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審判日本戰犯：30名戰犯要求處死自己

1954年1月，根據中央關於「要查清這批日本戰犯的罪行，並為今後處理做好一切準備」的指示，在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領導下，最高人民檢察院從中央機關和各省市有關部門調集366名幹部成立了東北工作團。工作團設辦公室、詢問室。詢問室下設4個大組，具體負責對日本戰犯的偵查審訊工作。圖為：偵訊組辦公舊址——借用高爾山森林調查隊辦公樓。

1954年3月，東北工作團到達撫順戰犯管理所，開始偵訊工作。偵訊工作歷時兩年多，先後派出了專案組分赴全國12個省，開展調查取證工作。查閱檔案8000餘件，提取人證2.67萬件。並將訊問、調查、取證核實的43.14萬頁材料裝訂成2918冊案卷。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外景（瀋陽，1956年）

在此基礎上，東北工作團根據中央「懲辦少數，寬釋多數」的總方針，開始著手戰犯處理工作。1954年，中國宣布對417名日本戰犯予以特赦。圖為：藤田茂與律師談案情

1956年4月25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34次會議通過了《關於處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國戰爭中戰爭犯罪分子的決定》，同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毛澤東發布命令，予以公布。圖為：國家公訴人首席檢驗員李甫山在法庭上宣讀起訴書。

在本次人大常委會會議上，還任命了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組成人員。庭長由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庭長賈潛擔任，副庭長由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審判庭副庭長袁光少將和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副庭長朱耀堂擔任，下屬審判員8人，主審法庭設在瀋陽。圖為：被告人辯護律師出庭辯護

在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領導下，為使戰犯從意識上正確對待審判工作，管理所及時召開戰犯座談會，組織討論。在座談會上，戰犯三輪敬一，小山一朗等6人作了大會發言，他們淚流滿面地表示認罪服法，要求中國政府處以極刑。圖為：被告人榊原秀夫製作細菌武器的鑒定人：協和醫院大學教授張雪德（右一）、微生物學者孟雨（右二）、中央衛生研究院研究員方綱（右三）等

會上還有不少戰犯表示，如果初來中國時，被判死刑，我要喊「天皇陛下萬歲」、「大日本帝國萬歲」。今天被判死刑，我要喊「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中國人民萬歲」。還有30名戰犯寫出要求處死自己的申請書。圖為：法庭上的證人席

當法庭為每名被告指定了辯護人時，他們說：「我們的罪行，全世界人民共知，沒有辯護的餘地，只要法庭給予我們向中國人民謝罪的機會就滿足了。」後經管教員耐心說服，他們才同意找辯護律師。圖為：1956年6月軍事法庭開始對日本戰犯進行審判

旁聽席上有從北京來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的代表，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的代表，瀋陽市的工廠、學校、機關的代表，媒體的記者

武部六藏因患病無法出庭，特別軍事法庭審判員楊顯之（左三）到醫院辦理起訴。被告回答了審判員的質詢，完全承認起訴書所提出的犯罪事實。法庭於1956年7月20日判處武部六藏有期徒刑20年

1956年7月2日上午，偽滿洲國皇帝溥儀（左二）出庭作證，指證被告人古海忠之（右一）和武部六藏操縱「滿州國」政權的事實

1956年6月1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在瀋陽對戰犯鈴木啟久、藤田茂、上坂勝、佐佐真之助、長島勤、船木健次郎、榊原秀夫、鵜野晉太郎進行審判。判處他們13年到20年不等的刑期

跪地謝罪。在法庭上， 被告人最後陳述時， 藤田茂低頭說：「在這個莊嚴的法庭上，我聽到了中國人民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切齒憤慨的聲音，並且深深地銘刻在肺腑中。還有幾百萬已經去世的被害人，不能到這裡控訴我們，我確實在中國犯下了滔天罪行」。

956年7月1日至20日，特別軍事法庭在瀋陽對武部六藏、古海忠之、齊藤美夫、中井久二、三宅秀也、橫山光彥、杉原一策、佐古龍祐、原弘志、歧部與平、今吉均、宇津木孟雄、田井久二郎、木村光明、島村三郎、鹿毛繁太、築谷章造、吉房虎雄、柏葉勇一、藤原廣之進、上坪鐵一、蜂須賀重雄、堀口正雄、野崎茂作、溝口嘉夫、志村行雄、小林喜一、西永彰治共28名戰犯進行宣判

日本戰犯在法庭上跪地謝罪

1956年6月，軍事法庭開始對日本戰犯進行審判處理。最後，特別軍事法庭根據犯罪事實對45名罪惡十分嚴重的日本戰犯分別判處8至20年的有期徒刑。圖為：被告人榊原秀夫，1908年生，前日本關東軍731部隊少佐支隊長，被判處有期徒刑13年

中國政府對關押在戰犯管理所內的其他897名職務低、罪行輕、表現較好的次要戰犯，作出依法免予起訴、釋放回國的處理決定。圖為：被免予起訴的戰犯感激得號啕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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