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詒徴《國史要義》：揭開「現代」的遮蔽，走向對傳統理解的澄明

中華現代學術名著200種

第46種

陳寅恪在《王觀堂先生輓詞並序》中稱：「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會經濟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劇疾之變遷；綱紀之說，無所憑依，不待外來學說之掊擊，而已銷沉淪喪於不知覺之間。」

斗轉星移，百餘年彈指一揮之間，中華民族已再度崛起於世界民族之林，當初迫於西方殖民之威取文化守勢而打出的「國學」旗號，隨著國勢的增強，開始呈現「出擊」之勢，一時間海外紛紛建起「孔子學院」，講國學成了時髦。然而「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當初陳寅恪氏挽王國維之詞，竟然成了讖語。歷經百餘年「西潮」的沖滌，千年一脈傳承下來的文化，「雖有人焉，強聒而力持，亦終歸於不可救療之局」。以至於今日，原固有學術文化的核心知識體系及觀念，除了「封建糟粕」的負面意義外，已鮮有人能不誤讀地洞悉其「義」，曉暢其「誼」了。

傳統學術文化的語言「能指」，因失去其原文化的語境依託，與其「所指」早已漸行疏離，失去了原有的意義關聯，而不得不依賴於「文化的翻譯」如《周易》中的一些諸如「元亨利貞」類詞語，對於今天大多數人來說，已無法形成某些道德意義的聯想。文化傳承面臨的尷尬，使得近代那些「並識西學西理西俗西政，能為融合古今，折衷中外之精言名論」很自然地成為我們進入傳統經史之學的津梁。其中以史學言，柳詒徵先生的《國史要義》，與近世言史學的其他著作比較，既不似某些著述那般迂舊，又不像某些持西法論的著述與傳統史學有所隔膜，庶幾可以視為使我們多少脫開西方學科理論的影響，一窺傳統史學堂奧的密鑰。

柳詒徵，字翼謀，亦字希兆，號知非，晚號劬堂，江蘇省丹徒縣（今屬鎮江市）人氏。生於清光緒五年十二月廿五日，一生歷清、民國和新中國三個時代。光緒二十一年，柳詒徵17歲，中秀才。光緒二十八年，柳詒徵隨繆荃孫往日本考察近代教育，回國後在南京與茅謙、陶遜等創辦思益小學堂，是為南京第一所新制小學。後又任江南中等商業學堂、江南高等學堂、江南高等商業學堂、兩江優級師範學堂教員等。辛亥革命時，柳詒徵曾任丹徒縣臨時議會副議長、鎮江（府）中學監督。1914年2月，柳詒徵應聘為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國文、歷史教授。1925年，柳詒徵以東南大學學潮故，再度北上，先後執教清華大學、北京女子大學和東北大學；1929年柳詒徵重返南京，任教中央大學，同時擔任南京圖書館館長、考試院委員、江蘇省參議員等職。

抗戰爆發後，柳詒徵輾轉西南，先後講學於國立浙江大學、國立貴州大學。1938年，柳詒徵至重慶，應邀再度出任南遷的中央大學歷史系教授。1941年，國民政府教育部頒行《部聘教授辦法》，實行「部聘教授」制，柳詒徵以學識德望遴選為首批部聘教授。抗日戰爭勝利後，柳詒徵復回南京出任國學圖書館館長，兼任國史館纂修。1948年，柳詒徵獲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殊榮。1949年，柳詒徵以年屆七旬申請退休，獲批，移居上海。是年5月，上海解放，柳詒徵受新政府之邀，出任上海文物管理委員會委員，任圖書組主任。1951年，上海籌建圖書館，柳詒徵受聘擔任籌備委員會委員。1956年2月3日，年屆七十六的柳詒徵以腦溢血疾卒。

柳詒徵先生所生之世，恰值中國千年未有的巨劫奇變，不獨國家將亡，綿延承續幾千年的文化，亦不無泯滅之虞。當其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其痛苦之巨，已非今人所能想像。文化的自卑、沮喪與焦慮，交織著對國家政治前途的焦慮，在當時漸漸形成一種集體無意識情結在全社會蔓延，隨之而來的則是新文化運動一些激進者自譴式的文化批判。「蓋晚清以來，積腐爆著，綜他人所詬病，與吾國人自省其闕失，幾若無文化可言。」柳詒徵：《中國文化史》1947年再版「弁言」。柳詒徵先生的這些論述，要亦反映出清季民初之時，內外事勢壓迫之下，中國文化所面臨的存續進退的曲折艱難，與當時國人的心態。

柳詒徵先生是中國現代新史學的開創者和建設者，其不僅著述等身，且多是篳路藍縷、堪傳於世的巨作。《國史要義》的寫作，據柳詒徵先生長孫柳曾符先生講，乃緣於抗戰內遷時期中央大學研究院「教授進修課程」的講授。那時正是抗日戰爭最艱苦的1942年。這時的柳詒徵先生不僅學術臻備成熟，而且值民族存亡之際，其對於民族文化前途的憂患與思慮，較之先時也愈加深沉。被譽為「命世奇作」的《國史要義》，正是因為集合了柳詒徵先生的學術之醇與思想之厚，而獲得「先生文史學之晚年定論」的肯定。

《國史要義》，顧名思義，就是對中國史學根本思想的闡述。但柳詒徵先生這裡所謂的「國史」，是指中國傳統意義的史或史學，而不是現代意義的、按照西方學科模式建立起來的史學。後者是「新史學」。中國的新史學，是在對傳統史學的批判中誕生的。清光緒二十八年，即公曆1902年，號稱「學界陳涉」的梁啟超，繼上一年《清議報》發表《中國史敘論》後，於《新民叢報》再髮長文《新史學》，高高豎起「史界革命」大纛，截然劃開與所謂舊史學的界限。猶如討伐舊史學的檄文。《新史學》痛批舊史「四弊」、「二病」等種種沉痾頑疾。以梁啟超的影響，《新史學》發表後，一時趨新者無不視舊史學如敝屣，欲拋棄而後快。客觀地說，梁啟超掀起的「史界革命」，對於中國現代史學的興起自有其積極意義，但是受當時政局下急於變革的急迫心情影響，而不免有潑「澡水」連帶「孩子」潑出之嫌。晚年的梁啟超，也每流露出悔其少作之意。就史學批評而言，柳詒徵對梁啟超的《新史學》最不滿。至抗日戰爭中講授《國史要義》，柳詒徵既著意表彰中國文化，提振民族信念，也對梁啟超《新史學》的偏激觀點，每每措意相駁。所以讀《國史要義》，不妨取《新史學》所論相互參照。此外，柳詒徵對民初轟動一時的疑古思潮也頗不以為然，故而批駁之辭，在《國史要義》中亦不時流露。這些要皆可視為《國史要義》中的「今典」。

以今天的觀點看，儘管《國史要義》一些觀點可能不無商榷之處，但是其對中國文化溫情的敬意，對中國傳統史學的肯定，以及堅持依循中國文化、中國史學自身的內在理路，而非以「他者」立場，揭櫫中國史學價值的努力，仍值得我們十二分地肯定。20世紀後期興起的後殖民主義，其理論所闡述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如何解構建構在西方殖民霸權之上的、對於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話語暴力，解構其所建構的不平等話語上的權力—知識體系，發掘為西方文化霸權遮蔽的民族自身文化的價值。事實上，若僅就史學而言，經過分析哲學的轉向、語言學的轉向，以及所謂後現代主義思潮的洗禮，人們已經在質疑西方近代啟蒙運動以來，一路凱歌發展下來的，標榜「客觀」性和「科學」性的現代史學的局限。

「這鴨頭不是那丫頭，頭上哪討桂花油！」中國史學本中國文化所自出，從史學的觀念、史學的思維方式，到史學的方法和表述形式，皆表現出不同於實質主義影響下的西方古典史學，也不同於學科體系下的西方現代史學。因此如果以近代西方所謂「科學」的史學觀來觀照中國的史學，必然鑿枘，從而顯現出二者不同「認識型」所構成的各自的思想界限。《國史要義》竭力揭示中國史學特異性的努力，其價值也恰恰在這裡得以顯現。

柳詒徵先生所生也早，其知識直接生成於連續的、還未發生斷裂的傳統文化，西方文化在他的知識和思想世界中，尚未構成對傳統文化真實的遮蔽，這就使他能夠相對準確地傳遞傳統知識與思想的信息。但是另一方面，此時西方文化挾著堅船利炮已開始湧入，即使是出於民族前途的憂患，也使他不得不正視這些來自異域的思想文化。於是，這樣一個文化的「他者」，便很自然地，甚至可能是不自覺地被疊加到他對中國史學要義的思考和論述當中，構成一個文化比較的視域。而這種文化格局，恰恰是我們今天所不具備的。也許我們對西方文化具有較之柳詒徵先生更多的了解，但是不可否認，現代化過程中形成的民族文化斷裂與西方知識、思想體系的遮蔽，已經使我們難於觸摸到按其自身規律運轉了數千年的傳統文化的「真實」。《國史要義》在此情況下，或許可以成為我們揭開「現代化」（或西化）的遮蔽，走進傳統史學，走向思想理解之澄明的津梁或密鑰。當然，在理解中國傳統史學的過程中，「傳統」與「現代」二元對立的糾纏，或在現代的學科格局中，怎樣完成傳統史學學術的創造性轉換，這樣的問題想來也會伴著我們的思考出現於我們的面前。這可能也是我們在閱讀《國史要義》時有必要思考的重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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