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戰下，中國經濟將走向何方？

小歐說

3月22日，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J. Trump）宣布，將對500億美元中國出口商品加征關稅。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與金融學教授許斌認為，美國此舉和中國的崛起及全球化紅利的分配不均有關，中國的應對之道體現了其作為大國的擔當和智慧。

根據美國人口調查局（U.S. Census Bureau）公布的數據，2017年，美國對中國的出口額約為1,304億美元，進口額約為5,056億美元，美中貿易逆差約為3,752億美元；而根據中國海關總署的公開數據，2017年中國對美國的出口額約為4,298億美元，進口額約為1,539億美元，中美貿易順差約為2,759億美元。

由於統計口徑和統計方法不同，兩者呈現的數據有較大差異，但都反映了一個客觀事實：中國對美貿易存在巨額順差，或者說美國對華貿易存在巨額逆差。特朗普認為，美中貿易逆差已經「失控」，所以要對中國出口美國的商品加征關稅，並表示「希望中國儘快將對美貿易順差削減1,000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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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來，削減對華貿易逆差並不是美國提出加征關稅的主要原因。此次中美貿易戰，不過是中國和美國這兩大經濟體在多維度、多層次的競爭中發生的一次碰撞，並不能簡單地從「貿易戰」的角度來對其進行解讀，而應該看到事件背後的宏觀圖景。

美國貿易逆差，原因在其自身

為削減美中巨額貿易逆差，美國決定對中國出口商品加征關稅。這一舉措是否具有合理性？我們首先要看美國的巨額逆差是如何產生的。

一個國家在國際貿易中是順差還是逆差，取決於該國的國民儲蓄和國內投資孰大孰小。如果國民儲蓄大於國內投資，該國在國際貿易中必然處於順差地位。反之，如果國民儲蓄小於國內投資，該國在國際貿易中必然處於逆差地位。這是一個鐵律。

美國民眾儲蓄意願弱，國民儲蓄長期小於國內投資，決定了美國在全球貿易中一定處於逆差地位。實際上，不只是美中貿易，在和日本、歐盟的貿易中，美國同樣處於逆差地位。

中國正好相反，由於教育、醫療、購房和養老等需求的驅動，國民儲蓄非常大。國民儲蓄高於國內投資，決定了中國在國際貿易中一定處於順差地位。下圖中的國民儲蓄和國內投資之差，就是中國的貿易順差。

必須指出的是，這裡談的貿易順差或逆差，是指一個國家對所有其他國家的貿易順差或逆差之和，可稱為總體貿易餘額。而兩個國家之間貿易的順差或逆差，可稱為雙邊貿易餘額。

一般認為，雙邊貿易餘額受匯率變化的影響。由於雙邊貿易餘額之和就是總體貿易餘額，所以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總體貿易餘額和本幣匯率存在一個反向關係。

以美元為例（見下圖），可以看到，美元貿易加權實際匯率指數與美國凈出口額（即貿易餘額）大致呈負相關關係。不過也有例外：2001年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雖然美元持續貶值，但美國凈出口額不增反降，這表明匯率之外的因素起了更大的作用。是什麼因素呢？或許和中國「入世」有關。

中國在2001年入世後，出口規模快速擴大，貿易順差的積累使得中國擁有的外匯儲備不斷上升，當其中的一部分投向美國國債時，對美國的利率產生了向下的推動作用。

在超低利率的環境下，美國民眾的消費傾向變得更強，其儲蓄傾向變得更弱，使得美國的國民儲蓄和國內投資的差距變得更大，也就意味著美國的總體貿易逆差變得更大。這個美國貿易逆差擴大的結果是內生的，是美元貶值所不能扭轉的（如上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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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看中國。這些年來，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REER，指以對外貿易比重為權數的加權平均匯率）呈上升走勢，而中國的凈出口（即貿易餘額）也呈上升走勢，在大部分時間段里，兩者呈正相關，而不是負相關（見下圖）。這說明匯率不是中國貿易順差的決定因素。中國的數據印證了貿易順差是國民高儲蓄的內生結果，而不是匯率政策的結果。

就中美的經濟增長而言，中國的高儲蓄率提供了物質資本的積累，加上勞動力成本優勢和科技發展後發優勢，中國經濟得以實現高速增長。而美國的科技創新底蘊雄厚，人力資源豐富，美國經濟在發達國家經濟中也是獨領風騷。從經濟增長中推不出一個國家會是貿易順差還是逆差。一個國家的貿易是順差還是逆差，是由該國的國民儲蓄傾向和國內投資傾向這兩個內在因素所決定的。

當然，中國對美國的雙邊貿易順差佔到了中國全部貿易順差的近一半，僅僅用儲蓄投資傾向是解釋不了的，匯率政策和貿易政策對中美雙邊貿易餘額可能也有重要的決定作用。中國政府的確為擴大出口而採取了不少措施，如對出口企業實行退稅政策和提供財政補貼等。但是如果看不到中美巨額貿易順差背後國內因素的作用，一味強調匯率政策和貿易政策的作用，那就是對這一問題的根本性曲解。

美國的核心訴求：利益再平衡

中美貿易不平衡不是中國單方面造成的，但為何美國還是要提出對中國出口商品加征關稅？

這與中國經濟崛起和國際經濟秩序進入大變革和大調整時期有關。

經過40年的對外開放，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大貨物貿易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和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經濟體量不斷增大的同時，中國經濟的增長模式也逐漸發生了變化，從「數量型增長」轉為「質量型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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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變化，可從中國對外貿易產品結構的轉變中得到印證。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擁有大量年輕且紀律嚴明的廉價勞動力，比較優勢主要集中於勞動密集型產業，所以出口商品主要是衣物和紡織品等低端勞動密集型產品。進入21世紀，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優勢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中端製造業所需要的資本和技術優勢。2017年，中國出口美國的商品中，超過三分之一是手機、電腦、電腦配件、移動通信設備和家用產品等中端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

但是，美國不想讓中國在中高端產品市場上成氣候，它對中國經濟的崛起心存顧慮甚至恐懼。美國貿易代表羅伯特?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坦言，此次加征關稅就是為了遏制「中國製造2025」計劃。在其辦公室發布的建議加征關稅的中國商品清單中，大部分都是《中國製造2025》中提出要重點發展的技術密集型產業，如航空航天、信息和通信技術以及工業機器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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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看出，阻滯中國的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是美國提出加征關稅的重要目的。另一個重要目的是尋求全球化紅利的再分配。

全球化讓所有參與國家受益，但受益的多少差別很大。中國是過去40年全球化浪潮的最大受益者之一，而美國也是一個很大的受益者。但是全球化在使得一個國家整體受益時，會損害部分群體，如美國「鐵鏽地帶」的民眾在全球化過程中蒙受了損失。這是特朗普「美國優先」策略及貿易保護政策受到很多美國民眾歡迎的原因。

全球化紅利分配不均也是導致逆全球化思潮抬頭的重要原因。英國脫歐和特朗普當選，標誌著逆全球化漸成潮流，也意味著國際經濟秩序進入了新一輪的變革和調整期。

逆全球化對世界各國均無好處，最終大家還是要回到全球化的正常軌道上來。在此過程中，如何對全球化紅利進行再分配，是一個無法迴避的現實問題。美國對中國出口商品加征關稅，可視為其謀求全球化紅利再分配的重要手段。那麼中國又將如何做出回應呢？

短期讓利意在促成長期發展

隨著中國的崛起，中美博弈不可避免。同時，在國際經濟秩序進入變革和調整期的當下，中國需扮演好國際經濟秩序參與者和維護者的角色。古人有言，「小智治事，大智治制。」要妥善解決中美貿易摩擦等問題，需要運用「大智」而非「小智」。令人欣喜的是，我們從中國的回應中看到了大國之智。

習近平主席在博鰲論壇上的演講傳遞了很多重磅信號，如中國將「主動擴大進口」和「大幅度放寬市場准入」。有些人將這視為對美國加征關稅的回應，但在我看來，這些舉措並不是針對一時一事，而是從推動中國經濟長期發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戰略高度所做出的重大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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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來看，「主動擴大進口，不以追求貿易順差為目標」的公開承諾，體現了中國維護國際經濟秩序的誠意，也傳遞了中國願意傾聽它國訴求、主動削減貿易不平衡的善意，從而讓中國在與美國當前的貿易摩擦中取得話語主動權。

長期來看，擴大進口和放寬市場准入將推動中國的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轉型升級，同時，讓中國與世界各國建立起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係。

人口紅利和改革開放紅利曾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兩大動能，但在2016年之前的五年里，舊的紅利日漸式微。2017年，中國經濟實現了超預期增長。究其原因，是中國經濟內部產生了新的動能：消費升級、服務需求不斷擴大、城市化不斷推進以及新技術新經濟的快速發展。維持這些新動能的最佳方法，不是進行貿易保護，而是擴大開放，在競爭中發展，在競爭中成長，這是習近平主席提出要「大幅放寬市場准入」，「創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資環境」的重要背景。

可以預見，未來將會有更多外資進入汽車、金融等行業，外商投資環境將進一步改善。在此過程中，由於保護壁壘被打破，很多落後產能將在競爭中被淘汰。這是一個痛苦的過程，但長遠來看對中國經濟大有益處，因為這能倒逼產業進行改革，讓企業實現優勝劣汰，從而推動產業的轉型與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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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擴大進口和放寬市場准入可視為中國對其他國家的一種讓利舉措，體現了中國的大國擔當。作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中國做出適度的讓利有助於全球化紅利的再分配，有助於維持國際經濟秩序的穩定，有助於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

可以看到，中國在此次中美貿易摩擦中並不爭一時之得失，而是立足長遠，著眼未來，為中國經濟的長遠發展夯實基礎，為共建一個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國際新秩序付出努力。相信隨著對外開放的深化和推進，中國能成為一個開放、包容的國家，為世界的和平發展做出更大貢獻。

END

編輯 | 岳頂軍

文中圖片來自giphy，圖片授權基於CC0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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