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清明上河圖》竟有幾百幅？真真假假？

摘自：李涵說歷史

中國畫里，哪一幅最有名？相信絕大多數人都會同意，就是《清明上河圖》！《清明上河圖》是北宋風俗畫作品，一級國寶。它描繪了清明時節，汴梁以及汴河兩岸的繁華景象和自然風光。這件享譽古今中外的傳世傑作，在問世以後的800多年裡，曾被無數收藏家和鑒賞家把玩欣賞，是後世帝王權貴巧取豪奪的目標。它曾經五次進入宮廷，四次被盜出宮，輾轉飄零，幾經戰火，歷盡劫難……演繹出許多傳奇故事。

那麼，究竟有多少幅《清明上河圖》流傳於世？後世學者是根據什麼，確定這幅畫的作者的？這幅保存在清宮中的名畫，怎麼會在東北被發現？對於《清明上河圖》所展現的季節，怎會出現爭議？《清明上河圖》中隱藏著哪些中國古代先進的科學技術？張擇端現實主義的畫風，千年之後，泄露了北宋王朝怎樣的軍事機密？從這幅畫中又怎會看出北宋滅亡的徵兆呢？本期檔案揭秘，李涵為您講述：隱藏在《清明上河圖》里的秘密（一）

今天的史學界公認，《清明上河圖》的作者是張擇端，字正道，山東諸城人。宋徽宗時為宮廷畫家。他少年時到京城汴梁（今河南開封）遊學，後來學習繪畫，尤其喜歡畫舟車、市橋、郭徑，自成一家。《清明上河圖》是張擇端的代表作，高24.8厘米，長528.7厘米，以精緻的工筆記錄了北宋末葉、徽宗時代京都汴梁（今開封）的建築和民生。畫中人物眾多，衣著不同，神情各異，其間穿插各種活動，注重戲劇性，構圖疏密有致，筆墨章法都很巧妙。

各位可能有所不知，沒人知道這世界上究竟有多少幅《清明上河圖》，僅僅是全球各大博物館中收藏的，稱得上是文物珍品的《清明上河圖》，就有幾十種乃至上百種之多。

南宋時，臨安即出現仿品，但仿者根本看不到原作，只能憑傳說、文字記載構圖成卷。元、明、清三代，仿品形形色色，層出不窮。在由北京故宮研究人員參與編纂的《清明上河圖：珍藏版》一書中，列出了這樣的清單：中國大陸有十件、中國台灣有十件、日本有十一件、美國有六件、歐洲有六件，其他去向不明的有五件，而這些都是有名有號的文化珍品。實際上，歷朝歷代中，以《清明上河圖》為名的畫作，更不知有多少幅！

畫卷的形式，以東西向的河流作為主體，描繪兩岸繁華的街景。比較誇張地說，只要是符合這樣的條件，什麼樣的畫都可能冠上《清明上河圖》的名銜。換言之，與其說《清明上河圖》是單一繪畫的名稱，不如把它想成這是一種繪畫的類別，更容易理解。

《清明上河圖》是描繪一條河兩岸的情景。其實，《清明上河圖》畫作本身也是一條河，歷朝歷代中，無數同名的作品形成了一條河流，它事實上成了古老中國的一種文化現象，成了中國文化的一個部分。

那麼，這樣一條河的源頭在哪裡？原作還在不在世間？如果在世間，它又經過了怎樣的傳承經歷？

張擇端

很久以來，人們對這個問題不甚了了。很多人甚至認為，這個源頭早已失傳，原作已不在世間了。這原本也很正常，中國有很多名畫，它的原本都已不在，留下來的只是後人的摹本或仿本。

1950年8月的一天，位於瀋陽市中心東北博物館（遼寧省博物館的前身，於1959年改名）的倉庫里，東北人民政府文化部文化處研究室研究員楊仁愷，像往常一樣進行著他的工作。

那是新中國成立不久，戰爭剛剛結束，新成立的人民政府得以騰出手來整理長年戰亂中遺散的文物。而東北是一片富礦，當年在偽滿洲國政府垮台後，從偽滿洲國政府流出了大量繪畫和瓷器到市場上，甚至有「東北貨」之稱。而楊仁愷的工作，就是鑒定、甄別人民政府搜集上來的這些「東北貨」。

這天，楊仁愷的面前擺著三個畫軸，收集它們的工作人員用文字註明，它們都叫《清明上河圖》。

這毫不奇怪，就像我們前面所說，中國的《清明上河圖》太多了，楊仁愷見這類東西也見得多了，絲毫不會給他的內心帶來什麼波瀾。

打開第一幅，一看就是低劣的贗品，幾乎毫無價值。

打開第二幅，楊仁愷內心興奮起來，有點血液上沖的感覺，「一看就是好東西」。楊仁愷憑藉豐富的書畫鑒定經驗，認為這是明代的作品，品質相當好，有可能是明代大畫家仇英的真跡！當然，這還不能馬上判定，先選到「收藏」這一邊吧。

第三幅，還會有驚喜嗎？畫面徐徐攤開，楊仁愷突然「背脊感到一陣涼意」，他不由得大叫一聲「就是這個！」

各個時代的中國繪畫具備了各自的特色，因為每個時代都有偏好的筆法和顏色。楊仁愷一眼看出，這是宋代的繪畫。直覺告訴他，這很可能是《清明上河圖》的真跡！

《清明上河圖》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當然，判斷這是不是《清明上河圖》真跡，絕不是一個人的直覺那麼簡單。最後，經過眾多學者、專家對這一專題的研究，大家意見基本一致，都認為這幅畫就是北宋張擇端的原作。其它的同名畫作，均為後來的摹本或是臆造本。

那麼，這幅真跡，為什麼會在東北呢？

很顯然，這個真東西是從清宮裡流出來的。知道一點近代史的人都清楚，1912年清政府倒台，中華民國政府為了避免增加情勢的混亂，允許末代皇帝溥儀留在紫禁城宮內。

舊宮廷的費用開銷相當大，溥儀採用了和很多破落戶子弟相同的辦法，就是「變賣家產」。不過，這些所謂「家產」，是不是溥儀的私有物，存在很大的疑問。現在公認的意見，溥儀當年的這種做法就是「盜竊」。

溥儀用「恩賜」的名義，把宮中的很多珍貴文物交給弟弟溥傑，偷偷地一點一點拿到市面上賣。依據後來發現的《恩賞目錄》，至少有一千件以上唐代到清代的貴重字畫由溥傑運出去。目錄中也包括數個版本的《清明上河圖》。

這些文物先是運到天津，除了被變賣的部分外，溥儀就任偽「滿洲國皇帝」的時候，都帶到東北長春的偽皇宮中去了。日本戰敗投降的時候，溥儀倉皇奔逃，隨身一直不忘攜帶一些珍品文物以作「資本」，逃難路上，這些文物也一路散失，最後僅存的一部分，也在瀋陽機場和溥儀一起做了蘇軍的俘虜。

這是1945年的事情。戰亂之中，直到5年後的1950年，《清明上河圖》真跡才進入楊仁愷的視野。

5年裡，這件稀世之寶經歷了怎樣的命運？是溥儀一直帶在身邊，先被蘇軍扣押，又被蘇軍移交給東北民主聯軍？還是散失在民間，後來被人民政府收繳？兵荒馬亂的年月里，沒有留下任何記載，以致這段空白無法考證。

其實，這只是這幅《清明上河圖》遭遇的最近一次劫難，歷史上，這幅名畫在它誕生後的800多年間，經歷了不知多少更大的劫難。

《清明上河圖》現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

現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本的畫卷本幅上，並沒有畫家本人的款印，確認其作者為張擇端，是根據畫幅後面跋文中金代人張著的一段題記。張著的題記也僅寥寥數語：「翰林張擇端，字正道，東武（今山東諸城）人也。幼讀書，遊學於京師，後習繪事，本工其界畫，尤嗜於舟車市橋郭徑，別成家數也。」

這是關於這幅畫唯一流傳下來的作者介紹。從中可以了解到，張擇端乃北宋翰林院的翰林。不過，張擇端的姓名並未見於北宋後期成書的《宣和畫譜》，有人推測說，可能他進入畫院時間較晚，編著者還來不及將其收編書中。

與此相對照，明代著名的文人董其昌曾在其《容台集》中，對《清明上河圖》的作者做了如此推斷：「乃南宋人追憶故京之盛，而寓清明繁盛之景，傳世者不一，以張擇端所作為佳。」看來，當時的人們多半以為張擇端是南宋人。

中國古代有很多著名的大畫家，然而被稱為中國第一名畫《清明上河圖》的作者，卻是一位名不見經傳的人物，除了寥寥這幾條文字，史書上找不到關於他的任何記載，也沒有任何他的其他作品流傳下來。所以，現在的人們，多半採信金人張著的第一手材料，認為張擇端是北宋人。

雖然名不見經傳，但作為翰林畢竟有接近皇帝的便利條件。據說張擇端把這幅畫獻給了當時的皇帝宋徽宗。

宋徽宗對這幅畫的評價是什麼，不知道。不過據說他用著名的瘦金體，在畫軸的開端上，寫下了「清明上河圖」五個字，並印上了雙龍小印。

倘果真如此，不但可以說明宋徽宗對這幅畫的喜愛和重視，也可以確證這幅畫的作者年代。但遺憾的是，現存的這幅畫中，並沒有宋徽宗的題名和印記。有人說，這可能是在數百年的流轉中，遺失了。

從金人張著題跋可以推測，1126年，金兵大舉南下，直抵汴京。金兵破城以後，把宋徽宗、宋欽宗二帝，以及各種文物、圖書、檔案、天文儀器和技藝工匠等全部擄掠而走，史稱 「靖康之變」。《清明上河圖》大概也就是在這個時候運到了金國的首都中都大興府（現在的北京）。

不過金朝統治者對這幅畫卷興趣不大，導致它第一次流落到了民間，並被官階不是很高的張著佔有過，留下了這幅畫上的第一段題跋。

明仇英《清明上河圖》現藏於遼寧省博物館

蒙古人滅金吞宋，建立元朝之後，統治者到處搜刮財寶，《清明上河圖》再次進入宮廷，為皇家所有。

不過，元朝統治者喜歡「彎弓射大雕」，對書畫這類雕蟲小技並不太在乎，管理上也沒那麼上心，這就給雞鳴狗盜之輩留了空子。元代後期的至正年間，宮內有一個裝裱匠起了賊心，趁裝裱這件作品的時候，使了個調包計，用一個臨摹本把真本偷換出宮，悄悄地賣給了某位官員。這位官員後來被派到真定（今河北省正定）駐守，負責保管這幅畫的家僕，又偷偷把它賣給了杭州人陳某。陳某保存了數年，因為家裡窘迫，想得到一筆錢用，並且又聽說這位官員快要從真定回來了，害怕事情敗露連累到自己，因此急急忙忙要找一個買主，將其秘密賣掉。恰好這時寓居北京的江西泰和人楊准，是個博雅好古之士，在北京搜訪古名家筆跡，得到這個消息，傾囊中所有，以重金買了下來。

楊准得到《清明上河圖》是在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楊准不久即回到老家。畫也隨他到了南方。楊准得到這一作品，不勝之喜，第二年在家鄉，就把得到這一名作的經過詳詳細細地記錄在圖後的尾紙上。《清明上河圖》第二次從皇宮裡被偷盜出來的細節，就這樣清晰地被記載了下來。

元朝很快滅亡了，朝代更替到了明朝，天子也換了，而這幅《清明上河圖》仍然在民間流傳著。隨後，被大奸臣嚴嵩惦記上了

明嘉靖三年（1524年），《清明上河圖》轉到兵部尚書陸完的手裡。據說，陸完死後，他的妻子王氏知道丈夫深愛這幅《清明上河圖》，就把這幅畫藏在枕頭中，每晚都枕著睡覺，視如身家性命，連親生兒子也不得一見。

陸夫人有一個娘家外甥名叫王彪，擅長繪畫，更喜歡名人書畫，便挖空心思向夫人央求借看《清明上河圖》。反覆懇求後，夫人勉強開出條件說：「只能看，不許帶筆硯進來。」

王彪欣然從命，往來兩三個月，看了十幾次後，對畫中房屋、街道、舟車、人物構圖布局，均默記在心，回去之後，竟也臨摹出一幅有一定水平的《清明上河圖》。

當時專權的大奸臣嚴嵩正四處搜尋《清明上河圖》，都御史王忬為了巴結他，就花費五百兩白銀從王彪手中購得這件仿品，當作真品獻給嚴嵩。嚴嵩心中大悅，開席宴客，並向賓客展示《清明上河圖》。但是一位裝裱匠卻在賓客面前爆料說這幅是贗品，並潑水在圖畫上，洗掉了偽裝古色的藥劑。

王忬本意是要巴結人，誰知卻得罪了人。後來王忬因為打仗戰敗而被處死，不知是否也和這段與嚴嵩的過節有關。

此時，《清明上河圖》真跡已被陸完的兒子賣到了崑山顧鼎臣家，嚴嵩得知後，如願以償的從顧鼎臣那裡要來了真畫。

藏於大英博物館的《清明上河圖》

隆慶皇帝時，嚴嵩父子失勢，家產被查抄。《清明上河圖》再一次被收入了皇宮。

現存的《清明上河圖》中，在明嘉靖三年（1524年）陸完題跋後，緊接著就是明萬曆六年（1578年）太監馮保的題跋，兩跋相距54年。在這54年中，《清明上河圖》已五易其主，即從陸完家到顧鼎臣家，再到嚴嵩家而入大內，然後落到馮保手裡。

那麼，太監馮保是如何得到這幅珍品的呢？如果是得自皇帝賞賜，馮保一定會大加宣揚，然而馮保對此卻一字不提。專家們的一致意見是，馮保獲得此畫並題跋，一定是來自於他的偷竊！

據傳，《清明上河圖》入宮後，隆慶帝不喜歡字畫，成國公朱希忠趁機奏請皇帝賜予他，皇帝卻讓估成高價，抵其俸祿。畫將要給朱希忠時，一個小太監得知此畫價值連城，便將畫盜走，正要出宮，管事人來了，小太監急將畫藏到陰溝里，恰遇當天下雨，一連三天，畫已腐爛，不堪收拾。這個故事，被明代人詹景鳳收入了他的《東圖書覽編》中。但其實，這個故事完全是盜畫人馮保為了掩人耳目，編造的。

馮保是當時的秉筆太監和掌印太監，東廠首領，權勢熏天。從他的人品及職位便利看，都支持他偷竊的假說。馮保後來也因作惡太多，被皇帝查抄了家產。但是，在查抄的馮保家產中，並沒有《清明上河圖》這幅畫。

很顯然，在被查抄家產之前，馮保就把這幅畫秘密脫手了。此後二百多年的歷史上，這幅畫就像是消失了一樣，不知流轉在何人手中，而正是這二百多年中，社會上的偽本《清明上河圖》廣為流傳。

二百多年後，這幅《清明上河圖》浮出水面，再次出現題跋，已是清朝乾隆時的進士陸費墀所題。很快，這幅畫被曾任湖廣總督的畢沅購得。然而，此畫給許多人帶來的厄運再次降臨到畢沅頭上，畢沅死後被抄家，《清明上河圖》最後一次被收入皇宮，此時已是清朝的嘉慶皇帝。

而此畫最後一次在民間出現，就是我們前面提到的，在東北博物館了。

原作雖然再次出現，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今天我們看到的這幅畫也是經過了一些刪刪減減，修修補補的，並不是它最初的模樣。

《清明上河圖》20世紀50年代歸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1973年揭裱此畫時，在畫首約80厘米處刪除了一塊。當時的北京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楊伯達先生稱：「卷首稍後，在汴梁市郊店鋪林立的街道上，一對掃墓後匆匆返回的轎騎，其前導的一馬突然發情狂奔，在此驚險關頭，一老翁趕忙抽身欲抱蹣跚學步的幼孫。原在老翁背後柱之旁殘缺一大片，原絹已失，到明末清初揭裱時補絹余畫一尖嘴立牛正在張口嘶叫，殊礙原畫意境。故1973年新裱時揭下，留存歸檔，不再復原。」

1994年12月5日的《人民日報》有這樣一條消息：「11月29日從北京故宮博物院傳出一則驚人的消息：在流傳過程中曾被裁截後半部分的國寶《清明上河圖》，最近被……補全……」為什麼要補呢？據說，是根據我國著名工筆重彩人物畫大師劉凌滄先生的一段話。這段話說張擇端《清明上河圖》「由城門而入城關，是畫卷的第二個高潮，也是最精彩的部分……正當我們欣賞得入神時，畫卷戛然而止了。據我推想，這幅名作經過千年的輾轉流傳，後半截已經佚失，或為奸商裁去，另成一卷出售牟利也是可能的。」

持同樣觀點的還有很多人。早在1958年，當時的國家文物局長、著名學者鄭振鐸先生在《的研究》一文中就稱：「這個長卷到這裡截然終止，令人有不足之感。根據後來的許多本子，《清明上河圖》的場面還應該向前展開，要畫到金明池為止。很可能這本子是佚去了後半的一部分。」同年，著名古書畫鑒定家、故宮研究員徐邦達先生也在《的初步研究》一文中稱：「畫卷到此截然而止，我疑心後面是割去了不少的……」 遼寧博物館名譽館長、古書畫鑒定家楊仁愷先生也稱：「畫卷在流傳中確實殘了後半部。」正是由於這些專家的推測，才引來了補全卷，補全卷才被故宮博物院收為藏品。

那麼，《清明上河圖》究竟是不是一幅缺了尾部的殘畫呢？

要研究這一問題，必須先研究《清明上河圖》的主題，而要研究該畫的主題，又離不開世所公認最權威的、與該畫同時問世的、對汴京風俗人情記述詳備的《東京夢華錄》。此文所述清明時節汴京人填塞諸門到城郊去的活動，與該畫題「清明」「上河」相一致，可概括為「出郊」「上河」「趕集」「掃墓」八個字。此八字即是《清明上河圖》之主題。

這幅不朽的風俗畫是截取了水門以東至虹橋附近汴河兩岸實際地理位置，以城關、虹橋、郊野三段情節，以倒敘的形式，開卷是一對掃墓人歸來，使情節逆向中部，而把情節的開頭———人們在城內集結出城反作畫卷的末尾，使情節逆向城外，由畫卷兩端向中部推進，恰恰在虹橋處形成高潮，以「上河」為中心描寫汴京人清明祭掃的全部活動，完美、凝練地表達了八字主題。如果按幾位學者所說，畫面再延伸，和後仿本那樣，穿城而過，再到城西13座橋之外的金明池，那麼，畫面要加長几倍，並且，主要內容是城內的樓閣、鬧市，這豈不是與士庶填塞諸門出郊、上河、趕集、掃墓的主題相違背！凡過清明節，人們都是出城、出村到野外祖塋去祭掃，進城，顯然與主題相悖。

並且，《清明上河圖》畫後緊銜著張著、張公葯、酈權、王磵、張世積五人的跋。這五個人都是金代人，與張擇端的時代相距不算遠，而且熟悉舊都風物。他們的跋是《清明上河圖》的忠實寫照，他們不約而同地證明該畫所描繪的就是水門以東至虹橋附近的汴河兩岸的風光，而沒有城內的高樓、鬧市，更沒有金明池，與《清明上河圖》所畫內容完全吻合。

張擇端在12世紀的陽光中畫下《清明上河圖》第一筆的時候，他並不知道自己為這座12世紀全世界最大的城市留下了最後的遺像，他只是在完成一幅嚮往已久的畫作。

近一千年過去了，這幅畫被不同時代的人們端詳了千次萬次，但每一次都會發現與前次看到的不同。研究《清明上河圖》的前輩學者，比如董作賓、那志良、鄭振鐸、徐邦達等，已經根據畫面上清明上墳時所必需的祭物和儀式，判定畫中所繪的時間是清明時分。到了20世紀80年代，一些「新」的細節卻又浮出水面，比如「枯樹寒鴉、毫無柳添新葉樹增花的春天氣息，倒有『落葉柳枯秋意濃』的中秋氣象」，有人發現驢子馱炭，認為這是為過冬做準備，也有人注意到橋下流水的順暢湍急，推斷這是在雨季……在空間方面，老一輩的研究者都確認這幅畫面的是汴京，細心的觀察者也看到了畫里有一種「美祿」酒，而這種酒，正是汴京名店梁宅園子的獨家產品……但新的「發現」依舊層出不窮，比如有人發現《清明上河圖》里店鋪的名稱幾乎沒有一個與《東京夢華錄》里記錄的汴京店鋪名稱一致，由此懷疑它描繪的對象根本不是汴京……

張擇端的名畫《清明上河圖》，堪稱北宋時代市井俚俗的活化石。雖說宋徽宗趙佶當皇帝不怎麼樣，在藝術上卻是一位及其卓越的畫家。由於他的倡導，翰林院專門設立了「圖畫院」。山東諸城的張擇端，才得以接近皇室，發揮自己的繪畫才能。本來，所謂「院體畫」都是描繪風花雪月、聲色犬馬的貴族和士大夫生活。張擇端恰恰走出了一條新路。他嘔心瀝血、獨闢蹊徑，終於完成了《清明上河圖》。這幅作品的首位鑒賞者和收藏家，當然是趙佶，皇帝高興壞了，用他特有的「瘦金體」題寫了「清明上河圖」幾個字，加蓋了雙龍小印章。

徽欽時代的汴梁城，已經具備國際大都市的雛形，戶口百萬，商鋪林立，到處都是勾欄等娛樂場所，甚至還出現了繁華的夜市。《清明上河圖》再現了北宋都城的水陸交通及日常生活。

據齊藤謙所撰的《拙堂文話》統計，《清明上河圖》上共有各色人物1643人，動物2008隻。超過了《三國演義》（1191人）、《紅樓夢》（975人）、《水滸傳》（787人）任何一部描繪人物的作品。

《清明上河圖》全圖可分為三大段落。按照展開的次序，首先是汴京郊外的景物，接著是大橋及汴河兩岸的繁忙景象，後段描繪了汴京市區的街景。人物大不足3厘米，小者如豆粒，雖說人物形體微小，卻個個纖毫畢現，極富情趣。這種大手筆，很少有人能模仿。

每幅名畫都暗藏著不可告人的玄機，包羅萬象的《清明上河圖》上，缺少了兩種市井常見的動物———馬和羊。馬匹，往往用毛驢和黃牛代替。這是為什麼呢？

驢多馬少不僅是《清明上河圖》的特徵，更是北宋社會的真實寫照。宋太祖趙匡胤一開國，就奠定了重文輕武的基本國策。北方虎視眈眈的游牧民族對「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中原早就垂涎欲滴，於是，趙匡胤不得不加緊對戰備物資的控制。馬和羊，即名列其中。馬匹，是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羊皮則是要製作營帳、軍服的。黃仁宇在《中國大歷史》中寫到：「《遼史》說的很清楚：與宋互市時馬與羊不許出境。同書也說及遼與金決戰時不失去戰馬之來源關係極為重大。

這限制馬匹南下的禁令，也可以從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上看出：畫幅上，開封之大車都用黃牛水牛拖拉，可見馬匹缺少情景。

北宋時，最適宜馬匹生長的天然牧場——西北和北方的草原地區都不在疆域之內，政府只能依靠和遼、西夏的貿易以及西南藩族的進貢來獲取良馬。馬匹原來也可以在華中繁殖，只是受當地農業經濟的限制，其耗費極難維持，而且在耕作地區所育馬匹一般較為低劣。

北宋馬少，對馬的需求可並不小。不僅軍隊的騎兵要騎馬，官員、富戶同樣愛騎馬。本來有錢人家買馬、養馬是尋常事，但在北宋卻成了要命的大事。因為害怕私人買馬出價太高導致政府買不到足夠數量的戰馬，宋太宗乾脆下詔：禁止富人和官員私自買馬。不能買馬又想騎馬，於是租馬業便在汴梁城裡流行起來。

養馬，對於北宋政府來說也是一道難題。一開始，政府將馬匹統一放牧，但花費巨大，得不償失。於是政府又想出一種新的養馬方式：官馬民養。即以免除賦稅的優惠，來鼓勵民戶飼養官馬。但如果馬匹死去，民戶也要承擔相應的責任。這一政策重新燃起了民間養馬的熱情，北宋馬匹的數量因此有了一定增長。《清明上河圖》開篇所畫城郊那匹被人追趕的奔馬，說不定就是當時汴梁民戶所養的官馬。

想不到，張擇端現實主義的畫風，千年之後，泄露了北宋王朝的軍事機密。

馬匹稀少，只能用驢代替。北宋學者王得臣所著《麈史》中說，宋神宗在位以前，汴梁城中的租驢業發達，熟人見面都在驢背上打招呼，熙寧元年以後，人們就改為騎馬了。這說的就是北宋官馬民養後馬匹增多的情形。然而這對於北宋缺馬的狀況只是稍有緩解，並未從根本上改變。

北宋時，幾乎家家戶戶都養驢。有人說，驢是宋人的吉祥物、趙家的功臣。傳說在宋太祖趙匡胤未發跡之時，襄陽寺院有一位老僧人慧眼識英雄，將寺中唯一的一頭驢贈送給他，使他得以騎驢前往北方投軍，從此趙匡胤對驢情有獨鍾。

北宋的文人士大夫也愛驢：一來養驢、騎驢價錢便宜，二來又可追隨「杜少陵騎驢客京華」的意境。騎驢在他們心中意味著清貧與落魄，同時也象徵了操守和洒脫。王辟之的《澠水燕談錄》記載了不少北宋的官場軼事，其中就有一個「賣馬換驢」的故事：宋真宗時，陝州法官劉鈴在卸任後囊中羞澀，於是把做官時的馬匹裝備全部賣掉當盤纏，買來一頭毛驢騎著回鄉。陝州詩人魏野一生愛好穿白衣、騎白驢，自然將這位劉大人視為同道中人，於是寫詩贈別：「誰似甘棠劉法椽，來時乘馬去騎驢。」一時傳為佳話。

在宋人眼中，驢不僅是可以和馬匹相提並論的乘騎工具，更是生產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幫手。驢性情溫順，既善於拉磨，又能參與運輸。細看《清明上河圖》中的驢，有的組成運輸的隊伍，有的馱著沉重的口袋，有的拉著滿載的串車……似乎每頭驢的身上都背負著汴梁城經濟繁榮的希望。

在《清明上河圖》中還有很多有趣的細節值得玩味。

很多人看到畫中橋畔的「十千腳店」，可能以為這是洗腳按摩的地方。其實不然，這不是洗腳足療店，而是指自己無權釀酒的酒肆。

《清明上河圖》中畫有兩家酒店，一家是「孫羊正店」，另一家是「十千腳店」。「正店」，相當於現在的五星級酒店，在北宋是名副其實的賣酒的店。開封城像這樣的「正店」共有72家。正店跟腳店的區別並不在大小，而在酒水的進貨渠道。在北宋汴梁，朝廷為了便於徵稅，抓大放小，准許某些酒店自己釀酒，前提是它們釀酒用的酒麴必須從官方處購買。能釀酒的酒店畢竟只佔少數，所以，宋朝政府讓其他酒店從國營酒廠買酒，或者從那些可以釀酒的「正店」買酒。從國營酒廠買酒的叫作「拍戶」，從「正店」買酒的就是腳店。

「十千腳店」門口的方柱標牌到晚上時可以在箱內點上蠟燭，這可能是最早的燈箱廣告了。為了滿足市民對夜生活的需求，原先坊市制下長期實行的「夜禁」也自然而然地被取消，開封城裡出現了「夜市」「早市」和「鬼市」。「燈箱廣告牌」印證了夜市的繁華。

在「孫羊正店」大門前，有一對小夫妻正在買花。小嬌妻親昵地將她的胳膊搭到丈夫的肩膀上。從旁邊經過的一頂轎子，轎夫的眼睛盯著這對小夫妻看，結果路都走偏了。

歷史上，宋代女詞人李清照就曾和丈夫趙明誠一起穿街過巷，搜求金石和書畫。不同的是，作為貴族女眷，李清照需要女扮男裝。此外，宋朝市民以買花、插花為生活時尚，很像今天我們常說的「小資」生活。

在卷尾有一個情景，「解」字招牌下圍著一群人。有人認為這是說書的地方，不過有書畫專家認為，其實這是解命之地，就是算命的地方。理由是如果是說書的地方，說書人周圍會有不同年齡、各種身份的聽客，還會有小孩混在裡面。而畫中周圍的人大都儒生打扮，年齡也差不多，集中在這兒，看來他們有共同關心的問題，那隻能是科舉考試。在清明節過後兩三個星期，要舉行全國性的科舉考試。當時北宋專門給考生算命的人就有好幾千。在考試之前請人算一卦，是很重要的考前一「課」。

《清明上河圖》中的主體人物共有500餘位，但細數之下，其中的女性僅有20位。絕大多數女性被排除在公共空間之外，這無疑暗示了那個時代的社會觀念。

宋代實行男女隔離的政策，特別是貴族女性更應足不出戶，守閨持家。她們很少能接觸到家庭成員以外的男性，纏足的風俗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盛行的。

另一方面，《清明上河圖》中出現的女性又大多與孩子或家務緊密聯繫在一起。在儒家思想里，母子關係是家庭和諧安寧的基礎，相夫教子則是值得尊崇的禮儀。只有因孩子需要，女性與陌生人接觸才被看作是合理的。

《清明上河圖》中有一家醫館，名叫「趙太丞家」醫鋪，是北宋醫館的典型代表。它的招牌上寫著「專治腸胃病」，由此可以看出，在北宋末年醫學分科就已經十分精細。「趙太丞家」醫館其實是藥鋪和診室的組合，醫鋪面積不大，對街而設，門臉兒沒有過多裝飾，但顯示出非凡的風雅和品質。店的前面兩側有3扇可以移動的巨幅落地招牌廣告，西面為「治酒所傷真方集香丸」「趙太丞號理男婦兒科」，東面為「太醫出丸醫腸胃藥」，店門正中書「趙太丞家」，門側對聯只有下聯「五勞七傷調理科」，這種牌匾以廣告的形式，介紹了商鋪具體的診療範圍，對後世商鋪門臉兒的裝飾影響很大。

《清明上河圖》中有個酒店夥計，不知正往誰家送外賣，由此可見早在宋朝時就有外賣服務了！當時的飲食店已經開始提供「逐時施行索喚」「咄嗟可辦」的快餐、叫餐服務。汴京餐飲業極為發達，「市井經紀之家，往往只於市店旋買飲食，不置家蔬」。宋代都市的小白領、小商人，跟今天城市裡的辦公室白領一樣，都不習慣在家做飯，而是下館子或叫外賣。

在一個路邊攤，掛著一個招牌，上面寫著「香飲子」。「香飲子」是什麼？其實就是飲料。宋人以喝飲料為時尚，市場上當然就有各種飲料出售。天熱時還有冷飲消暑。據《東京夢華錄》記載，六月時節，汴梁的「巷陌路口、橋門市進」都有人叫賣「冰雪涼水、荔枝膏」，「皆用青布傘，當街列床凳堆垛」。

外賣小哥正準備外出送餐

除了表現北宋人民的生活、生產、商業貿易等真實面貌和經濟狀況外，《清明上河圖》中還隱藏著一些中國古代先進的科學技術。

看過《清明上河圖》的人，對畫面正中的一座拱橋都不會陌生。橋上接踵而行的人流，橋下穿梭的船隻，一派熱鬧非凡的城市生活圖景撲面而來。那麼，這區區一座拱橋有什麼特別的呢？

我們不妨先來簡單認識一下「拱橋」這種形態優美的建築。其實，拱橋的歷史非常悠久，早在公元前100年左右，世界上第一座拱橋阿爾坎塔拉橋就出現在了古羅馬，還有我國聞名遐邇的趙州橋，也在隋朝就完成了修建。它們都以優美的外觀和穩固的結構著稱。當然，它們還有一個顯著的共性——都是用石頭做的。

為什麼古代大多數拱橋都是石頭做的呢？這個道理不難理解，因為橋面所受的壓力會轉化分散到橋身兩側，最後作用到兩邊的地基上，所以，這就要求拱橋兩邊的基礎非常紮實，材料的抗壓能力強，而石頭剛好可以滿足這個條件。

其實在人類歷史上，除了石頭之外，木材也是建造橋樑最原始的材料之一。相比於石頭，木材擁有重量輕、抗震性能好、加工方便等優勢。最早的木橋是以獨木橋的形式出現的，即在水上或峽谷兩端搭設一根簡單的木頭，如今，在許多小河上我們還能看到這種形式簡易的橋樑。

那麼，能不能效仿石拱橋，也用木頭造出這種形態美觀的木拱橋呢？顯然，如果按照前文所述石拱橋的原理修建木拱橋，那橋估計建好沒多久就會塌了。畢竟，要比結實程度和抗壓能力，木頭實在沒什麼競爭優勢。

可是，《清明上河圖》中的這座拱橋恰恰就是用木頭做的。難道這是張擇端自己憑空臆想出來的嗎？

據歷史資料記載，中國的第一座木拱橋出現在北宋。最早的文獻記載如《宋會要》中所說：「北宋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正月，罷修汴河無腳橋。」《續資治通鑒長編》中也有記載：「多因橋柱壞舟，遂獻無腳橋式，編木為之，釘貫其中。」

文中所描述的中國第一座「編木為之」的「無腳橋」，正是《清明上河圖》中展示的這座造型獨特、猶如一彎長虹的汴河虹橋！

那麼，汴河木拱橋又是如何建造的呢？《澠水燕談錄》中用「取大木數十相貫，架為飛橋」，簡單描述了虹橋的橋樑結構。而通過後來建築學家和橋樑學家的分析研究發現，汴河虹橋的建造技藝非常精湛，其結構精密而巧妙。從整體上看，虹橋的主拱由兩個系統組成，它們通過橫樑交叉搭置、相互承載，形成了拱形的整體結構，並通過拱上建築的傳遞，承擔橋面傳下來的荷載。為了增強橋的整體穩定性，兩個系統之間還設置了5處橫樑，以此加強其橫向連接，形成整體，共同承擔橋面的負荷。

簡單地說，工匠們充分利用了木材的抗壓、抗彎以及抗拉等性能，將木頭有組織地編製在一起，形成拱形結構，並實現了在有較大跨度的同時兼備較強的承重能力。

看來，張擇端不僅沒有憑空「捏造」，而且在《清明上河圖》中，對虹橋的寫實描繪幾乎將虹橋的結構完全還原了出來！

公元1502年，也就是在汴河虹橋出現485年後，義大利超級天才達·芬奇也「腦洞」大開地繪製了一座木頭小拱橋的圖樣，但他不知道的是，早在幾個世紀前，中國人就做到了。

中國是算盤的故鄉，現在世界上包括日本、美國一些國家所使用的算盤，都是源出中國的。因此，人們往往把算盤的發明與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相提並論。和木拱橋的製造工藝一樣，珠算也已經被列為「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

然而，中國是什麼時候開始使用算盤的呢？從清代起，就有許多學者進行了考證。但由於缺少足夠的證據，算盤的起源問題至今仍然眾說紛紜。

有一些學者認為，算盤應該是起源於東漢。因為，中國古代書籍上最早出現「珠算」這個名詞，就出自東漢數學家徐岳所著的《數術紀遺》。但是，也有許多學者認為，此書描寫的珠算，充其量不過是一種記數工具，與後來我們所說的能夠進行複雜運算的算盤並不是一回事。

此外，還有一部分學者認為，真正意義上的算盤是在元朝出現的。這種觀點主要源於元代陶宗儀所著的《南村輟耕錄》：「凡納婢僕，初來時曰擂盤珠，言不撥自動；稍久，曰算盤珠，言撥之則動；既久，曰佛頂珠，言終日凝然，雖撥亦不動。」文章風趣生動地把不同資歷的奴婢比作不同類型的算盤。學者認為，此文中描述的算盤與現代真正意義上的算盤差不多。所以，說算盤起源於元代也不無道理。

但是，隨著新證據的發現，算盤出現的年代又給人們帶來了新的驚喜！

一直以來，人們都認為，最早出現的描繪算盤圖樣的作品，是16世紀時的看圖識字類書籍《對象四言》。然而，一個偶然的機會，有學者意外地在一幅北宋紀實類畫卷中看到了「算盤」的身影，沒錯，它就是《清明上河圖》——在畫卷最左端，有一家名為「趙太丞家」的藥鋪，藥鋪正面櫃檯上赫然放著一個算盤。

後來，珠算專家將畫面攝影放大，確認畫中之物就是與現代使用的算盤形制類似的算盤。也就是說，《清明上河圖》是已發現的最早出現算盤的圖畫。而《清明上河圖》中所描繪的景象是北宋時期的汴梁，所以，其實最遲在公元1000年左右，算盤就已經出現了，比起之前學者認為的元朝要早200多年。

《清明上河圖》周密的構思和精湛的技藝，客觀地展現了商貿繁忙的北宋都城汴梁。不過，有心人卻從這座當時世界最大的城市中，發現了北宋滅亡的一些苗頭。

仔細研究《清明上河圖》，會發現整個開封城竟然是一座不設防的城市，城市管理失控。

開封城內外有120個坊，按照北宋的消防法律，每一坊應有一座望火樓和一隊消防兵。畫中有一座用青磚砌起來的望火樓，但已被截去高層，改造成供休憩用的涼亭，裡面擺上了小桌小凳，望火樓下面的兩排兵營也已改成飯鋪和茶肆。在河中，沒有一艘巡江的消防船，之後釀成了「火燒連營」的慘劇。圖中也沒有督糧官，大量的官船和本來用作採購600萬石官糧的費用用於採運花石綱，私家漕船則趁機紛紛將私糧運抵開封，準備控制都城的糧市。據文獻記載，幾年後，開封的糧價便上漲了4倍。

畫卷的中心爆發齣戲劇性的高潮，由於河道和橋面缺乏管理，無人值守，出現了大客船與拱橋即將相撞的險情。橋上佔道經營的小販們擁擠在兩側，坐轎的文官與騎馬的武官狹路相逢，轎夫與馬夫各仗其勢，爭吵不休，互不相讓，拱橋上下交織成立體交叉的綜合矛盾。

護衛內城的土牆被多年的雨水快衝刷成土坡了，坡上雜樹叢生，上面的城樓毫無防備措施，下面的亡國之門洞開著，城門口沒有任何守衛，往外穿行著幾匹出城的駱駝，牽著駱駝的馭手很像胡人，隊尾的隨行者持杖而行，還不時打量著周圍，這是來自域外的駝隊，他們如入無人之境，現在就要揚長而去了。畫家唯獨將駱駝隊和胡人畫在沒有任何防衛的城門口，不知其中是否有警示用意。

其實，這種擔憂並不多餘，在北宋後期，遼金兩國的姦細相繼多次暗察汴京城。1126年冬，金軍攻下開封，衝進一座座像這樣不設防的城門！

慵懶的兵卒

從《清明上河圖》中可以看出，北宋的吏治也很成問題。

官員和吏卒們都在哪兒呢？他們不難找，在城門口外的遞鋪是一棟高等級的衙署，宅院的溝壕內有木板加固，牆上交叉排列著尖刺，一座木橋與院門相連，這是朝廷公文出宮後的第一站，然後向四處傳送。只見九個兵卒散坐在門口，左側的卧兵前擺放著公文箱，右側的一個士卒趴在公文箱上打瞌睡，院子里卧著一匹吃飽喝足的白馬，顯然它們在苦苦等待主人起身出行。本應在清早出行的差役隊伍，快到晌午了，還遲遲不能出門，真實地表現了北宋末年冗官冗兵和拖沓低效的吏治局面。

街頭的官員和吏卒，有的歪戴著烏紗帽、衣冠不整，更有一些官員在忙忙碌碌，他們在忙些什麼呢？

有忙踏青的。卷首，迎面跑出一支踏青返城的官家隊伍，一路喧囂。前有護衛開道，後有隨從挑著食盒殿後，青紗轎頂上插滿了鮮花和野草，高聳其間的騎馬者應該是男主人。有侍從還挑著獵獲的山雞——宋代詔令禁止在二至九月狩獵，但這位官員顯然毫無顧忌。

有忙收稅的。在古代，進城第一家一定是城防機關，在這裡，城防機關變成了場務（即稅務所），難得有在城門口值守的官差，但不是為了防務，而是為了收稅。稅務官統一裝束，都穿著右衽長衫。在場務門內立著一台大架子秤，專門用來稱重貨物，說明當時的貿易量增多。四個車夫運來的貨物大概是紡織品。一個運輸工進屋向稅務官報稅，稅務官欲出具文書；另一個車夫向門外的驗收官遞交貨單，還拿出毛筆要寫著什麼，可能這個驗收官說出了一個大數，引起另一個車夫張大了嘴，驚叫起來。北宋的商業稅實行5%的高稅制，此外還要對車船徵收「力勝稅錢」，其中紡織品的課稅最高、民怨最深。

事實上，曆數前面種種失政的社會和失態的官兵等事例，北宋歷代朝臣多有上諫，如佔道經營、船橋相撞、城牆失修、私糧控市、官員儀態等，這些奏文至今收錄在南宋趙汝愚編的《宋朝諸臣奏議》一書里，其結果是改進的很少，不僅如此，亂象還愈演愈烈。

早年生活在市井、後供奉在朝的張擇端顯然對這些情況了如指掌，於是在畫中揭示了吏治之松和軍紀之散，已經構成了嚴重的社會危機，並最後在卷尾有意無意的表達了他的憂憤之情：一家掛有「趙太丞家」牌匾的高檔醫鋪，門口赫然豎著兩塊招牌「治酒所傷真方集香丸」和「太醫出丸醫腸胃藥」，表明這是一家主治飲酒過量造成的腸胃損傷的醫鋪。屋裡有兩個婦人在討要醒酒的藥方，興許是家中的男人喝酒過量了。

這家醫鋪有「太丞」的官銜，意味著這家郎中退休前曾是御醫。可見北宋後期朝野已然嗜酒成風，而種種陋習導致了嚴重的宮廷問題和社會痼疾，最終為北宋敲響了警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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