個知識儲備，不是沒用。」
兜兜轉轉四五年，對於回體制內，何春光還是抱有期待。
但他感到最大的隔膜是，和別人相比，對計劃生育的理解完全不一樣了。別人覺得他傻，不值得，他還是覺得多生一個沒錯，對家庭更好。「老了躺病床上就明白了。」更不一樣的是，他開玩笑稱若再回去工作，不一定會那麼勤勤懇懇。他堅持認為「犯不犯錯和你的業務沒關係，事情做得差不多就行」。
在代課的課堂上，他也敲著黑板告訴底下的學生，「不要以為你學習好，就可以說大話，為全人類的進步，為實現這個那個，這個大話不要講，就是為你自己，為自己有尊嚴有體面的生活，這是最高目標。」（應受訪者要求，何春光、梁秋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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