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當如何解讀社會問題？
橡樹出版之【橡樹閱讀】
編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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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暫時不明白基要主義，沒有關係；如果你暫時不理解為何一本書要講基督徒不安的良心，也沒有關係。但你務必確保自己既明白真理，又能夠在這個社會的種種亂象中恰如其分且有力地堅守並使用真理。這恐怕沒有幾個人能夠說沒有關係了，那麼，恭喜你，此刻你正在面對基督徒不安的良心。和我一道翹首期待閱讀這本書吧！閱讀之前，聽聽作者亨利的話或許更好：「我所關心的是基要真理的應用，而不是反對這些真理。我也承認，把這種不安說成是普遍性的，可能過於樂觀了。我們很多的聖經學院、福音派大學，甚至神學院，似乎還沉浸在對我們肩負的新責任盲目無知之中。我的期待是，那些在剛讀此書時毫無良心困擾的人，在看完本書後能夠心有戚戚焉。」
教會當如何解讀社會問題？
——讀《現代基要主義不安的良心》有感
我們既不能放下我們的教義，與自由派神學一起搞社會改良，也無法對社會問題視而不見，自我邊緣，直至退出歷史舞台。
受難周的一個午後，坐在卡爾亨利曾經做這個系列演講的Gordon-conwell 神學院（當時還是哥頓神學院），讀著這本70年前的著作，想著今天的美國教會和地球另一側的中國教會，別有一番味道。
上周，是學校的「公義周」（Justice Week），討論、思考基督徒、教會如何把屬神的平安（Shalom）帶到地上，行公義好憐憫，讓人看到上帝創造之初的樣子——這算是卡爾亨利70年前在這裡做的講座所結的果子吧。
成長在一個基要主義的教會，讀到卡爾亨利對基要主義教會的描寫：「高舉聖經文本、注重個人道德、同時忽視社會公義」。這個畫面對我而言異常的熟悉。「看電影的問題」、「喝酒的問題」、「對婚姻忠誠的問題」——這些上個世紀50年代美國基要主義的教會所談論的，和公元2000年之後中國大多數（基要主義背景）的家庭教會教會談論的沒有區別。
基要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的那場仗在美國打得如火如荼，而在中國，受到這兩股神學影響的教會還沒有彼此打起來就被戰爭洗刷了一下——沒有復活盼望的自由派神學在戰火中無法生存，而篤信聖經、相信十字架與復活、原本就對人性缺乏信心的基要主義在戰火中站穩了。
而三自運動開始之後，雙方在神學上的對話少之又少，只聽老長輩常說：「慈善那些事情，是自由派去做的，我們關心人的靈魂得救。」從這個角度來看，家庭教會的神學根基依舊是40-50年代的基要主義。
不僅做事的方式，我們碰到的問題也是一樣的：如同書名所說：「現代基要主義不安的良心」。「不安」源自何方？卡爾亨利用了他的最強項（聖經論）闡明了這一不安的實質：那就是基要主義實際的行為和他們所篤信的聖經教導不符——我們無法選擇性的無視聖經中去影響文化的教導，對改變世界的熱忱，而這些偏偏是基要主義的教會難以實踐的。
我們既不能放下我們的教義，與自由派神學一起搞社會改良，也無法對社會問題視而不見，自我邊緣，直至退出歷史舞台。
卡爾·亨利也同時強調，解決這個困局絕非簡單的事，他甚至坦言自己也沒有成熟的答案。
因為我們所篤信的聖經提醒我們「已然未然」之間的張力——良心徹底平安的日子還沒到。我們所篤信的聖經提醒我們特殊恩典以外還有普遍恩典。沒錯，沒有十字架的救贖，一切的救贖都是枉然。然而正是因為有了十字架，大使命中「使人做門徒」不僅僅包括「給他們施洗」還有「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愛人如己」的誡命難道不也包括在耶穌的吩咐之中嗎？
這本書並沒有給出一個答案，而是給出了一個呼籲。呼籲教會如果真的篤信聖經，就應該承認與直面這種不安，並作出改變。
這一周，全美正在紀念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牧師遇刺50周年，浸信會牧師Rusell Moore在一次會議上談及種族歧視時，他這麼說：「許多教會都不願意談這個敏感的話題，害怕把社會問題引到教會。甚至保守的基督徒會認為馬丁路德金是自由派（他確實畢業於一所自由派神學院，但誰讓保守的神學院不招黑人啊）。但是我想告訴大家，種族歧視帶來的不是社會問題，種族歧視重建了福音所拆毀的牆，種族歧視是反福音的，它把人帶向地獄！你說教會應該視而不見嗎？」
教會需要有這樣對社會問題的解讀，自然會對這些問題作出合乎聖經的回應。那麼，七十年後的今天，今天這本書在以什麼方式對我們說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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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這本書在以什麼方式對我們說話？
作者|毛瑞祺（Richard J.Mouw）
有些書很重要，不斷再版，因為它們就像那些富於教育意義的博物館藏書，讓我們得以瞥見已逝年代裡那些精彩的洞見，了解富有創造力的思想家如何奮力解決他們所處時代的問題，那些不同於我們今天所面對的問題。
《現代基要主義不安的良心》不僅僅是一本博物館藏書。當然，它具備一些博物館藏書的特點，是一本為20世紀40年代末期而寫的書。一場災難深重的世界大戰剛剛結束，許多美國人正在思考新出現的各種文化挑戰。很快就成為「新福音主義」領袖的卡爾·亨利（Carl F. H. Henry）及他的同道們，當時深切擔憂那些被稱作「基要主義者」或「福音派」——這兩個詞在當時是可以互換的——的基督徒無力面對時代的重大議題。
亨利在這本書中既對福音派的失敗表達了不滿，也發出了改革的呼籲。儘管不滿和呼籲顯然都是針對與我們今天完全不同的文化處境，但本書對我們這些關心福音事業的人仍有很多啟發和激勵之處。
我書中所寫的懷著『不安的良心』的人，不是那些對聖經真理感到困擾的人——在我看來唯一能解決我們問題的恰恰只有聖經真理——而是那些困擾於如何將聖經真理有效應用於現代人所遇到的重大問題，並常常感到挫敗的人。
卡爾·亨利
不用說，我對這本書的喜愛也出於對我所在神學院的自豪。本書出版於1947年，是富勒神學院成立的那一年。卡爾·亨利是我們的建校師資之一。富勒的創校校長奧肯嘉（Harold John Ockenga）為本書撰寫了簡短的導言。顯然，亨利和奧肯嘉都把這本書看作是他們剛剛誕生的神學院的建校綱領。每逢有人問我富勒神學院的創校精神時，我常常提到這本書。
創校異象的要旨在字裡行間可以看到：對一種新的福音派學術的高度委身，願意認真面對廣闊思想世界中的重大議題；對一種更開放的福音主義的盼望，希望超越分離主義心態帶來的藩籬；對全方位地參與文化建設的深切願望。
然而，我對這本書的喜愛遠遠早於我與富勒的關係。我在20世紀50年代末還是大學生時第一次讀到這本書。這本書對我的思想產生了重大影響。當我進入研究生院繼續學習時，我被迫要面對前所未有的複雜的思想挑戰。當時，「激進的60年代」帶來的騷動開始充斥校園。我發現我的屬靈成長環境並沒有幫助我預備好去面對這一切，我幾乎要放棄我的福音派信仰了，因為它和我所生活的世界完全不相干。
但是，卡爾·亨利在這本小書中的慷慨陳詞印在我的腦海里，長久地影響著我。是的，在過去的半個世紀里，福音派在思想和文化責任上的作為是失敗的，但是，希望仍然存在！不僅推動一個參與思想和文化建設的福音主義是可能的，而且，在當前神學因自身原因對人類精神最深層問題無力提供滿意答案時，一個牢牢紮根於聖經的世界觀，正是這個社會所迫切需要的。
在那個時代，當我極需來自福音派的鼓勵時，這本書以一種特別的方式鼓勵了我。早在20世紀40年代，奧肯嘉和亨利在探討福音主義「不安的良心」的各個層面時，就已經指出了那些後來備受關注的社會及政治方面的關鍵議題。他們列舉福音派失敗的例子，批評福音派在有關戰爭、種族、階級，以及帝國主義等問題上站錯了立場。他們積極探討這些問題，十年後這些問題才在我的生活中變得日益突出。當60年代我發現自己身處文化激戰中時，這本書的信息對我就更顯寶貴了。
然而，以上的特質未能使這本書超出博物館藏書的地位。那麼，今天這本書以什麼方式仍然對我們說話呢？從表面上看，亨利關於福音派要廣泛參與文化建設的行動主張，在今天似乎已經沒有必要。在本書出版大約30年後的20世紀70年代，一本主流新聞雜誌的封面故事以粗體標題，宣告美國正在進入「福音派之年」。今天，福音派的社會參與已被看作是理所當然。諷刺的是，曾經斥責福音派缺乏參與公共生活的新教自由派，現在可能又巴不得福音派運動回歸其不關心人間煙火的模式！
但是，事實上，忠於聖經的基督教在某種程度上仍然承受著良心的不安。卡爾·亨利在20世紀40年代發出的呼籲不僅僅是一個行動主張，而是基於深思熟慮的神學反省，邀請福音派參與文化建設，構建與系統性的心智培育密切相關的社會議程。雖然福音派學術在過去幾十年已經頗有成就，但在基層福音行動與嚴謹的神學教義之間仍有許多不能銜接之處。因此，亨利在這本書里所提出的議題仍有待關注。
還有一點必須提到的是，他關於優秀的合乎聖經傳統的神學應具備何種條件的看法，對我們很多人而言仍是真知灼見。雖然近幾年福音主義有很多值得稱道的成就——包括基層事工和學術貢獻，但是，在當代福音派生活的各個層面也出現令人擔心的趨勢：對福音真理的稀釋，以及在福音派思想與各種「後現代」文化之間做簡單的妥協。
卡爾·亨利對20世紀40年代福音派偏離聖經真理的糾正，於我們今天仍有意義。基督教對人類文化的全方位參與，仍要在他提出的「超自然主義（supernaturalistic）框架」中進行。自20世紀40年代以來的人類生存狀況並沒有改變，正如卡爾·亨利在本書中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是一群悖逆上帝的人，極其需要上帝在各各他山上已經為我們成就的重生恩典。只有努力發掘這個揭示了事物本質的深刻洞見所包含的意義，我們才有希望將不安的良心轉化為熱切服侍的心志——服侍那位以至高的權能統管萬有的上帝。
（摘自《現代基要主義不安的良心》英文版前言，上海三聯書店，201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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