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廬城的「牌樓」到底在哪？聽方家慢慢道來

最新 04-27

在廬城鎮老城區有一「牌樓社區」，在城區中心有一條「牌樓路」。其社區、道路，均以歷史上廬城中心十字街曾有一「四牌樓」而命名。

關於廬城「四牌樓」，新中國首輪《廬江縣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有兩種不同的記述：

該志書「大事記」（P.3）：「萬曆初（1580年左右），廬城四牌坊（即四牌樓）興建（位於城中十字街，為縣人太常寺少卿朱來遠和其父貤封浙江秀水縣知縣朱琨並立）。」

而在同一本志書第一章第三節「縣城」文化古迹中的「四牌樓」（P.78）卻又記述為：「四牌樓，坐落於廬城中心十字街。明天啟六年（1626），邑人為太常寺少卿朱來遠同貤封秀水知縣朱錕共建。」

這兩種不同的記述讓廣大讀者頗為迷惑，繼而產生疑問：

其一，相關資料顯示，「牌坊」和「牌樓」是有區別的：牌樓上面有屋頂，而牌坊上面沒有屋頂，反過來講，有屋頂的叫牌樓，沒有屋頂的叫做牌坊。「廬城四牌坊（即四牌樓）」，到底是「牌坊」還是「牌樓」？

其二，「廬城四牌坊（即四牌樓）」，到底是建於「萬曆初（1580年左右）」，還是「明天啟六年（1626）」？

針對上述兩個問題，筆者認真查閱相關史志典籍，並走訪幾位世居廬城的耄耋老人。現將所得資料進行歸納、梳理，陳述一己之見，以供方家並地情研究同仁參考。

（牌樓圖）

一

牌坊，漢族特色建築文化之一。是封建社會為表彰功勛、科第、德政以及忠孝節義所立的建築物。關於牌坊的歷史淵源，史志典籍記述有二：一說始於春秋，當時稱作「衡門」。《詩·陳風·衡門》：「衡門之下，可以棲遲。」衡門是以兩根柱子架一根橫樑的結構存在的，舊稱「衡門」也就是現在所說的牌坊的老祖宗。而另一說牌坊是由欞星門衍變而來的，開始用於祭天、祀孔。欞星原作靈星，靈星即天田星，為祈求豐年，漢高祖規定祭天先祭靈星。宋代則用祭天的禮儀來尊重孔子，後來又改靈星為欞星。牌坊濫觴於漢闕，成熟於唐、宋，並從實用衍化為一種紀念碑式的建築，被極廣泛地用於旌表功德，標榜榮耀。

明清時期，牌坊的建築藝術日趨完善，建築數量達到登峰造極，且變化多樣，雕刻精美。在坊門的立柱上面加蓋了樓頂，從而使無頂的坊門演變成了有瑰麗樓頂的屋宇式牌樓。由於它們都是古代用於表彰、紀念、裝飾、標識和導向的一種建築物，而且又多建於宮苑、寺觀、陵墓、祠堂、衙署和街道路口等地方，再加上長期以來民間老百姓對「坊」、「樓」概念不清，所以到最後兩者成為一個互通的稱謂了。但史實上，「牌坊」與「牌樓」是有顯著區別的：牌坊沒有「樓」的構造，即沒有斗拱和屋頂，而牌樓有屋頂，它有更大的烘托氣氛。

那麼，古廬城十字街所建的到底是「牌坊」還是「牌樓」呢？

有關廬城「四牌坊」，最早記載於清順治十三年(1656)《廬江縣誌》（卷之二·輿地誌下·坊市）：「四牌坊，為太常寺少卿朱來遠並貤封秀水知縣朱錕立。在十字街。」但是，在該志書卷之一所載的「廬江縣城圖」里，廬城十字街只有一「進士坊」畫圖，而無文字中所記述的「四牌坊」。

時隔42年，康熙三十七年（1698）纂修的《廬江縣誌》里，關於廬城「四牌坊」的文字記述，全文復載順治版志書。但在其首卷所載「廬江縣城圖」中，十字街中心路口東南西北方，刊刻有四個獨立牌坊的畫圖，畫圖上方標註為「四牌樓」。

而在光緒十一年（1885）編纂的《廬江縣誌》（卷之二·輿地·坊表）中：「四牌坊，在十字街。為太常寺少卿朱來遠暨貤封秀水知縣朱錕立。」文字稍有變動，但其首卷所載「廬江縣城垣圖」中，所標註的「四牌樓」，其畫圖則為一個由四個跨路牌坊拱聚連成一個整體、上下三層且有頂的牌樓。

三本志書的「縣城圖」、「城垣圖」刊載三種不同的畫圖，應該說這都是當年的實景圖。基於此，筆者認為：從順治十三年(1656)、康熙三十七年（1698），至光緒十一年（1885），時空跨越230年。期間，廬城十字街中心路口，初始建有「進士坊」；康熙年間，廬城十字街中心路口東南西北四方，建有四座獨立的牌坊，謂「四牌坊」；到光緒年間，將這四個跨路牌坊拱聯成四門、加建樓頂，成為牌樓。自此，廬城十字街「四牌坊」便改造成為「四牌樓」。

（牌坊圖）

二

古廬城十字街中心路口，先有牌坊，後改建為牌樓。那麼這牌坊到底始建於何年呢？新中國首輪《廬江縣誌》里兩種不同的記述，孰是孰非？

這裡，我們首先要了解一下這座牌坊所彰表的主人：朱來遠(1547～1607)，字文甫，號修吾，廬江白石山（今白山鎮朱村）人。自幼聰明過人，五歲便「聞誦詩，輒上口」。明隆慶四年（1570）庚午科舉人，萬曆五年（1577）丁丑科進士。初任秀水縣令，在任期間，「除雜差以蘇民，禁私畈以惠商，勸農省刑，時稱善治。」萬曆十六年（1588）主管陝西鄉試，後升任太常寺少卿（太常寺，封建社會中掌管禮樂的最高行政機關。太常寺少卿，為太常寺副長官，正四品），提督四譯館（翻譯機構，舊稱四夷館）。後因病回歸故里，「孝友敦睦，藹然可親，被接引者如飲醇醪焉。卒年60。刻有《治行首稱錄》。崇祀名宦鄉賢。」

其父朱錕，號鳩山，「籍諸生，侃直有文名。」朱來遠早年任浙江秀水縣令，後政績卓越官至四品，便奏請朝廷，貤封其父為秀水知縣（舊時官員以自身所受的封爵名號，呈請朝廷移授給親族尊長者，謂「貤封」）。

據上述史料可考：其一，如果廬城「四牌坊」建於萬曆初（1580年左右），朱來遠當年只有33歲左右，剛剛取得「功名」，始任七品芝麻官（秀水縣令），應該是不具備呈請朝廷「貤封」其父的資格。更談不上興建牌坊。

其二，朱來遠病逝於明萬曆三十五年（1607），至明天啟六年（1626），已整整20年。「牌坊」作用之一是為表彰、紀念某人或某事，「旌表功德，標榜榮耀」。而朱來遠死後20年，邑人才為其父子建「四牌坊」，顯然有悖常規舊制。

朱來遠是明臣，主要生平在萬曆年間。廬江縣歷史上，明朝嘉靖、隆慶、崇禎年間共纂修過三部縣誌，但遺憾的是均已早失。而距明朝最近、清順治十三年(1656)纂修的《廬江縣誌》里，關於廬城「四牌坊」的文字記載，也僅有「四牌坊，為太常寺少卿朱來遠並貤封秀水知縣朱錕立。在十字街」之句。至於該牌坊興建於何年，沒有任何記述。

地方志乃一方之全史。其特有的體例，對所記載的內容均按類別獨立成篇，「橫排豎寫」。但所載建置、輿地、人物、藝文等各篇章，在一定程度上又能夠對某一史料相互佐證。例如在順治版縣誌里，其「坊表」中記述「四牌坊」，「人物」里記述「朱來遠」，均沒有涉及其「四牌坊」較為詳細的內容。但是，在該志書「藝文卷」里，載有時任廬江知縣孫宏喆撰寫的《太常寺朱公舊德碑記》，就幫助我們找到了廬城「四牌坊」所建年限的佐證資料。其碑記云：「故太常寺少卿修吾朱公，卒於萬曆丁未（1607）。舊有坊表，建於縣治四達之衢，以著爵秩姓名；有豐碑列於縣治石橋之市，以紀褒封誥敕。歷四十年，為崇禎末，碑版毀於兵燹，惟坊表存。……」

「坊表」，即牌坊和華表。「崇禎末」為明崇禎十六年（1643）。「歷四十年」，以此上溯40年，為萬曆三十二年（1603）。時年，朱來遠57歲，已官至四品。因病告老還鄉，此時奏請朝廷，將自己當年所任秀水知縣名號「貤封」其父，朝廷理當恩准。三年後（1607），朱來遠病逝。

清代著名歷史學家、方誌學家章學誠（1738～1801）在考據地情史實時，曾著文稱：「地近則易核，時近則跡真。」孫宏喆系山東樂安人，進士，清順治七年(1650)任廬江知縣。他出生、成長於明朝，清朝為官。撰寫《太常寺朱公舊德碑記》是在順治十二年（1655），距明朝亡僅12年。可以說，碑記所述的史料是具有一定的權威性，理應採信。

以此為據，可以推定：古廬城十字街中心路口的「四牌坊（即四牌樓）」，始建於明萬曆三十二年（1603）前後。

關於清光緒年間改建的「四牌樓」為何等規模，據廬城幾位耄耋老人的記憶：牌樓高三丈余，分上中下三層；四拐是四根八角石柱，石柱周圍要兩人合抱，所用石材都是從外地運來的漢白玉石，石面潔白瑩潤，人們也稱之為「玉柱」。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春，樓頂石塊出現鬆動的跡象，時任縣長王培實（懷寧人）為安全起見，下令拆去樓頂石板，代替以木板，並將牌樓由原3層改成2層。新中國成立後，1955年廬城建設拓寬街道，這座歷經300多年風雨滄桑的牌坊（牌樓），被徹底拆除，遺址遺迹，蕩然無存。

「物隨代變，事隨時移。」當年的「坊表」、「牌樓」已成歷史。但廬城「四牌樓」，作為名號卻保留了下來，載入續修地方志書和《廬江縣地名錄》，史志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