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警察，不是你兄弟——美國黑人與毒品戰爭｜大象公會

黑人的監禁率那麼高，只是種族歧視嗎？

文｜智煜

1975 年 1 月，華盛頓自由派民權律師大衛 · 克拉克在該市議會上提出大麻非罪化。

在這個黑人佔總人口六成、13 名議員中有 11 個是黑人的首都特區，克拉克是僅有的兩名白人議員之一。而他這麼做，恰恰是為了讓那些因吸食大麻頻繁關進監獄的黑人同胞得以解脫，可他沒想到，這項設身處地為黑人著想的提案卻遭到黑人領袖們的強烈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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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 · 克拉克（David Allen "Dave" Clarke, 1943-1997）

克拉克主張大麻非罪化的理由很簡單：

第一，大麻沒什麼危險。1970 年，尼克松曾指定一個專門委員會評估大麻的危害，經過 2 年 50 多項研究，數十次聽證會，且多名成員親自嘗試後，委員會向總統報告大麻成癮性很小，對他人不造成危險；

第二，抽大麻的黑人太多了，1975 年特區警察局以大麻相關的罪名抓捕了 3002 人次，其中 80% 是黑人。就算不用坐牢，被捕記錄也會跟著人一輩子，找工作、申請福利、助學貸款都很麻煩。

克拉克有理有據的提案，在黑人議員看來卻沒安什麼好心。不過，他們的反對意見卻有種族歧視之嫌：大麻非罪化保護的是你們白人的孩子，我們的孩子今天要是能合法抽大麻了，怎麼能保證他們明天不去找海洛因？

最想打毒品戰爭的是黑人

這種恐懼和不信任有其歷史背景。50 年代中期，海洛因開始在美國城市裡泛濫，其中貧窮的黑人社區境況最為慘烈，到 60 年代末成癮人數更是爆炸式增長。

僅在 1970 年，特區據估計就從 5000 人增至 18000 人，到第二年年中，數字已經是當時全英國海洛因成癮人數的 15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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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勒姆區一例

吸毒過量導致死亡

｜來自：Leonard Freed / Magnum Photos

政府的對策，是今天已被各國廣泛採用的「美沙酮維持治療」，即設立門診，為吸食海洛因兩年以上的人免費提供美沙酮，緩解戒斷反應。

雖然這種替代鎮靜劑的成癮性也比較強，但由專業人員控制用量，其生理危害遠小于海洛因，而且吸食者也不用再為毒資、毒債去謀財害命了。假以時日，海洛因市場自然就會萎縮。

這個完全從公共衛生角度出發的解決方案，黑人活動家們卻不接受。1969 年，民權運動高潮剛過，不乏激進派認為這是白人不甘心，想要趁虛而入，靠提供成癮物質繼續控制黑人。真想解決問題，還得同胞們行動起來，忍痛戒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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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盛時期特區激進派的「黑人發展中心」，宣稱提供戒毒治療。70 年代中期，因立場反猶，加上資金問題被告發，逐漸邊緣化。

要是同胞忍不了、不配合怎麼辦？那就只能來硬的了。好不容易看到了我們的出頭之日，絕不能允許年輕人毀在毒品上。拒絕治療的癮君子、屢教不改的毒販，常常會被告發給警察，或被組織截住一通拳腳。

多數不這麼陰謀論的黑人領袖，也對維持療法沒什麼好感。在黑人社區同樣深陷海洛因危機的底特律、紐約哈勒姆，從教會領袖、社區組織到地方黑人報章，毒品是全民公敵，毒販是過街老鼠，這些「出賣同胞靈魂給白人毒梟的黑臉叛徒」，與之武裝鬥爭都不為過。

對第一批黑人政客來說，「毒品犯罪零容忍」自然也就成了最得民心的議程，比「開門診給人換毒」好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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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勒姆的黑人領袖，牧師奧伯利亞 · 鄧普斯。在海洛因猖獗的六七十年代，他每天帶手槍出門，主張嚴刑峻法，讓涉毒人員與社會隔離十年。

就這個當口，白人大衛 · 克拉克站出來辨析「大麻雖然也是毒品，但不必入刑」，就顯得很不識時務。

雖然在他和另一位白人法官的積極推動下，法案第一次表決通過，但緊接著，極有號召力的黑人教會介入，直接找到市議會主席，要求他把第二次投票議程壓下。如果拒絕，連任就不要想了；況且即使第二次也通過，法案送到與教會關係非常好的市長華盛頓手裡，很有可能被一票否掉，此時拒絕也就是白搭個前程。

至此，首都人民、尤其是黑人作出了選擇：擁抱毒品戰爭。不到 10 年後，更強大的新型毒品到來，這些沉重的種族、政治、歷史底色，依舊揮之不去。

我是警察，不是你的 homie

今天美國左派提起為什麼黑人的監禁率比白人高這麼多，通常會提起美國司法的種族歧視色彩。

但是他們大概很難回答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在毒品戰爭中，黑人警察對自己的同胞下手更狠？

現年 93 歲的老警察布特爾 · 傑弗遜的經歷最具說服力。

1948 年，23 歲的傑弗遜在種族隔離剛剛有所鬆動的特區警察局參加招聘考試時，雖然還帶著二戰老兵的自信，下定決心「在白人的遊戲里打敗他們」，但他仍絕不敢想像，整整三十年後，自己會創造歷史，成為華盛頓第一位黑人警察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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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在 1948 年，另一座黑人聚居的城市亞特蘭大，市議會頂著白人居民的巨大壓力通過決議，招募了八位黑人警員。雖然他們仍只能暫扣、不得逮捕白人，不得在白人社區巡邏，不得進入警局總部，不得開警車，但在當時已是黑人社區的驕傲。

當時的特區警察局，白人警員總數佔到 90%，允許你進來，不代表就讓你工作愉快。大多數白人拒絕與黑人搭檔，覺得「沒人願意聽黑鬼警察的話，搭檔也沒用」，「黑鬼天生汗腺發達，一天洗四十個澡也洗不幹凈，上頭要讓我跟他們搭檔巡邏，我就請病假」。

這些都可以忍，傑弗遜唯一一道邁不過去的坎兒，就是升遷考評。筆試占 40%，領導評語占 60%，意味著黑人也就沒什麼指望了。

但上進的傑弗遜不甘心，1958 年，他和好朋友提爾蒙 · 奧布萊恩在又一次遭歧視落榜後，開始組織下班後的培訓班，同 13 位報名的其他黑人警員一起，他們立志做到筆試滿分。半年時間所有人不準喝酒，缺課兩次就開除，最終，包括他倆在內的 15 人里最終有 12 個成功獲得升職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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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 年，官至警監的奧布萊恩受命招募更多黑人警員，圖為他在街頭張貼考試通知。同年他被任命為第 13 分局局長。

靠個人奮鬥克服制度障礙的人生經驗，使得傑弗遜對自己的黑人同胞多了一份恨鐵不成鋼的怒氣，「你自己不努力，不要什麼事情都怪到種族問題上」。

這種怒氣從警界高層傳遞到了普通黑人警察，他們也對三天兩頭就得來局裡喝茶的底層黑人痛心疾首。

主流民權人士驚訝地發現，在他們呼籲警方僱用更多黑人的目標逐步實現之後，相當數量的黑人警察對自己窮兄弟們的態度並沒有好多少。

1966 年，密歇根大學一項針對波士頓、芝加哥、華盛頓特區的調查顯示，有近三成的黑人警員「種族偏見較深或很深」。典型言論如，「作為黑人，我跟你講，這些黑鬼們野得很，還特別邋遢。我們家小時候也不富裕，但媽媽從來都教育我們乾乾淨淨，家裡也打理好」；「黑人能幹的工作不少啊，但這些蠢貨根本不想動，也不好好念書，都指望飯來張口」。

那些說話沒這麼直接的，也坦承對黑人犯罪「絕不手軟」，尤其受害者是為人正派的「體面同胞」時，出於對社區的責任心，他們下手並不比白人同僚輕。

看到在公共場所醉酒失態、舉止輕浮的黑人，警員們普遍表示這是給我們丟臉，就此直接上去一通拳腳教育的也不乏其人。當黑人嘗試訴諸同胞情誼時，黑人警察們的回答是：「我不是你兄弟，我是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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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細的藍線」，美國常見的支持執法人員的標誌。但在強勢保守的警察文化內部，這條線有另一層意思：同袍共進退，看到腐敗、暴力也不得揭發或作證，否則就是叛徒。

聖迭戈、費城等地的研究者也都發現類似的傾向，甚至有的黑人還覺得白人警察更好一些，很多小事他們懶得管，在他們面前反倒不會老是挨打。

除了保守的職業文化，喜歡當警察的人天然更願意強調自律、正派之外，當時的黑人選這一行最直接的激勵其實很簡單：警察是他們可能的職業選擇里，待遇福利最好的之一。

跟另一個美國離婚

毒品戰爭最重要的一次升級，來自於 1980 年代的新型毒品「快克可卡因」（crack cocaine）。

快克由普通的粉末可卡因混合蘇打鹼，溶於水後加熱蒸干製備。塊狀，可以熏烤吸入，因而見效更快且猛，但持續時間短。不難想像，對上癮的貧窮黑人來說，這是何等殘酷的誘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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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克可卡因主要流行於北美

大敵當前，華盛頓市議會迅速被要求重刑禁毒的呼聲淹沒。

吸取了失敗教訓的大衛 · 克拉克，這次順應民意和大趨勢，第一個站出來籌備修法，加重對毒品犯罪的量刑。

但白人終究對黑人面臨的問題緊迫性認識不足。他的提案在 1981 年出爐後，被剛剛卸任局長的布特爾 · 傑弗遜批評，後者認為，不光要延長最高刑期，還要設置強制最低刑期，限制檢察官和法官考慮量刑時的自由空間。

強制最低刑期在美國刑事司法史上備受爭議，於是再次出現了戲劇性的一幕：傑弗遜和另一位黑人議員堅持這麼做能震懾犯罪，而且縮小了討價還價的餘地，對無權無勢的黑人更公平；而聯邦檢察官，一個白人，在取得司法部批准後，作證表示反對，認為會打亂控辯及法官三方的平衡，大幅增加監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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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從下午 6 點開始，這一整條街都是露天的毒品交易市場。毒販會在馬路上攔車；右邊是排著隊的成癮者，高峰時一個販賣點有三四百人之多。

正反雙方拉鋸一年後，傑弗遜將他的提案訴諸公投，最終以 73% 的壓倒性優勢得以通過。接下來的兩年，毒品案件數量增長了近兩倍，到處是坐過牢或即將面臨坐牢的黑人。

監獄開始成為這座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一個主題。

當時的黑人警察局長甚至叫響了一個口號：「我們才是最大的幫派」，他從各分局選拔最鐵腕的警員，組成「跳車組」和「快速機動組」，警車不做塗裝，隨機重裝突襲露天毒品交易的街角地盤，不用任何理由就可以扣押、搜查在場的所有人。即使沒有發現毒品或槍，也少不了給看著不順眼的「上上課」。

連參與行動的警察自己都說，我們「每天都在改寫憲法」。90 年代前期，警局每年因執法瑕疵敗訴，支付的賠償金平均就有 100 多萬美元。

頭一年半的時間裡，共有 46000 人次被捕，同等人口規模的美國城市至今無人能敵。

最狠的還要數設立「無毒區」，學校、日托、公共娛樂設施、圖書館、公租房、政府機關等方圓 300 米左右範圍內，只要搜出毒品，最高刑期和罰款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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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美劇《火線》，忠實再現了 90 年代巴爾的摩黑人聚居區的反烏托邦化，其中大量毒品戰爭的細節極具代表性

對普通人的搜查也要升級。1995 年，堪薩斯市警局開始普遍採用所謂「藉機搜查」，即藉助繁冗的交規條例，從夜行不開車燈，尾燈、車窗破損到車膜顏色深淺、後視鏡上掛了東西，警方都能合法要求停車出示相關證件，真實目的是找毒品或槍。

在合憲性得到聯邦最高法院認可後，這樣的基層創新迅速得到推廣。隨著 90 年代中後期可卡因危機逐漸消退，特區發起「停火行動」，明說就是針對年輕黑人男性，設立繳槍組，開始採用藉機搜查專門對付非法槍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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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火行動」的主導者，特區首位黑人聯邦檢察官埃里克 · 霍爾德。後在奧巴馬內閣中成為史上首位黑人司法部長。

今天，大規模監禁造成的嚴重問題已人所共睹，「就像一個美國要和另一個美國離婚」。然而在 2014 年的一次大範圍調查中，仍有近三分之二的黑人認為美國的刑罰還不夠重。黑人城市中相似的罪與罰仍在繼續。

參考文獻：

Locking Up Our Own, James Forman Jr,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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